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才口述津沽：河北永清县纸厂大街66号，采访回忆

王国才

采访对象：王国才（1936年生）

采访时间：2014年1月17日（星期五）

采访地点：纸厂大街66号

我们都是河北省永清县的人，跟我老伴家就隔着一里地。日本降服那年我来的天津，为嘛出来呢？村里实在待不了啦！二三百人的小村，一到晚上，偷的、抢的成群结队，谁敢惹？永清离天津一百一十多里，那时没别的办法，就坐着铁轴车慢慢悠悠地走。见过铁轴车吗？光轴是铁的，其他全是木头的，半人多高的大轮子，由马拉着，到天津整整走一天。

我母亲的叔伯哥哥在桥口住，他在大新街上开了家大车店，有一亩多地，老客们拉来了山芋啊、棒子啊，就放在店里卖，不是所有大车店都有马棚，住个三五天的预备个棚，大部分明儿就走了，所以就在车后引儿拌拌草、填点料，把马喂了。喂马主要是稻草，用铡刀铡成一寸多长，掺进麸子、黑豆、棒子粒儿，买一麻袋草够吃几天的，大车店院里都有大水缸或压把井，饮马啊、人喝啊都用井水。大车店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旅店，少的有十几间房，多的有几十间房，谁住进去给谁把小钥匙，一屋能住三四个人。有的屋里有灶，冬天掖把柴禾烧烧炕，有的能点炉子，那往儿连车带人住一天也就块儿钱，三分钱一个烧饼，要是五分钱买炸虾米、炸小螃蟹得这么捧着，大饼才一毛钱一斤，买一大碗鸡子儿汤，虾米、木耳加一个鸡子儿才一毛钱，那往儿的钱值钱。过去，这一带净是大车店，光大同门附近就有四家，我来天津先在表舅的大车店打杂，我父亲买了一匹骡子，帮他拉点这个、拉点那个，不出车了就下地打草喂牲口，吃不了就拿出去卖，一挑儿草能卖几毛钱。到以后给造纸厂轧苇子，造纸厂老板姓韩，可主事的是他伯伯，我见过这人。造纸用的苇子，都打船上来，好么，大槽子船一船接一船，西边来的多，胜芳唻，文安唻，码头堆得跟山似的。它厂子就守着子牙河，有多大呢？我看得有几十亩地，到以后连郭家菜园都给占了。我在那轧苇子，怎么轧呢？把苇子铺在地上，骡子拉着个石碾子，来回在上面转圈，也就是把苇子轧劈了，然后拿铡刀铡成一段一段的，投到大铁球里，再放上火碱、白灰，也不还有嘛原料一块蒸，蒸到像面条那么软，再放到机器里“打”。反正我在厂那会儿，一共有三个大铁球，六七口铡刀，轧一天的苇子都得“吃”进去。以后又轧樟树皮儿和棉花柴，干嘛呢？做牛皮纸。再后来拿棒子、麦秸做纸，不行，太脆！造纸厂一个月给三袋面，它自己有食堂。进的面多，到月头儿就给面，有时也给相当于三袋面的钱，国民党时期没有准儿，能买十斤面的钱，出去一看变八斤了、六斤啦！为嘛现在识举呢，不管嘛样，回家有饭吃，心里边踏实。

旧宅内部

在这厂干了两三年，然后给面铺子拉脚，出去一百多里赶集，主家买棒子也好、麦子也好，还是买豆子，反正拉回来一百五十斤给十斤当工钱，这么着又干了二三年，那会儿还是国民党呢，出了大同门，顶天黑才回来。大同门确实有门！砖垒的大垛子，两扇铁栅栏，城防，城防嘛！北面有个大炮楼，俩国民党兵把着，最多五六个，出来进去检查。按现在说，早上七点开门，顶到晚上五六点钟关门，来晚了？来晚了不让进，想进去你得提个熟人，在西于庄有点名气的，比方说认识张二，行，进去吧！要不，嘛玩儿？！弄不好还得挨顿踢。我平均三天拉两趟，起早走了，到那装上车，就赶不回来了，那往儿哪有好路啊！再加上铁轴车死沉死沉的，赶以后，我父亲的一个好朋友——张伯，他说他那有俩胶皮轱辘，抱走吧，再买两条带换上，那么着才好点，气儿的啦！

我父亲和张伯都是搞地下的，那往儿我小，嘛也不懂，后来才知道的。一解放，我父亲是街道主任，没有固定办公地点，后来在桥口的关帝庙成立了街办事处。记得五四年发大水，我父亲带着人到北洋桥筑防洪堤，那不是过去的老城防嘛，通北河，一下子塌了，他用大绳子绑身上，多少人一块拽木桩、堵口子，不知是绳子断了还是怎么的，他的一个同事被大水冲跑了，最后从地沟找到的。打不闹水了，城防也就扒了，就剩几个红炮楼子，现在嘛都没有了。那几次闹水，地全泡了，城防堤倒是把西于庄、西沽给救了，大堤比咱们房子高一倍，上面能走车，底下还有城防沟子。五五年成立初级社、五六年成立高级社，五八年成立了人民公社，这时候我父亲就调到西于庄农业社当书记，我父亲叫王万顺。一开始是互助组，你有地、他有地，以组为单位互相帮着种，然后几十个组合成一个社，当时西于庄成立了三个社，任田一个社；沈玉琨一个社，我父亲一个社，最后都归到了天穆公社，我们退休按五六年算。初级社、高级社还都是自己吃自己的，到了人民公社就吃大锅饭了。五八年成立了六个食堂，到时候上那领饭去，有的提个小蓝儿拿回家吃去，有的就在那吃，都是社里的房子，我老伴还在食堂做过饭呢！大白馒头？哪弄去，都是杂粮，有的还牙碜，没法吃！两掺面儿的饽饽就算改善生活了，每人一个月二两油，百分之四十细粮，百分之六十粗粮，就拿清酱炝锅，坚持了两三年。那时，地里立着个旗杆子，旗子一升上去就回来吃饭了，吃完饭接着下地。在农业社，我一天干十个工，才挣九毛钱，一个月二十七块钱，还养着五六口，有一样好，那前儿孩子们上学不交学费，在大队开个证明就完了。再有，别人家净是上山下乡的，我们没有，够年龄的都入社了，这叫自给自足。等到年根儿底下，刨去交公的和大队留的，每个人还能分八十块钱。收成好就多分点。有一年丰收了，我们小队里余下不少超产粮，就分了，有人看不惯往上反映，那没办法，国家规定的。比方说，计划收一万斤，你收了一万五千斤，那五千斤社员就分了。粮食富余也不卖，那会儿人们都饿怕了，再加上肚里没油水，饭量都比较大，一顿就吃下好几个大饽饽，现在行吗？有二两就足够了。

旧宅外观(www.xing528.com)

王国才与另几位农户的“自留地”

成立天穆公社时，大约有三百多户，有三千七百多亩地，有十几个大队。我们西于庄生产队，下设十三个小队，后来园田、旱田合并成七个小队。刚不说了嘛，我父亲是西于庄生产队的第一任书记，顶到“文化大革命”就给打成当权派了，免后儿公社再叫他去，他就没再去，岁数也大了。我父亲做工作那几年，跟西于庄派所交往比较多，第一任所长叫张廷彬，最早派所在大新街上，后来迁到柳二爷庙，西于庄大队部就在柳二爷庙对过的老水会里，几间小破房。再说大队这帮人，来自九个省、八十八个县，干嘛的都有，打小空的、劈劈柴的、做小买卖的、地主兼资本家的、干大商的……穷人落脚落在这，一介绍就入社了，资本家呢，还趁点地，五二年“打老虎”^[1]时就上缴了，得啦，入社吧！还有大商业家，卖布呀、卖衣裳啦，跑大船呀，还有给日本当翻译官的，还有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兵。有一个在西于庄大街丁家胡同住的，当兵走了，成了国民党的炮兵营营长，后来当了俘虏下放回来，在我这院子住了一年多，我父亲一看，抛家舍业的干脆进农业社吧！就说当时大队有多乱乎。

王国才仍然耕种的菜地

我们来时，哪有几间房？全是地，西边是孟庆春的菜园子，得有五十多亩，八十中学那片是老任家的旱地，也有个几十亩，那时大部分种棒子、高粱、黑豆、黄豆，麦子也种，种的少，租人家地，种一点留着自己吃，舍不得！为嘛？种棒子不是能赶两茬嘛！

王国才居住的纸厂大街

我们刚来西于庄没有房子，就住在张二的大车店，有半年来的，我舅姥爷在教堂胡同那有五六个门，我们赁了一间。就那个时候我们买了这块空地，一亩三分零四厘，哥四个一人分一块，我落了二分六。后边是我大哥，那边是老四，这边是三兄弟，六几年他们都搬走了，我没走。现在大哥们没了，老四在西边盖的房，老三在市里住，他们都转成城市户口了，就我还是农业户。现在都行了，当时怎么盖的房？就拿秫秸绑上把儿立在地上再插几棵棍儿，赶以后才拾点砖头一点点垒的。嗨，我父亲这人，一分钱打家往外拿行，旁边的老沙家吃不上饭了，我们少吃点，也得给他拿个十斤二十斤棒面送去，从没有打外边上家拿过，我们嘛光也没沾上。到现在我还种着地呢！大队一年就给三千块钱，其他的嘛也没有，我种地也不是为了吃饭，闲不住！是大队允许的，有两亩多地。现在地里有开春的菠菜，还有点大葱，过了年才正式播种，你看我院里挂着的棒子，都是自己种的，好么，棒子面比白面还贵呢！

西于庄除了我们还有一家是农业户。我一个闺女、四个儿子也全是农业户，后来有俩选调的。其他的农业户要么拆迁、要么占用，全搬走了。

【注释】

[1]1951年12月底，全国开展“三反”运动，而“打老虎”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1952年1月19日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扩大会议上，首先宣布“三反”运动进入“打老虎”阶段，当时“老虎”指较大的贪污分子。随后，各地党委统一领导指挥“打虎”行动，研究“打虎”战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一些大贪污犯被严肃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