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凤桐
采访对象：朱凤桐（1933年生）
采访时间：2014年1月14日（星期二）
采访地点：大国庆里7号
旧宅内部
我父亲十八岁从河北荣城来到西沽，今年要活着一百一十四岁。当年靠扛河坝为生，以后又拉帮套，因为这一带净是河，有河就有码头嘛！我出生在西沽桥口，七八岁搬到这来，先在八十号大院里住，从我们家一出小后门就是个大坑，屠宰场放出的血水就往坑里流。嗨，别提了，臭气熏天，那里边的死猫、死狗，一到夏天都“发”起来。我们小时候上那吊“麻拉”（一种昆虫），爬的那蛆都带尾巴。八十号大院对面，是德胜兴猪栈；五十一粮店原是利源昌猪栈；毛线厂那院儿原是三义永猪栈下院，周周围围就乐善里像个孤岛似的，我琢磨它那高土台就是挖这个坑垫的。再说国庆里前身，这个臭坑是怎么填上的呢？大概五六年的时候，我母亲不是第一任街道代表嘛，她让清洁队把收来的脏土全倒在大坑里，加上造胰公司的废渣，这么着一点点才填平的。然后我们和胡庆云两家买了这块地，我们家这块是一亩七分一厘七。按现在说，就是起我们这个房边，往北到第三个院，那边到乐善里犄角儿，加上学校球场的一部分。起初，这就住着三家，我们家是开粉坊的，姓王的宰驴，还有姓韩的一家。粉坊是干嘛的呢？就是做粉条、做团粉，原先在西沽桥口那干，搬到这边在八十号院儿干，干到五〇年。后来西站那要建群众电影院，就把于家大院的居民安置到这地界儿，我们这地就稀里糊涂给征走了。因为这事，我们到土地局嘛的也找了好多次，不为别的，就想给我们家里的（夫人）和二弟妹找个工作，那时她俩都在西于庄农业社，结果也没给解决。五六年，我三弟参加了建国以后的第一批义务兵，在北京，因为他有点文化，长的又有“条儿”，后来就给首长当警卫员。好像是转年七月底天津发大水，西于庄农业社的地都淹了，“八一”慰问军属时，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老娘说，俩儿媳妇都在农业社，地淹了没饭吃了。归其还真给找了工作，我们家里的（夫人）分到大新街张记理发所；二弟妹分到东马路东风楼饭馆。这块地的事呢，免了儿跟教育局打官司，给了四百八十块钱。我母亲说，哪么给一分钱，咱也认了！她过去还是第一任的调解委员，主要为了争这个理儿。她叫朱桂珍，我父母都姓朱，我老伴也姓朱。
西于庄因为有这屠宰场，围绕着它净是猪栈，刚不说了几个，现在的中医医院，原来是天龙猪栈，再往那边走是益丰厚猪栈，桥口南街有条胡同，口上是瑞兴成猪栈，钢板二厂前身是德记猪栈，屠宰场大街和城防里大街拐角那，是万和店，干嘛呢？拉猪啊，拉粮食啊，拉树杈子啊，我小时候常去那买点树杈拿回家劈成小劈柴，晾干了担着小筐到城里去卖。
朱凤桐旧宅院门(www.xing528.com)
猪栈是猪栈，屠宰场是屠宰场，猪栈不能宰猪。比方说，你是利源昌猪栈的，老客赶着猪来了，问，明天宰几个？先宰十个吧！伙友就赶十个猪到屠宰场宰去，这屠宰场打日本时期就有，那前儿是日本人管理，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接收，全天津市就这一处，为嘛都得到这儿宰猪呢？因为屠宰场有检疫局，没有他们盖戳猪肉不能卖！
每天早晨六点多就开始赶猪，进了屠宰场的猪圈以后，放出一个，捆一个，等都捆完了，伙友开始吃早点。煎饼果子、老豆腐，这门口卖嘛的都有，吃饱喝足才开始宰猪，宰完了褪毛、吹气、开膛、卸猪头、卸爪子……顶到十二点就差不多了。吃完饭挨个过秤，“一百六十七——”有人专门计数，过完秤先挂在架子上，紧接着脚行的地排子车就来了，把当天的猪肉全拉到肉市。肉市有一溜这么高的洋灰台子，一家猪栈卸一堆，所有开肉铺子的、开饭馆的都来挑选，猪栈都有个“卖头”（销售人员），专门负责跟买主讨价还价，不零售，最少卖一个猪。再说脚行，你用我的车拉猪，给脚钱，你不用我的车拉来了东西，除了给拉车人脚钱外，还得给脚行“过肩儿”（管理费）钱，地盘都是各家脚行争来的。说白了，过去买卖家也不易，像过节了，方方面面都得打点。就说我们家吧，二月二快到了，熬的焖子，像派所啦、交通警啦、地痞啦、接生婆啦，都得想到了。
我父亲这辈哥儿仨，我父亲先背着小铺盖落在了猪栈，就住在人家放猪毛的屋子睡觉，我三伯开始也在猪栈，后来又回家种地去了，我二伯一直在老家。以后屠宰场归到土产公司管，伙友们成立了职工会，宰一头猪给十二斤小米。我呢，直接进了土产公司了，算国营，五三年张贵庄建立食品公司，给我调到那边参与建厂。以后土产公司改为食品公司，食品公司下属四个厂，食品一厂在小刘庄摆渡口，也叫“打蛋厂”；食品二厂专门经营猪；食品三厂专门经营牛羊；食品四厂就杂了，骡马呀、鸡鸭啊，在李七庄。西于庄的老屠宰场就成了“再制厂”，也是食品公司管，相当于二厂的一个车间，专门生产“四季香”酱货。好啊，可火了！西于庄人净是干酱货的，那时，你趸二十斤，三天之后还剩二斤，可以退回厂里，有的改做四喜丸子，有的按比例添加到新料里，它这种做法也毁了自己。这里还有个嘛岔头呢，食品二厂组建后不久，国家支援“小三线”[1]，不少职工调到兰州。
《西于庄屠宰场历史原貌示意图》，绘于2014年9月28日。此图根据朱凤桐、朱广祺及周边原住民的描述、考证绘制而成，为20世纪40年代情景
我十六岁结婚，之后就学买卖去了，不是传统的门脸，那时叫“内局”。桌上摆着四部电话，假如你是“卖头”：张经理我这有十包碱面，多少多少钱。好，你先等着。他把话筒一按，再拨另一部电话，喂——李经理，我这有十包“红三角”，一百度的，多少多少钱……其实，一倒手已经加价了，这叫“买空卖空”。我在那干嘛呢？在门口站着，有人来，推开门，递上烟点上，做成了，叫我到哪哪哪、嘛字号拿单子去，然后我把这十包碱面送到谁谁铺子里。那时，我学买卖不给钱，吃喝还得自己掏。我妈就说了，你一分钱不挣，我还给你养个媳妇，得啦，回来吧！回来以后，就在屠宰场拿猪“下水”，那前儿有赶“大洋”和赶“二洋”之说，嘛是“大洋”呢？你直接从屠宰场拿来“下水”，叫“大洋”，起你手拿来叫“二洋”。我每天从厂子拿十个猪头，我二兄弟跟我家里的（夫人）得楞，完了，我劈，上午下了锅，一点多钟提出来，把骨头剔了，再闷到三点，然后撂大筐里，骑着车到南市的东兴市场——老“三不管”，送给几家卖头肉、卖杂样的酱货摊。你要几扇儿？来三扇儿吧！一称，十斤，记在小本子上，等都出手了，我把车往东兴市场一搁，到里边听书啊，听相声啊，顶到晚上九点多，再到各家去敛钱。有的当时就给了，有的还得该着。怎么不干了呢？五二年“三反五反”[2]，我记得正是抗美援朝期间，你像三条石做的铁锨不合格啦，给斗得够呛，我呢，成了小资本家，天天学习、写检查，跟你说，这关不这么好过，都是一群宰猪的，啪！站那去——说！你交代清了嘛！对也不对，不对也不对，去他的，我不干了。打那在家做点粉皮、熬焖子，夏天做凉粉，等到一九五二年的九月一号，就参加“土产”（食品公司前身）了。也是经人介绍，加上宰猪也不外行，不是我吹乎，你扫听百八十岁的老人，提起宰猪，没有不认识我的，基本都是河北容城那几个村的。还哪的人多？白洋淀的人多，他们是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七）闹大水逃荒过来的，都集中在新建里一带，拿点竹劈子一围，铺上几层席就住下来了。那时，除了大坑就是野地，记得现在的八十中学、老钢板二厂、咸鱼厂、蔬菜公司这一大片，是日本的大安农场，养鸡养鸭，淹咸鱼、淹咸菜，日本投降时，都上那抢鱼、抢鸭，城防大堤的大枪队还在那放枪镇唬呢！
我哥儿五个、一个妹子，哥们儿都在这院儿住。我这老兄弟比小辈儿才大七个月，跟你说他都吃过我们家里（夫人）的“肉”（乳）。为嘛呢？五〇年，我老娘当街道代表，一天到晚瞎跑，家里这么一大摊子，都拽给我们家里的（夫人），她顾噜着我们几个孩子，还得照顾老兄弟。有时老娘到三条石对面的粉汤刘胡同开会（区所在地）中午回不来，我们家里的（夫人）喂完了自个儿的，不得给老兄弟再嗍罗嗍罗？那时的媳妇不但受累还得受气，哪像现在啊！
我们这个国庆里，起先没有名字，是派（出）所给起的，过去这一片都叫屠宰场后身或屠宰场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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