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的司令官、各师团的司令官在集体屠杀俘虏、散兵中有何牵连？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关于日本军指挥官在南京事件中的责任问题，在《周刊文卷》1965年2月22日上有一则报道，从中可以了解新鲜的事实。报道是根据大宅壮一和当时众议院议员、自民党的一个单枪匹马的人——宇都宫德马所进行的一次座谈。据说，这个众议院议员之父、陆军大将宇都宫太郎和松井石根、本庄繁[4]两大将等人一起，在中国革命时支持了新兴势力，是军部内的“南方派”的一个人物。大宅和宇都宫两人曾谈到了关于处决战犯松井大将的问题，他们的对话如下：
大宅：松井大将真可悲！竟被绞死……南方派少了一个人，实在可惜。
宇都宫：我同松井家有交往。后来在电车上碰到过他的夫人。“我想参加共产党……”夫人发起火来说道。松井君是南京屠杀的负责人，但在事件发生的时候，据说他曾表示悲叹。日本军的军纪如此混乱，那还是第一次……。那是柳川平助中将……
大宅：据说他在登陆时发表演说，“山川草木都是敌人”，并采取了残酷的非常手段。我们曾在进入南京时见到他那兵团。
宇都宫：在日本陆军中也出现了投机取巧的思想。我曾在战争期间会见了荒木贞夫大将。他说了声：“唉！日本已经不行了。”据说，到了横滨，可以看到正在搬运的装有俘虏的棺材。那是一些木箱子，毫无遮盖。
“如果是过去的陆军，也得盖上黑布，献上一束花”……
由此可见，实际上与等于未掌握指挥权的松井司令官不同，第十军司令官柳川中将似乎对南京事件实质上负有非常重大的责任。可是在日华战争刚开始并任关东军参谋的田中隆吉在战败后著书说：“与〔上海派遣军〕相邻的柳川兵团未曾施加任何暴行”（《受到审判的历史（战败密谈）》，第四十六页）。应该相信大宅和宇都宫的证词呢？还是应该听信田中的说法？使人稍感迷惑，但十分清楚，军纪败坏的情况同样反映在第十军和上海派遣军双方，这是事实的真相。姑且不去说那些日本军队中一般军纪败坏的情况，事实上，在进攻南京时，军部是否发出过诸如促使军纪败坏的命令，这是个问题。
关于荒木贞夫大将就处理俘虏问题的谈话，宇都官在《亚洲》杂志1971年5月号上也发表了题为《回忆我的父亲、陆军大将宇都富太郎》一文，谈了同样的情况。荒木大将曾看到正在搬运毫无遮盖的装有俘虏尸体的棺材的情景，他悲叹地说：“唉！日本已经不行了。”在后期，日本军队连对死去的敌兵也已如此残酷无情。后面在叙述松井大将举行慰灵祭的情况时，还将谈到这一点。(www.xing528.com)
第十军所属第六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说，他应太平洋战争研究会的要求进行采访，看到在该师团的司令部里有一份传达命令的文件，内容是：
“不容许共产主义的暴虐，为粉碎共产党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太平洋战争文献；最前线情况异常》《对杀戮现场作证的随军摄影记者》，载《朝日艺能》，1971年1月14日。在森山康平编的《证词记录：三光作战》〔第四十六页〕中，这条内容被删）。这一命令事实上也许出自平松鹰史所著《乡土部队奋斗史》一书。根据该书记述，在向昆山进军中的第六师团的司令部接到命令说：“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当时，该师团的高级副官平冈力中佐说了一句：“会有这种愚蠢的命令？”他跳了起来，因而这一命令就“不了了之”。这一命令是从什么地方下达的呢？据平冈中佐说：“柳川兵团自然不会发出如此愚蠢的命令。虽然未能确认命令来自何方，但恐怕是军司令部在上海苦战期间所发出的发疯的命令”（第四〇六页）。第六师团属第十军领导，它于十一月五日在杭州湾登陆，在松江西南独断专行，并企图紧急向昆山进击，为此于十二日划归上海派遣军领导，十五日占领昆山后不久，又重归第十军领导（《熊本兵团史》支那事变编，第九十五页）。如平冈中佐所说的那样，第六师团司令部所接到的关于一概都杀的命令，也许是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发出的。正如后面要介绍的，在上海派遣军司令部里，说不定会有平冈中佐所推测的那些事实，因为那里也有像长勇中佐那样的参谋，他性格反常，本知是真是假，他夸口说曾以自己独自的命令屠杀了30万名俘虏。但如前所述，第十军司令官柳川中将在杭州湾登陆时发表演说，说是“山川草木都是敌人”，因此不得不认为，存在问题的命令也是在登陆当初从第十军司令部发出来的。无论如何，说“未能确认”命令来自何方，则令人可笑。
下达命令，是否取得军司令官的同意，这一点似乎还是个问题。进攻南京的军队，其指挥系统混乱，岂止松井总司令官发出的要下级严格执行的命令得不到贯彻，据说在他指挥下的两军团的司令官对其幕僚和所属师团长发出的关于严格执行的命令也是不起作用的，当时情况不正是这样吗？据河边虎四郎少将在他写的回忆录里说，柳川平助中将同松井石根大将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不好。这里，可能是在统帅问题上有些意见分歧。据说，当时上海派遣军参谋西原曾对河边少将（当时为大佐）说过：“师团司令部里的人对军司令部有意见是不行的。过去毫无怨言、默默地表示服从的第九师团现在逐渐发起牢骚来了，那便是军司令部软弱无力的证据。”（《河边虎四郎少将回忆对答录》，现代史资料12《日中战争》4，第四三五至四三六页）
这样，在不敢落后的军官们中间，的确，任性的下克上的风气到处泛滥，因而关于大量处决俘虏问题，也应该认为是在这种风气下所出现的各级指挥系统的独断专行。
进攻新加坡的猛将山下[5]大将在会见敌将领泼西勃尔时，他的那种傲慢不逊的劝降态度在前往进行采访的摄影师和记者面前暴露无遗。三十五年前，据说进攻旅顺的乃木大将在水师营会见欧将斯特塞尔时，拒绝国内外记者参加和摄影，经记者再三请求，终于同意在“会见结束后，让斯特塞尔将军及其下属佩着剑，以朋友的身份排在一起，拍摄一张照片”。可是，对属下参谋们的态度，连这位山下大将也在他的日记中表示不满地说：“他们大多是不够细心的参谋。总之，近来的参谋大多专业不精，缺乏礼节，实为遗憾。”（佐佐木二郎《战斗与士气》，载《传统与现代》，1969年9月号）
在幕府山附近，会津若松的第六十五联队捕获的15000名左右俘虏被屠杀，肯定是根据军司令部的命令执行的。山田旅团长在当时发生事件时所写记录中说，师团长命令我们“处决俘虏”，师团长可能也是请示军司令部后发出命令的。然而，虽说是军司令部的命令，但在这种场合，说不定或系一部分参谋之独断专行。实际上，当时身为上海派遣军的情报主任参谋长勇中佐曾夸口说，后来，我对谁都擅自下令，一举屠杀了三十万俘虏。对此，已在本书中作了叙述，如在那里所说的那样，说是屠杀三十万俘虏是极其夸大其词的，即使枪杀部分俘虏的命令来自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也不能认为那是长勇中佐一个人的独断专行。
屠杀俘虏也好，处决散兵也好，那可能主要是师团长及其部下联队长，在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失去正常判断能力的情况下，独断专行地进行的。但后来得到了军司令部的默认，继续逮捕散兵。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中将的部下助川联队长曾同铃木明谈起：“师团长说不要有俘虏。”（《“南京大屠杀”之无稽之谈》，第二四九页）凡此种种，可能是师团长之独断专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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