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昆山路188号，东吴大学法学院遗址。自1915年建院，这里为中国培养了数百位学术精英，包括新中国首任国际大法官倪征日奥、小说家金庸等人。在20世纪初期，它被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比较法”（这里的学生兼修英美法与大陆法，并在学习中感受两种法系的异同——编者注）学院之一。1941年，21岁的高文彬走进白色小楼，成为大一新生。
当时上海已经沦陷3年，为了避免在汪伪门下“注册”，从1941年到1945年，法学院曾3次搬迁。先是从昆山路搬入一座教堂，最后又转移到南阳路爱国女校。在颠沛流离中，高文彬学习了数十门课程——其中关于外国法律，都是全英文讲授。
“我们不敢高喊爱国口号，但没有人不痛恨侵略者。”他回忆说，“学校在昆山路时，我上学要经过位于常德路的一个日本兵营。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厌恶，我宁可绕路走。”
日本人无条件举起白旗的时候，高文彬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在当时，十之八九的国人都是文盲，可以想像到一个法学学士的珍贵。毕业纪念册上，同学对他评价道：“君神采清朗，短小精悍，雄于膂力，同窗咸戏称其有‘气功’。兄之力学精神，尤非浅浅之徒，所可望其项背。兄于英文，甚宗墨皋兰，读《约翰生传记》，不数日，即能默诵全书……”(www.xing528.com)
60年前的毕业纪念册已经泛黄。2005年6月6日，82岁高龄、已经满头银发的高文彬翻开它时，眼睛里流露出飞扬的神采。他指着与他一同赴日参加东京审判、出任检察官顾问的鄂森先生的照片说：“这是我最尊敬的师长。”
毕业纪念册的序言是由鄂森执笔的，“春秋朝夕，影烟暮霭。中言而发，愀然而起。当其一纵一横，舌簧如电，目耀如星，充分表现习法者应有之精神。”在另一页，有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校歌：“茫茫禹域，整顿匡扶，责任在吾徒！法制兴邦，陪材沪上，几辈已前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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