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为什么召开及意义

古田会议又叫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简称红四军“九大”。1929年冬的古田会议源于红四军党内一场有关前委和军委关系的争论。

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发动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创建了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在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的掩护和接应下，朱德、陈毅所率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暴动农军，安全地转移到井冈山，在宁冈砻市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随后成立了红四军军委，毛泽东、陈毅、朱德先后担任军委书记。前委即前敌委员会，是红军初创时期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领导人和组织成员都是由中央指定的。红四军前委是1928年11月按中央指示精神成立的，代表党中央领导红四军和地方党组织工作，毛泽东任书记。前委和军委关系的争论实质上是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是关于建军原则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场争论呢？这就要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探索过程中的艰难波折说起。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面临诸多困难，外有国民党军队的会剿，内部衣食给养短缺。1929年初，为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红四军主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率领下，撤离井冈山，出击赣南，希望用“围魏救赵”的方式，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同时牵制敌人对井冈山的大举进犯。时值隆冬，天寒地冻，加之“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红军的行动十分困难。敌军又紧咬不舍。此后半个月里，大庾、平顶坳、崇仙圩、圳下村四战皆负，毛泽东、朱德也曾数度陷入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中。

因每日都在行军作战，与尾追之敌周旋，而前委与军委成员组成多有重复，主要是毛泽东、朱德、陈毅，共存已属多余，且不利于行动。故2月3日的罗福嶂前委会议上，决定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停止活动，权力集中于前委。取消红四军军委是特定环境下为应对瞬息万变的军事行动、避免机构重叠、保证作战指挥快速高效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

取消军委后，在随后的大柏地战斗中，红四军取得了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改变了近一个月令人沮丧的失败态势。此后，赣南闽西革命形势逐渐好转，根据地也蓬勃发展起来，前委既管军队又管地方工作，一时兼顾不过来，于是前委在5月决定成立红四军临时军委。

革命形势虽然好转，但红四军内部原来存在的一些问题却越来越明显。

一方面是军队内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盛行。因为初创时期的红军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活动，其成员主要来自旧军队和农民。据统计，1929年5月，红四军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23%与77%^[3]。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单纯军事观点。忽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不承认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认为红军的任务和白军一样，只是单纯打仗。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就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甚至有人说政治工作干部是“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兵是“吃闲饭”的。

二是极端民主化。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建立起士兵委员会，强调官兵平等，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极端民主的现象。军官管理严格些，操课时间长些，士兵委员会就提意见，个别连队甚至有士兵委员会举手通过打连长、排长屁股的事情。有些人要求在红军中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少数不服从多数，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便不执行党的决议，党内批评变为攻击个人。

三是个人主义。红四军浴血奋战打下汀州城后，士兵们见稻谷正值成熟期，便纷纷脱离队伍回家割稻，结果在豪绅地主的反扑下城池得而复失。

四是旧军阀习气和流寇思想。对部队的管理教育，不少军官仍然采用旧军队的一套。打骂士兵的现象还普遍存在，有的甚至主张枪毙逃兵。有些人则对士兵的错误行为采取了纵容、放任的态度。士兵们赌钱，不但不制止，还要赢了钱的士兵请客。有些队伍认为“当兵吃饷，打仗发财，天经地义”，不愿在生活艰苦的红色区域工作，建立根据地，总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提出“流动游击”“走州过府”。毛泽东描述当时的情况说，他们是大烧、大杀、大抢的，他们是大嫖、大赌、大吃、大喝的，他们是流寇主义的游击政策。他们忙的不是建设政权和分配土地，而是扯起红旗到处乱跑。

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严重地腐蚀着党和红军的肌体。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成为亟待解决的根本性的问题。(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在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间，对于一些重大问题也产生了分歧。毛泽东认为应该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而朱德呢，比较重视军事，主张提高军官权威。有人强调“司令部对外”，还有人主张取消士兵委员会，认为实行“从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家长制”等。

这些分歧随着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的到来集中爆发出来。刘安恭是中共早期党员，长期留学国外。1929年5月初，刘安恭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成为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但他对红军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试图以苏联红军模式来改造中国红军，对毛泽东提出的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甚至攻击前委。在一次军委会议上，他做出了“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的错误决定，这是下级党组织在限制上级党委的权力范围。而且在5月23日，朱德、刘安恭两人联合上报给中央的红四军报告，也没有让前委书记毛泽东署名。这些做法显然有悖于党的组织原则，同时也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加剧了已经存在的党内矛盾，进而促使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分歧演变成一场争论。

面对这些分歧和争论，红四军多次召开会议，力图解决问题。

6月8日，红四军前委在上杭县白砂镇早康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以36票比5票的结果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临时军委取消，争论却没有停止。

6月22日，陈毅在龙岩县公民小学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七大。目的是停止争论，化解矛盾，加强团结。与会者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近30个具体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对于朱毛两派在建军原则问题上的争执，陈毅很为难。为了活跃紧张的气氛，陈毅对毛泽东、朱德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是晋国，一个是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是小国，处在你们大国之间，我哪边都不好得罪。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所以，就请你们高抬贵手，尽快和解为上。”会议未能解决分歧：虽重设军委的意见被否定了，但也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和必须反对流寇思想的意见。会议对朱德、毛泽东两位采取调和折中的方式，对毛泽东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朱德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气得毛泽东后来把陈毅的做法称为“陈毅主义”，是“八边美人、四面讨好”。在选举中，毛泽东虽被选进前委，但是却落选了前委书记；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中央任命的前委书记落选，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会议结束，争论仍在继续。而后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则分头行动。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7月下旬，毛泽东因疟疾病倒，国民党造谣毛泽东已死于肺结核病，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信以为真，于1930年3月20日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讣告。

陈毅根据中央指示8月赴上海汇报工作，如实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的详情，为中共中央准确判断、做出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陈毅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代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并经周恩来审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在充分肯定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正确做法的基础上，对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关键问题做出了明确答复，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是正确的，要求前委应以斗争的态度肃清红军中的一切不正确倾向。

陈毅去往上海后，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于9月下旬在上杭县太忠庙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旨在解决七大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朱德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毛泽东身体不好，用担架抬进上杭城时，会议已结束。由于红四军八大实行所谓的“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没有准备意见，拿到会上来争，争来争去最后也没有一个结论。红四军党内极端民主化倾向越发严重，人们普遍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不少代表提议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 ，朱德也认为红四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

10月22日晚，陈毅带着中央的“九月来信”在红四军司令部见到朱德，详细汇报了上海之行的情况，表示：“一定要把毛泽东请回来，红四军党的七大我犯了一个错误，要向他承认错误。”朱德也非常同意。

接到陈毅的信后，大病初愈的毛泽东于11月26日来到长汀城，同朱德、陈毅会合。陈毅、朱德都做了自我检讨，毛泽东也说他自己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说了一些伤感情的话。红四军的三位创立者、领导者此刻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尽释前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