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南京安全区与国际红十字会

谈到南京暴行事件，在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下叫作安全区的国际难民区。

首都南京陷落时，有四十名左右的外侨留在这里未走，他们不顾其本国的外交代表的劝告，把生命危险置之度外。留下来的外侨人数，正如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所引的材料——估计是外侨马吉牧师秘密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那封信里，谈到十二月十一日那天情况时说：“我们现在外侨27名，其中美国人18名，德国人5名，英国人1名，奥地利人1名，苏联人2名”。在十二月十七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中，也认为在南京有27名外侨。但是这27名外侨，并非留在南京的全部外侨人数，他们不包括宣传报道工作人员、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女侨民等等，似乎仅指除此以外的男侨民而已。实际留下来的好像有四十名左右。在这四十名左右外侨中，有十五名侨民参与组织国际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的设置，目的是为了保护、救济当时留在日本军占领下的南京30万左右市民。前面提到的南京安全区就是难民区。

根据十二月十四日那天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致日本当局的公函中所附名单（收于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该委员会由15名侨民组成，计：德国人3名，美国人7名，英国人4名，丹麦人1名。而另行组织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方面，则由15名外侨和两名中国人组成。

在后一组织的15名外侨委员中，有7名与前一组织重复。属于这两个委员会的外侨共达23名。但在红十字委员会的委员中有两名是女的，如把她们除去不算，则男侨为21名。

可是，在该书收录的各种资料中，除上述23名外，还可见到12名男侨和五名女侨的名字，他们都是官在南京的外侨。合起来，外侨人数为男33名，女7名，共40名。在不属上述两个委员会的外侨中，除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John Allison）和巴赫（J．Lossing Bach）教授外，人们知道还有《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等五名宣传报道工作者，如从33名男侨中除去这7名，就成为26名。这与马吉牧师的报告和十二月十七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公函中所说的27名相比，仅少1名。在两个委员会的成员中有男侨21名，其他男侨除知道名字的12名外，恐怕还有1人，定居的男侨人数还是27名，这可能是正确的。

接着要指出的是，马吉牧师所说的27名不同国籍的外侨，在人数上稍有出入。这与前面提到的十二月十四日发出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公函中所附名单一比较就清楚了。另外，在《确京安全区档案》中，不完整地记载着22名外侨名单，其中德国人5名，奥地利人1名，苏联人2名，美国人14名。这里，少了4名英国人和1名丹麦人。

1937年11月，侨居南京的外侨时常聚集在一起，他们为了对付日本军的空袭，为安全起见，就设置中国人和外侨可以避难的安全区问题进行了商议，认为“当此日本军来临之际，情况紧急，希望在事后得到中国和日本两国承认的情况下，设置专事建立安全区的委员会”，不久，这个委员会的核心——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了。德国人、实业家约翰·拉贝就任主席，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斯迈思博士担任秘书。

南京市市长马超俊把安全区的行政权交给国际委员会，是在十二月一日。这些权利包括涉及警察、重要公共事业、消防、住宅、食品以及卫生等各种职权。为了执行警察行政任务，还移交了450名警察。市长还保证向安全区供应3万担米、1万担面粉和盐，并拨给10万美元予以资助。事实上，该委员会很快得到了20009袋米的发货单和现款8万美元。

这一安全区的范围规定为：南至汉中路，东至中山北路，北至山西路，西至西康路。面积为2平方英里，约占城内总面积的1/8而已。据说该区建筑物仅占城内总数的4%。管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其办事处设在宁海路前外交部部长张群的公馆内。

据推测，留在南京的市民约25～30万人（日本军所登记的市民达16万人，但其中不包括十岁以下的儿童，有些老妇也不计在内），其中有15万人聚集在小小的安全区内。在难民中，也有些人是好不容易刚从上海、苏州、无锡、镇江等地逃难来南京的。

日本兵的残暴行为使市民产生了恐惧心理。居民，特别是害怕他们暴行的妇女陆续来到安全区的收容所避难。在这安全区里，丢下武器、穿上便衣的中国兵，即日本方面叫做便农兵的也混了进来，这是不言而喻的。国际委员会即使知道了这一点，也认为，他们既然已经放弃武器，同样把他们当作一般难民收容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安全区里，利用公共机关的房子设置了十八个难民收容所。在这些房子里，到十二月十七日为止，约收容了5万名（当初，预计收容35000名）难民，从十二月下旬到翌年一月间，最多的时候竟收容了68000～70000名。

此外，据说未进收容所而居住在安全区内的人，也有68000名。

十二月十七日那天，各收容所及其收容的人数如下：

旧交通部：1万名〔家属〕。五台山小学：1640名〔家属〕。汉口路小学：1000名〔家属〕。陆军大学：3500名〔家属〕。小桃源南京语学校：200名〔男子〕。军用化工厂：4000名。金陵大学附属中学：6000～8000名〔家属〕。圣经师资训练学校：3000名〔家属〕。华侨招待所：2500百名〔家属〕。南京神学院：2500名〔家属〕。司法部：空。最高法院：空。金陵大学蚕桑系：4000〔家属〕。金陵大学图书馆：2500百名〔家属〕。德国人俱乐部：500名〔家属〕。金陵女子文理学院：4000名〔妇女〕。法学院：500名〔家属〕。农村师资训练学校：1500名〔家属〕。山西路小学：1000名〔家属〕。金陵大学宿舍：1000名〔妇女〕。总数共49340～51340名。

在这些收容所中，收容最多的要算美国教会学校——金陵大学所属各单位。最多的时候校内各处好像有3万难民。由于越来越多的难民从安全区外拥进来，自此比较大的私人住宅也都改作收容所了。这样，收容所总共有25处，但要把所有难民全都收容在这些单位里，那是不可能的。在安全区内，居民住宅都住满了人，要让几万难民住在现有房子里是住不下的，倒不如在空地上、单位内部和居民住宅的院子里搭起临时小屋，暂时住下来。当然，安全区一片都是临时小屋。对居住在这种临时小屋的难民来说，天气一直晴朗是幸运的，但到年底，他们终于遭受大雪的袭击。在外侨马吉牧师的信中这样说：“12月28日，星期二。我们所担心的恶劣气候到来了。先是雪子下个不停，接着又下起鹅毛大雪。可怜的难民们虽说是住在临时小屋里，其实这种小屋与狗窝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处于悲惨的境地。因为这种临时小屋多数不能防雨，路面又很泥泞。前些日子连续放晴，对我们来说确实感到幸运。”

扬子江岸边也是集结难民的地方，那里约有两万市民。在日本军入城前由国际委员会配给他们的粮食几乎已经吃光，他们吃尽了苦难后，要求转到安全区来。然而，安全区里的难民已人满为患，事实上，日本军也不容许他们进入安全区。在马吉牧师的信中，谈到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情况时，对此有所记述，这个难民区大概就是中国方面所说的“宝塔桥难民区”。据本多胜一在南京采访后所写的报道说：“宝塔桥难民区”地处英租界，所以“许多居民在那里避难，他们抱着这样一种希望：也许日本军不能随便侵入这个地区”。据说，在这个难民区里收容了数千名难民，其中二千名青壮年男子在附近的煤炭港码头被屠杀，对此，前面已有叙述。

安全区虽已设置，但日本军不承认它在国际法的意义上是具有治外法权的区域。本来，安全区的性质是：它的设置是为了在发生战斗期间保护那些在战斗中受害的一般市民，因此在占领后，日本军理应接收。所以日本军当局不承认管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有其特殊的法律地位。

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在一月十四日致函（检证四〇三九）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就这个安全区和管理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问题，叙述如下：

如同当时贵电之照会所报告的那样，我在当地设置的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担任主席。

上述地区成了20万中国非战斗人员之最后的避难场所。在该地区设置这个委员会不太容易。那是因为尤其日本方面根本不承认上述地区。其原因在于，（中国方面）高级武官和他们的幕僚一起，在最后的时刻，即在他们逃离南京前，一直居住在这个地区。

我委员会管理着全部约有7万难民的25个避难所，在7万名中约有5万名难民毫无粮食来源，要由我们供给。

如果能保证南京市民的正常生活得以全面恢复的话，国际委员会也答应日本军接收安全区。该委员会事实上是这样希望的，它在十二月十七日致日本大使馆的公函中提出：“本委员会虽说受旧南京市政府委托，其职权在任何意义上说都是半行政性的，但无意继续行使该职权。我们迫切希望尽可能将这些职权及早移交给贵方。如此，本委员会则可成为单纯的救济机关。”(www.xing528.com)

可是，日本军在开进南京的同时，掠夺、强奸、屠杀，为所欲为，军纪很坏，出现了军事当局亦感到束手无策的恐慌局面。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连在占领前还留在一般市区的市民也要求保护，陆陆续续不断地逃到安全区。为此，日本军事当局未能要求接管安全区，而国际委员会虽无能为力，却也不得己而负责保护难民。不久，军事当局对安全区的存在，在口头上表示了不负责任的承认，即采取了默认的方式。

占领南京后不久，日本军对逃入安全区的许多“便衣兵”进行了彻底的搜捕，并加以集体屠杀。许多普通男性市民受到这种残酷无情的搜捕便衣兵的连累，也遭受了与便衣兵同样的命运。对此，后面还将详细叙述。这种有组织地进行的屠杀另当别论。在安全区外，南京陷落伊始，日本兵就对市民开始犯下了可怕的暴行，而这种暴行不久就可能波及到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担心日本兵的暴行影响到安全区，早在十二月十四日使致函日本军事当局，要求在安全区的各入口处分别派驻一名卫兵。十五日，日本军的特务机关长口头保证实施所提出的上述要求。可是，日本军事当局却始终没有派驻卫兵。正如委员会所担心的那样，日本兵三五成群地很快潜入安全区内的东西两边，开始实施暴行。十六日，他们强行拉去驻屯在司法部内的五十名穿制服的警官，另外又带走了45名“义务警官”。第二天，由于驻在高等法院的40名穿制服的警官被带走，其他警官见此情景吓得发抖，不敢在街头露面，安全区内只能任凭日本兵横行不法。国际委员会从十六日到二十日连日来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建议，要求他们在安全区内派宪兵日夜巡逻，并在收容所的入口处设置卫兵。

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一星期，即二十一、二十二日左右，安全区内好不容易配备了宪兵。于是，宪兵似乎在安全区内巡逻起来，但未能因此而确保安全区内的秩序。如根据国际委员会就日本军的暴行所提出的报告，看来这种事件仍在不断发生：

第一四六件，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两个日本兵来到汉口路小学收容所，搜寻了值钱的东西后，强奸了职员黄小姐。此情况被紧急报告了日本军特务宪兵队后，他们为了逮捕日本兵，派来了宪兵，但日本兵已逃走，于是，宪兵带走了黄小姐以作为证人。当天晚上，又来了另一个日本兵，强奸了王夫人的女儿。下午七时左右，又有三个日本兵进来，强奸了两名妇女，其中一个还只有十三岁。

第一四八件，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七个日本兵来到圣经师资训练学校难民收容所，整整呆了一个晚上。白天，上午九时来了四个日本兵，下午二时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搜寻了衣服和现金后，强奸了两名妇女。

第一五一件，十二月二十二日，两个日本兵在金陵大学蚕桑系强奸了十三岁少女难民。她的母亲前去阻止而负了伤。另外，日本兵还强奸了一名二十八岁的妇女。二十三日凌晨四时，一个日本兵强行拉走两个姑娘，在路上遇见宪兵后，这个日本兵就逃之夭夭。〔警察局副局长H·K·吴提供〕

第一六七件，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时，五个日本兵和一个勤务员来到汉口路小学，企图带走两个姑娘。正当她们要被带出去时，幸亏来了几个巡逻的宪兵。宪兵看到这种情景后，就逮捕了三个日本兵和一个勤务员。

即使有宪兵巡逻，也没有产生太大的效果，那是因为发生的事件实在太多了。当时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新六郎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的宣誓供词中说：起初，在南京，除宪兵队队长外，只有一支由十四人组成的宪兵队，但几天内，理应再增加四十个宪兵，那是在十二月十七日听说的。可是，宪兵队的力量好像没有迅速增强。马吉牧师在上述信件中，在谈到十二月十九日那天的情况时这样写着；“我们听说，最近来了十七个宪兵，他们可能是为了前来协助恢复秩序的。与五万多军队相比，宪兵只有十七个！”他又在谈到二十二日那天的情况时说：“今晨五时，射击队立即在附近进行活动，射出的枪弹竟达一百发以上。夜间，他们两度闯进大学，站在门口的警察被他们的刺刀戳伤，门也被破坏了。先前刚部署的日本宪兵队已经睡着了。新上任的日本宪兵队的代表们来访，保证在一月一日前恢复秩序。”

贝茨博士也在其宣誓口述中，引用了十二月二十一日写的那封信中所谈的一节话：“国际委员会的两名委员乘汽车走了四、五英里路，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宪兵”。在一月十日写的那封信中，所谈情况如下：

5万多名日本兵在南京横行不法时，真正的宪兵只有屈指可数的十七个，因而我们一连几天未曾见到一个宪兵。结果是有几个日本兵戴上了特制的臂章，充当宪兵，这样，他们自己所作的坏事当然被隐瞒起来，而仅仅阻止了一些无足轻重的事件的发生。

这封信说，派到安全区来的乔装的“宪兵”是些非常令人担忧的士兵，同样，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作为证人出庭的马吉牧师就当时在南京的宪兵人数问题，对辩护律师的盘问，作证答复如下：

起初，我们几乎看不到宪兵。但我们想同日本人交涉一下或许多少会派一些宪兵来，于是就前往日本大使馆。后来日本大使馆好像不断地带来了许多人。那是经过了一番努力的。于是，大家继续努力，要求把他们派到安全区附近去站岗。为此，起光大家壮了胆，可是后来渐渐闹出笑话来了，其情况是，这些哨兵也干起了像前面所说的士兵所干的不法行为了。

这里所叙述的，是从进攻南京的过程中所看到的日本军的军纪败坏情况，以及与此不相适应的宪兵不足的问题。原系第十军所属的宪兵、不久后担任杭州宪兵队队长的上砂胜七中佐这样说：

如上所述，随着军队的前进，各种各样的事件也多起来了，要阻止这些事件的发生很不容易，煞费苦心，无奈分配来到几个师团二十万大军的宪兵仅不到一百人，实在毫无办法。即使提出派辅助宪兵来，如果部队是在驻扎期间，似乎还能接受这一要求，但如果部队在进攻中，各部队都希望多一个兵，所以我们的要求就得不到满足。我们仅仅只能逮捕不能容忍的现行犯，而且假如是在进攻中发生事情，也没有设置军法会议未加以处理，于是，把一部分人引渡给所属部队，由这些所属部队去进行监督；把另一部分人由宪兵队带走，前往南京。

这种情况传到了东京的中央部门以后，当时的参谋总长困院宫殿下于是发出了《关于整饬军纪的训示》。

虽被称为皇军，但这使皇军听后感到讨厌。由于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宪兵每占领一个地方，都要在那个城市、村落的入口处和重要地方向日本兵贴出告示，但其语调婉转，避免用露骨的文字和反而为敌人利用的写法，并写了几个大字：防火，防盗，爱护居民。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那样，马吉牧师在信中谈到十二月二十二日那天的情况。从他的那封信中可以知道，日本宪兵说自元旦起已恢复秩序。事实上，一月份以后，安全区的情况稍有缓和。那似乎与十二月底发出命令，禁止在安全区内出入有关。可是，事态的缓和只持续了很短时间。过不了多久，站在入口处的卫兵并不听从关于严格执行纪律的命令，五、六个不戴臂章的士兵又开始在区内徘徊，随之而来的是暴行事件续有发生。

对一月份情况开始有所缓和问题，也有另外一种看法，贝获博士在一月十日写的一封信中说：“元旦以来，在难民挤得满满的安全区内，事态没有发展，相当缓和。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军的主力部队已经出发了。根本见不到＇军纪恢复＇的情况，就连宪兵也进行强奸和掠夺，玩忽职守。新的军队到来，或在作战上有变动，很可能会发生新的变化。日本方面没有明确的政策。允许外国的外交官回到市里（本周）之事颇费周折，看起来，这也反映了要求安定的一种愿望。”

宪兵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说，一月份以后事态将会缓和，他们所以这样说，也许是因为上海派遣军的主力撤离南京估计是在二十三日，那些宪兵预料，如果上海派遣军的主力撤退后，日本兵的暴行也可能减少，这将在《在“欢庆南京胜利”期间》一节中谈到。这样的话，南京的情况稍有改善，即使是暂时的，也还是如同贝茨博士在一月十日所写那封信里说的那样，它与日本军的主力撤离南京有关。

二十三日以后，仅第十六师团留在南京，负责南京的警备任务，但事态有所缓和，时间很短。虽说是警备部队，但这个师团也决不能说是模范部队，这就是所以出现军队再度开始横行不法的原因。因为他们和过去的占领军一样，其中有很多劣质的军官和士兵。单以警备队司令官、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为例，据说他就是残暴的色情狂，是个性格反常的人。松井司令官将重大任务交给这位将军，其措施也有问题。

正如马吉牧师在信中所提到的那样，宪兵依然是无能为力的，但外国使馆工作人员回到南京，这对难民来说是个好消息。由于得到日本方面的许可，一月六日和八日，美国代表和英国、德国代表各三人分别到达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