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中上游五斗米道的主要内容

“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正一道，是东汉顺帝（126—144）时期，张陵（又名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的早期道教派别之一。五斗米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为主要经典，把道视为具有人格特质的至上神，极力推崇“生”的意义，认为它是“四大”（道、天、地、生）之一，体现了道教追求长生不死的主旨。信教者自愿出五斗米奉教，故谓之“五斗米道”。张陵死后，“五斗米道”的精义传于两大高徒：其一是儿子张衡，另一个是徒弟张修。张鲁，字公旗，是张衡的儿子，其祖父、父皆好道，其母亦好道，是很有道行的道中巾帼。张鲁被益州牧刘焉提拔为督义司马，与张修共同率兵，攻下汉中及安康一带，这就是《隆中对》所说的“张鲁在北”。

正是张鲁进入陕南汉水中上游地区，“五斗米道”的历史进入新阶段。汉水中上游地区的地理、人文环境给予“五斗米道”以发扬壮大的营养，使之发育为参天大树。在陕南汉水中上游地区，“五斗米道”不但迅速发展，而且成为张鲁政权的统治支柱。

“五斗米道”的主要内容如下：

1.利用符祝、静室思过的方式为人治病

鱼豢在《典略》中记载了“五斗米道”的治病过程，“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咒，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日浅而病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张）修法略与（张）角（创立太平道）同，加施净室，是病人处其中思过。”由此可知，治病过程就是传道过程，也是巫术具体化过程。然而“加施净室”才是“五斗米道”的独创。净室又作静室、靖室，其方法是让人跪拜，在其中思过，饮符水，同时由“五斗米道”师为之祈祷。病人经过忏悔，浇灭了心理上的欲望及压力，得到一种平静，有利于治病。静室思过的心理疗法，有利于病人消除心理上的障碍，病人借巫术治好了病，道教也借治病赢得了民心。这样，治病就成为宣扬道术、发展道徒的重要手段。

传说张修受张陵派遣曾来西城（安康）传道，至今汉滨区东路还有纪念张修的祖师庙，庙在一条山脊上，两壁如削，唯南端有小路可通，“不连他屋”，“不余杂物”，“唯置香炉、香灯、案、书刀等数物”，可见道经中对静室的规定十分严格。

2.利用“义舍”吸引民众

“义舍”相当于今天的旅社，免费向往来行人提供食宿。入住义舍的人，可以“量服取足”，不能浪费，更不能私自带走。东汉末年，天灾人祸，流民遍野，义舍之举不但是赈济流民的措施，也是“五斗米道”招揽道徒的重要手段。义舍中米、肉等食物，主要来自教徒的捐赠。《中国道教史》记载，“五斗米道”的教徒不仅要捐五斗米，还可以附捐他物，如肉、油、盐、布等，因此，张鲁才有极大的物力割据汉中达30年之久，实行他的政教合一的政权。3.利用“祭酒”治理民众(www.xing528.com)

祭酒本来是东汉掌握教化的官员，来源于仆射。“五斗米道”借用祭酒为教职人员称号。《三国志 ·张鲁传》载：“张鲁在汉中，以鬼道教民，自称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为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这样一来，从师君（后称为天师）、治头大祭酒、祭酒、鬼卒，从上到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宗教政权组织结构。它可以无限制地增大。师君为了控制局面，又把道众划分为24治，24治也称正治、内治、备治，上应24气，合28宿。规模宏大，影响深远。

祭酒家中应设静室，治所可设厨会。静室供道民思过，厨会供道民求福，为病者救度，为亡人解罪过。如果说静室思过和义舍的措施是让道民自觉入道、自觉祛除邪念的话，那么，祭酒的设置则是从外在方面帮助、促进或诱劝道民诚心皈依本教。

在具体的宗教活动中，祭酒的任务主要是请祷和适当处罚。请祷分两个步骤：第一，以老子《道德经》为“奸令”（即原则），祭酒自己诵读，也让道民诵读。

第二，在诵读“五千文”的基础上，由祭酒履行祈祷之法。祭酒将道民姓名写在三张纸条上，底下写“服罪”之类的话语。将其中的一张放在山上，谓之“上天”；另一张埋在地里，第三张投到水中。三张合称“三官手书”。用此法为道民治病并巩固他们的信仰。适当的处罚是针对犯错误的道民的，如有隐瞒小过者，须修补道路百步，将功抵过，略示惩戒。这种处罚主要依赖于自觉和宽松。祭酒管理民事，不用太守县令等名号，张鲁的这些措施得到了广大劳动群众的欢迎。“五斗米道”的主要典籍是《老子想尔注》，任继愈先生认为它“可能”是张鲁作的。借用《老子》词句，阐扬长生成仙说。

据顾祖禹《读史防御纪要》载：“汉阴县，汉置安阳县，属汉中郡，后汉因之。建安六年，分汉中之安阳县置汉宁郡，以张鲁为汉宁太守。”可见，张鲁治汉中时，安康即隶属于汉中郡，本是一个行政区域。东汉时的安阳县，当在汉阴凤凰山以南，包括今石泉、紫阳及汉水之南大片土地。说明张鲁政教合一政权统治范围涵盖了安康西北部的大片土地。

诞生于蜀郡，定型、壮大于陕南汉水中上游地区的“五斗米道”及其典籍，是中国道教历史上一个重大时期的产物。从此，道教不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方术和巫术，同时也作为一种宗教社会力量，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