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权失民心之举

（一）国民党抢劫式接收动摇了民众根基

“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这是蒋介石的总结。

1948年8月上旬，蒋介石在南京军事会议上讲了这样一番话：“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41]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指责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事实上，当时发接收财的不仅仅是高级军官，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在受降的过程中也对沦陷区人民进行了无情的搜刮，最严重的是在处理法币和伪币的兑换比例问题上。

根据经济学家的估计，合理的法币对伪币的兑换率为1：50，然而实际执行的是1：200，已经达到4倍之多！大量的后方国统区人员携带法币，进入前沦陷区廉价收割当地财富。这种洗劫式的兑换，对于沦陷区的中产阶级而言几乎相当于没收了他们的财产，长期饥寒交迫的广大劳动人民，则更加贫穷如洗。

国民党官员以“五子登科”（位子、金子、房子、车子、女子），“三羊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的方式接收，贪污舞弊、花天酒地。“接收”变成了“劫收”，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期盼迅速破灭。沦陷区的百姓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42]

在整个“劫收”过程中，四大家族官僚资产空前膨胀，总计在100亿美元到200亿美元。国民党政权就是依靠这些“劫收”所得才敢于在1946年发动内战。

与国民党的“劫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产党的“惠民”。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广大农民经济上分得土地，政治上获得翻身，人民解放战争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

1949年2月，蒋介石也认识到在民生问题上的错误，他慨叹，“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未始已晚也”^[43]。因此，败退台湾后，他也开始了土地改革，并由此稳定了在台湾地区的统治基础。

对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群众，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积极的争取和团结政策，尤其对新解放区，更加注重维护群众利益，秋毫无犯。各部队不折不扣地严格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训令，要求全体指战员，在对待老百姓时做到“死不还枪，伤不还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宁可睡马路，绝不进民宅。老乡不在家，进门就犯法”。指战员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人民”的军队。

图2-21-2是解放上海时的珍贵历史照片。打了一夜的激烈的枪声停止了，上海市民清晨走出家门，看到街上睡满了解放军战士，绵绵细雨中他们露宿街头。新华社刊发这张照片后，照片在国内外引起强烈震动，不少国外媒体称之为解放军的“创举”，并以此断言“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

图2-21-2　1949年5月27日，梅雨绵绵中，上海南京路上露宿街头的解放军战士

同样是对待新收复区，国民党政府是搜刮聚敛的“劫收”，共产党是秋毫无犯的尊重，民心向背可想而知！

一封北京大学学生写给时任校长胡适的信，反映出广大人民的心路历程。

“生自小学毕业到中学，过了八年沦陷生活，苦闷万分，夜中偷听后方消息，日夜企盼祖国胜利，在深夜时暗自流泪，自恨不能为祖国做事。对蒋主席之崇拜，无法形容。但胜利后，我们接收大员及政府所表现的，实在太不像话……生从沦陷起对政府所怀各种希望完全变成失望，且曾一度悲观到萌自杀的念头……自四月下旬物价暴涨……生亲眼见到同胞受饥饿而自杀……联想到祖国的今后前途，不禁悲从中来，原因是生受过敌人压迫，实再怕做第二次亡国奴！……我伤心，我悲哀，同时绝望……”^[44]

“劫收”虽然使国民党政府聚敛了用作内战的大量物资，却使它的声望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害。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评价说：“文武官员在自日本手中收复之地区中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和声望。”^[45]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南京政权的失败，以无视民众利益的“劫收”为开端。这样的大“劫收”，不仅急剧激化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且给国民党政府自身造成了致命后果，严重动摇了其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道德风尚和吏治等各个方面的统治基础。

（二）国民党发动内战使其民众根基坍塌

如果说“劫收”是对沦陷区民心的冲击，那么随之而来发动内战则给全国人民浇了个透心凉。经过了多年的战争，人心思定，人们渴望一个和平安宁的生活环境，然而国民党政府再次做出了违背民意的选择。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主张“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之后毛泽东更是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谈判，表明了共产党人和平的诚意。然而，重庆谈判后不久，蒋介石就撕毁了停战协定，发动了内战。这使更多人站到他的对立面。(www.xing528.com)

闻一多，著名的诗人、学者、民盟云南支部的负责人，曾坚决反对内战。西安事变后，闻一多的发言可见其对蒋介石的维护之意。

“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吗？谁敢起来告诉我，你们做的对吗？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吗？你们可以站起来说！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决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决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46]

然而十年之后，在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上，闻一多怒斥国民党的罪行，会后在返家途中被特务暗杀，这成了他的最后一次讲演。

“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47]

从闻一多等知识分子的态度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内战使国民党政权的民众根基开始坍塌，人心归了共产党。1946年11月，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时，代表团成员李维汉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48]

（三）国民党军政腐败彻底瓦解了其民众根基

国民党发动内战师出无名，士无斗志，加上战略战术运用不当，内部派系林立、钩心斗角，导致战场上节节败退。而严重的军政腐败，让它雪上加霜。

国民党军队的腐败，用蒋介石的话说，是“凡军长以上者，几乎多是贪污……”^[49]这种贪污到了什么程度？有个故事可做证明。

杜聿明，解放战争后期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他在回忆录《淮海战役始末》中谈到一件事，他怀疑当时的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是共产党员，原因就是他发现这位堂堂的中将厅长，家里客厅的沙发竟然打着好几个补丁。杜聿明认为自己在国民党里已经够“清廉”了，郭汝瑰竟然比他还清廉，于是他认定郭汝瑰有重大嫌疑，事事防着他。^[50]事实上，郭汝瑰确实是共产党员。从杜聿明的这个判断“不贪污的人多半是共产党”，且这个判断竟然很准确来看，当时国民党的腐败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到后来越演越烈。蒋介石在与高级官员、高级将领的谈话中，多次提到这一点。1948年蒋介石的两则日记中，描述政府腐败的用词是“骇人听闻”“闻之色变”。

“听取保密局贪污案报告，其诚骇人听闻，可痛。”

“重庆高级机关与主管官之贪污索榨，不道德无廉耻之腐败情形，闻之色变，不知革命前途究将如何结果，不胜悲痛之至。”^[51]

反观共产党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人的清廉是有口皆碑的，否则杜聿明也不会怀疑郭汝瑰。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导致社会各界对其失望透顶。解放军进攻上海前夕，当时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荣家争论要不要留下来。“国军”三番两次敲诈钱财，荣家一日数惊，不堪其扰。荣德生说：“国民党是失尽人心，共产党来了，总不会比国民党更坏吧，不要把工厂迁走。”^[52]荣毅仁参加陈毅召集的座谈会时，共产党人清廉、亲民的新气象感染了他，他最终决定留下来，并带动了一批企业家建设新上海。

（四）恶性的通货膨胀导致民众根基彻底崩溃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导致法币急剧贬值。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元，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为5000亿元。然而到1948年，法币发行额猛增到660万亿元以上，货币发行额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而物价上涨约725万倍！1937年100法币买两头牛，到1948年只能买五百分之一两大米。法币彻底崩溃了。

内战使国民党政府收支不平衡，只能靠增发货币来维持。鉴于法币的恶性膨胀，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再次进行币制改革，开始发行“金圆券”。然而金圆券却以更快的速度膨胀。新中国成立前夕，金圆券已经形同废纸，民间重新使用银圆，上海银圆一元可以换16亿金圆券！纸币完全失去信用。国民党政府自己对于通货膨胀有这样的记载，“1947年6月增加额比1937年6月到1945年12月总增加额还多”“印刷机不能生产出足够的钞票”“券料输送已到随到随罄之境地”^[53]。

法币的印制也依靠美国，1947年70%的钞票是在美国印刷的。结果当飞机把钞票运到目的地，“亦因物价上涨不合需要，时有徒劳往返之憾”。1947年11月27日中央银行监事会决议，刚印好的50元、100元新券因“用途已少，分别煮销”^[54]。

通货膨胀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国民党认为法币“膨胀的恶性循环”，其危险性“比共产党叛变更为广泛”“物价狂涨已推翻了社会秩序和政治信心”^[55]，各阶层民众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到最后，国民党众叛亲离，甚至不少国民党高官的子女都加入了共产党。被蒋介石视作“文胆”“智囊”的陈布雷，他8个儿女中竟有4个是共产党员；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沈安娜，蒋介石的女婿陆久之，蒋介石的亲信韩练成、张克侠、郭汝瑰，都是共产党员。

到了解放战争后期，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最终形成了反蒋斗争的第二条战线，与人民解放军一起，迎来了革命的胜利。

从“劫收”到发动内战，从骇人听闻的贪污腐败到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国民党政权彻底丧失了民心。当然，这四个是主要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影响民心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