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临沂时间较早。据《莒州志》记载,东晋东莞人竺法汰入佛门,在沂蒙地区传教;东晋琅琊王氏南迁,则舍宅为寺;宋金元时期,佛教在这一地区有了新的发展——各地新建或扩建佛教寺院数量较多,临沂普照寺、朗公寺均增加了规模,扩建了寺院。
始建于晋代的普照寺位于兰山区洗砚池街王羲之故居内,据民国《临沂县志·古迹》载,王右军故宅“治城西南隅普照寺”。西晋末永嘉之乱后,临沂“诸王南迁,舍宅为寺”。后魏时,寺名为“律寺”。唐玄宗开元八年(720),赐名“开元寺”。宋崇宁初年,有大臣建言:“请诏天下,每郡择律寺一,更为禅林,遇皇上诞弥之月,为祈延景命之地。”[8]宋徽宗采纳了这一建议。后“开元寺”应选,自此改称“天宁万寿禅寺”。伪齐刘豫时,又更名为“普照寺”。从此,“普照寺”名称保留至今。金熙宗时,普照寺主持妙济禅师觉海在沂州防御使高召的赞助下,拆除围墙,开拓庙基,扩大寺庙建筑面积,并架石桥,跨望月湖,将原本偏僻的水池隘寺,扩成空旷之境;同时,对寺庙殿宇进行翻修,在大雄宝殿北侧建藏经楼,收藏佛经5048卷。扩建、修葺工程告竣后,在寺中筑亭刻碑,以记其事,此即著名的集柳碑。明正德年间,被封于沂州的泾王朱又对普照寺进行大规模修缮。他们从北京请来了铸铜像工人,铸造了大批佛像,其中最大的观世音造像连同莲座高达5米,还铸有一口大铁钟。明崇祯十二年(1639),将原在城南关的忠孝祠移至此处,建于普照寺西南。当时,这一带宫宇错落,苍松林立,是临沂城五大形胜之地。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占临沂后,古建筑遭破坏,古文物被洗劫;“文革”期间,仅存的大铁钟被损毁。
宋金元时期,临沂的僧人通过说法、刻碑等各种形式宣传佛教理念。临沂各处佛寺的宣传并不纯正,而是“三教归一”。沂州各县凡是较大寺院,都建有三教堂,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被供奉祭祀于一堂,从中可以看出儒、释、道的相互兼容和影响。1936年《重修莒志》中金明昌二年(1191)的《集卢山寺三教堂重修圣像记碑》记载:“夫三教者,儒释道,众人之所知也。则以释氏言之,以慈悲为主;以老氏言之,则以省俭为先;以儒教言之,则慈爱是尚。三者殊途同归,易地则皆然。”可以看出佛教在传播中被中国化了。此外,这一时期百姓生活困顿艰难,赋税徭役沉重,而僧侣免除徭役,故众人投身佛门,成为佛教信徒。[9](www.xing528.com)
佛教文化对临沂地区的影响也很大,550余座佛寺中皆有雕塑或泥塑佛像,佛教故事的绘画、建筑更是风格独特,为这一地区展现了新的文化面貌。同时寺院定期举办法会、法事,对佛教的传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临沂儒、释、道从独自发展到互相交流吸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儒家重视人伦,讲究孝亲、修身、忠君、有担当;佛教讲究个人修为,追求死后极乐世界,求来世之福,同时又接受儒家仁义礼智信的观念,融合儒、佛二者应有之义;道教虽以道家哲学为根基,但也兼容儒家,故各扬其长。三者的融汇对沂蒙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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