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以前，中共中央最高领导集团是三人团：第一位是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位是博古，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1931年成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负责人，时年仅24岁，长征开始时才27岁。第三位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在三人团中属于辅助者的角色。此时最高领导集团的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李德负责。李德、博古等人掌权以后批判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毛泽东主张扎根实际情况，反对本本主义，被说成是“狭隘的经验论”，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被批成是“极严重的机会主义”。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红军与敌人堡垒对堡垒、硬碰硬地打。结果，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踏上了长征之路。红军长征之初，必须从瑞金向西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出发时红军总兵力8.6万余人[7]，第一道封锁线，损失3700余人；第二道封锁线，损失9700余人；第三道封锁线，损失8600余人。[8]在突破前三道封锁线的过程中，红军共计损失22000人左右，总兵力约剩64000人，而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第四道封锁线，也就是湘江封锁线。在湘江封锁线前，红军被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团团包围，为了掩护中央红军突围，各军团展开了顽强的阻击战。可以说，渡江的每一分钟都是红军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但此时，李德竟要求部队把各种辎重和文件都带上，其中甚至包括红军指战员的结婚证副本。这使中央红军在李德和博古指挥下整整花费了四天的时间才走过了从灌阳到渡口的70公里路程。
湘江战役中，红军阻击部队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整个红八军团在战后被取消建制，红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挡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湘江战役后，红军总兵力锐减至3万余人。当地老百姓曾问：“你们知道那时湘江的水变成了什么颜色吗？”很多人以为是红色的，但是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们，当时能看到的只有灰色，因为红军的尸体覆在了血红的江水上。当地老百姓痛心得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比惨重的牺牲更可怕的是，渡过湘江以后，很多红军指战员丧失了方向感，他们不知道该去往何处，感觉每一条路都是死路。伍修权感慨：“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依旧处于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中。但在这时，中央红军却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此前，我们党的重大决策都需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能得以施行。但在湘江战役中，大功率的电台被打坏了，小功率的电台联系不上共产国际。湘江战役以后，中共中央在通道、黎平、猴场等地召开会议，试图打破三人团对军事指挥的垄断，这三次会议为后来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此时，红军上下对李德、博古等人的军事指挥十分不满。彭德怀说的最多的是“崽卖爷田心不疼”，字面意思就是小辈变卖祖辈留下的土地不知道心疼。彭德怀看着红军指战员在与敌人硬碰硬的过程中大量牺牲，十分心痛！一向沉稳持重的朱德在遵义会议期间甚至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9]不仅军内，党内也出现严重分歧。黎平会议后，李德和周恩来甚至在深夜里用英文高声争吵。(www.xing528.com)
1935年1月7日，红军智取遵义后，终于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但此时形势依然严峻。这期间进行人数清点，中央红军仅余37000人。[10]为了应对当时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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