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淑兰
采访对象：朱淑兰（1931年生）
采访时间：2014年3月4日（星期二）
采访地点：西于庄大街40号
我们俩都是河北蛟河的，我们家是上古庄，他们家是莘庄，我们离着七里地。我老伴二十三岁来的天津，我五六年九月份过来的，当时大闺女都一岁生日多了，从那就没回去过，除非长辈有灾有病啊，故去啊，到家看看，现在跟老家也没联系了。
为嘛上天津来呢？我们老爷子，也就是我老头儿的爸爸，在西沽东安街和西于庄大街开了两间面铺子，他那辈儿老哥儿五个，我公爹行四，是他们几个合伙干的。西沽面铺子叫“永达”，西于庄面铺子叫“永记”，等我老头儿来了以后，我公爹舍不得家里的那几亩地就又回老家了。可是面铺子没干多长时间就赶上公私合营了，原来在西于庄面铺子的二大爷和我老头儿去了新村粮店；在西沽面铺子的大大爷和五伯伯都去了河北大街粮店，三大爷在五中学校对过的九十七粮店，我们家这个面铺子就交公了，最后只留下三间房。过去里外两道院，修新红路时里院给扒了，光那个院就住着八家。嗨，过去谁拿房子当回事，自己够住就完了！后来地契也没了，更稀里糊涂了。
我们家现在住的房子就是老面铺子的一部分，听说是我公爹他们在四几年时买的，干面铺子之前，听说是杂货铺，叫“德丰泰”，整个这一溜大小十二间房，改成面铺子以后，卸米、卸面就在我那屋的墙根儿，都是人拉肩扛，大米二百斤一包，白面五十斤一袋，我老头一个肩膀能扛三四袋。解放前，面铺子都是自己进粮食，然后送到加工点加工，末了儿再运到面铺子来卖。过去买粮食，吃多少买多少，都拿个小笸箩，没有拿面口袋的。说句不好听的，挣来就有吃的，挣不来就没吃的，不像现在一买就是几十斤、上百斤。解放以后面铺子都改成代销点了，国家把现成的粮食按比例批给面铺子，省了好些事。再后来就凭本、凭粮票了，每月的二十五号是“借粮日”，得有上百人来排队，可是粮食价格始终不变：白面一毛八分五；富强面两毛；老米一毛四分七；稻米两毛零五；粳米一毛五；籼米一毛四分七；棒子面九分，挂面三毛一把儿（一斤），现在想想多便宜啊！再有，每年的秋季和春节，粮店更忙，除了正常卖米卖面，还得卖山芋，天天挑灯夜战。快到春节时，又是排大队卖大赢果、转莲籽儿、芝麻嘛的。我们家老爷子，七几年在新村粮店当经理，一到过年忙的不进家，九二年退的休，就那年得的脑栓塞，以后的二十四年养得倍儿好，动不了劲也才三年，犯一次厉害一次，节前还能说话呢！你看我们家了嘛，还就我们老姑母俩岁数大，哥几个就剩他一个了。今年八十三，比我小一岁，他属猴，我属羊。
室内陈设
旧宅院门(www.xing528.com)
我来时，东面把角是韩家小铺，对面是豆腐房，这家姓康。以后韩家小铺一合营就归公了，打那就成了住家，豆腐房改成“大众”副食店。韩家小铺旁边，原来是天主教堂[1]，早八点、晚六点有神父打钟。后院是西于庄小学二分校，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来，教堂让红卫兵给砸了，把神父拉出来在大院里批斗。以后街办事处搬了进来，礼拜堂改成了礼堂，二分校和土地庙的一分校，都合到了纸厂大街上的二十七小学。
我来时，西于庄大街豁亮极了，能走大马车，西头有间小酒馆和一间杂货铺，东头也有几家买卖，最热闹就是教堂附近这点地界儿。
五六年我到天津没有正式工作，一开始给副食店打杂，跟着和泥呀、递砖呀、打水呀，当小工子。干了四年以后，正好赶上上级有个“文”，加上自个儿干得也不错，就把我们几个家属留在了新村副食店，算正式国营职工了！你看我们这片儿了嘛，有一半在街道加工自来火，就在东方胡同那，有两个小院，干几十年最后也嘛都不算。
我们一号路副食店，是个大店，卖肉、卖糖果、卖糕点、卖蔬菜、卖水产、卖油炸货、卖土产，管一大片呢！因为我没文化，算账太复杂了怕盯不了，就安排我卖菜。一年最忙最累就是冬季卖大白菜，好家伙，每家不得买个几百斤，地磅上放着个大竹筐，一天下来得倒腾上万斤大白菜，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晚上还得开会，一开开到九、十点钟，转天还不能迟到。
我没上过学，大老粗，那会儿识字班到家来教课，我一边看孩子，一边跟着学了那么几个字，反正这辈子没给公家算错过账。
桥口街
【注释】
[1]西于庄天主教堂，位于西于庄大街以东，始建于1914年，由望海楼教堂的本堂神父包士杰和雷鸣远在该地传教而建。后于1920年，由天主教遣使会在院内设立益世小学，校长张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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