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积极准备围攻解放区，全面内战一触即发。为了争取实现和平，毛泽东亲自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1946年1月5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重庆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双方又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及《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按照协议，由国共双方及美国各自派代表在北平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负责调处军事冲突、恢复交通、解散伪军武装、遣送日俘和日侨等项工作。军调部设3个委员：美国代表罗勃逊、国民党代表郑介民、中共代表叶剑英。军调部下设32个执行小组，每个小组有美方代表、中共代表、国民党代表各1人（俗称“三人小组”），分赴各冲突地点进行调处工作。
临沂城是当时山东解放区的首府，徐州、济南等地的“三人小组”不断到临沂，与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等领导人晤谈有关问题。1946年1月30日，徐州执行小组美方代表黑里斯、中共代表王世英、国民党代表李树正首次飞抵临沂，考察国共双方执行停战情况，并在交际处与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长陈士榘等进行了商谈。商谈中，我方坚持解散被我军包围的伪军并收缴其武器，国民党方面则认为伪军应归“国府”改编；我方提出城市开放、实行物资交流政策，国民党方面则不同意开放，企图继续实行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国民党方面要求迅速修复铁路和主要公路，企图实现其运兵进攻解放区之阴谋，我方则坚持先解散伪军再恢复交通的观点。陈士榘在商谈中据实驳斥了国民党军队的挑衅和造谣，使偏袒国民党的美方代表黑里斯理屈词穷。
1946年2月2日，北平军调部济南执行小组美方代表雷克、国民党代表涂叙五、中共代表陈叔亮飞抵临沂，与陈毅专门商谈执行“和字第二号命令”等问题。陈毅在商谈中表达了对“和字第二号命令”的不满，并向“三人小组”提出六条意见，即要求国民党疏散陇海铁路沿线的军队、山东的日军由我军负责解除其武装、被我军包围的伪军应由我军缴械、恢复交通、我方辖区的铁道由我方取得管理权和警卫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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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陈毅在临沂机场欢迎北平军调部济南执行小组美方代表雷克[7]
2月10日，徐州执行小组美方代表黑里斯、中共代表王世英、国民党代表谢慕松由徐州第二次飞抵临沂商谈。因国民党方面没有诚意，有关停战与恢复交通等事项未能取得新进展。但是黑里斯和谢慕松对我军在山东和华中方面坚决执行停战令以及停战后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所做的努力与热诚表示赞佩，对陈毅司令员针对各种具体问题提出的建议及制止国民党军队最近在华中地区的进攻等问题，均允诺返回徐州后转达有关方面加以处理。
5月24日，济南执行小组美方新任代表台维斯上校、国民党代表文泽上校、第二绥靖公署副参谋长罗幸理、山东省府委员邓继禹及中共代表山东军区外事部长黄远上校等人重抵临沂，陈毅、邝任农、孙鸣岗、梁竹航、刘贯一等前往会见。当晚，陈毅在山东省政府大礼堂举行了欢迎晚会。25日上午，陈毅等在交际处与济南执行小组代表举行正式会谈，就停战、恢复交通和交流物资三个问题交换意见。26日，北平军调部特派员美方代表沙文上校在新四军第四纵队政委曾希圣的陪同下抵达临沂，就停战等三个问题进行了交涉。
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因此，各地军调部执行小组无法进行正常工作，调处活动就此停止。9月29日，徐州执行小组我方代表王少庸上校及随员12人，奉命返回解放区，到达临沂。10月1日，济南执行小组我方代表亦回到临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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