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国家层面价值追求的提炼与升华

从历史的维度出发，我们可以对这些价值目标的发生过程进行更详尽的考察。

对于中国人来说，“富强”并不是一个新兴的概念。早在先秦时期，以法家为代表的思想者就探讨了如何实现“富国强兵”。《商君书·壹言》中提道：“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7]治理国家，要使民众的力量集聚起来，实现富国强兵。虽然在后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对仁政和王道的追求常被认为要优先于对富强等功利性目标的追求，但是，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对“富强”的追求再次成为时人眼中的第一要务。李鸿章指出：“今日当务之急，莫若借法以富强。”^[8]正是这一思想带动引发了历时数十年的洋务运动。虽然从后世来看，洋务运动的努力终究以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而告终，但“富强”却也由此成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在自救过程中最先追求的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

正是在对甲午战争失败的反思中，一些有志之士深切认识到，要想救国仅仅依靠船坚炮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更深层的制度改革。因此，康有为在奏折里写道：“今欧、日之强，皆以开国会行立宪之故。皇上翕受嘉谟，毅然断行，此中国之福也，生民之幸也。请即定立宪为国体，预定国会之期。”^[9]他认为，当时的欧洲、日本之所以强大，乃是由于实行了民主制度，所以希望光绪皇帝能够引领清王朝实现从传统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的民主转型。然而，维新变法的努力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镇压之下失败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正是这些扼杀维新变法的人，却在1906年迫于大势，不得不主动作出“预备立宪”的姿态。无论这种姿态的背后是真心还是假意，历史都没有给清王朝留下实现这一计划的机会。因为清王朝关于“预备立宪”的政治承诺还没有完全履行，就被辛亥革命的炮火推翻。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到此告终，民主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成为国家层面一个新的价值目标。

在辛亥革命之后，人们一度对新生的中华民国抱有一定的期望。但是随着国内政局的日益动荡，这种期望逐渐变成了失望。这种失望之情在周恩来少年时代的诗作里得到鲜明呈现。1914年10月，年仅16岁的周恩来在《敬业》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春日偶成》（二首），其中一首写道：“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10]春天的时候去郊外踏青，结果看到的是神州大地烟霾遍布、举国昏沉，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这种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随着1915年袁世凯公然复辟帝制达到了顶端。在这个严峻的历史时刻，陈独秀先生在1916年1月的《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一九一六年》。这里的《青年》杂志其实就是《新青年》杂志的前身。而1916年，若按照袁世凯等复辟势力的设想，本来要成为所谓的“洪宪元年”。但是，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没有使用所谓的“洪宪元年”，而是大笔直书“一九一六年”，在题目里就明确表达出对复辟势力的反抗和蔑视。

正是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提出：“然生斯世者，必昂头自负为二十世纪之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11]他认为，人类文明发展日新月异，生活在20世纪的人应当具有充分的时代责任和使命担当，努力创造属于20世纪的新文明，不能再去因循墨守19世纪以上之旧文明。在这样一种呼声的号召下，尤其是在《青年》杂志和改名之后的《新青年》杂志的引领下，一场以寻求文明革新和思想启蒙为己任的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对先进文明的追求在20世纪初的中国成为日益占据主导性地位的社会思潮。(www.xing528.com)

在这种时代氛围下，马克思主义获得传入中国的有利契机。1920年8月，由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国内问世。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2021年已走过一百个年头。在这一百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国家建设的探索也逐渐从经济发展、政治文明、文化繁荣逐步扩展到社会领域，从而在21世纪初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12]由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21世纪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四个价值目标的表述次序，不仅包含文本维度和实践维度，而且有历史维度。从19世纪60年代以寻求富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到20世纪初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的辛亥革命，再到后来以追求文明革新和思想启蒙为己任的新文化运动，最后到21世纪初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表述次序里蕴含着一种历史逻辑，因为它们是对中国近代以来在救亡、革命、建设、改革等历史进程中所蕴含的国家层面价值目标的提炼与升华。

请注意，是“提炼与升华”，而非对过去的重复。为什么这样说呢？以“富强”为例。刚才提到，法家和洋务派都追求“富强”，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富强”与他们完全相同吗？并不尽然。因为无论法家还是洋务派，他们所说的“富强”更多强调富国强兵，缺少“民”的维度。不仅如此，传统的法家从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立场出发，不仅不主张使民众变得富强，反而想方设法地要“弱民”——尽可能削弱民众。与之相比，我们今天追求的富强更多指向的是“国富民强”和“国强民富”，与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样，我们今天追求的民主、文明、和谐虽然与之前的这些历史阶段可以构成思想史的呼应，但在时代语境、理论内涵等方面都已发生不同程度的转换与深化，面临着新的环境、新的要求与新的任务。^[13]因此，这里强调它们是对之前历史实践的提炼与升华，而非简单地重复照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