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兵掠夺、纵火的情况，在前面介绍的《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一书中作了令人吃惊的描述。对此，贝茨博士也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出庭作证说：
“开始占领南京时，约有5万个日本兵从难民那里拿走了许多被褥、厨房用具和副食品。在占领后六个星期内，他们几乎侵入了市内的所有建筑物。有时，他们的掠夺行为是非常有组织地进行的，他们动用了许多军用“卡车”，在军官的指挥下进行。银行的保险箱，特别是“德国人”保管的私人保险箱等也被他们用“乙炔”割开了。有时我看到，长达三分之二英里的辎重队拿走了老百姓的红木家具。两、三个月后，外侨为要回从他们家里拿走的“钢琴”，有个专门机构曾前往一个仓库去了解情况，看到在那里保管着两百架“钢琴”。包括德国大使馆在内，各国大使馆、公使馆也遭到了侵犯和掠夺，连“德国”大使个人也不能幸免。使馆内所有贵重物品差不多都被拿走了……除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放过一、两次火外，日本军入城后五、六天来，未发生过火灾。从十二月十九日或二十日左右开始，在六个星期内，建筑物经常被火烧掉。日本兵有时也在掠夺了一批商店的东西后，即付之一炬。除此以外，其余的焚烧现象并不能认为是有计划地进行的。虽然没有造成大火灾，但每天照例烧掉了一批建筑物……另一个大问题是，据说日本兵是为来到南京的日本侨民而去拿个人的私有财产的。除有些建筑物因军队使用而被强占外，从1938年到1939年的某些时候，来到南京的日本商人都通过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机关，分别从中国老百姓手里取得了一爿商店和一幢私人住宅。我曾多次看到，仅十二个小时的领先通知，许多中国人即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坐在路旁。其中有几十个朋友，是我几年前认识的。
贝茨博士说，日本军的宪兵和特务机关从中国人那里残忍地没收了店铺和住宅，把它们无偿地送给了来到南京准备赚一笔钱的日本商人。他又说，尽管日本人并不提供任何资金，但如果中国人不和他们联合经营，就得不到营业权，这里“又一个难题是，他们施加极大压力，要中国人把日本人请到商行里来，作为其商业合作者。这种情况多数是日本宪兵队或特务机关直接下达命令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商人不让日本人到商行里来，就领不到许可证，也不能自由经商，这是一种威胁。在我的朋友中，有许多这样的商人，即他们为了领到许可证，把日本人请到商行里来，而这些日本人毫不提供资金，唯在赚钱时从中获利，又掌握着营业权”。
掠夺并非仅仅是军队所干的行当。一部分随军记者好像也在模仿。那是发生在日本军正在进去南京时的事情，《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浅海一男曾经提到：“在战场上，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官兵。这种变化的发展趋向稍有不同，但它也可以从少数随军记者身上看到。”他后来就两个记者（一个以报社临时嘱托的资格从军，后来成了记者；一个是与他同去采访消息的当地记者）的行动这样说：“他们早晨出去，似乎去采访消息。但夜里回到帐篷里来时，两人双手捧着各种各样中国传统的美术品，我们十分吃惊，感到愤慨。”
在《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一书中，就市区焚毁建筑物的损失情况记述如下。市区的整个南部全被烧光，现在只剩下了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九江路，焚毁的面积占市区的30%～40%。但前面提到美国驻南京副领事埃斯皮对当时造成的损失，比较具体地叙述如下：
下关地区在火灾中遭受相当大的损失。当时看到的情景以及从长江所能看到的江边马路上的情景，可以说是江边建筑物的修罗场……在城墙内，作为南京市的一部分，损害最为严重的是南京的商业区。要恢复市区内的正常活动，这些地区几乎全部需要重新建设。在新而宽阔的马路，即太平路、中山路、中华路以及其他主要马路，在各个区中，除沿马路的大楼外，有十一二幢或不到这个数字的大楼全被烧掉。仅中山路一带，商店和洋行几乎都被焚毁。在国民政府的官厅房屋中，邮政部的房子被破坏，那是在日本军占领南京前被焚毁的。其他没有发生异常情况，现仍为日本军所使用。在南京的其他地区，住宅和大楼，甚至连贫民阶层的房屋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隔一幢就有被焚烧的。在北部的住宅区，蒙受火烧的损失最少。
南京城内外建筑物受损情况（按原因分类）
南京城市主要商业区建筑物受损情况（按原因分类）
资料来源：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编：《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
两表所示，引人注目的是；建筑物遭受破坏或损失的原因，很多是由放火引起的，特别是在繁华的地方，其比率甚大。在南京陷落后半年时间，去过南京的泷川政次郎也见到了这种繁华大街的荒凉情景，他说：“市区的居民住宅大多被烧。”(www.xing528.com)
其中，最多的还是因掠夺而遭受的损失。据调查者说：“城内被烧毁的大半建筑物，里面的东西几乎都在焚烧前被彻底地、有组织地一抢而空。而且，在幸存的百分之十一的建筑物中，日本兵也毫无例外地闯进去进行掠夺。”
建筑物是由于日本兵放火而焚烧的，这在上述证词中都提供了同样的说法。
日本军队在南京所犯下的这种残暴行为，通过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传遍了国内外，使我们过去一无所知的人感到非常吃惊，也觉得悲痛。另一方面，在决心坚持死守南京的中国兵中，有的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最后时刻，也许也犯下了若干不法行为。他们也杀害自己的同胞，并对自己的同胞进行了掠夺。可是，以同盟通讯社记者身份从军、在与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的同时入城的前田雄三，最近就陷落前的南京情况叙述如下：“在城内，从十一日起已陷入了极大混乱。政府工作人员和富裕阶层，还有军队，开始逃跑。大批逃跑的人从扬子江岸边的城门排起了一行长蛇形的队伍。他们利用一切船只渡向对江，其中有的船沉没，有的人溺死。这样一来，城内的治安无法维持。无人居住的空屋和商店、机关等，成为留下来的居民和中国兵等掠夺的目标。日本军是在城市已遭到了破坏之后入城的。”
上面所记述的关于南京陷落前的情景，完全像自己亲眼目睹似的。前半部分所记确是事实，但结尾说，市区遭到了中国兵的破坏，这种说法与事实有出入。当时留在南京、眼看中国军崩溃的《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在1938年1月9日出版的该报上发表了消易，对此，他这样写道：
住在市内的外侨担心，随着中国军队的溃败，成了袋中之鼠的散兵是否会采取各种手段，干不法行为？但除了有断断续续的放火现象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发生。中国军队老实得可悲。
前田记者与德丁记者所说的情况，事实上完全相反。但我相信德丁记者的报道，因为他当时目击了中国军队的溃败情况。在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他又留在南京三天，曾精力充沛地进行了采访。
当然，由于是在那个时候，在中国兵中无疑多少会发生一些违反军纪的情况。对此，在美国副领事埃斯皮的报告中也这样说：“这里不得不一提的是，在日本军入城前中国军队并非全然没有掠夺行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进行了掠夺。无疑，他们在最后几天犯下了杀人和掠夺财产的暴行。”
如此看来，中国兵的纵火和掠夺事件极为少量，这则是事实。尽管如此，如与日本军的暴行事件相比较，那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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