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军官南京大屠杀：无惧屠戮百人

在检察官审问武藤中将的记录中，还能发现如下问题。检察官问：“你知道在中国和菲律宾许多无辜妇女和儿童被杀害，有的被强奸，不感到良心上的责备吗？”武藤中将答：“在南京和马尼拉发生暴行后，自己觉得身为与这两起事件有关的参谋官员，感到在日本多队的教育中缺少点什么。”检察官认为好极了，就插话：“你认为在军事教育中缺少些什么？”武藤避开话题说：“在南京和马尼拉施加暴行的军队是紧急动员来的，未受过正规的军队教育。”他还就日本军队的暴行以南京事件为契机在高级军官中有所反映的倾向发表议论说：“这证明日本人的素质和人格逐渐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善家庭和学校教育。”这是非正式的议论，它归罪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像武藤中将所认为的那样，南京占领军之素质所以差，那是因为日本军的大部分是未经教育的补充兵和未接受再教育而被迫赶赴战场的预备役士兵，也许可以这样说。对此，崛场一雄大佐也在他那《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七五九页）中说“这些问题应当仅指责军队吗？军队的成员大部分是应征入伍的，毋宁说国民的反省很有必要，何况是未经教育且年纪较大，而应征入伍的人素质较差且问题较多，则是经常性的。”

根据以平冈正明为中心的五人采访小组的调查、采访、研究和执笔的《日本人的三光作战》一文中，引用了这些情况，说：“这可能像洞富雄所说的那样。我在这次调查范围内，也从旧军人的回忆中，听说日本军的顽强性和残暴性，主要在于下士官和年轻军官。他们亲自参与屠杀，并作示范，也叫新兵这样干，进行了杀人教育”（《日本人的三光作战》，载《日本之秋》季刊2）。当时参与南京事件的年轻军官，现在自然都已上了年纪。在《日本记录》中所收《花冈事件》一文的笔者野添宪治也说：“现在，在我周围上了年纪的旧军人中，很多人在酒醉后傲慢地说，他们在大陆的行为是野蛮的”（《强行带走的结果》，载《潮》，1971年7月号）。年轻军官是典型的日本军人，是单纯地培养其军人精神的，由此可以说，它很明显地反映了军队教育与对敌对国家人民犯下暴行之间的联系。

关于这些年轻军官的残暴性，我们曾经听到过下列证词。鹈野晋太郎自己承认：“在担任见习士官、少尉和中尉期间，大约直接杀了45个人，命令部下虐待俘虏而间接杀害了225人以上。”他说：“曾入侵中国大陆多达数百万的日本军官兵，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尉级军官，是在战争中犯下罪行的最狂暴的重要人物，我们所作所为，说是凶恶的化身也不过分。”（前引《〈南京大屠杀〉读后》。鹈野也在《世界》杂志1971年10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手记，题为《以被控告的立场进行控诉》）

由此联想到，当进攻南京的追击战开始时，有一个传闻，说是片桐部队的两个少尉相互进行在“占领南京前谁先杀死一百个人”的比赛（《东京日日新闻》，昭和十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六日、十三日报道）。所谓谁先杀死一百个人的比赛，事实上是从无锡出发，到攻打紫金山时结束。这两个少尉，一个杀了106人，一个杀了105人。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竟能分别杀死一百多名中国兵，这是正当战斗行为的结果吗？还是屠杀？铃木二郎——当时作为《东京日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曾向报社发了关于这一杀人比赛的消息——在他前几年写的报告文学中提到：两个军官说过，“两人一起逃跑的就不杀”（《我目击了那次“南京的悲剧”》，载《丸》，1971年11月特大号——日中战争全貌）。然而，据当时报道，说M少尉（指向井敏明少尉，1947年引渡来华。经审讯后作为战犯被判死刑）在横林镇战斗中杀死了55人，他果真能在一次夜战中杀死这么多进行抵抗的对手吗？可以断定，他杀的多半是俘虏来的不抵抗的士兵。当时两个军官所说的，是一种隐瞒事实的抵赖。志志目彰曾听当年进行欢杀百人比赛的N少尉（指野田毅少尉，1947年引渡来华，经审讯后作为战犯被判死刑）谈起过攻打南京的情况，那是他来到母校——鹿儿岛县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向小学生说的。当时，他听到该少尉这样说：

报上说是乡土出身的勇士，或进行砍杀百人比赛的勇士，那是指我干的事……

实际上，我在突击过程中遇到白刃战时，只杀了四、五个人……

我向已经占领的敌人壕沟那边叫喊：“你……来来！”于是中国兵一个个向我们这边跑来。我们要他们排在一边，逐个杀死。……(www.xing528.com)

说是砍杀百人，实际上真正杀的差不多是这个数字……

我们两人进行了比赛，后来常有人问我，你没什么事？我说，我没什么事……（《砍杀百人比赛》，载《中国》杂志，1971年12月号）

“砍杀百人比赛”，也是一种屠杀。N少尉屠杀了一百多个中国兵，却满不在乎地说：“我没什么事，”这就是年轻军官肆无忌惮的精神状态。

大约在十年前，伊赛亚·本·达桑、山本七平、铃木明三人曾提出执拗的主张，认为发表在《东京日日新闻》上关于“砍杀百人比赛”的报道，纯属虚构。

我的那篇对此虚假说进行详细批判的论文，收录在《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论》第一部（第十四至一三八页，现代史出版会出版）里。另外，五味川纯平认为“砍杀百人”的行为。并非像报道所说的那样威武勇敢，实际上是屠杀俘虏，他在《战争与人》一书中说：“在彼此进行白刃战时，他们自己杀了多少人是记不清的，谁也不会确认其所杀的人数。要确定，必须有在场的目击者作证。当时的情况并非是白刃战，他们所杀的，无非是被他们抓来的人，是丧失斗志、如同难民或俘虏那样的一些人，是在进军途中抓到的散兵。这已不是什么威武勇敢，而应该说是残忍。”（第一八九至一九〇页）

关于年轻军官的这种残暴性，也有人——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同我的理解抱不同看法。据作田启一所著《重新考虑可耻的文化》，据说，当他在《展望》杂志上发表上述考证性的论文时，前参谋崛江芳孝曾向他发表如下意见：“在中国时，我觉得上了年纪的士官、下士官和士兵中，有许多人强烈要求让他们去处决俘虏，为了拒绝他们的要求，负责人需要有很强的信念和统率力。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为下面的要求所左右，对他们处决俘虏表示默认。可是，在出身于农村和学徒的士兵中，相反有不少人想保全俘虏的性命（第一〇七页）。不错，这样的士兵肯定是有的。但怎么能说明这是普遍倾向呢？何况，似乎从中可以看出，那是职业军人瞧不起少尉和下士官——他们是由预备役应征入伍一年后提升为志愿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