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残暴行为惨状及控诉

日本军对残兵败卒的逮捕是冷酷无情的，进行得相当彻底。有时，全体占领军像是发疯一样。于是，对无辜的普通老百姓进行屠杀、强奸、掠夺、放火等残暴行为扩大到了全市，胜利者的宴会一而再地举行，令人可怕。

有一本书，汇集了有关日本军占领南京时所犯下的残暴行为，特别是一般市民严重遭殃的记录，向世界舆论提出了控诉。那就是《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特派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一译廷珀利）编著的《战争是什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adocumentary record，London，1938，228p．），该书除出伦敦版外，也出了纽约版，书名为《日军在华暴行》（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New York，1938，280 p．），还出了加尔各答版。在中国出版的，书名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那是在原著公开出版前，根据原稿副本翻译的。根据这一中译本进行转译的有两种日文版本，一为《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一为《所谓战争？日军暴行录》。当时在汉口的鹿地亘、青山和夫为该书作了序，因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该书是在汉口或重庆出版的。在战争期间出版的转译本，龙溪书会的翻印版是现在普遍知道的文献，而在中国出版的转译本则十分珍贵。这是最近承蒙今井清一的好意才了解的，认为在日本恐怕只有一本，收藏在横滨市立大学教授山极晃手里。鹿地、青山为此书作了序，我曾看过鹿地写的《在华十年》、《像火一样》和青山写的《谋略熟练工》，但都没有谈到这个译本的事。无论怎么说，他们所作的序总是揭示“皇军”真面目的重要资料。可以认为，这个译本的出版，是专供收容在常德、西安的日本俘虏收容所里的日本士兵和朝鲜义勇队士兵们阅读的。但是在鹿地写的《和平村记》等等的文章中，则看不到这种情况。

田伯烈编写的书，不仅仅限于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披露，而且还把日华战争初期阶段日本军在华北、华东各城市所犯暴行和日本空军狂轰滥炸所造成的灾害情况，集中汇编在一起，那都是一些侨居在各地的外侨各自记下来的目击记。

有关事件的基本资料，有燕京大学徐淑希教授编著的《南京安全区档案》（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zone，Limited，1939，171p．）。南京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The l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Nanking SafetyZone）从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到翌年即昭和十三年二月上旬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就日本军人所犯暴行提出报告，并为保证难民的安全问题发出了公开信，此书收录了关于上述情况的记录。这些记录，多半也收于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

在占领南京之初，《纽约时报》的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斯蒂尔（Archibald T．Steele）、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C．Yates Mc Daniel）以及路透社的史密斯（L．C．Smith）四位新闻记者，还有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门肯（Arthur Mencken），他们都留在南京。在发生南京事件时，这些留在南京的外国记者和其他有关新闻工作人员，纷纷向国外发布消息，上面提到的田伯烈和徐淑希教授编著的书也很快问世。但是欧美人士大都知道这一事件，一般认为是通过1941年出版的埃德加·斯诺（Edgar．P．Snow）的《为亚洲而战》（The Battlefor Asia，1941年）一书了解的。在发生事件时，斯诺并非在南京，所以，他所记述的，似乎也有多少谬误之处，但出于熟练的记者之笔，无怪乎具有扣人心弦的强大感染力。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后身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The Nanking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在南京陷落后第二年，对南京市区及其附近农村地区在战争中的受害情税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已公开发表，题为《南京地区战争受害情况》（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December，1937 to March，1938，Shanghai．1938．70p．）。这是一份出色的调查，但其推算方法有些问题。特别难以同意的是对于死亡的人数作了过少的推算。由于存在这个弱点，即使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辩护方面也没有把它作为证据提出来，这一点务必考虑进去。

不管怎么说，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记录收罗了有关南京事件的资料。这些记录十分庞大、复杂，但要简单了解其全貌，可以看一下检察方面最后提出判刑要求中关于松井石根的部分。在该书里，每份资料都标明了编号和英文速记记录的连续页码，因此，可以据此作为原始资料。另外，前面提到的检察方面的证据一九〇六，内容以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提出的。南京现状及这份报告为主，而这份报告的笔录者是驻南京的副领事詹姆斯·埃斯皮（James Espy）。这份材料也综合而详尽地记述了南京在日本军占领后一个半月时间内的现状，可以说是重要的文献。

大约在日华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四、五月间，在武汉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也出版了《敌寇暴行实录》。我虽没有见过这本书，但仍然认为，其所收资料是与南京事件有关的。

上述各种资料，除斯诺写的那本著作和《敌寇暴行录》外，包括记者德丁的两次报道，都收集住笔者编辑的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1、2中。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作了重新翻译的尝试。

中国人和日本人就南京事件所写的书，这里不作介绍，但只想推举一个文献。那就是《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采访报告《中国之旅》，此书取材于日本军在中国各地所犯下的屠杀事件的后果——1971年在中国的特别关怀下调查所得。不言而喻，书中关于“南京事件”占了很大篇幅。对此出色的报告文学，务希大家一看。

在日本，企图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当作“无稽之谈”的，有已出版的铃木明、山本七平、前田雄二等人的著作，它们引起了极大反响。

如前所述，斯诺的记述是第二手资料，因而可能有错误，但要概括了解日本军对南京市民所采取的残暴行为，那是比较合适的材料。先抄录了部分如下：

现在世界上到处可以听到关于南京屠杀的血腥事件。根据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委员告诉我的计算数字，日本军在南京至少屠杀了42000人。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又说，在从上海向南京的进击中，估计有30万人被日本军杀害，这个数字差不多与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相等。

卑鄙的是，只要是女的，从十岁到七十岁的人都遭到日本军的惨辱。难民常常死于喝得酩酊大醉的士兵的刺刀之下。

12000户商店和房屋在储藏的东西和家具被掠夺一空后，即被付之一炬。市民丧失了所有动产。无论是日本军的士兵还是士官，都用汽车和人力车抢走了一切可以搬得动的东西，并企图把东西运到上海。

国际“难民区”是住满了多达25万名萎靡不振的流浪者。实际上，这对非战斗人又来说成了危险地带，而对善意地建立这些“难民区”的人来说，成了多管闲事，自找烦恼。他们单纯地认为，日本军也将考虑外国的舆论而尊重这个天堂。可是日本军司令官决不会承认这个神圣的私自设置的地区。

数千名男子从这个区里被带走，表面上说是要他们去劳动。他们被迫排成一行，一齐遭到机枪的扫射。有时日本军把好几批人当作练习拼刺刀的靶子。当他们厌倦后，就把活生生的人缚起来，浇上汽油，把他们活活烧死。还有人把他们关在空着的战壕里，命令他们装做中国兵的样子。日本士官下令突击，要他们的士兵去占领这个“敌方阵地”，刺杀了手无寸铁的防御军队。

因军事行动而造成的损失，与长时间在南京“欢庆胜利”的结果而造成的损失相比，实在是饶有兴味的。据国际救济委员会估计，在价值24600万元（中国币）的建筑物及其内部的所有财产，因军事行动而造成的损失不到1%，其余主要是由于掠夺和放火而损失的。另外，美国价值10004300美元以上的动产被抢走。

如上所见，斯诺说日本军在南京屠杀了42000名市民，其中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又在从上海向南京的进击中屠杀了30万中国人民。不过，仅就屠杀妇女和儿童的情况来说，这个数字似乎有夸大。在南京被屠杀的一般市民到底有多少，这将在别的章节里另作详细叙述，希参照有关章节。关于上面提到的屠杀30万人这个推算出来的数字是否正确，也在这些有关章节里加以论述。

日本军在中国首都南京入城后，市区内出现了什么样令人可怕的战斗场面呢？在下面引述的、一个留下来的外侨在占领后第三天即十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信中，有几段内容反映了这些情景。该信收在田伯烈编写的《战争是什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写信人在南京外侨中是最受尊敬的，很有声望，他以持公正态度而闻名。据推测，这位外侨就是贝茨博士，他系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该校非常时期委员会主席，也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

他在信中说：在南京，日本军已经声誉扫地，甚至得不到中国市民的尊敬和外侨的好评。

入城两天来，由于日本军连续不断地杀人，大规模而有计划地掠夺，肆意妨害居民家庭生活（包括侮辱妇女）等等，南京的局势越发不可收拾了。外侨巡视市区后报告说，这时在马路上堆满了许多市民的尸体。昨天，在南京市中心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一具尸体。死去的市民中，大部分人是在十三日下午和晚上死的，就是说是在日本军入侵时或被机枪枪杀，或被刺刀戳死的。如果谁因恐惧与兴奋而奔跑，谁在黄昏后被巡警抓去，几乎都被就地枪决。其残酷的程度是难以置信的。南京安全区也和其他地方一样，都是如此，外侨和有地位的中国人曾清楚地目睹了这许多暴行。有些人被刺刀砍得惨不忍睹。

有几批男子被带走，日本军把他们看作是当过中国兵的，因而他们都被捆绑在一起，一一被枪杀。这些士兵已放弃了武器，脱去了军装。因此可以说，实际上，除了为搬运掠夺来的东西和装备物资，需要从什么地方找暂时充当苦力的人外，被抓获的一批批男子肯定是要被枪杀的，当然，连俘虏的影子也看不到了。日本军强迫当地中国警察从难民区内的一幢房子里拉出了四百个人，每五十人排成一行捆绑起来，带着步枪和机枪的日本士兵插在他们中间，把他们押走。不管目击者作什么样的说明，他们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

在繁华的大街上，中国兵曾从食品商店和无人看管的橱窗里掠夺了零星什物，而现在日本军却取而代之，他们在单官的指示下，挨家挨店地掠夺，进行了有组织的破坏。日本兵拿不动大件的东西，就需要强拉苦力为他们扛重物。日本军首先要食物，后来也要其他日用品和贵重的东西。市区内的无数私人住宅，不论大小，不论中国人的或外侨的，经日本人的多次抢劫，都被掠夺一空。

关于强奸和侮辱妇女的事情，我们已听到了很多反映，但我们尚无时间去进行仔细调查。不过，下面几个例子已足够说明事态的严重性。我们有一位外国朋友，昨天看到附近一家人家有四个姑娘被日本兵抢去。还有几位外侨看到，在一个新到任的军官寓所里有八个年轻姑娘，而该寓所实际上是市内一般居民放弃的无人居住的房屋。

在这种情况下，恐怖的程度是笔墨难以形容的。日本的军官们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战争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同中国政府作战，拯救中国人民”，简直令人作呕。

诚然，出现在南京的这种使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并不足以反映日本帝国的最佳成就，与此相反，日本也一定会有富有责任心的政治家、军人和一般人民。他们将会为本国利益着想，立即起来纠正这几天出现的危及日本在中国地位的不法行为。有少数士兵和军官作为职业军人是与日本帝国相称的，有绅士风度。但日本军的整个行动则是残酷无情的。

十七日那天，松井司令官到达南京后，举行了日本军的入城式。第二天，在进行祭奠时，松井对军纪之败坏表示愤慨，并声泪俱下地训斥了官兵。可是，在南京发生的令人悲痛的状况却毫无改善。安全区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写的一封长信同样收在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马吉牧师对当时情况是这样叙述的：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五。掠夺、屠杀和奸淫的情况不断发生，有增无减。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大致算来也有一千个妇女被奸污。如果妇女进行反抗，就会遭到刺刀杀害。一会儿时间，医院里挤满了日本军的残暴和野蛮行为的牺牲者。鲍勃·威尔逊是我们这里唯一的外科医生，他忙得不可开交，只得干到深夜。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六。早餐时，住在安全区内与我们仅一墙之隔而一起用膳的里格斯报告说，住在他家里的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是青年会某秘书的表妹）被强奸。当时，他正在这里吃午饭。据威尔逊说，有个五岁的男孩被送到医院里来，他被刺刀戳了五刀，一刀戳穿了腹部。有个男子，身上被刺刀戳伤了十八处；有个妇女，脸部有十七处被截伤，腿部也给戳了好几刀。下午，有四五百个妇女惊恐万状地拥到我们这里来，在露天过了一夜。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日。今天一整天日本军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士兵们放火，有几起发生了严重的火灾，看样子以后仍会发生。(www.xing528.com)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一。野蛮行为和暴力行为接连不断地发生。整个城市被日本军有组织地放火焚毁了。下午五时，史迈思和我乘车外出。在市区内最繁华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看到火焰冲天。我们的车子在燃烧后的场地上驶过，飞散的火星像雨一样从头上落下来。向南行，我们可以看见士兵们进入店内放火；再向南行，我们看见士兵们正在把掠夺来的东西装上军用卡车。接着我们来到青年会，那里也已经起火，显然已经烧了一、两个小时。火势尚未波及周围的房屋。我不忍心见此情景，就匆匆走过。那天晚上，我从窗口望出去，数了一下，发现有十四处火舌向上飞腾，波及范围甚广。

约翰·马吉牧师（美籍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还在同一封信中就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情况这样说：

昨天和前天晚上，七个士兵来到圣经师资训练学校，强奸了妇女。我们正想去救，但为时已晚。被日本兵用刺刀戳伤的人仍然很多。据威尔逊报告，日本军占领南京后，在送医院求治的240名患者中，有3/4是由于日本军的暴行所致。

这里再介绍一个情况。那还是一位外侨所作的调查报告。他当时留在南京，并较长时间地亲眼看到了南京的活地狱。那份报告就是《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他调查的是1937年12月8日至翌年1月13日这段时间发生在南京的一些事件，它已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文件（四〇三九）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在《一个德国人的所见所闻》中是这样说的：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晚一些时候，报告者在市区首次看到了日本军。起初，日本军很遵守纪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行动也较谨慎。国际委员会立即与日本军取得联络，为使安全区问题取得他们的承认而再次进行了努力。日本军拒绝承认安全区，这是事实。但现已深入“波兹达马”广场的日本军队尚持中立态度。

至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军完全改变了态度。他们不准委员会再为在外交部医院里的中国伤员进行治疗，并不准他们进入医院。

十二月十四日，日本军由于紧急进入南京城，在物资上未获得充分供应。他们在市内解散，采取了对于正规军完全是无法形容的行动。

日本军从难民那里夺去了所有可以夺取的东西，诸如储备的粮食、毛巾、衣服、钟表等等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反抗自不消说了，如果在交出物品时磨磨蹭蹭，那就立即会挨刺刀。许多人只因语言不懂，就成了这样的牺牲品……一个日本兵要四个小工为他搬运抢来的东西，这种情况不是绝无仅有的。

十四日，日本军的这种有组织的盗窃和掠夺行为继续在进行，直到今天，人们仍受到某集团的威胁。他们找借口出去勒索。在中国军队撤退期间，日本军闯入了有些食品商店，并发生几起火灾，但大部分市区街道，在占颔时几乎未受损害。

在日本军的统治下，市区街道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连日来，天天都有新的纵火事件出现。现在，街道只剩下了太平路、中山东路、国府路、龙江路。市南全部地区以及夫子庙全遭掠夺、烧毁。打个百分比来说，被烧毁的街道占30%～40%。

日本军发现了许多丢弃的军装，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论据：有许多中国兵留在避难区。

他们虽然几次三番彻底搜查了避难所，但实际上没有花力气去搜查士兵。相反，他们先是信手带走青年，后来又借口什么理由将引起他们注意的人全部带走。在市区内，中国人没有对日本军开过一枪，而日本军至少枪杀了5000名中国人。为了省去掩埋尸体的工夫，日本军大抵都把尸体丢入江河中、在被枪杀的人中，有市政府工作人员和从事水电工作的无辜工人。

其他关于悲剧的话题，牵涉到对许多少女和妇女进行虐待和施加暴行。他们连幼小的孩子也不放过，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1938年（昭和十三年）1月1日临时自治政府成立，并正式发表声明。在古老的太鼓塔上挂起了五色旗，同时苏联大使馆被火烧，自治政府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勉强成立的，直到今天它还毫无统治能力。中国人完全缺乏自信心，日本人有一方同意给予援助，而另一方则予以拒绝。有教养的中国人依然表示沉默。红十字会申明，自治政府只为发展中日某种共同事业而进行合作

这一普通报告所记述的关于日本军对南京市民进行屠杀、强奸、放火、掠夺等所犯下的罪行，与埃德加·斯诺所写的不同，那是留在南京的外侨亲眼目睹和直接听到的事实，它记述了日本军占领南京后一个月内的情况，是秘密记录。记述的内容虽不那么详细，但总可以说是有关南京事件的重要资料。而且据推测，笔者德国人正是上述引文中所提到的设置“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John H．D．Rabe，西门子洋行职员）。

国际委员会主要就日本军对安全区市民所犯下的暴行提出报告，它已由徐淑希教授编辑出版，题为《南京安全区档案》。其中一部分内容也被收录在田伯烈编写的那本书中，这已在前面介绍过了。这些报告列举了从十二月十日以后到次年（昭和十三年）二月七日期间连续发生的事件，曾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提出过二十余次。内中报告了444件日本军人的犯罪事实。另外，国际委员会委员之一、金陵大学非常时期委员会主席贝茨博士根据拉贝主席的建议，在日本军人城后，除以国际委员会的名义外，又单独用打字稿几乎每天向日本大使馆提出一份报告，内容是反映日本军在安全区内最大收容所——金陵大学里的犯罪事实。贝茨教授把这些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抄录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宣誓口述书（检证二二四七）中，它是为检察方面向法庭提出作准备的（贝茨以证人的身份站在法庭面前，由于他是知识分子，因而不提出口述书，而是应检察官的直接讯问，予以口述）。教授除向日本方面提出这些报告外，又于1938年2月22日向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提出了综合报告，内容是关于在美国国旗下保护难民的金陵大学遭日本军破坏的情况，其概要情况已在上述宣誓口述书中谈到了，这里介绍如下：

在这些报告中反映说：一般武装士兵非法进入金陵大学1720次，为进行强制劳动而强行拉走647人，凌辱妇女290人，杀伤事件超过60起，还犯下了其他暴行以及撕毁美国国旗七次。在此报告中未包括这些情况：有记录在册的四百名以上男女工人被转移和强制劳动，据说因他（她）们过去曾在中国军队呆过，而现在避难于南京大学内。毫无疑问，日本军的凌辱和暴行的实际数要比报告中提到的多得多。很明显，那是由于沉默，或担心报复而不愿多提出来。

可以这样说，参加攻打南京战斗的日本军官兵中，过去根本没有人对身临其境的屠杀事件讲过话。然而，在昭和四十六年，我开始能够看到了两、三份这种证词和坦白材料。这里介绍两份值得注意的材料，都是作为士兵参加南京攻陷战的人们说的。

生于东京的冈本健三这样说：

有人说未发生过南京屠杀事件，那是一派胡言。我目击了屠杀的现场。日本军占领南京后，由于区别不出良民与游击队，因而就发良民证。我们的部队也每天干起像是查问之类的事情来。虽然要中国人填写出生的年、月、日、职业、性别，但中国人很少有人会写字。我们对不会写字的人作了说明，但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活。于是，回答清楚的人就没事，如有人讲得慢腾腾的，前言不搭后语，就被视为行迹可疑的人而另行处置。

我想日本军是在南京机场焚烧了被杀害的中国人的尸体。行迹可疑的中国人由各部队集中后带到机场。他们在杂草丛生的草地上，被绳子团团捆住，他们无法逃跑。他们感到莫名其妙而喧嚣起来，喋喋不休。架在飞机库顶上的机枪对准那里哒哒地射击。我认为这种射击是在接到“射击”的命令后进行的，是不知不觉地勾动了扳机。由于我们没有杀人的精神准备，因此毫无表情。如果在战斗中，命令我们杀人，若不把对方杀掉，则自己有被对方杀掉的危险。可是在那种场合，有点人性的话就不会射击。射击的任务由机枪队执行。我们的部队则驻扎在四周进行监视。

射击开始，有人抢先夺路而逃。即使逃跑，但因为到处都架有机枪，结果也必然被枪杀。当时估计被杀害的有四、五百人。事情结束后，日本军把路轨堆起来，上面放着尸体，下面塞进木柴，浇上汽油后统统焚毁。虽说是烧起来了，但内脏之类的东西很不容易燃烧，总是于冒烟。日本军用棒拨动一下，这些尸体就落到下百的洞里。后来，日本军将路轨挪开，把骨灰等掩埋得干干净净。如果有谁知道是用机枪扫射的，那就情况不妙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所以在焚毁尸体后再加以掩埋。屠杀大体上是在夜间进行的。在傍晚屠杀后，清理尸体的工作一直要干到第二天早晨。这些事情并不是仅仅在一天内完成的。有时我们的部队也被拉出来，我也干过焚烧尸体的工作，一直要于到第二天，干到很晚。被害的人不只是男的，也有妇女和儿童，甚至有不到十岁的儿童。这是不折不扣的屠杀啊！被杀的人是不是游击队，也不清楚。在区别他们是否是良民时，并非什么都是有根据的。由于语言不通，情况不会弄得很清楚。虽说在地狱里与极乐世界相差无几，实际上，这是胡言乱语。

强奸事件也不是谣传，而是实有其事。占领南京后不久，情况糟得很。自杭州湾登陆后，军队里就没有女人了。士兵们都是青年……上级说，如果干了那种事就当场把女人杀死。不许用刺刀戳，也不许开枪射击，应该把她们打死。我想，这样做是为了不使人们知道那是谁干的。那是因为强奸和盗窃是要交军法会议处置的。话虽这么说，但在一线部队，有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放松。无一人为了儆戒而遭到枪决……不，也没有受到惩罚。干坏事的，不仅仅是士兵。有时军官先干在前头。厉害的中队长、大队长什么的，他们在去南京前，即使是在战斗中，有的也带着女人。这些女人反正都是随便抓来的，恐怕没有傻瓜会出钱去买。据说他们天天晚上同女人睡觉，而士兵们则不允许这样子，上级却干了这种事。我们的心情都……

当然，日本的安慰妇在日本军占领南京的同时也来到了。有的安慰妇张皇失措，比部队到达得早。在南京时，我们的部队进城那天，商店已经营业了。九州一带的女子很多。待军队逐渐安顿下来以后，似乎大阪的、东京的女子也来了。

现在要提一下水户市人田所耕作的谈话，太平洋战争研究会曾利用他的谈话，从中取材，编写了报告文学，即作为《太平洋战争的纪实材料：最前线情况异常》之一部分。笔者曾在旧著《南京事件》中大致介绍了他的谈话，但由于是擅自利用他的谈话，主编提出了异议。也有这种原委，认为谈话内容太残忍，所以这次再要引用则有顾虑。顺便提一下，在这《最前线情况异常》中，关于日华战争方面所写的报道，后来通过拙著的编者片桐军三整理，由新人物往来社于1975年作为《证词记录：三光作战》一书出版，因此，对关心田所证词的人，希研究该书内容。

再想介绍一份日本方面的有关资料。遗憾的是这份资料是后来所写的见闻，不能说是同时代的资料。笔者是泷川政次郎。大学者泷川博士是个体制派的人物，他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也担任过辩护律师，连他也这样说：

我当时住在北京，由于盛传南京屠杀之事，昭和十三年夏，我通过津浦线去南京旅行。南京市区的居民住宅基本上都被焚烧，我以为那是日本军轰炸引起的，对他们的空袭威力感到惊讶。可是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些居民住宅都是在南京陷落后，日本兵放火焚烧的。当时，南京市民对日本人所产生的恐怖心理半年后仍未消除。我曾温和地向南京妇女搭话，她们也不作回答，个个躲避起来。据给我拉车子的车夫对我说，当时在南京市区内的姑娘，没有一个不遭到日本军糟蹋的。

泷川博士关于日本军放火所引起的损害和强奸的实际情况，在说法上似乎有某些夸大。但不管怎么说，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军队方面的证人全都坚持认为不知道，不了解南京屠杀事件。对比之下，泷川作为原海军大臣岛田繁太郎的日本方面的辩护律师，在战后赤裸裸地写出这些情况作证，是有勇气的，希能予以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