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代军队堕落现状，南京大屠杀：莫忘国耻

在明治维新的变革中诞生的日本现代军队，似乎从某个时候起就已渐趋堕落。

1938年2月17日，畑俊六大将接替松井石根大将担任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他说：

“说起来已是过去的事情了，在日俄战争中也没有听说发生过掠夺和暴行之类的事件，而在这次战争中却发生了若干暴行事件。……我这样认为，这难道不是日本的道德观念的基础比日俄战争的时候差了吗？”（《南京屠杀确有其事吗？》，载《丸》，一〇六号：《大陆军战史》）

畑大将认为，日本兵对待战场上的民众和散兵，其态度，在日俄战争与日华战争相比时有天壤之别。对此，在“华中方面军”担区副参谋长职务的武藤章中将（当时为大佐）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检事审问书中说：日本军队胆敢施加暴行，那是从1915年出兵西伯利亚时开始的，在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时，“这种暴行在日本陆军中没有先例”（《远速》，一五九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七三页）。

可以这样理解，畑和武藤两人所说的日本军队之道德败坏，一般是从日俄战争以后开始的，其显著表现是在出兵西伯利亚时。这一事实，自然同日俄战争以后出现日本军国主义的结构直接相关，两人的发言是引人注目的证词。

这种道德败坏，不只限于士兵。似乎在师团长以下的全体军官中也都能看到这种情况。松井石根大将在同花山信胜谈话时，对师团长一级道德败坏问题激烈地指出。“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以大尉身份参战，那时的师团长无疑要比现在的师团长好多了。”

如前所述，畑和武藤两人就日本军队的军纪败坏倾向所提出的证词内容，考虑到与日俄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的结构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有关，但是否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好像还是个问题。

其实，在《亚洲》杂志1971年8月号所载《南京大屠杀》一文中提出的所谓在“日俄战争以后”云云等观点，立即受到了鹈野晋太郎——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军事法庭上和藤田茂中将等七人一起被判了罪的当事人——的批判，他的批判文章发表在该杂志同年九月号，题为《〈南京大屠杀〉读后》，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事实上，日本军在日清战争时，攻入旅顺后不久，进行了如同在南京发生的那样的大屠杀，杀害两万人，这段历史应如何看待？……从明治政府建立侵略性的天皇制军队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宣传活动，说要进行‘征伐台湾’的大屠杀，直到‘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崩溃为止，其残酷性始终不变，这一点是令人难忘的。”

虽然已有上述批判，但重视畑和武藤的证词，在1972年出版的《南京事件》中，详细地介绍了鹈野的批判文章，并对他们两人的证词表示有若干疑问。原因之一，那是因为献身中国人长达四十年之久的传教医师克里斯蒂——一八八三年来到奉天（沈阳）——在其所著《奉天三十年》（Dygald Christie；Thirty years in Mukden，1883～1913年，London，1914年）一书中，说是在日清战争时，日本军的军纪严正，出乎意料（上册），根本没有提及在旅顺所发生的屠杀事件。

克里斯蒂牧师在战争开始后即去牛庄（营口）避难。如果发生了鹈野所说的多达2万市民被杀之大屠杀事件，这一传闻当然会传到在牛庄避难的牧师耳边，他理应把它写入自己的那本书中，但该书却看不到这方面的叙述。该书的日译本是由矢内原忠雄翻译的，在战争期间出版。人们认为，可能由于书要被检查，因此他对某些情况略而未译，但看了原著后，才知道它还是一个全译本。那么，克里斯蒂为什么不去特别写旅顺大屠杀事件呢？实在令人费解。但在该书中也可看到关于日本军暴行的若干叙述，兹介绍如下：(https://www.xing528.com)

日本军不断进军，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地占领了旅顺、开州、海州等。几个城镇和村庄遭到破坏，许多无辜市民被杀，几百个人在严寒的冬天流离失所。

克里斯蒂所说遭到破坏后许多居民被杀的“几个城镇”，其中当然包括旅顺，但那里平时人口只有五千左右，即使附近有多少人为战火所迫而逃入该市，或有许多散兵换上便衣后混入到市中心，但我不信会有多达两万的中国人被屠杀。

在陆奥宗光的《蹇蹇录》（第九章）、有贺长雄的《日清战役国际法论》和中冢明的《日清战争研究》中，都提到了旅顺屠杀事件，虽然我过去不知道这些情况，但也决没有想到会发生那么严重的大事件。

然而，作为历史学家来说，这是天大的无知，其可耻的失策已经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旅顺大屠杀事实上是存在的。

我是通过藤岛守内的《屠杀之地‘满洲’之行归来》其一、二（载《潮》，1972年9、10月号）才确认这一事实的。据说，藤岛从沈阳辽宁大学的教师们那里获知旅顺大屠杀的有关资料，那就是事件的目击者英籍船员詹姆斯·艾伦所写的《旅顺落难记》（中译本）。藤岛回国后，在国会图书馆里找到了艾伦用亲身经历写的原著（Under the Dragon Flag，1898．），并对其内容大要作了介绍。书中说，一受害者达六万人。

不久，我又看了1937年10月上源淳道写的《“东方史”和“亚洲史”》一文（收录在《近代日本历史学的发展》，下册，青木书店出版），了解到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的记述及其所引英籍国际法学者霍兰德著书（Thomas E．Holand；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1898．）研究的情况，不要说是受害人数达六万人，就是说两万人也言过其实。尽管如此，我觉得居住在旅顺或在那里避难的中国人多半被残酷杀害，这是必须确认的事实。与此有关，还可看到两、三幅随军画家所画屠杀的场面，那是公开出版的。

在已经获知这一事实的今天，摆在我面前的新的任务，是要对日本军的残暴性弄个清楚。

诚然，日本军队残暴成性，由来已久。但事实上，这个军队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发残暴。对于在日本军队中所反映出来的这种素质变化，我们不能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