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研究：思想与文化内涵的新观点

关于《三国演义》思想、文化内涵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沈伯俊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不在“谋略”而在“政治智慧”，突出表现为6点：①善于把握天下大势，总揽全局，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②善于协调君臣同僚，和衷共济；③善于治理，造福一方；④善处得失，知所进退；⑤善于识才，后继有人；⑥高风亮节，遗爱千秋。齐裕焜《正确评价〈三国志演义〉里的谋略》认为，罗贯中是用“以史为鉴”的严肃态度来探索汉末三国盛衰隆替的历史，它围绕着人心、人才、谋略这三个基本点，总结了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斗争经验，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结晶，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段庸生的《从〈三国演义〉看联盟抗敌的政治思想》指出，《三国演义》既描写了联盟抗敌的兵家谋略，更丰富和发展了联盟抗敌的政治、外交谋略而成为政治思想，镜视《三国演义》联盟抗敌政治思想的内涵，对于在今天世界多元格局中如何审时度势立于不败之地有积极意义。杨建文《以“天道”的名义重读〈三国〉》指出，明清六大古典小说，都关乎着“天道”，其中《三国》是“争行天道”，以“天道”的名义重读《三国》，关注“三国苍生苦”，当可拨正“君贵民轻”的错位，加深“民贵君轻”的认知。新加坡学者辜美高的《从〈三国演义〉窥探小说中的民本、自由法律理念》，探讨了《三国演义》中的民本、自由民主理念及其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鲁德才的《性格决定命运——三国人物的悲剧性格与悲剧命运》认为，“朝代兴亡成败”并非罗贯中“终极的关注点”，罗贯中不仅忠实地叙述了诸路豪杰争夺霸权的过程，而且也写出了成败的原因——人的因素，罗贯中突破了用忠奸斗争诠释社会成败原因的模式，他不采信因果循环论的噱头，而着重探寻了悲剧性格怎样铸成悲剧命运。戴承元、叶根虎的《〈三国演义〉谶言研究》从天心、民意两个角度研究了《三国演义》中的谶言，认为天心谶言体现出了一个以北斗星为核心，其他星象为辅助的中心——边缘层级结构，而民心谶言则模仿“天心”谶言，构建一个以帝王为核心的等级有序的人间社会，应该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探索“人”的边界，拓宽“天”的蕴含。罗陈霞以《三国演义》中管辂的筮占之术为切入点，对宋代占卜术中的显术——轨革卦影术与周易的关系等进行了梳理和阐释。陈国学认为《封神演义》和《三国演义》在天理与天数的关系上表现出了不同的观念，《三国演义》主张服从天理，但对天数无可奈何；《封神演义》则更多强调天数的重要性，武王君臣在天理上似乎略输一筹。但二者的思想其实是同源的，是在皇权独大、理学横行的时代对忠诚的绝对强调。

人物形象研究仍是研究的热点。董国炎《汉末三国文化与诸葛亮之侠风》认为，在诸葛亮形象的处理方面，文人作家把他写成理想化的儒家文人，而民间说书却突出他身上的侠风。东汉末期至三国，儒家经学衰微，狂放好侠成为一种潮流，很多贵胄子弟、流放官员和有抱负的文人卷入其中，众多富有侠风的文人共同烘托渲染，推出诸葛亮其人。李丽平《〈三国演义〉中士人描写简论》指出，《三国演义》在战争描写中突出了三方士人的作用，这些士人因价值观念之不同而结成不同的集团，在战争决策阶段、战败之后交叉起作用，从而使小说在大致相同的情节中表现出了不同。伍大福的《〈三国演义〉叙“士”刍议》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以“士”之群体为表现对象的古典名著，士人追求功名富贵颇为独立自主，由士产生的自觉流动性表现为：一方面士人可以作上下阶层的纵向流动，另一方面士人也可以作不同集团之间的横向流动。孙启祥《曹操的历史形象及〈三国演义〉对其的塑造》认为，历史典籍和古人眼中的曹操是一个具双重人格和两面形象的典型人物，他既是奸臣，又是英雄。近现代以来，时不时、有意无意出现替曹操“翻案”、张扬其英雄业绩而淡化其奸臣行为的现象，缘于崇拜强权的文化心理和标新立异的学术风气。杨明贵、戴承元的《论孟达真实面目及其叛蜀之原因》认为，就武功、谋略和才情而论，孟达是蜀中士族中的出类拔萃者；孟达叛蜀投魏，既反映出蜀汉定鼎西川之际上层集团中政治斗争之激烈和残酷，也反映出孟达作为前蜀中将领在新政权体系中所处的悲剧性境遇。石玲的《孔融的前生今世》认为，孔融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文人，所能起到的作用无非就是进谏、规劝而已，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但与此同时，他的特殊的孔子后裔身份又赋予其道德的使命，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用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和道德判断。吕政轩、杜娟的《从刘备之泪看其权术谋略》指出，雄踞一方的刘备在那乱世中将眼泪作为斗争“技艺”，演绎了一出又一出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刘备极其善于用“眼泪”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以期达到一种充满政治目的的斗争艺术，并且在仁义贤德、爱才重义这广为人知的优秀品德的隐藏之下为自己的事业夺取着一片天空。

在小说艺术研究方面，郑铁生对30年来关于《三国演义》虚实叙事的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提炼，对这方面研究的成果、方法和态势做了比较全面的介绍。过承祁对《三国演义》中的琴做了专门研究，认为作者很好地运用了琴这一道具来提升小说的艺术水准，琴的出现增添了《三国演义》的小说魅力。雷勇的《〈三国演义〉战争书写及其范型意义》认为，《三国演义》为战争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范型。小说能紧紧抓住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要素来展现作战双方力量的对比、兵力的部署、战略战术的运用、战争形势的转化以及战争结果，重在对战争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作者以人物为中心，善于通过战争刻画人物性格，从而使人物形象生动、鲜明。在战争叙事中坚持以“智谋”为核心，注重对哲理性内容的阐发，能给读者一种经验性的示范效应。描写战争的方法灵活多变，善于根据不同的战争状况作出不同的艺术处理，因此，作品中的战争千变万化，丰富多彩。蔡美云的《〈三国演义〉中的“的卢”故事及其叙事功能》认为，的卢马故事承载了比较特殊的叙事功能，作者利用这个故事巧妙地设置了一些关键性的情节，借此生发并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作者进一步发掘了“马跃檀溪”故事背后的意义，渲染了刘备“真天子”的神奇，凸显了作品“拥刘反曹”的主题。作者还充分利用了的卢“妨主”的故事刻画了刘备、刘表、徐庶等形象，突出了人物性格。张淑蓉的《“衣带诏”系子虚乌有的矫诏》指出，《三国演义》中许多情节起着强化人物性格、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作用，小说中的“衣带诏”事件是一个没有历史实证的矫诏，经小说家的选择与艺术处理后，便造成了以假乱真的艺术效果。(www.xing528.com)

在《三国演义》的作者和版本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欧阳健认为《施耐庵墓志》的真实性是可以肯定的，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向来以“施罗二公”并称，各种资料证明，罗贯中协助施耐庵完成《水浒传》，而后又独立写出《三国志演义》。涂秀虹的《在建阳刻书文化背景上讨论“三国”小说之三题》指出：叶逢春本是现存最早的明代建阳书坊刊《三国志演义》，它和嘉靖壬午本是源自同一祖本却具有不同特色的两种版本。建阳书坊刊刻的《三国志演义》有其明显的地域特色，如情节上增插关索或花关索故事，如上图下文版式，以及其他通俗化的处理方式。同时，建阳书坊刊刻《三国志演义》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余象斗刊刻的两个版本非常具有代表性。萧相恺首次介绍了周邨先生所藏的两种《三国演义》版本，认为“郁文堂本”是个未见著录的本子，最少是个罕见的本子；所藏残本似系《新刻音释旁训评林演义三国志史传》系统中之一种。宋克夫《尹直〈名相赞〉与〈三国演义〉研究述评》认为：《名相赞》的羼入是在弘治甲寅（1494）之后，即《三国演义》成书之后，因而不能作为考量《三国演义》成书时间的依据；《名相赞》的羼入属于《三国演义》成书后的一种版本现象，成书时间和版本流变属于两个有关联但又具有各自内涵的不同概念，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关于《三国演义》的传播和影响的研究是这次会议的一个亮点。石麟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文学影响三题》列举了小说对后世文学影响的一些实例，如：刘玄德马跃檀溪的描写影响了《隋唐志传通俗演义》中的李世民三跳涧；十七镇诸侯每人名字前面冠以八字定语的写法影响到《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和《征播奏捷传》；而《续儿女英雄传》中对于十三妹的一次战斗描写却同时借鉴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关羽温酒斩华雄和张飞夜战马超的精彩场面。 日本学者伊藤晋太郎的《“三顾茅庐”与志怪小说》指出，在“三顾茅庐”情节单元中，作者将诸葛亮、司马徽等知识分子写得颇有仙风，将卧龙冈等写得恍如仙界，这受到了以仙界为题材的志怪小说中处处可见的中国传统神仙形象和仙界形象的影响。孙勇进《〈三国演义〉在韩传播的若干问题》结合新发掘的材料，就《三国演义》与朝鲜女性读者、《三国演义》与朝鲜王朝的满文教育、《三国演义》的铜活字印刷、《三国演义》与朝鲜正祖“文体反正”、《三国演义》的清廷出口禁令、《三国演义》在朝鲜之诵读讲唱等问题，做了研讨。梁冬丽《论〈三国演义〉与泰国文学融通的榕树模式》认为，《三国演义》与泰国文学融通具有“独木成林”的特性：落地生根，水、陆、空全方位扩展，繁荣昌盛，自成一体，旁及众体。王燕的《汤姆斯与〈三国演义〉的首次英译》认为，汤姆斯翻译的《著名丞相董卓之死》开启了《三国演义》的英译史，文章结合《三国演义》原著，深入分析了汤译《三国》的翻译情况及其文化影响。桦桢的《日本吉川英治三国小说中的首尾问题》指出：吉川英治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志》在诸多方面对《三国演义》原著进行了改写，其改写除了基于现代连载小说的特性与日本的本土化移植等因素外，与其参加侵华日军“笔部队”并以文学“协力”侵华战争有着极深的关系。韩国学者闵宽东对韩国关羽庙的相关资料做了调查，对关羽庙建成的历史背景和受容情况做了分析，并对韩国历史上出现的有关关羽的民间故事做了系统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