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鉴定理论发展与实践

档案鉴定，按照国际档案理事会《档案术语词典》的解释，即“一项文件管理/档案管理的基本职能，以文件现行行政、法律和财务作用，文件的证据和情报价值，文件排列和状态以及与其他文件的关系为基础，决定如何对其进行处置”。[1]档案鉴定是档案工作的重要环节，简而言之，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鉴别和判定档案的价值，从而决定文件 (档案) 是否保存以及保存期限。

从档案鉴定的含义可以看出，档案鉴定包括三个部分: 鉴定的价值标准、判定文件价值、对鉴别后的文件进行处置。其中，价值标准是鉴定的基础，不同的价值标准会导致不同的鉴定结果; 判定文件价值是鉴定工作的核心，也是价值标准在鉴定工作中的外化;对鉴别后的文件进行处置，是鉴定工作的目的，即选择有价值的文件进行长期存储，同时剔除没有保存价值的文件。

5.1.1 档案鉴定的发展历史与动力

档案鉴定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尽管在早期 (法国档案工作改革之前) 的文件管理中也存在着文件的遴选工作，但这些工作并没有规范化，也没有形成一定的体系，遑论档案鉴定理论的存在。正式的档案鉴定工作最早产生于法国档案工作改革时期，《穑月七日法令》将档案分为四大类: 有用文件、历史文件、无用文件、封建文件，前两种档案需要保存，而后两种档案则需予以销毁。现在看来，《穑月七日法令》所反映出的档案鉴定规则并不科学，但关于四类档案的规定却有其历史意义，它表明了正式的档案鉴定工作的开始。

直到20世纪初，档案鉴定都处在低速发展阶段。进入20世纪以后，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时期，逐渐走向成熟。20世纪档案鉴定的发展突出表现为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和档案工作的规范化。鉴定理论方面，德国迈斯奈尔最早提出了成形的档案鉴定理论，此后，档案界又相继提出了“行政官员决定论”、“职能鉴定理论”、“双重鉴定理论”、“利用决定论”、“新鉴定观”等; 鉴定工作实践方面，各国纷纷建立了规范的档案鉴定制度，探索出较为全面的鉴定标准以及实践规范，鉴定作为一项规范性的常态工作成为档案管理的重要环节。

档案鉴定在20世纪的快速发展有其深层次的动力所在: 一是文件 (档案) 的数量越来越大，对所有文件 (档案) 不加挑选全部保存已不再现实，保管压力促使人们更加重视鉴定工作; 二是档案价值认识的深入，起初人们对档案价值的认识较为肤浅，仅仅将其作为行政管理的辅助工具，随着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发展，人们日益认识到档案作为历史记忆的存在以及作为信息资源的存在，认识的深化促进了档案鉴定的发展。

5.1.2 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

档案鉴定理论是档案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具复杂性的部分。鉴定理论根植于档案价值理论，要求理论研究者对文件(档案) 价值有着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鉴定是一项极具主观性的工作，鉴定理论必须正确处理主观性的存在; 而最为复杂之处在于鉴定是一项权衡利弊的工作，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任何的鉴定以及随之而来的销毁都是违反档案精神的，但现实情况是人们必须对文件 (档案) 进行鉴定，必须对某些文件 (档案) 实施销毁，档案鉴定的目的在于以最少的代价实现最多的档案价值，没有任何档案鉴定理论能够宣称自己实现了这个目标。

鉴定理论研究的复杂性并不妨碍档案鉴定理论的提出，相反，人们提出了较多的档案鉴定理论以指导鉴定实践的开展。

5.1.2.1 档案鉴定理论的要素

档案鉴定理论的要素，按照黄霄羽等人的说法，包括档案的价值认识、档案鉴定的原则和档案鉴定的方法;[2]在特里·库克论述宏观鉴定理论的文章中，则将其归结为理论、策略、方法三个要素。[3]

仔细分析两种观点的表述可以发现，尽管两种划分方法的出发点不同，但在实质上它们只是在层次划分上有所不同。特里·库克所说的“理论”层次探讨“在哲学意义上鉴定档案所依据的价值的根源”。讨论的正是档案的价值认识，当然，库克笔下的“理论”层次也包含了一定的鉴定原则成分在内。至于库克笔下的“策略”与一般说法中的鉴定原则也是较为类似的，而在档案鉴定方法的论述上，库克的观点同国内一般的理解也是类似的，即鉴定的价值认识或鉴定策略在档案鉴定实践中的实现方法。

早期的档案鉴定理论在“理论”或者“价值层次”方面讨论较少，更多的是从“策略”、“方法”的角度对档案鉴定进行论述，完整地从理论、策略、方法三个角度论述档案鉴定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主要有: 首先，早期档案学的整体发展水平较低，档案研究的理论水平较低，人们对档案的价值认识并不深入，很难形成关于档案鉴定的价值根源的认识; 其次，鉴定理论形成的基础是鉴定实践经验的总结，这些经验的总结往往处于“方法”、“策略”的层次，只有人们进一步思考策略、方法的形成根源的时候，才会将研究视角追溯到档案的价值认识上。

“理论层次”更多地从档案的价值根源角度考虑档案鉴定问题，更具抽象性，抽象的理论应用到档案鉴定实践上，便体现为鉴定策略，而策略的实施，便表现为方法。“理论”层次同其他层次较易区分，但“策略”层次和“方法”层次并不容易区分，很多时候两者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理论、策略、方法便构成了整体性的档案鉴定理论，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个“理论”同档案鉴定理论的“理论”并不是一个意义。

5.1.2.2 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

档案鉴定理论从20世纪初发展至今，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

(1) 德国: 20世纪初的档案鉴定理论

档案鉴定理论第一次被系统地提出是德国迈斯奈尔完成的。迈斯奈尔提出了六项原则和七条标准。[4]

迈斯奈尔的理论现在看来确实显得较为粗放，但这一理论的提出有其历史意义。更为可贵的是，迈斯奈尔的档案鉴定理论将保持档案完整性，保持档案间的有利联系作为鉴定标准之一，体现了对来源原则的尊重。

(2) 英国: 20世纪20年代的档案鉴定理论

詹金逊的档案鉴定理论通常被称作“行政官员决定论”，这是因为詹金逊强调行政官员在档案鉴定中的作用。[5]詹金逊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尽管长期以来人们大多认为詹金逊的理论是过时的，但从现代视角来看，詹金逊的某些观点在档案鉴定中有着突出的价值。

詹金逊的理论内容较多，很难总结为较少的原则与标准。但其根本点在于强调文件的原始性、完整性与证据保全价值，一旦交付档案馆，对档案的任何销毁动作都有可能导致原始性、完整性和证据保全价值的损失。

在现代社会，随着文件的日益增多和鉴定难度的增大，詹金逊理论的价值再一次显现出来。特别是其关于档案完整性、档案本质的思考对当代档案鉴定理论有着巨大影响。

(3) 波兰: 20世纪30年代的“职能鉴定理论”

职能鉴定理论由波兰的卡林斯基提出。简单而言，它是根据文件产生机构在政府机构中的地位和职能的重要性确定文件的价值和保存期限。

卡林斯基提出了单份文件鉴定的一些具体标准，如一般标准、法律标准、行政标准、历史标准、地理标准、替代标准和典型性标准。[6]

职能鉴定理论发展了迈斯奈尔的来源鉴定思想，对后来的理论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这一标准过于粗放，对职能的理解也过于简单。

(4) 美国: 20世纪50年代“双重价值鉴定理论”

双重价值鉴定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统治性的鉴定理论，由谢伦伯格提出。谢伦伯格在《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理论。(www.xing528.com)

谢伦伯格认为文件具有双重价值: 对原始形成机关的第一价值和对其他机关、个人的第二价值，在档案鉴定过程中必须处理好这两种不同价值: 形成机关负责鉴定第一价值，而档案机构承担第二价值的鉴定。[7]

从价值理论出发构建档案鉴定体系，这一思路使得“双重鉴定方法”有着较好的理论基础。双重价值的认识也是对传统档案价值理论的突破。

(5) 美国: 20世纪60—70年代的“利用决定论”

利用决定论的核心观点是将第二价值作为档案鉴定的主要标准，强调利用，特别是编史的需要是档案鉴定的最重要的标准。

利用决定论由于其局限性没有得到长期而广泛的认同，但其理论的合理之处也为后人所借鉴。

(6) 宏观鉴定理论

宏观鉴定理论不是单一的鉴定理论，而是多种鉴定理论的合称。宏观鉴定理论是现在档案鉴定理论的主流。

宏观鉴定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布姆斯、特里·库克等人，这些研究人员从现代档案理论出发构建了全新的档案鉴定理论体系，对当代档案鉴定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同时代出现的档案鉴定理论都对当时的档案鉴定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詹金逊的理论指导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较长时间内英联邦国家的档案实践; 谢伦伯格的“双重价值鉴定论”更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等多个国家取得统治地位; 20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的新鉴定观对当前的档案鉴定，特别是电子文件的鉴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正确认识每一种档案鉴定理论，借鉴其合理成分，有利于当前档案鉴定工作的进展。

档案鉴定理论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上述理论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发展档案鉴定理论，构建更加高效的档案鉴定工作体系，必须在已有理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

档案鉴定理论发展至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现代信息环境日益复杂，档案工作也面临了新的挑战，已有的档案鉴定理论存在着较多问题，除了前文中提到的档案鉴定理论构建长期面临的困难以外，主要有:

(1) 主流档案学长期以来专注于公共文件领域，而其核心是文书档案，已有的鉴定理论也多是针对这部分档案构建的。当然，某些研究者，如新鉴定观的某些代表人物的论述中，也提到他们的理论对档案鉴定工作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但这多是研究者美好的愿望而已。档案鉴定的基础是档案价值的认识，某些价值是所有类型档案所具有的，但是不同类型的档案还有着各自特殊的价值所在，在鉴定中，这些价值因素也需要得到认真的对待，因此，不存在一套档案鉴定理论可以不加修改地应用到所有的环境中。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的应用环境探索档案鉴定理论。

(2) 现代鉴定理论需要考虑的另一个问题在于: 如果说以往档案界仅仅需要关注档案管理，而现在，信息环境更为复杂，各种信息媒介、各种信息形式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仅仅将视野放在档案文件上已经不符合现实需要，由此而来的是鉴定所需要考虑因素的急剧增多——我们不单单要考虑档案，还需要考虑与档案直接相关的信息环境。

5.1.2.3 档案鉴定的一般价值依据

总结已有的档案鉴定理论，可以发现，档案鉴定理论主要着眼于档案的两方面价值提出:

一是档案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价值，正如特里·库克所言: “档案工作者进行的鉴定工作所做的不是别的，正是对历史的塑造……决定了什么会被记忆，而哪些会被遗忘。”[8]当然，档案工作者并不是依据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历史，而是基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进行历史的塑造，档案工作者是基于社会的意愿进行工作的。

二是档案的信息 (情报) 价值，档案除了作为历史记忆的承载者存在，也作为情报信息的来源存在。当然，档案的情报价值继承于文件，而随着文件和档案间界限的日益模糊，档案的情报价值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上述两种价值是鉴定档案最主要的价值依据，如科研价值等其他价值只是这两种价值的体现而已。

档案鉴定除了考虑档案的价值之外，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效益。仅仅是出于保存历史记忆考虑，档案鉴定以及随之而来的档案销毁是不应存在的——任何文件，无论文件现实效用如何，是否真伪，是否重复，处于文件处理的何种阶段，等等，都是社会活动的反映，只是价值有大小罢了。档案保存是一项需要考虑效益的活动，包括档案保存的经济效益以及档案的利用效益，效益因素是导致鉴定工作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其直接动力。鉴定需要考虑档案保存的效益，在一定支出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实现文件保存的最大价值，是鉴定活动的目的所在。

[1] 黄霄羽. 外国档案管理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2.

[2] 黄霄羽. 外国档案学管理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2.

[3] Cook T.Macro-appraisal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documenting governance rather than government［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2004(04): 11.

[4] 冯慧玲等. 档案学概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73.

[5] 黄霄羽. 外国档案学管理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5.

[6] 黄霄羽. 外国档案学管理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6.

[7] 黄霄羽. 外国档案学管理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17.

[8] Cook T.Macroappraisal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rigins，Characteristics，and Implementation in Canada，1950-2000［J］. Archival Science，2005，5 (02): 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