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毕业后，高文彬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地方法院刑庭书记官、老闸区公所户政股股长。在拥有两年多东京审判的经历之后，检察官秘书又回到上海，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的一名专员——相当于今天的科长。当红旗插上这个大都市的城头，解放军接管了高文彬所在的机构，他留在这里继续服务。
没有任何征兆，无妄之灾在1952年降临到高文彬头上。受东吴大学一名被错打成“特嫌”师长的牵连，受人尊重的外交官被判8年劳改。后回原籍不被接收，在那里呆到1978年。
而邓小平的复出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1979年冬天，56岁的高文彬回到了阔别28年的上海。他身上的蓝色棉衣四处露出棉絮，手里只有一个破木箱。当他走出上海火车站时，有人把这位参加过东京审判的英雄斥为“叫花子”。
上海海运学院收留了他，如今，这所学校已经更名为上海海事大学。年近花甲的老人在这里拥有了教授头衔，主讲国际海洋法和国际私法。“政府后来要对我的冤案进行补偿，但被我谢绝了。”他说。
1984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找到了他，他参与东京大审判那段辉煌的历史终于被写入史册。今天，老人的巨幅照片挂在纪念馆“东京审判”的栏目中，他是目前健在的唯一全程见证历史审判的人。
1991年，高文彬应邀赴美国加州大学海斯汀法学院讲学，被该院推荐为“马文·安特生基金会”第一任外国专家讲师。这个法学院拥有全美第十的排名。
毕竟已经是一位70岁的老人，病痛折磨着他。1992年之后，他一直在家休养，并指导着海运学院的十几名研究生。
“就在我感慨青春不再的时候，命运再次发生转折。”高文彬说，“1997年，一位名叫薛波的陌生人敲开我的家门，请我参与到《英美法大词典》的编辑工作中去。”(www.xing528.com)
目前，世界上有两套法律体系并行——中国等国执行的是大陆法，而英、美等国运用的是英美法。国际交流的增多尤其是中国“入世”之后，没有此类工具书的中国法学家们举步维艰。自1993年起，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薛波联络了一批志同道合者，开始词典的编撰。
“解放后中国对于英美法教育的断代，让工作陷入僵局。”薛波说，“在多方求助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批东吴学者，从此，工作峰回路转。而参加过东京审判的中国人，有1/3成为词典的编审。”
高文彬所负责的，是以A、D、H为首的词条的校订。北京方面会把经过英中对译的初稿送到他的家里，而后定期把校订后的稿子取回。薛波至今保留着老先生们一字一句校对的底稿，他们的敬业会不时让这个坚强的男人泪水满面。“我的参考书是英国《牛津法律大词典》、美国《布莱克法律大词典》等6本砖头一样厚的工具书，在桌子上翻来翻去确实费力。”高文彬说。
由于词典的编辑是个人行为，薛波没有向老先生们许诺任何报酬，但这根本不妨碍工作的进展。直到2003年5月——12年的辛劳之后，这本收录了50000个词条、厚达1434页的词典出版时，高文彬已经整整80岁。
数名老人在编辑过程中去世，而1998年的一场中风也让高文彬的精力大不如以前。词典的扉页上，记录着这些老人的名字，“这是在参与东京审判之后，我人生中第二次辉煌。”高文彬说。
上海，东长治路的一个高档小区内，老人品味着他的一生。
他精神矍铄，腰板笔直，声音洪亮，但记忆有些衰退。“但有一点我永远不会淡漠，那就是日本对我们的侵略。”高文彬说，“很多时候，当我闭上眼睛，就是我所翻译的几十万字的中国人的血泪证词。历史不能被遗忘，是的，绝对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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