五斗米道：成为全国官方宗教的使命

上文已说，经过张鲁、寇谦之、陆修静以及陶弘景等五斗米道领袖的努力，五斗米道基本实现了自我完善，成为一个组织成熟、理论系统的宗教，但是五斗米道的历史使命并未最后完成。笔者之所以认为南北朝时五斗米道的历史使命并未最后完成，是因为这个教派还被广泛认可为五斗米道，而没有被其他的名称或教派所代替。这种判断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尽管五斗米道在南北朝时与汉末草创时相比已经千差万别，但是人们还是一如既往地称呼它“五斗米道”，而不是别的什么。《南齐书 ·高逸传》说，杜京产“吴郡钱唐人，杜子恭之玄孙也。祖运，为刘毅卫军参军，父道鞠，州从事，善弹棊，世传五斗米道，至京产及子栖”。另外，南北朝时的几个道教领袖，寇谦之、陆修静以及陶弘景等的道教思想均源自五斗米道，而且他们的改革举措也都是针对五斗米道的弊端，这也可以证明五斗米道在当时是确实存在的。既然五斗米道还有存在的必要和生存空间，那它的历史使命肯定没有完成。

其二，魏晋南北朝时几位道教领袖进行变革的目的还没有全部达成。五斗米道的领袖，自张鲁始，就一直努力促使五斗米道向统治集团靠拢，使之成为受统治集团支持的宗教团体。张鲁举国投降曹操，就是例子。之后，寇谦之接受北魏太武帝的邀请，地位显赫；陆修静两次进京，受到宋文帝和宋明帝的尊崇，宋明帝还特意为其建造崇虚馆，以兴其教；陶弘景虽隐居茅山，但与当时的梁武帝关系密切，朝中每有大事，梁武帝都会遣人咨询陶弘景，因而陶弘景又被称为“山中宰相”。这些都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五斗米道试图获取统治集团的认可，成为具有官方色彩的宗教。可是，在当时中国四分五裂的大环境下，五斗米道领袖的这些努力难以实现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寇谦之弘扬五斗米道的努力在北魏统治集团那里失败了，陆修静和陶弘景的努力由于南朝政权的迅速更迭也难以收到长期而稳定的效果，因而五斗米道成为官方宗教的任务只能由后人来完成了。

五斗米道的领袖积极寻求统治集团的接受，原因何在呢？这既是由中国历史文化所决定的，也是由五斗米道创立时的政治背景所决定的。

中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不一样，具有我国自己的特点。罗移山《论道教的历史嬗变》指出：“中国道教经历了一个由原始道教到官方道教的历史演变过程。”并认为“道教的历史嬗变不是偶然的，与中华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轨迹是基本同步的，它客观地反映着中华思维的逻辑进程——由低级到高级。由宗教幻想到科学现实是这一逻辑进程的根本特征。”该文阐述了道教的历史嬗变过程，给我们厘清了五斗米道由张陵创道时的民间信仰到寇谦之、陆修静和陶弘景时受到官方支持的发展脉络，还为我们解读了五斗米道为何努力获得官方支持的原因。这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不过，罗移山在解读原因时，只提到了五斗米道必须符合中国的大文化背景才能延续下去，却忽视了另一个重要原因：五斗米道曾在张脩领导下发动起义，而张鲁也割据汉中数十年，都是站在统治集团的对立面，这都在统治集团心里刻下了反叛的印记。再加上与五斗米道性质相近的太平道发动了黄巾起义，使得大多统治者对五斗米道抱有戒心。比如，曹操在张鲁投降后，采取集体迁徙的方式试图瓦解五斗米道；据《三国志 ·文帝纪》载，魏文帝曹丕曾下诏曰：“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 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即使是好道的曹植召集了一大批道士，其目的在《辩道论》也说得很清楚：“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郗俭。始能行气导引，慈晓房中之术，俭善辟谷，悉号三百岁。本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挟奸尻以欺众，行妖隐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魏末司马氏更是大肆屠杀信道之士，其中较有名望的有诸葛诞、李胜、毋丘俭、文钦、李丰等。在这种严酷的现实面前，信奉五斗米道者不得不做出改变，向统治者靠拢，以求得必要的生存空间。

统治者何时才算真正接纳了五斗米道、认可了它的合法性呢？笔者以为，直到隋统一全国后，设立崇玄署，负责管理天下道教事务，到此时统治者以政治制度的方式保障了五斗米道的地位和权益，五斗米道的历史使命也到此完全实现。隋的这一制度发轫于北魏，据《魏书 ·释老志》记载，北魏时，“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这种“备有官属”的监福曹或昭玄寺，具有代表中央管理僧务的性质。北齐仍魏制，据《隋书 ·百官志中》载设置，北齐设“昭玄寺，掌诸佛教。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员，以管诸州郡县沙门曹”。另据《隋书·百官志中》载，北齐又于鸿胪寺内设“典寺署，有僧祗部丞一人”。北周取代北齐后，沿用北齐政策，据《北史》记载，北周武帝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祠，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这就是所谓的“周武灭佛”，其实周武帝禁断的并非只是佛教，还有道教。不过周武帝禁断佛道的目的在于释放出数百万的佛教徒，使他们成为国家控制的劳动力，为国家纳税服役。佛道二教的学术理论则是无需禁止的，为此周武帝又设立通道观：“今可立通道观，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赜玄文，可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既然佛道二教已经禁断，那入通道观研修的只能是儒家和还俗的佛道人员，其中见于史籍的有释普旷、释道安、释彦琮等，道士有田谷十老和任道林等。周武帝先禁断佛道，后设立通道观，对于道教影响甚大。虽然设立通道观的最初目的只是研究先贤圣典，使之发挥教化百姓的功用，但是这样也将道教纳入国家管辖下，为一统道教、规范道教奠定了基础。(www.xing528.com)

在与北方对峙的东晋，也设立了僧官，但文献记载比较笼统。如《高僧传 ·竺道壹传》说：“壹既博通内外，又律行清严，故四远僧尼咸依附咨禀，时人号曰九州都维那。后暂往吴之虎丘山，以晋隆安（397—401）中遇疾而卒。”又如道宣，《续高僧传》卷6《释僧迁传》中亦有“昔晋氏始置僧司，迄兹四代”之语。“四代”，指晋、宋、齐、梁，因僧迁时任后梁大僧正。所谓“九州都维那”“僧司”，在称号上是一种譬况，是说与梁的僧官系统约略相当而已。不过，东晋至南朝已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僧官系统，即各级僧官都以“僧正”为称号，如《续高僧传》卷二十二《昙瑗传》云，陈宣帝“下敕荣慰，以瑗为国之僧正”；《续高僧传》卷九载，陈后主“至德元年，下诏为京邑大僧都，四年转大僧正”；《高僧传》卷六《慧持传》云，僧恭“为蜀郡僧正”，如此等等。

公元581年，杨坚受禅代周称帝，改国号隋，不久南下灭陈，统一全国。随着各种官制的建立，僧官制度也完善起来。据《隋书 ·百官志下》，隋于鸿胪寺下设崇玄署，于郡、县佛寺各置监、丞，以管理僧道事务。崇玄署和以前北魏、北齐、北周以及南朝僧官制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是由一个统一全国的政权设立的，而其他政权都是分裂政权。在分裂割据的各地政权下，永远不可能整齐道教。隋崇玄署的设立，既标志着五斗米道正式成为一种官方宗教，也意味着五斗米道彻底转变为全国性宗教。当然，在达成这种转变的同时，五斗米道这个名称也不再适合当时的状况，于是五斗米道一词在隋统一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道教一词。

综上所述，五斗米道是道教创立时的原始教派之一，经过几百年不懈地整顿，五斗米道在南北朝时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宗教，并在隋朝时成为官方道教，使全国道教出现统一的局面，这是五斗米道领袖们不断努力追求的成果，也是五斗米道的历史使命所在。

【注释】

[1]本文为陕西理工学院博士启动项目阶段成果，项目名称：五斗米道发展史研究。编号：SLGQD13（2）-30。
原载于《延安大学学报》，2014年第 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