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86年,宋太宗听了两个边关将领的汇报,说契丹“主幼国疑”,此时北上必定胜利。听了这个汇报的宋太宗大为高兴,再次向契丹帝国发动攻击,因这一年是北宋雍熙三年,这次战役又被史学家们称为雍熙之役。这时,在契丹国内,确实是“主少”,新即位的圣宗皇帝还不满14岁。
宋朝选择这个“主幼国疑”的时候攻击契丹帝国,多少都有点欺负孤儿寡母想乘机占点便宜的意思。结果,宋家皇帝的如意算盘还是打错了。当时北宋的东路由征服南唐的将领曹彬率领,出涿州(今河北涿州);西路由征服南汉的潘美率领,出雁门(今山西代县)。但这两位都是对内有余、对外不足的“窝里凶”人物。东路军在歧沟关(今河北高碑店西北)被契丹军队迎头痛击,像山崩一样溃散;西路军在飞狐口(今河北涞源)惨败。
大将杨业正在前方节节胜利,听到消息,即行护送归附的汉人向内地撤退。杨业是这次战役中唯一的胜利者,但是,优异的作战表现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反倒引起了同僚们的妒忌,招致杀身之祸。潘美答应他在陈家谷(今山西朔州市南阳方口)留下重兵接应,杨业一路血战,勉强抵达,却远远发现谷口无一兵一卒,不禁放声大哭,最后全军覆没。
按照《辽史》的记载,杨业最后转战到狼牙村(今朔州市狼儿村),被包围。因杨业在帝国军中很有名声,统帅下令只能生擒,不准杀死,所以,兵将们很难抓住他。杨业边战边退,之后,战马受了重伤,行走不便,退到树林中坚持战斗。最后是萧挞凛望见杨业的战袍影子后,射了一箭,杨业中箭从马上摔下,这才被俘虏。萧太后深知杨业的才干,几次派人劝他投降,杨业坚决拒绝,绝食三天而死。
杨业是宋朝最有名的将领之一,他的骁勇和被出卖后的壮烈殉国,使他成为中国民间传说中的祖父型英雄。很多作品都在描述他和他的妻子佘太君,以及他的子女们,即“杨家将”一门在跟契丹帝国的无数战役中所立的功勋。在这些传说中,害死老令公的,是契丹帝国的将领,殊不知,真实的原因,完全是北宋将领的妒忌和欺骗。看来在宋朝历史上,冤死在自己人手里的,不止岳飞一人。
雍熙之役,再次以北宋的惨败告终。此后的北宋,在与契丹的多次战役中,可以说是屡战屡败,宋太宗终于为自己欺负孤儿寡母付出了代价。事实证明,女人,尤其是做了母亲的女人是不能欺负的。
帝国的军队,在亲征的太后萧绰及年幼的圣宗皇帝的指挥下,不但击退了北宋的进攻,还在此后的几年中多次率兵南下。在统和二十二年(1004)八月,萧太后、圣宗率大军以收复失地为名大举南下。契丹军队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绕过许多宋军坚守的州县,直趋黄河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大有直逼北宋都城开封之势。宋廷震恐,朝中大臣在如何对付契丹进攻的问题上,出现了主张迁都逃跑与坚决抵抗两种意见。大臣王钦若主张放弃东京逃跑,迁都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只有新任宰相寇准等少数人力主宋真宗亲往澶州前线督师,以振士气。
很快,契丹军队抵达澶州北城,随即对澶州北城展开三面围攻。就在宋真宗进入澶州督师后不久,两军开战。当时北宋有一种武器叫床子弩,用二三张特制的大弓射箭,能射出三里多地,威力惊人,宋将用它射杀了辽军先锋萧挞凛,极大地动摇了契丹军心。再加上此时帝国军队深入中原腹地已久,供给线过长导致粮草不足,于是萧太后暂缓攻城,有意接受宋的建议,与之议和。宋军方面,由于宋真宗御驾亲征,士气高涨,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军民多达几十万人,局势明显对宋军有利。但是北宋的皇帝,从宋真宗开始,一直到北宋灭亡,都是长于深宫妇人和宦官之手,从来没有见习过兵仗,对打仗有着本能的畏惧,这时见议和有希望,马上应允,只盼契丹军队能够尽快北撤,代价再高也无妨。
于是两国的和谈就此开始。契丹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要宋朝“归还”后周世宗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宋方的条件则要软弱得多。只要契丹退兵,宋朝愿意以金帛代地,每年拿出一定数量的银、绢作为补偿,但不答应领土要求。协议最终按宋方的条件达成。剩下的问题就是每年给辽国银绢的数量。宋使曹利用就此请示真宗,宋真宗说:“逼不得已,一百万也可。”意思是,只要不割地,能讲和,契丹就是索取百万钱财,也可以答应。曹利用承旨后,刚从行宫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寇准拦住。寇准问明情况后,警告曹利用说:“虽然有圣上的旨意,但你去交涉,答应所给银绢不得超过30万。否则,你一回来我就砍你的头!”曹利用被寇准一吓,立即悚然,喏喏应命而去。经过谈判,曹利用果然以30万银绢谈成。宋辽双方在澶渊交换誓书,契丹撤兵而还。
和议约定:
1.辽、宋约为兄弟,宋真宗年长为兄,辽圣宗年幼为弟,双方使者定期互访;
2.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20万匹、银10万两;(www.xing528.com)
3.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不得收容对方逃亡“盗贼”;
4.双方不得创筑城堡,改移河道。
这个宋辽双方在澶州城下达成的休战协议,历史上称为“澶渊之盟”。今濮阳市县城内尚存有“契丹出境碑”,也称“回銮碑”,诗文为宋真宗所作寇准所书,记载的就是这件事。好笑的是,和议达成后,宋真宗询问结果,曹利用伸出三个指头。宋真宗误以为给了辽国三百万,大吃一惊,说:“太多了!”但想了一想,又觉得谈判既已成功,也就算了,遂说:“三百万就三百万吧。”后来,宋真宗弄清了只给辽绢20万匹、银10万两,合计才30万,不到宋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大大低于早先的估计,不禁大喜过望,重重奖赏了曹利用,甚至写诗与群臣唱和,以此来庆祝。
传统观点认为“澶渊之盟”对宋朝而言,是个屈辱性的条约,宋朝没能在开国之初,一鼓作气攻下契丹,既承认契丹帝国的存在,又开“岁币”之滥觞,导致此后两宋之积弱,使宋朝繁荣的局面江河日下,最终走向灭亡。但实际上,“澶渊之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蒋复璁老先生曾经给“澶渊之盟”这样一个评价:“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
应该承认,辽、宋“澶渊之盟”的缔结,契丹帝国在经济上是绝对的赢家:不仅使当时身处战局已现弱势的契丹军队安然从险境中脱身,还获得了战场上本来得不到的岁币。当时的契丹经济不发达,赋税收入也不高,每年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岁入确实是一宗很大的收入,这对丰盈国库、发展经济、壮大帝国实力,以及对契丹帝国鼎盛局面的形成,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个盟约还给契丹帝国带来了更大的政治利益。“澶渊之盟”改变了传统的中原王朝是老大的观念,此盟书一经签订,北宋的地位一落千丈。尽管此前的辽宋之战,北宋也没占过多少上风,但是如今将弱势明明白白地写在了白纸上,任凭你再怎么给自己找借口也抵赖不掉了。契丹帝国因此声名远播,威震四方,其影响力一直到达中亚地区,确立起东亚强国的地位。
然而只要仔细算一下这笔账就会发现,事实也不是如传统史学家认为的那样,北宋彻底地被契丹帝国敲诈了。
宋朝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文人的时代”,知识分子在整个统治阶层中占有极高的比重。这一现象,与北宋的立国有关。当年后周的统兵者赵匡胤就是黄袍加身当了皇帝的,而在之前的五代,每个开国之君都是武将出身。这使得北宋开国之后,最先做的事情,就是“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将们对皇位的威胁。终宋之世,将重文轻武进行到底,不可避免地使北宋将领乃至军队的整体素质下降。长期的战争让宋朝力不从心,可以说是不堪重负。
在冷兵器时代,马是非常重要的。北宋的战马大量依赖进口。不幸的是,契丹帝国控制着北宋战马进口的通道,《宋史》记载986年宋太宗北进失败后,由于契丹阻断马匹入境,朝廷于翌年“遣使市诸道民马”,缺马程度可见一斑。再加上连年的征战,宋军主力一旦移师深入,契丹军队就给他们迎头痛击,高级将领阵亡许多,这使得北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武将可用。可以说,“澶渊之盟”所开创的和平局面,实际上也给北宋的发展带来了最好的空间,北宋同样是这个盟约的受益者。
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来看,“澶渊之盟”结束了辽、宋之间连续数十年的战争,使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稳定状态,促进了南北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至于岁币的数目,30万的岁贡和迁都比起来,代价简直不值一提。宋真宗一开始有胆量开出100万的价码,也绝不是心血来潮。当时宋廷年收入一万万贯以上,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事所耗费的军费就高达3000万,比较起来,30万很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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