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上海的周纪穆老人，今年90岁了。2004年5月25日，他和夫人王静媛，在侄女周蜀华（南京锅炉厂总工程师）的陪同下，专程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并接受了纪念馆工作人员的采访。
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周纪穆老人，对那场灾难仍然记忆犹新。以下为周纪穆老人的文章记述：
我于1937年11月底，参加抗日南京保卫战。我担任卫生队分队（救护站）队长，共有队员8人，其中内、外科医生各一人，药剂一人，护士长一人，护士二人，担架二人，设救护站于南京新街口。我们分配的任务是负责在南京保卫战中救护防守从光华门、中山门到太平门一带阵地的受伤军民任务。南京保卫战前夕，时任南京城防司令唐生智和教导总队长桂永清在召集守城官兵时宣誓呼吁与南京共存亡，至少要守六个月。记得战斗最激烈是在12月10日到12月12日，我们和前方战士日夜奋战，冒着枪林弹雨救死扶伤。虽然我军火力上处于劣势，但团队士气仍然信心百倍，奋战到底。
12月12日夜里形势突然急转直下，前方军队大量后撤，地处新街口的我们看到部队犹如潮涌，车马拥塞一团，紊乱之情无法想像，真是兵败如山倒，乱作一团。我们见大势已去，只好决定返回在五台山的团队留守处。这时已快中午，我们悄悄地想进入留守处。刚刚到门口，一位看门的老头告诉我们快看看上面，这才发现了一面日本膏药旗，他说日本兵已经占领了留守处，正在搜查。这是一次极大的侥幸。我们急忙换上老百姓的衣服，装扮成难民向鼓楼方向的难民营奔去，沿途已是尸体遍野。印象特深的是这一段时间南京城里静悄悄毫无动静，而在下关区挹江门外密集的枪声和凄惨的喊叫声连成一片。自顾不暇的我们三个人是边逃，边躲，边问，大约在凌晨进入了鼓楼的一个难民医院。经过与一位传教士联系，知道他们正要组建一个难民区病房，并同意把我们留在医院，充当医护工作人员。
就在我们刚刚躲进难民区这个基督教医院不多时，闯进来一位浑身血渍的同胞，众人赶快把他血迹擦洗干净，发现他仍然脸色苍白。他是从下关煤炭港逃出来的，他向我们哭诉着在江边的成千上万官兵被日军当活靶，一排排地倒下，中弹的中弹，投水的投水，在日军的战车和机枪火网下，他是在尸体堆里装死，趁黑夜里逃出，侥幸只是在后脑皮上中了一弹，才逃过这一劫。可是我们还远没有跳出再被屠杀的火坑呐！(www.xing528.com)
听着他的哭诉，想着江边堆积如山的尸首，河水一般流淌的血泊，古老的长江在发出声声的呜咽，真是天悲地惨，日月无光啊！
我们虽然在难民区的基督教医院里，仍然是担惊受怕地过日子，度日如年，深受亡国沦陷之痛。尽管我们医院里收留了不少南京保卫战中的官兵，他们化装成百姓作为难民病人被收入了病房。但在医院外的难民区里也有许多化了装的官兵，日军时不时成群结队地搜查难民区，凡是被查出脸额上有戴钢盔的印子，腰上有系过皮带的痕迹，手上有持过枪的老茧就当场处死。日军在难民区的屠杀是空前绝后，凄惨无比的。在难民区里日军的枪声从早到晚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每次枪声，都使大家闪过一阵战栗，又有一位同胞饮弹身亡了，下一个又该轮到谁呢？我们就这样战战兢兢地度过了140多天。
后来我们这医院收进了一位营长身份的难民，作为病员住入，通过他和苏北的抗日组织联系，将我们从日军严密把守的挹江门带出去，沿小路逃出南京，再坐木筏渡过长江到达安徽和县。通过这条渠道前后约有五六批，大概共有200多人。逃离之后各奔东西转进后方，再为抗战效力。
我们卫生分队八人有四人下落不明，只生还了四人。我亲身目睹了南京在日寇刺刀枪炮下的腥风血雨。今天我写下这段经历，借以沉痛悼念那些牺牲在日寇屠刀下的几十万南京父老兄弟们，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段血泪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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