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生
采访对象：王景生（1952年生）
采访时间：2014年1月13日（星期一）
采访地点：屠前大街52号增2号
我祖父要活着得一百二十多岁了，祖籍是蓟县，最早在村里教私塾，后来学做买卖到了天津。我祖父字写得好，跟华士奎是同时代的，但他学的是“张体”，张裕钊[1]，也叫张廉卿。“张体”在咱们国家不太推崇，他曾国藩的幕僚，写过的奏折或信札，有不少都是反对捻军的，所以受到一些影响。其实他的字造诣极深，独创了“内圆外方”的张氏书体，可是学这种体的人不是很多，我祖父特别喜欢他的字，七十七岁的时候，自己用小楷写了一本书叫《我的一生》[2]；八十多岁的时候，给我们十几个孙子、孙女每人抄录了一本《毛主席诗词》。解放以后，他在东北角给人家写牌匾、写锦旗，老爷子形象也好，八十八岁时满口牙还都好好的。大红桥照相馆一见这老爷子，非要给他拍张照片，结果放在橱窗里陈列。另外，我祖父算盘打得好，他可以两手同时打，最厉害时在“宜彰工厂”[3]任总账房。他合账没有反复的，一遍就准，所以到年根儿底下净有商家请他。我祖父的记忆力特别强，也跟他勤学好问有关，每天必须看报，只要报上写了天津又建了什么项目，别管多远也走到跟前看看，他的长寿秘诀就是“走”，每天吃完早点，一走就好几个钟头。
旧宅内部
旧宅外观
我祖父在他写的《我的一生》中，很详细地记载了自己的坎坷经历，其中有那么一段“千里寻父”的故事：曾祖父小的时候，我高祖总是看了不上他，那滋味能好受嘛，既然如此，就谁也不靠，自己闯荡去，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离家出走了。开始还有个音信，时间一长就彻底失去了联系。当时我祖父已经十六岁了，人长得也壮实，就跟他爷爷说，要出去找父亲，毕竟他也多年没见自己的儿子，高祖一听就答应了。于是，我祖父背着个小包裹，先到了北京，然后根据好心人提供的线索，一步步就来到了山西洪洞县，结果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着了！“千里寻父”的事在当地一下子轰动了，有个当官的看上我了祖父，惦着把闺女许配给他，还专门吃了顿饭，男女双方也都见了面，我祖父说，这事得回去跟爷爷、奶奶和妈妈说，他们同意就再回来。可是，在返家途中遇上劫道儿的了。所以回家一说，这么乱，干脆别去了，这门亲事也就没成。后来找的宝坻县城一大户人家的大小姐，生了一个闺女、俩小子。我这个姑姑，又能说，又能干，乡里四邻有嘛事都找她，可是命不好，产后风死了，就剩下我父亲和我伯伯。说起我伯伯，他的贡献在哪呢？他是天津快板的创始人，叫王家骏[4]，跟董湘昆、李润杰、崔文和、谢连科是一伐儿的，到北京演出还拿过奖呢！
王景生父亲王家驹与母亲张月琴合影（摄于1947年）
我祖父一来天津住在西头，后来搬到哈尔滨道，当时都是租的房，再往后碰见了高二奶奶，他一听我们家的状况，就说乐善里有我的房，你们住那吧！这么着，我祖父就拉家带口来到了西于庄。虽然有了落脚的地方，可乐善里的房子实在太小。有一天我祖父跟朋友肖碧元聊起这事，他一听就说，那还不如住我那去。肖碧元是胜芳的财主，在西于庄有自己的猪栈，他和我祖父经常去居士林，一来二去俩人走得挺近，特别是肖碧元喜欢我祖父的字，这么着，我们就来到了乐善里斜对面的肖碧元猪栈。当时这院子老大的，开始我们住靠北的两间房，后来有人要租房，我们就搬到边上的两间小矮房。那会儿正赶我爸爸去包头支援三线，待了一年，把挣回来的那点钱就用在了房子“长高”上。记得周伯伯、崔伯伯都过来帮忙，我爸爸挑水，那时多盖几间根本没问题。这院儿能装下十辆马车，赶车的人把马卸下来，晚上就睡在大车底下。我哥哥练武术、我弟弟学自行车，都在大院里，我们周围根本没有房子，出门只能看见乐善里，现在的国庆里原先是大臭坑。
再说我祖父不是在东北角写字嘛，五几年合营时，他主动放弃了。为嘛呢？进了单位拿月钱，还不如就这么自由自在，写几个字拿几个字的钱，倒挣得多，后来岁数大了就不干了。
王景生1969年入伍时留影
我爸爸呢，解放前在“新新”学裁缝，出师以后几个人合伙开了间裁缝铺。我伯伯就跟我祖父说，干裁缝能赚几个钱？还不如跟我干橡胶呢！因为我伯伯这人聪明，又是高中生，我祖父特别信任他，于是哥俩在西头就开了个橡胶厂。要说是挺不错的，可解放战争一打响，东北老客把货都拉走了。这边没法去，那边也没法来，这么着赔了不少钱，加上厂里的锅炉还爆炸过一次，就彻底死了心。解放以后，我父亲在市政干了两年，然后不就去包头了嘛，待了一年来的，辞了工作回到天津，起初在天钢，铸锻件厂一成立后，又调到那边，就是后来的天津重型机械厂，他在炼钢车间负责配料。以后厂子招家属，我哥哥当时还没毕业呢，就把年龄多报了一岁，进了“天重”；我姐姐呢，考的“天重”技校，半工半读，当然留在了“天重”；我四弟七九年顶替我父亲接着去了“天重”，我们家跟“天重”有缘啊！
王家驹（前排中）与四个盟兄弟合影（摄于1944年）(www.xing528.com)
我们家七个孩子没一个下乡的。我六八届，当兵走了，我妹妹七零届，正赶全留，后边闹着返城也就没人再去。我爸爸叫王硕昶，他原名叫王家驹，总觉得不好听，自己查字典重起的。
我母亲是个非常要强的人，我爷爷、我姥姥，加上七个孩子，一共十一口人，最困难的时候偷着卖血，你想我们小时候多能吃啊！在小淀（今北辰区小淀镇）劳动时，我一顿能吃七个大馒头。我爷爷为此给我编了个顺口溜：王景生瞪大眼，天天吃饭抢大腕，盛又盛满又满，别人一说还翻脸。哈哈哈哈……就这样嘛，我爷爷跟我姥姥都活到九十多。节粮度荒时，我母亲宁可饿着，也得省下来让给老人。其实，我母亲家境不错，我姥爷他们哥几个都是大夫，家里开着药铺。就是一闹日本情况就变了，他们说宁可关门也不给日本人看病。那会儿我母亲还在上学呢，家里觉得这样不安全，还是赶紧给找个人家儿吧，结果是我表姑出面给介绍的，说姓王的这家也是蓟县人，又识文断字，那年我母亲才十七岁。
一开始我母亲搞街道，后来食品三厂在西于庄招了几十个人，可是谁也弄不了，就让我母亲带队，没干多久，节粮度荒一裁人又都回来了，就没再找正式工作。以后就打零工，在北仓三义村给人喂过马，到杨柳青摘过棉花，别看这么远都是走着去走着回，现在说起来都没法想象。“文革”时街道成立“五七公社”[5]，在那儿给恒源毛纺厂择“毛粒”，天天拿着小镊子低着头，在灯底下找线头儿。回到家，接着给我们和街坊邻居裁衣裳、做活，她学嘛像嘛，手巧极了。
我当兵在海南岛待了六年，是部队的放映员，七五年复员分到了群众电影院，开始也不太乐意去，当时工厂的条件多好？可咱没有人啊，那就干呗！从放映组副组长，干到正组长、秘书、副经理、经理。八七年正好中国电影公司在武汉搞了个培训中心，培养一批管理人才，文化局就推荐我去，全国报了三百多人，天津市有十几个，最后经过考试，取前五十名，我考了个第十！在那又上了两年学，回来调到东风影院当经理，那时电影正走下坡路，要么改造，要么改行。我是第一个把影院改成批发市场的，把椅子拆了，地填平了，里边又起了两层半，没多久就跟“天一坊”合并了，我调到红桥文化官当主任，退休之前我是文化馆、“群众”（影院）“东风”（影院）的法人代表。
王景玲（王景生姐姐）补述：
有个牧师到朋友家串门，见墙上挂着一幅治家格言写得特别好，就问是谁写的，说是王崧，哪的人？渔阳，经过引荐就认识了。没想到俩人相见恨晚，特别投机，当时正赶我妈妈快要生我哥哥了，牧师说，大少奶奶要临盆了，别在家生，快上医院吧！我爷爷面露难色，他接着说，没事，我给你开张条儿，分文不花。哪呢？教堂后身的教会医院，不但生孩子没花钱，连住院期间的伙食费都没要。别提了，我妈在生我这个哥哥前，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都给糟践了，那年月都在家生孩子，接生婆拿头发沾香油擦身子，孩子刚生下来还出声儿呢，越擦越没音儿，不科学！
王景玲在乐善里老宅前
生我的时候，正赶上解放前夕，我爷爷一想，要是把城市包围了，没吃没喝可就完了，干脆回老家生去吧，我妈和我爸回到蓟县的娘家。旧社会有老例儿，不许闺女回娘家生孩子。结果借了间房，赶都完事了，天津这边也差不多平息了，才返回到西头的家。当时周围被炸得乱七八糟的，根本没法落脚，我父亲的一个盟兄弟在哈尔滨道住在他院儿里腾了间房，我们就挪过去了。我爷爷呢，就住在买卖人家，有一天碰见了高老爷子（高乐元），一提家里的现状，他就说：“我乐善里有房，要不嫌弃就住那吧！”当时乐善里没有几户，房子都空着，我们就占了一间，实际上还是住不开，我爷爷就在大车店住旅店。说来也巧，乐善里对面大车店的东家肖碧元也是我爷爷的朋友，他说不如住我那，连给我看房子，这么着，我爷爷自己在乐善里，我父母连同我哥和我就搬到这边来住在两间简易房里，前院有几间好房后来租给在屠宰场干活的工友，我们有点不落忍，肖碧元就说，嗨，叫你们住，你们就住，别提钱。你们还给我看房呢！我爸不是在包头干了一年嘛，挣回来的钱，买了一台缝纫机，剩下的全搁在房子上了。两间房都落地重起的，还长了高，地面用白灰、炉灰、黄土扎的，表面撒点洋灰面儿，一抹，还挺亮！后来，我哥在乐善里结的婚，我爷爷在这院儿又搭了一间。据说肖碧元是宜兴埠的破落地主，身边又没儿女，所以到晚年，他没有能力雇人修房，不得已自己熬臭油补漏，每次都是我父亲跟着忙活。还有段时间，他在这院儿拿猪血料加工纸桶，好么，堆得到处都是，那个味儿啊！不瞒你说，一揭屋里的墙纸，顺着缝儿爬蛆，所以租房户都不交房钱，末了儿老头儿也不来了。房子愿意自己修就自己修，不愿修就交公，我们这两间房就交了，每月只花点房租，其他的都由房管站负责，地震以后全给翻盖了。
王景玲的母亲张月琴18岁时留影
说起乐善里，当年就算是好房子了。对脸儿两排，形成胡同，左首每个院四间房，右首每个院六间房，都八九平米，加一块六个院儿、三十间房，倒是挺格局的。这两遛房子建在了高土台上，下多大的雨也淹不着，胡同口有两扇大木门，还有门堆儿、门坎儿，上边是拱形的券，镶着三个立体字：乐善里。印象最深的是，拱的两边各有一个拿白灰抹出来的圆球，远看跟俩灯似的。还一个，头排房子不是临街嘛，这几家的门都开在了马路上，现在私搭乱盖一点老模样都没有了！说白了，这条胡同的人比较杂，干嘛的都有。不过，有三个人值得一提，一个是唐先生，一个是魏先生，还一个是我爷爷，那俩都是益世小学的老师，他们走得特别近，经常没事坐在屋里一块喝茶吟诗，自我陶醉。
你发现我爷爷写的那本书缺了几页嘛，怎么回事呢？“文革”期间，有个邻居举报我爷爷参加过反动会道门，警察就把我爷爷叫派（出）所去了。我爷爷说：“我信的是佛教，倒是老去居士林，另外有个朋友是牧师，可我并没信天主教。说我参加会道门，谁能作证？”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但给他气得够呛，书写到最后，就把这段也记了下来，归其我爸爸看见了，就说将来要是传出去，怕影响邻里关系，这么着就给撤下来。爷爷活着时老跟我们说：“你们能吃饱就已经很不错了，知道我这辈子怎么过的吗？爱吃，多吃点，不爱吃，少吃点，决不能说不好吃！”从那时起，就打算把自己这一生写出来，大概用了一个多月，既没打草稿，也没看出有多费劲，一本书就这么写出来啦！是他自己拿锥子钻眼儿、穿上绳子装订成册的，还做了封面。我爷爷这人才细致呢，就连手纸都裁得方方正正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可是我奶奶嘛也不会干，娘家是宝坻县的，有名的王家大小姐，她一辈子吃素，锅盆碗灶自己有一套，嘴叼极了，菜板子切过葱再给她做吃的，都受不了。我爷爷说过一个笑话：“你奶奶结完婚，该合房了，跑啦！怎么呢？他说我不跟老爷们一屋睡觉！”哈哈……
《乐善里历史原貌示意图》，绘于2014年6月10日。此图根据王景玲、王起才、张淑珍等原住民的描述绘制而成，为20世纪40年代情景
屠宰场搬走了，那院儿里开始宰兔子，五八年我老娘还在那干过一段，最后合到食品三厂制药车间，在韩柳墅，工作条件特别不好，上班得穿棉裤棉袄，阴冷阴冷的。每礼拜一，抱着老兄弟，跟大伙坐着卡车去上班，顶到礼拜六晚上才回来。后来为嘛不干了呢？家里一堆孩子，就我姥姥一个人看着，忙不过来，六三年就辞了。可是到了转年，家里实在太困难了，不得已又开始到处打杂，那会儿一有用人的就找街道，她在三义村给人喂过马，在新村四段给建筑队当过小工子，“文革”时，街道成立“五七公社”，她又去跟着摘“毛粒”，在这儿干得时间最长。一匹布俩人，拿镊子摘上面的小疙瘩、小线头儿嘛的，主要因为离家近，夏天吹着电风扇，冬天点着炉子，每月能拿二十多块钱，那就觉得挺不错了！要是全勤能拿到二十九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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