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直接外因,似乎还有种种更带有根本性的原因导致军纪败坏。
首先,这次战争系不宣而战,帅出无名。这是一个很大原因,它无疑导致了官兵的军纪败坏,使他们犹如一支进行掠夺的军队。
其次,是激烈的战斗行为使之丧失人性,这不仅限于日本的军队。前面提到的石川达三所写《活着的士兵》这部小说,就以这样的战场为背景:为打开上海战线处于胶着状态的局面,作为增援兵力的一翼,从华北调来了第十六师团所属的一支小部队,在扬子江下游的白茆港敌前登陆,然后一鼓作气几经激战,终于攻占紫金山,以至于进入南京城。石川所入伍的部队,是跟着攻打南京的特种部队,自然未与士兵们一起经受过艰难困苦。然而,他在这部小说里,如实地描写了在反复进行的激烈战斗中,官兵们中间有人意识到了这种毫无反省的残酷性。
史沫特莱(Agnes Sinedley)女士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中,举了一个士兵——出身于东京都大森地区的例子,说此人在反复进行的战斗行为中逐渐养成了残忍性。她说:“这个新四军的机关里,摆满了各种战利品,也有许多军旗,其中有两面当作窗帘使用。在战利品中,还有两个邮包,里面分别装满了待寄往日本的信件、来自日本的信件、堆积如山的日本兵所记下的日记等等。我请我的秘书和林世福协助把其中一则日记译成英文。那是一份署名为中村伍长的长篇记录,对人如何逐渐变为畜生这一过程有较深的研究。……他们抓来了五个住在一起的居民,经过严刑拷打后,全都把他们杀了。应征入伍的日本新兵们,看到了这些情景感到十分恐惧。中村伍长对这些新兵的情况叙述如下:‘新兵总是这样的,但这些家伙不久也会这样干的。’”
好像曾在第十军某部队入伍、参加过南京攻陷战的佐藤信助(笔名)说:“战争改变了人,成了只考虑自己利害得失的人。在血腥的战场上的日日夜夜中,所谓自制心或教养一下子全部丧失殆尽。谁都变得眼神可怕,开始出言粗暴,行动疯狂。以若无其事的表情屠杀中国人民的一个中队长说自己是神主之子。现在,他也许以崇敬的神情在神社的正殿供上了祝词。在缺乏教养的一伙人们中间,怕在战败后追究他们为战犯,多少也有人化名后逃了回来。”(《纳粹党恬不知耻的野蛮行为》,载《潮》,1971年7月号)(www.xing528.com)
再举一个例子,山田支队曾沿着扬子江南岸向南京进击,该支队的一个辎重兵看到了一个年轻军医也有野蛮行为。该士兵说,他在不断进行手术过程中逐渐养成了残忍性,竟然能泰然自若地进行人体实验,最后色情狂地、若无其事地剖开中国妇女的腹部,割碎了她内部的生殖器组织。他说道:“五个月前,有个扮成男孩模样的女孩,由于受到迫击炮的袭击,伤口痛得厉害,眼看她就要成为一个残废的女人,可是军医还半开玩笑地把她的身体剖了开来,而我也完全成了同犯。我虽然在中途离场,但那并不是因为我对军医们表示厌恶、痛恨和抗议,而只是由于看不惯,感到毛骨悚然。我拼命用泥土覆盖女尸——她被扔在院子里的一个洞内,习以为常的我也不知不觉地害怕起来,想起了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那时的情景。我再也不想回到老婆和孩子那里去了。”(藤原审尔编《众所周知》,第二十二至二十三页)
日本军在马尼拉犯下的暴行,是在山下奉文大将的司令部撤退后,为了破坏美军登陆时的各种设施,留在那里的海军部队主要在被美军攻破的最后几天内犯下的(前引《马尼拉的悲剧》,第一九一至三一九页)。南京事件与此相反,它发生在日本军取得巨大战果后不久。无论如何,那是官兵们在反常心理状态下所干的事件,使人深深感到战争的恐怖性。
诚然,也许战争离不开残酷行为。如果是第三者,也可以冷静地持这种观点。在当事人看来,如果是被侵略的一方,或可以这样进行辩解。“然而,发动战争的人不能抵赖说:战争离不开残酷行为”(森水哲郎《日中问题的基点》,载《潮》,1971年7月号)。日本军事上、政治上的大大小小的领导人应该对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负责,他们决不能作这样的辩解。
关于日本军队道德败坏的问题,还有必要把它与军国主义教育、军队教育联系起来进行考虑。这里,就这个问题进行叙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