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津沽:民间西于庄的文物保护与挖掘

张　建

有好友开玩笑说，就冲你对西于庄这么牵肠挂肚，应该到那里去任职。其实，在我步入西于庄之前，对那个地方根本不了解，只听别人说过，西于庄有点“野”。所以在我采访西沽的三年里，竟没到一街之隔的西于庄去看过。那时，我觉得弄完了西沽，就该结束我的“口述史生涯”了，这些年因为做口述史把我消磨得已经力不从心。然而，刚刚步入2014年，西于庄却扑面而来，并且来得很匆忙，它不断提示我，这个承载着万余户的老区不久将会消失，于是我那扇虚掩的闸门一下子被激情冲开。从2014年1月13日启动西于庄采访至2015年5月，共探访这个陈旧的街区100多次，深度采访36个老住户，整理访谈录10多万字；拍摄西于庄老街旧巷82条；记录拍摄了100个原居家庭；考察记载了十几处历史遗址；拍摄了有年味的老门100扇、收录春联100副；手绘《西于庄旧貌复原图》26幅、平面示意图3幅；汇编完成《图说西于庄》画册并留下12万字的《西于庄采访日记》。

不知不觉西于庄让我沉迷其中，有一个阶段，经常半夜醒来再无法入睡，那些老人的音容笑貌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就像患了强迫症，生怕有什么遗漏，生怕做不到位，于是就没完没了地往西于庄跑，然而越跑头绪越乱，越跑想法越多，越跑压力越大，越跑干劲越足。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好些西于庄人以为我就是土生土长的老住户，甚至有些日子不到那里去，他们会找借口约我来聊聊。2015年春节，我特意跟几位采访过的老住户道别，他们恋恋不舍地把我送到胡同口，忽然不知道说什么好，其中有位老奶奶打破沉默蹦出一句：“让柳二爷保佑你吧！”这句话至今还萦绕在我耳边。我想，很多西于庄人会记住我的，今后人们也会通过我的呈献记住西于庄的。

画意西于庄

想说诗情画意的西于庄，只因本人不擅长写诗，所以减掉俩字。但是西于庄的画意是存在的，它不仅在我的眼里，也在我的心里。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三四岁的时候站床头在墙上画；五六岁的时候蹲胡同在地上画；七八岁的时候登桌子在黑板上画；十几岁的时候伏案子在大字报纸上画，然而最终没能成为画家。上世纪70年代末也曾想过要报考美术学院，可基本功实在太差，于是就到第二工人文化宫去补习，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愿望变得淡漠，渐渐成为工人圈里会画画的，美术圈里会打杂的。不过，我还是承认自己有这个天分，不论哪种艺术形式，接受起来都特别顺畅。喜欢泥塑的时候，一上手就得到“泥人张”传人的肯定，后来还拿了奖；喜欢粘贴画时，羽毛画、贝壳画都尝试过，最后用吹塑纸作画达到顶峰，不仅入选第一届民间艺术作品展，也拿了奖；喜欢集邮的时候，一上来就手绘纪念封，不仅参加了天津市的集邮展，还成为一个时期天津地方发行首日封的主要设计者。我的原则是，无论爱好什么，都不能耽误本职工作，都不能影响政治上的进步，所以弄得我在工人圈里像搞政治的，在干部圈里像搞艺术的。以后迷上了摄影，这一次终于在多年的寻觅中找到了目标，于是把以往的艺术感知全部融入其中，使我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夜幕下的西于庄静谧而深沉

有人说，会画画的人学摄影特别快，我深有同感，不是有句老话：艺术都是相通的嘛！摄影与绘画的重叠之处就在于，都讲求构图、色调、质感、意境，不同的是一个用笔，一个用镜头。正因为我受绘画艺术的熏陶，在从事摄影后才缺乏忧患意识，眼睛里总是充满了美感，拍什么都力图有种画意在其中。这次拍摄西于庄棚户区，同样怀着这样的心境，在确保客观记录的同时，尽可能拍的比实际见到的要好，而实现这一点不仅勤于思考、做好准备，还需听候老天爷的安排。

2014年2月7日，西于庄迎来了新年的第一场雪，整个老区变得简洁而寂寥，似乎要褪掉嘈杂与陈旧，于是我冒雪抢拍了雪霁中水墨的西于庄。

2014年3月10日，西于庄上空刮起一阵风，卷走了多日不散的雾霾，天湛蓝而清澈，我伴着凛冽的寒风，苦苦等到天黑的那一刻，抢拍了夜幕下静谧的西于庄。

2014年5月20日，西于庄被绵绵细雨滋润了二十多个小时，仿佛连空气都淋湿了。绿色把这里的一切都渲染得葱茏而富有生机，于是我抢拍了春雨里馨香的西于庄。

或许这就叫“天道酬勤”吧！呈现画意的诸多元素都交给了我，“我用信念当支架，用对生活释解的密码去调光，用心灵感应来构图，拍出了我之所见，我之所想……”（摘自1995年《恬静的时空——张建摄影作品选》）。画意西于庄，应该说是我对这一老区的回馈，在我采访西于庄的几个月里，得到诸多百姓的理解和支持，那种和善、那种真诚、那种淳朴，必将化作美好布满整个像素。

挖掘与寻找

比起早先采访过的西沽、堤头、南市、铃铛阁，西于庄不仅历史积淀有限，而且没留下任何有分量的文物古迹，就连像点样的青砖四合院都少得可怜，在寻访有资历的老人时，他们讲述的西于庄历史，大多从20世纪40年代起始，并且第一句话先告诉你，“以前这里嘛都没有，全是水坑和稻田。”这就意味着，西于庄形成于二三百年前，但它发展相对缓慢，特别是有钱的、有权的、有影响力的豪门贵族都集中在老城里及周边一带，或者与西于庄一街之隔的老西沽，唯独没有选定这块所谓的“蛮荒之地”。用西于庄人自己的话说，在这落脚的，除了宰猪的、拉车的，就是“打小空儿”的，一般人都不愿往这扎。

到底西于庄还有没有值得挖掘的历史遗迹呢？从红桥区文物部门了解到，整个西于庄没有几件正式列入文物保护名录的项目。按理说，这倒省心了，用不着再费劲把火地深究渊源与背景，或者没完没了地拍个不停。可是，在采访了第20个老西于庄人之后，我忽然对这个区域有了新的认识，也就是在访谈过程中，逐渐凸显出西于庄的个性，我觉得任何个性的背后都存在着自然形成的社会基础，其中就包括带有标志性的实体与建筑。于是，促使我把挖掘和寻找西于庄的遗迹遗址当作抢救“最后的西于庄”中的一部分。

根据大量知情人提供的线索，我罗列了30多个点位，最后经过考察、比对，决定把界线划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对西于庄人曾产生过一定影响的遗迹、遗址。其中有的能查到文献记载，有的完全靠田野调查来复原当时的情景。比如，让西于庄人津津乐道的柳二爷庙，既没有丁点的痕迹，也没有丝毫的记录，要寻找它的准确位置，只能靠残存的老街巷来做参照。之所以将其列入历史遗址，就因为它曾经是西于庄文化生活的中心，每年都举办盛大的出巡活动，周边各路民间花会在此献艺，它对西于庄民风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再比如，西于庄人家喻户晓的屠宰场，应该说是西于庄人加速聚集的诱因之一，很多西于庄人的祖辈都曾经在屠宰场或与之相关的行业谋事由，这种技术含量低，靠着一把子力气养家糊口的就业方式，吸引了大批河北省及津郊农民来此谋生，进而安家立户。与之相类似的还有西于庄的渔民和农民，这三部分人的相融，构成了西于庄的主体。由此说，寻找和确认他们的发祥之地，应该具有一定的意义。

总而言之，我所考证和收录的这些所谓的遗迹、遗址，即便不被权威部门承认，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只是尊重它的真实存在，为此我乐此不疲，这就足够了。

最下功夫的一次

沧桑的西于庄被雪覆盖显得异常简练

如果要从1995年拍摄老城胡同算起，至今已经20年了。这期间，我拍过的胡同数不胜数，而2014年我在拍摄天津最后一片较大规模的棚户区——西于庄的老街旧巷时，却发现它是我所拍过的胡同中最杂乱的一次，然而又是我最下功夫的一次。为什么说西于庄的胡同比较杂乱呢？这就得从西于庄的地域构成来分析，它南靠子牙河，堤岸平缓，难敌水患，多为菜地；西面和北面均为广袤农田，中部布满沟壑、坑塘，唯有东部尤其是东北角一带相对平整，成为人们安家落户的首选。不仅如此，这一带与西沽难解难分，虽有一路之隔，但人声鼎沸的驴市和香火旺盛的龙王庙，都给西于庄带去了经久不衰的人气，尤其是西沽的盐店街与西于庄的当铺西街相对应，更是深受豪门富贾的熏陶。从资料记载来看，这一隅最早形成的胡同距今约300年，可见西于庄无疑起源于此。然而也正是因为地形地貌的限制，这种局部的缓慢的繁华竟然延续了上百年，直到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解放以后，西于庄的城防大堤以东，西于庄大街以南才开始大规模的填埋、筑巢，而选择在此生根的，又多为靠打零工、卖苦力维持生计的穷苦大众，他们从住窝棚开始，后搭建土坯房，再后来随着日子的一天天好转，逐步翻建成砖瓦房。但是，几十年来由于人口的剧增，本来就缺乏规划的居住区，更加速了私搭乱盖的进度，胡同和街巷七绕八拐，走进去就如同步入迷宫，有的胡同甚至仅能容纳一人通行。

为什么说这次拍摄西于庄胡同最下功夫呢？还不单单因为西于庄胡同的杂乱，主要归结于这种不灭的胡同情结。2011年底，多家媒体刊发了西于庄将要拆迁的消息，也许人们都在忙着过年，似乎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而我却坐不住了，2012年春节一过，就单枪匹马地穿梭在西于庄的大街小巷，大约用时一周，便把西于庄（新红路以南）的78条胡同全都走了一遍，心想，爱拆拆去吧，反正都在我镜头里了。然而，一年过去了，西于庄依然如故。2013年，又是年底，媒体再次把西于庄拆迁改造的消息放在了头条，所不同的是当年1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西于庄视察，给这里的居民带来福音，一时间西于庄棚户区改造成了热门话题，并定为红桥区委、区政府的“一号工程”。各路媒体和摄影爱好者纷至沓来，搅得我又坐不住了，甚至好几宿没睡好觉，于是从2014年1月13日起，我用新的感知，再次返回西于庄的老街旧巷，不仅补齐了新红路以东其他遗漏的区域，还完成了“雪中西于庄”“雨中西于庄”和“夜幕下的西于庄”等延伸的专题。特别是我结合相关资料对西于庄的82条老街巷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考察与核实，并整理出简要的说明，相比以往有了明显的改进。

定格那么一种状态

近年来，我在已经动拆或计划动迁的老区里，累计采访了150多个家庭、200多位原住民，拍摄了大量图片，整理和撰写了几十万字的口述史资料。也就是说，始终围绕着老家、老院、老胡同做文章。

可是，面对西于庄这个将要消失的棚户区，我首先萌生的想法，依然是下力量再拍摄一组“老家庭”。不是一直没离开过老家庭嘛，难道还要重复过去吗？这次跟以往涉及和展现的老家庭不一样，它将是系统的、简约的，带有标记性和图解式的，或者说是用摄影语言来诠释生活内涵的。经过反复思忖，最终决定这组“家庭”将用“内”“外”两个视点来表达，以相对静止的手法，实现对生存环境最大限度的浓缩，从而取名《老家·老院》。(www.xing528.com)

一开始气魄挺大，准备拍摄100个家庭，可真正实施起来，才知道难度有多大，于是把目标砍掉一半。假如你坐在屋里凭空想象这件事，并不觉着有多复杂。一名主流媒体的记者，主动登门为那些即将迁离的老住户留个影，不仅分文不花，还送给大照片，这等好事还能拒绝吗？问题是在表像里还夹杂了隐秘的思路：第一，所拍摄的家庭尽可能分布广泛，照顾到“面”；第二，被摄者要配合我托举带有自家门牌号的写字板；第三，还需拍摄一张室内的陈设并接受简要采访。这三方面，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尤其我还要求每个画面里都要有春节的元素，也就是说《老家·老院》必须在正月里拍摄完成。

《老家·老院》100例之桥北大街关桥胡同7号廖鸿祺家

把自己的主观意识，转换成双方的互动，需要讲多少道理才能得到理解如此天真的想法被现实击得粉碎。老百姓根本听不懂大一堆“绕口令”，他们不关心你要干什么，只考虑自己别失去什么，在经过多次碰壁之后，我忽然把拍摄理由进行了一个逆转，并精炼成两个字：“帮我”。由开始的我愿为你做事，变成请您帮我做个事。当“主仆”颠倒之后，心结一下子被打开，最顺利时，一个下午连采访再拍摄可以完成10个家庭。

西于庄的老百姓特别朴实，或者说这是大杂院的共同特点，他们直来直去很少隐讳，诙谐自嘲其乐无比。就说我那块让他们托着的写字板吧，很多人自然联想到“文革”挨批斗时的情景，大家插科打诨，消除了尴尬。

《老家·老院》是我自己给自己设定的课题，是把“创作”与记录相结合的探索。2014年春节期间完成了80户，本以为再没有机会了。谁知，2015年春节，西于庄并没有按计划搬迁，让我补齐了最后的20户，实现了既定目标。可以说，它囊括了原住民的真实状态，“老家”和“老院”互为补充，构成了一个家庭的整体，而门牌号又是每个家庭的代码。在《老家·老院》里，似乎强调的主体并不是家庭的主人，而是这个家庭赖以生存的环境，无论一砖一瓦，还是一盆一罐，都浸透了几代人繁衍生息、拼搏进取的美好愿望，这个预留的空间是让人们慢慢填充故事的……

门，好似书的封面

春节期间，大规模地把镜头对准老区旧宅的大门，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头两次侧重于西沽，每次起码拍摄100扇贴着对联、吊钱、门神、福字的，布满年俗文化的，火红耀眼的家门，我曾给这个专题起名为《门上的春节》和《百乐门》。

2014年，宣布西于庄棚户区改造的消息，正值春节前夕，特别是李克强总理在视察西于庄时，向当地老百姓郑重承诺，力争让这里的居民能在新房里过下一个春节。这就意味着，2014年的春节，很可能是西于庄人在老地方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正因如此，很多人都把这个春节当作辞旧迎新的“特别仪式”，所以当春节来临时，西于庄的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似乎比哪一年都更显火爆，而花费心思最多、年味最浓、最集中的，莫过于那扇薄厚不均、轻重不一、新旧不同，且自成一体的家门。

过年贴春联依然是西于庄人的风俗之一

起初，并没想重复以往再拍一组“门上的春节”，当时全部心思都放在了《老家·老院》上，从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十五，只要有空就一头扎进西于庄的老街旧巷，苦苦地寻觅着采访对象，为的是让《老家·老院》中的每一个画面都留有“年”的痕迹。在孤独寂寞甚至煎熬的寻访过程中，为了填充精神的“空白”，我走一路，拍一路，尤其胡同两侧那一扇扇充满喜悦、欢快的门户，无法让我与之擦肩，正应了小贩经常吆喝的那句话：走过、路过，不能错过。于是，就这么拍来拍去形成了规模，进而想，何不再拍它100扇门呢！

于是，我在保证《老家·老院》和《老街旧巷》正常推进的同时，见缝插针开始了“百门”的拍摄。这次拍摄比以往更加严格，不但每扇门要完整、清晰，有独立的门牌，还必须限定在西于庄老区范围内，其目的就是强化史实性，避免张冠李戴。也许有人会说，门牌号也算个问题吗？的确如此，自然流失除外，还有不少“门牌爱好者”，经常是房子还没拆，就把门牌先“请”走了。所以，拍100扇门，至少在500扇门里挑选，最后确定的这100扇门，至少要拍出120扇门做备份。另一个难点是，许多胡同宽不足两米，眼看着门上的精彩，却打不开镜头，也就是说，任何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在实施过程中总会有其不简单的一面。

100扇门，被静静地“截取”下来，有些花枝招展，别管门扇多旧、多破，多么的不起眼，一旦“中国红”浮在上面，就好似飘来一抹祥云，你会因此而激动。门，关上它立刻把世界切割到最小，而打开它，又瞬间成为世界的全部；门，其实就是一道槛，迈出去才知道外面有多大，走进来才知道家有多温暖；门是一道屏障，关上它挡住了一切外来的喧嚣，打开它呈现出不一样的风景；门，是书的封面，每天开开合合在不断续写着平淡无奇却又感人至深的故事。

复原记忆碎片

在采访、拍摄、探究西于庄的日子里，当地百姓在大量的口述追忆中，均以居住地为中心划界，然后围绕一个重要参照物来展开，这也算是口述历史的一个特点在“视觉范围”内说事。比如，在大新街一带访问，别管从哪个话题切入，最后总要提到“忠善堂”，俗称“柳二爷庙”和“大车店”。又如，到屠前大街一带走访，屠宰场和猪栈是永远躲不开的话题。再如去郭家菜园跟百姓聊天，那自然就是“渔民”和“码头”了。有意思的是，住在大新街附近的居民对屠宰场一知半解，住在屠前大街附近的居民，也说不清“柳二爷庙”是怎么回事，其实两地就相隔一二百米。

没接触西于庄前，对其一点也不了解，随着步步深入，我感觉这个区域很特别，它与我采访过的西沽、堤头、铃铛阁都不一样，单从居民组成来说，恐怕再没有之其相比拟的了。据我了解，西于庄由三部分人组成，即：农民、渔民和市民。农民隶属于西于庄农业大队，渔民隶属于西于庄渔业社，市民则隶属于各自所在单位或居委会。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针对这三部分人的相关政策也是五花八门：渔民第一代身份证的家庭住址，均为自家的“渔船编号”，他们生产作业由水上派出所管理，粮油及其他票证配给由街道负责；再看农民，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手里拿的都是“黑户口”（市民叫“红户口”），他们挣工分，靠天吃饭，不过，子女用不着上山下乡，他们不但有宅基地，还可以种菜、养猪；而作为邻居的市民连鸡都不让养，在农民和渔民眼里，市民的待遇和身价远远高于他们，市民不但有固定工资，而且拥有各种福利，从结婚生子到上学就业，都有相关的政策保障，所以“黑户口”变身“红户口”是渔民和农民梦寐以求的。

这些散落的记忆碎片，都植根于他们各自的生活圈，独特的生存环境造就了西于庄人细微的差异，其中包括生活品位、风俗习惯、文化信仰等等。遗憾的是，有关西于庄的史料记载，特别是影像资料实在少之又少，而老百姓提供的线索又呈现碎片化和不确定性，进而让我联想到，能不能通过见证人的多方位指认和细节描述，借助画笔将带有标记意味的建筑、场景、物件加以“复原”，以佐证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和可信度。这个思路形成以后，时不时在我脑海里萦回，进而触发了我的创作欲望。此前，我不清楚有没有人用过这种方法，也没找到相关的参考，因此，涉足这个领域，对我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挑战。虽然我很喜欢画画，但基本功薄弱、驾驿能力不足，并且几十年没动过画笔，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心里没底。

根据众多口述者描述和实地考察，绘制了一批复原示意图

探索，是我从事口述史多年来贯穿的一条主线。正因如此，我始终处在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状态中，没有任何条条框框，满脑子就仨字：“留下来”。至于用什么方式更贴切，完全在探索中尝试和辨析，所以，练就了敢想敢干的处事风格。

“复原记忆”的第一幅作品是从“柳二爷庙”开始的。这座庙宇虽然早已消失，但在部分西于庄人的心目中仍然至高无上，为了较为准确地绘制出“柳二爷庙”的布局、建筑模式及外貌特征，先后走访了若干见证者，细致到门窗什么样、砖瓦什么样，尤其院落中的那棵老树，有的说是“歪脖树”，曾吊打过“犯人”，有的说，高大无比直冲云天。后经多方核实，该树就是普通的老槐树。动笔之前我思考再三，最后确定采用钢笔素描技法，其特点简洁清晰，便于营造气氛和表现质感，只是难度较大，在行笔过程中不允许有任何的涂改，线条的排列及轻重均需一气呵成。

“柳二爷庙”复原图在经过多次“论证”后出炉，并得到当地百姓的认可。之后，又根据原住民的口述，复原了“西于庄天主教堂”“大同门炮楼”“乐善里”“内河局码头”“小鬼庄”“城防大堤”“大红桥”等。特别在复原西于庄重点产业“猪栈”“屠宰场”“大车店”时，为再现昔日繁盛的景象，不仅要求建筑形态逼真，就连人物衣着、使用工具、劳作程序、周边环境等等，都尽可能表现出当时特有的氛围。比如屠宰场大院儿内主厂房、库房、水井及其他设施的朝向、位置、外观等，被访者经常说法不一或含含糊糊，我只能一边听，一边在本子上用画笔，把零碎的语言转化成图形来启发和提示受访者逐渐恢复记忆。确认一点，保留一点，之后再把一堆“散件”组合、拼接出可供“纸上谈兵”的草图。一方面可以带到实地加以考察；另一方面可以接受群众的品头论足。“复原记忆”的举动也感动了不少当地百姓，有的老人几宿睡不好觉帮我回忆甚至勾勒草图，有的老人为证实一个说法，主动寻访知情者或推荐访谈对象。虽然我笔下的每张图都属于“情景再现”，但还是力求严谨、写实，绝不凭空臆造。有的复原图在落笔时有意将现存的历史参照物与消失的场景叠加在一起，尽可能体现出“实地、实景”效果，使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事口述史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把绘画用上，既感到意外又觉得欣慰。意外的是，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忽然打开了我的另一扇窗，为我的口述史收集、整理、研究增添了别样之处。欣慰的是，一直荒废的绘画爱好竟然循着历史的足迹起死回生，寻找到最合适、最有意义的用途。假如在口述史领域，能把撰文、摄影、绘画融为一体，且娴熟运用，真可谓“三驾马车”齐头并进了。

完于2016年8月4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