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中国军民的集体处决

集体处决中国军民的地方，不仅仅是在扬子江岸边的下关和草鞋峡。它遍于南京城内外各地，如果看一看后面列表介绍的关于遗弃尸体的掩埋情况，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红十字会和崇善堂两个掩埋队所处理的遗弃尸体，合起来，城内有9341具，城外有146048具。就城内的情况来说，可以肯定，除上述数字外，还有不少尸体已为军队自己或市民所掩埋。自然，在这些被掩埋的尸体中，包括许多阵亡者。

下面就城内外（扬子江畔除外）被集体屠杀的情况，列举几个例子。

新岛淳良从南京涉外人员中听到这样一个事实：从城南光华门逃出来后为红十字会和崇善堂两个慈善团体所收容的一万七千名难民，在那里被就地枪杀（《夺去三十万生命的“南京事件”》，载《东风新闻》，1975年7月3日）。如上所述，在扬子江岸边也有难民集结所，说是那里收容了2万人，那或许就是新岛听说的收容所，但现在已无法查明。

在城西，集体屠杀的情况有如下几个例子。南京粮商伍长德曾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他在宣誓口述书（检证二一一九）中，概括地作证如下：“我当时担任警官，南京陷落后，我和三百名警官一起，把全部武器交给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然后走进当时作为难民收容所的司法部房子里，那里也有许多普通老百姓。十二月十五日，日本兵来到司法部，要把收容在这里的全部难民带到西大门去。我们一到门口，日本兵就将我们推出门外，每批一百多个人，共分十六批，依次进行枪杀。我想逃跑，便在机枪即将扫射前趴在地上。正当此时，我背后吃了一刺刀，但由于不是致命伤，我假装死去，才得以幸存。”

此外，证人伍长德在南京地方法院也对此作证，他的证词收入在先前提到的该法院检察官的报告（检证一七〇二）中，他在证词中的陈述是：在汉中门现场，惨遭杀害的人达2000多名（在法庭上宣读时，由于此处省略未读，因而未在速记的记录中记下来，现根据誉写的原资料补上）。所谓西大门，恐怕就是石城门的俗称。石城门，也叫汉西门。汉中门是在民国二十年新辟汉中路时设置的，在汉西门的北部，相距很近。所以，叫西大门（汉西门）外也好，叫汉中门外也好，这一带就在莫愁湖畔，实际上是同一个地方。

可见，伍长德的证词似乎有某些错误。事件不是发生在十五日，而是发生在第二天，即十六日。被强行拉走的警官，在数字上也有出入。根据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十八日向日本大使馆提交的文件，说是早在十四日已从司法部这个收容所里强行拉走了二三百个残兵败卒，然而至十六日，强行拉走了50名穿制服的警官和45名志愿警官（并非300名警官），并从这最高法院的收容所里也强行拉走了40名穿制服的军官。当时，同时从上述两个收容所里强行拉走后被处决的，好像还有全部难民。附在上述文件中的、关于十七日那天的难民收容所一览表，其中所记这些收容所的难民数都是零。估计是该委员会委员马吉牧师在给其住在上海的妻子的一封密信中，对此情况记述如下：

午饭时，住宅委员助理里格斯（Charles H．Riggs，一译李格斯、林查理）悲痛欲绝地过来了。日本军把法学院和最高法院里的难民全都强行拉走。他们的命运是可以想像的。我们的民警也被拉走了50名。里格斯虽提出抗议，但遭到了士兵们的粗暴对待，还被军官们打了两布。难民都经过全身检查，看看有没有带钱，凡是藏在身边的东西，不论什么，有时甚至连剩下的一条被褥之类的东西也被抢走。下午四时，职员们正在开会时，听到附近传来行刑班的枪声。这一天的恐怖情景，对可怜的难民或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无法形容的。

关于在汉西门外或汉中门外进行大量处决的情况，前面提到的汪良曾说过；“在汉两门外的沙地上，每天有数百人，多的时候有数千人被集体枪杀，他们都是被日本军从城内带出来的。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他就是现在还活着的见证人殷有余先生”。新岛淳良也听说：“数万人分几次被埋入土中后窒息而死。当时幸存下来的伍长德先生，后来在东京审判时站在证人席上”。这里也出现了伍长德这个名字，只要是他的证词，也许得相信他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宣誓口述中所说的情况，但又与汪良说的话有出入，因而关于数万人被害这个数字，从现在南京涉外人员所告知的情况来看，似乎可以认为稍许有点夸大。尽管这样，在西门外的屠杀是相当残酷的，这从贝茨博士在1938年1月25日所写的手记里看到这样的文字而得知。贝茨博士写道：“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个负责人请求我们去汉中门外，视察一下在那里的许多尸体……汉中门现在封锁着。掩埋队报告说，在那里有遗弃尸体3000具。那些尸体经大批处决后原封未动，或是成排地倒下，或是重叠着丢弃在那里。”

关于西门外的大屠杀情况，日本人也提供了一个证词。日本广播协会在1977年8月22日晚八时题为《映像的证词“战斗的军队”》的广播中，提到过井之胁定二这个牧师。他曾参加了南京攻陷战。他说，当时，在南京西门外，有三十米左右宽的防坦克壕沟，全为尸体所埋没，马拉的辎重车在尸体上碾过。

新岛又报告了这样一个传闻：“现在建立五台山体育场的地方，当时系一片荒地，在那里有1万名市民被枪杀了。”五台山位于安全区范围内。在难民收容所里听得见枪声的地方，抓来的便衣兵变成了牺牲品，许多普通老百姓被枪杀。这些情况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记录中也可见到许多，但这次被枪杀的人有1万名，这个数字似乎也是夸大的。

关于南京的集体屠杀问题，我大约在十年前得知了惊人的事实。那是通过守山义雄的记录了解到的。守山义雄和今井正刚一样，当时以《东京朝日新闻》的随军记者身份，在发生事件时在场。德国哲学研究工作者樤原正瑛曾听到过守山义雄的谈话，他在发表于1971年8月号《日中文化交流》上的一篇文章里，作了如下叙述：

在战争期间，我以留学生身份逗留在德国，当时，守山义雄（已故）任朝日新闻社柏林分社社长，我曾从他那里听到日本军开进南京后发生大屠杀事件的真相。守山是以《朝日新闻》记者的身份亲眼看到那些事实的。据说，日本军占领南京后，曾一次把3万数千名中国人——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赶入市区的城墙内，从城墙上投下手榴弹和用机枪猛烈扫射，将他们全部枪杀。当时，在南京城墙内的确尸山高筑，长靴几乎没没在血海之中。据悉，对此惨无人道的行为，甚至还必须以“皇军”、“圣战”之类的谎言来进行报道。守山对新闻记者这个职业感到绝望，并苦恼了好几天，想折断笔返回日本。

根据上述传闻，这以老人和妇女、儿童为主的三万数千名中国人是从城内逃向郊区避难的市民呢，还是郊区村庄的居民，情况都不清楚。但他们被赶入城墙内后全被枪杀。这起事件实在是令人可怕。如果正像樤原所听到的那样，这种大屠杀在城内一处发生的话，其屠杀的地方估计是在太平门——位于空旷且向东南突出之地——或中山门附近。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认为，这些被害者是住在紫金山后面和幕府山前面的居民，或者是在该地区避难的南京市民，他们是从太平门被赶入城内的。然而，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对这一带三万多名中国民众被集体屠杀事件没有提出证据。为什么就这起事件提供情况的人，除提供间接证词的守山外，中国方面和日本方面都没有留下其他任何人呢？人们觉得奇怪。守山的谈话是关键的，但他已离开人世，因而现在无法质疑，令人遗憾。

虽不能确切地说明，而中国方面也没有这起事件的有关资料，这或许是已为大家所熟知的事件的一种误传。在此，我们想起了前面提到的一个事实：在幕府山附近收容的57000余军民在扬子江岸边遭到枪杀。所以可以这样认为，事件是发生在离太平门外不远的地方，但似乎被误传为发生在太平门内了。

然而，即使没有旁证，还是应该认为，它像修原所听到的那样，事件的发生也许实有其事。那是因为，尽管这是三十年后作的笔记，但却是在直接听了参与屠杀的人谈实际体会后写出来的。尽管如此，应当认为三万数千名被害者并非全是无辜居民，其中包括很多俘虏，而且三万数千名被害者这个数字也有问题。

从传闻中可以认为，事件是发生在太平门、中山门之间城墙里面的空地上。对可怕的大屠杀的事实已经作了介绍的还有一个人，即《东京日日新闻》随军记者铃木二郎。他亲眼见到：十二月十三月，日本军在中山门附近的城墙上曾对俘虏进行了集体屠杀。铃木是在南京陷落时入城的，他在城内呆了四天，目击了日本军的许多残酷屠杀的行为。对于上述发生的惨剧，他说；(www.xing528.com)

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令人恐怖的悲惨的大屠杀。俘虏在二十五米宽的城墙上排成一行，一个个被刺刀刺落到城外。

在城墙上，许多日本兵举起刺刀，使劲地吆喝着，在向俘虏的胸膛和腰间刺去，只见鲜血飞溅，阴森森的气氛使人毛骨悚然。

在那里，我又看到了日本士兵〔前一天，在中山路励志社（今迎宾馆）把我错当成是中国人〕企图刺杀我的一副凶相，我目睹那种惨剧，不久就茫然若失，当场就呆住了。

可是，就在这一残酷屠杀的情景中，出现了不可理解的现象，使我无法忘怀。那就是被刺后跌落下去的俘虏们的态度，他们的表情。

在死神面前，有的露出满意的微笑，有的时而哈哈大笑，期待着“死亡的到来”。

关于在中山门附近屠杀俘虏的问题，有一个士兵在他写的信中也提到了这起事件的目击情况，这封信被收录在数年前岐阜县郡上郡白鸟町教育委员会出版的《白鸟町阵亡者的信》中。这封信与前面介绍的担架兵外贺关次的日记一样，应作为同时代的资料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封信估计是在第十六师团当辎重兵的已故仲（左火右田）靖七写给他的弟弟的，发信时间是在十二月二十二日，信中这样写道：

十二月十三日入城。城门四道，有一尺左右厚的铁门，堆积了数千袋土包，六八（原信如此）要搬走它后进入城内，那是要付出很大力气的。在门外，有五十、一百个中国兵倒在那里，似乎是一百五十余名俘虏兵头并头池排在一起，被日本军用机枪扫射死的。其中好像混入了中国高级官员。这好像是九师团干的（第二〇八页）。

随着攻打南京面发生的对俘虏和残兵败卒的屠杀，至十二月中旬大体上结束。但是，这些俘虏属于什么性质，情况并不清楚，不过在翌年四、五月间，南京还在处决这些俘虏，有人目击了这些情况。

这里，根据高崎隆治所编近作《非战之歌》，介绍两首诗，诗中歌颂了在南京攻陷战中死亡的中国军民。

眼前尸体堆积如山，二万生命遭难，毛骨悚然。

这首诗的作者是三田零人，该诗载于1938年6月号的《短歌研究》上。他目击了枕藉在那里的二万余具尸体，他们是在日本装甲部队——曾痛击丢下武器后溃逃的大兵团——的机枪扫射下被歼灭的呢，还是日本军对毫无抵抗的俘虏和残兵败卒进行大屠杀？高崎认为是后一种情况。即使是死于前一种情况，这在中国方面来说，也理解为是“屠杀”。不管死于什么情况，它可以看作为大屠杀的一个例子。

另一首诗，是当时的南京宪兵队崛川静夫所写：

弃尸八万，令人惊叹，有口难言。

这首诗收于昭和十五年出版的《南京》这部诗集里（第七十九页）。高崎就这首诗说：“认为只要未在南京投掷原子弹，就不可能有＇八万＇死者等，这是对屠杀的否定，他们说这位宪兵大尉与大宅壮一一样，也是‘撒谎’。如果说他是＇撒谎＇的话，那只是他把实际的数字估计得过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