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兰山的书院与琅邪书院的官办书院不同

明代科举制度的规范和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人口增长等因素也使求学人数得以增加。明清时期，这一趋势越发显著。除了府学、州学、县学、社学等官办学校的相继建立，私立书院也开始出现。书院是中国古代一种相对独立的民间教育机构，开始只是地方教育组织，由富室或者学者出资或筹款捐助兴办，聘请海内名师担任主讲或山长^[4]，招收来自各地的学子，聚徒讲授、研究学问。明代嘉靖以后，民间创建书院势头愈猛，朝廷也开始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赐敕额、书籍，并委派教官、调拨田亩和经费等，书院逐步由民间教育机构变为半民半官性质的教育机构。清代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正式采取鼓励态度，明令各省建书院，书院渐兴。只是这一时期的书院不分官立与私立，皆受政府监督。

为了进一步昌盛学风，乾隆二十四年（1759），沂州知府李希贤率领属下七县知县共同捐资修建琅邪书院。书院地址选在原王右军废祠，在修建书院的同时，整理修葺包括乾隆御笔在内的各式法帖碑刻，种植花草树木。最终，书院建造书屋30间，院内碑刻林立、绿荫婆娑，书斋窗明几净、墨香盈室，优雅的环境吸引了许多士人慕名前来，不仅极大促进了学风，也使书院成为远近闻名的一大名胜。琅邪书院建成以后，遍聘学者、名家担任书院山长，为临沂培养人才、发展文化教育，其中以许瀚、尹彭寿尤显突出。

许瀚（1797—1867），字印林，山东日照人。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清末杰出的朴学家、书法家，曾被著名学者龚自珍评为“江北学者第一”，先后受聘担任济宁渔山书院山长、沂州琅邪书院山长，出任滕县训导。担任琅邪书院山长期间，许瀚不仅授课讲学，而且对临沂的金石考古以及书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先后收集了许多散存的汉画像石、北齐造像碑、隋造像碑。另外，他的书法丰肥端庄、通劲遒健，临沂也留有不少他的翰墨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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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重建后的琅邪书院

尹彭寿，生卒年不详，字竹年，山东诸城人。光绪十一年（1885）拔贡，晚清金石学家、文字学家，曾担任兰山县教谕，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光绪三十年（1904）间任沂州琅邪书院山长，辞官后一直在沂州府闲居。担任山长期间，尹彭寿在讲学育人的同时，同样关注金石、书法。尹彭寿尤善隶书，他的隶书是学院学子摹写临习的底本教材。其写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东蒙山嘉惠昭应王庙碑铭》至今保存完好，立于蒙阴境内东蒙山顶雨王庙外的山坡上，既是珍贵的隶书书法作品，也是后人考证蒙山的珍贵史料。

除官办书院外，民办私学也为明清兰山的教育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较之前代，明清时期兰山人口数量增长很快，“就连明代‘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的沂州府，到乾隆年间也已是‘近年生齿日繁，居民稠密，回非从前地广人稀景象，昔日孤村小店渐成大集巨镇’”^[5]。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增长使人口聚集密度大大增加，求学人数也因之骤增，名额有限的官学无法满足需求，民间私学、书院的设立也就显得尤其必要。当时名气较大的书院有神峰山（今兰陵文峰山）下的荀子书院、县北10千米处的诸葛书院、金雀山下由元代解元王佐修建的王氏书屋，县南35千米处明代进士李烨讲学的李氏书屋等。这些书院与琅邪书院的官办性质不同，实际上为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