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实践成果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前已经形成了不少保护模式，例如“特别权利模式”、“以人为本”的开发保护模式、“档案式保护模式”等。主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见表1—5。

表1—1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模式及案例

1.3.1 特别权利模式

“设立无形文化标志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模式是一种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保护与法律保护有效结合的保护模式”[1]，其中，无形文化标志实际上就是指“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所确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无形文化标志权则是指“由权利主体 (包括国家、民族、地区或者个人) 经过法定程序登记获取的权利，主体范围内的所有居民都享有无形文化标志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利益，任何个人或集体不得以任何形式侵占、盗用或亵渎性利用”[3]。作为无形文化标志权必须具备主体的非特定性、客体的活态性、内容的多样性、保护的无限性及效力空间的无限性等五个特征[4]。作者以“梁祝文化”为例，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特别权利模式”的应用。

“梁祝文化”迄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从晋至隋唐的传说，宋代的诗词，元、明的戏剧，清代的歌谣，到现在的戏曲、影视、小说、舞蹈等，形式多样，其中梁祝爱情故事更是在全国多个省份有民间传说和历史遗存[5]。

2004年4月，浙江的宁波、杭州，江苏的宜兴，山东的济宁，河南的汝南等四省六市协商联合申报“梁祝”为世界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梁祝文化”作为“无形文化”主题的非特定性特征[6]。2007年，宁波、杭州、上虞等地的“梁祝传说”成功进入国务院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梁祝文化”成为无形文化建立了重要前提。[7]

回顾梁祝文化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 从“五四”时期对“梁祝”历史资料、故事、歌谣等的收集整理，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梁祝戏曲的百花齐放，再到改革开放时期梁祝电影的时兴、梁祝文学的热潮，每个时期的梁祝文化都有其特定的形态，千变万化，这体现了“梁祝文化”这一客体的活态性。

梁祝文化内容丰富，有梁祝古籍、梁祝民俗、梁祝传说、梁祝歌谣、梁祝遗迹等，内容的多样性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因此要重视“梁祝文化”，共同维护“梁祝文化”的传承。“梁祝文化”是极具民族典型个性特征的文化遗产，是国家和民族历经上千年传承积淀流传至今的精神遗产，也是世界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因此，世界上所有人都有义务尊重它、保护它。

针对文化的保护期，一般文化都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各种文化保护期相对就难以确定。“梁祝文化”作为文化的典型代表，其保护期也是不受限制的。这时候，采用无形文化的方式来保护“梁祝文化”，才能真正有效地长久维持“梁祝文化”的发展。随着我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主管机构的设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建立，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落实，采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定权利模式保护“梁祝文化”，定能取得较好成效。[8]

1.3.2 以人为本模式

“以人为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的实质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选择与尊重”。作者认为，这是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形式。[9]这种模式的理论基础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人类历史活动中产生、被利用并不断得到发展的产物，依靠人的口、肢体、技能来表现，依靠人代代相传得以延续和存活的。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活与发展都在于人。“人在艺在，人亡艺亡”是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面临的危机。以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科右中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例，分析“以人为本”模式的实施过程。

位于科尔沁草原的内蒙古科右中旗是著名的“草原文化之都”、“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四胡之乡”、“乌力格尔之乡”、“安代之乡”，叙事民歌、蒙古族传统音乐、说唱艺术、蒙古族拉弦乐器制作、图什业图王府服饰刺绣、科尔沁婚俗和与敖包祭祀等传统手工技艺等，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百花齐放。目前，科右中旗取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项、自治区级7项、盟级43项、旗级47项。确定有149名旗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其中9名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科右中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坚持以人为本，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在继承人群体化上，该旗还采取了如下措施: ①“54321工程”的实施。“54321工程”，即50户传承家庭，40个四胡演奏示范村，30支安代舞队伍，20支不走的乌兰牧骑、1000名民歌手，为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②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科尔沁文化传习所。截至2011年4月，传习所已举办培训班12期，学员653人，学员包含老人、青壮年、少年儿童等。值得一提的是，科右中旗还承担了学员参加培训的路费和食宿费。③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社会地位。科尔沁还出台了《民间艺人奖励办法》，对带出弟子的艺人、60岁以上老艺人、特困艺人、获区或国家级大赛奖励的艺人进行资助和奖励，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物质生活水平; 吸收了3名民间艺人进入科尔沁文化研究队伍，提高民间传承人的文化地位。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化和职业化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确定在科右中旗设立“胡仁乌力格尔口头传统艺术研究基地”，科右中旗还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基地和保护中心提供固定的职位和办公室，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职业化，同时这些研究所和保护中心对科右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源流、内容、现状进行研究，出版专业研究著作和其他载体形式的产品，有利于草原文化的向外传播和扩大。编纂出版文化读物有《科尔沁右翼中旗·享誉全国的乌力格尔之乡》、 《科尔沁文化概览·科尔沁右翼中旗篇》、《科尔沁右翼中旗·民间文艺集锦》、《科尔沁右翼中旗·民间口头文学选编》(上册) 等，音像制品有《四胡神韵》、《恋恋深情的五角枫》、《科尔沁文化走进央视大舞台》和春节晚会系列。[10]

内蒙古科右中旗“以人为本”的保护模式对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探索。

1.3.3 档案式保护模式

“档案式保护模式”也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式保护，是“将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文字或形成图像的手段将其保留下来，并按照特定的管理方式存档”[11]，是“无形变有形的创造并将创造结果进行保存利用”的行为[12]。参照档案管理的流程，整个档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可以归纳为五个步骤: 普查 (征集) →记录→整理→鉴定→立档[13]，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江苏四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典型的档案式保护的例子。2006年，南京云锦、金线金箔、金陵刻经、秦淮灯会成为江苏省著名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省档案馆为了这些美妙的工艺技术能够被后人享用和欣赏而不至于消亡，耗时半年，对这四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部建立了档案。

档案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征集。例如云锦项目的征集，江苏省档案馆从研究所、民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散存地进行征集，接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不仅仅包括“申遗”的中英文文字材料、领导参观视察的照片，还包含织锦的金线、纬管和织好的丝织品，共有好几十种形式，文字材料、与主体相关的实物、声音、图像都变成了档案收藏。再如，金陵刻经处还收集了一些破损的经板，因为破归破，也是金陵刻经全貌的一部分。此外，档案馆还通过报纸向市民征集四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档案。

档案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整理方式。针对金陵刻经档案，档案馆工作人员将经书以册为单位进行装订，几册经书再组成一函。并仿照古人，按照《千字经》的字序来给每一函编号，依次排序。

档案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管。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载体形式多样，不同项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载体保管要求不同，特别是实物档案的保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保管条件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金线金箔遇到温度稍高的物体就会融化，如金箔遇到人的手就有可能融化，所以档案馆工作人员在金箔实物归档前进行封塑，隔离周围环境的破坏，极大地延长了金箔档案的寿命。再如，体积庞大的是金陵刻经印刷技艺的档案，不仅对档案库房空间要求大，占据了库房里两列最长的柜子，而且将温湿度控制在14℃—24℃、45%—60%。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不仅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和形式，而且要反映人们如何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活动，为该项目后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和其他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提供相关资料和原始数据。例如在收集金陵刻经档案的过程中，不仅记录了刻经的过程，反映了刻经的整套工序，而且留存了拍摄人员如何拍摄刻经过程的影音资料，这就是保护活动本身的档案形成和建立过程。[14]

1.3.4 博物馆保护模式

博物馆保护模式是指博物馆利用专业的文物管理经验和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化载体进行管理[15]。国际博协把2004年汉城国际博协大会的主题确定为“博物馆与无形遗产”，认为博物馆界应积极保护相对脆弱的非物质文化[16]，利用博物馆的保管优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国际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是相吻合的。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可行性和优越性: (1)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博物馆守护各民族文化特性和多样性的重要内容，是博物馆时代发展的新内容; (2) 虽说传统的博物馆保管的是有形的物，而非物质的属性是非物质性，但是无形的内容是要通过物质的形式显示出来的，博物馆传统的管理理念和完备的操作程序基本可以移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 (3) 优越条件在于“博物馆有一套保护、保存遗产的科学设置，有一批保护、保存遗产的专业人员，是遗产保护界唯一的永久性机构、展示”[17]。此外，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可以承担起收藏、保管、研究的功能。博物馆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仅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且对博物馆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丰富博物馆馆藏内容和形式、弥补传统文物的不足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博物馆的介入和参与是可以实现双赢的。以江苏省南通市风筝博物馆为例，分析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重要功能和作用。

南通放风筝历史悠久，习俗成风。南通风筝俗称“板鹞”，为世界一绝，历来以其造型优美、工艺精巧和音响效果独特而闻名于世，有“空中交响乐”之称。作为南派风筝的代表，清代末期南通板鹞与北京、天津、潍坊等地的风筝齐名而享誉全国。2004年哨口风筝被正式定为首批江苏省民族民间保护工程项目，这无疑给哨口风筝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了福音。2006年，南通风筝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载体的收藏。藏品是博物馆赖以存在的根本。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主要手段无疑是实物收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精神性的，是注重内容的无形遗产，但是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因其具有的艺术、历史、科学价值而可以成为收藏品。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形式多种多样，在博物馆的参与下，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形保护与物化保护相互配合，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全面的保护。南通风筝博物馆馆藏内容主要有:(1) 古今中外100余件风筝精品，并突出南通特色——哨口板鹞。如有镇馆之宝《大团结鹤》、《诚信鹞》、《蝶戏牡丹》等风筝精品。(2) 各种器乐: “嗡声”、“啜子”、“哨子”、“葫龙”等，最出名的是有160年历史的大嗡声哨口。(3) 风筝制作器材、工具，实物、照片、文字俱全。(4) 风筝艺人制作技术创新、风筝爱好者的理论研究专著。(5) 本地区参加多次国际大赛的参赛风筝、奖状、证书等，载体形式包含文本、照片、多媒体、录音和实物等，全面展示了风筝的起源、历史传说、与风筝有关的名人轶事、制作材料和工序，既有风筝精品所体现的融精美的绘画、雕刻、扎、糊、绷技艺于一体的静态美，又有节奏感强的浑厚的口哨乐曲配上蓝天白云间“仙鹤”、“蝴蝶”自由飞翔的动态画面美。南通博物馆的馆藏全面展现了志在高远、勇于拼搏、天人和谐的风筝文化。[18]

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和研究成果的展览。陈列展览是博物馆实现其功能的重要形式，通过展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性、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和观赏性展现给人们，宣传无形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南通风筝博物馆的展区分四个展厅，第一展厅: 厚重的风筝文化; 第二展厅: 巨大的风筝贡献; 第三展厅: 精彩的风筝世界; 第四展厅: 独特的南通板鹞，以及别具一格的风筝制作室、影视厅。南通风筝博物馆除了接待游客，还主动走出去，承接涉外文化交流展览活动，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祈愿长龙风筝展、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展览馆南通风筝展，以及其他走进校园、社区的小型展览等。此外，南通风筝博物馆还展出了一系列的南通风筝研究成果，如五角形小丑风筝的制作技艺、七星板鹞的制作、六角板鹞的制作、哨口板鹞的制作工艺、风筝的审美特征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化研究。专业的人才队伍、稳定的资金来源和先进文物修复技术方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研究，并利用录音、摄影、摄像、著书立说等手段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化无形为有形。南通市风筝博物馆对南通风筝的研究包括风筝本身 (风筝历史、风筝流派、风筝)、南通风筝制作工艺研究 (五角形小丑风筝的制作技艺、七星板鹞的制作、六角板鹞的制作、哨口板鹞的制作工艺)、风筝功能 (审美功能、健身功能) 等专业研究更加客观、准确地展示了南通板鹞风筝的特色和文化，便于南通市风筝的传播，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特别是风筝与健身的关系，更是极大地引起了人们对风筝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参与积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的开展。除了传统的对文化遗产的收藏、保管、研究之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物馆保护方式要求博物馆拓展自己的业务工作，主动承担起传承这项任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重在传承，传承工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根基。南通市风筝博物馆作了以下努力: ①宣传南通市风筝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及其他风筝名家的事迹及作品，提高他们的社会知名度，培养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民间艺人的社会氛围; ②开展形式多样的传习活动，一方面在博物馆内部设置风筝制作室，给感兴趣的市民提供一个学习风筝制作工艺的平台，另一方面，与学校、社区、企业合作，开设讲座和传习课堂，传播风筝制作工艺，扩大风筝爱好群体等。

南通风筝博物馆栩栩如生地再现了风筝的起源、历史传说等风筝文化。有文化名人寄托情结的美丽诗句; 有以风筝升空原理为启迪的32项国内外科学发明; 有强身健体的中医传说; 更有学生素质教育的教材等，全面展示了丰富多彩的风筝文化。[19]

1.3.5 活态保护模式

活态保护模式是目前已广泛使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并被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佳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指的是“在一个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时间三个部分组成的动态文化场中进行疏通文化渠道、存留文化空间、延续文化时间的工作，以此达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20]。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应该体现“回归生活文化、表达个性特征、突出多样性、展示创造力的基本原则”[21]。

“广东莨绸”的成功活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模式有效性和科学性的有力证明。

莨绸，又名“黑胶绸”，需历时十多天、经十几道工序纯手工制作。以桑蚕丝为原料织成白坯绸，然后用植物中草药——薯莨的汁液浸染，在日出前将经过浸染的白坯绸铺在草地上，布面涂抹广东当地独特的无污染小河塘泥，在露水的蒸腾中，薯莨汁与塘泥相互渗透交融，莨绸的油润的光泽也逐渐显现。正反异色的莨绸，黑色一面微闪光泽，咖啡色一面如陶似瓦，有龟裂纹理。行话说丝绸是面料中的极品，莨绸是丝绸中的极品。莨绸，不但散发着浓浓的植物清香，而且具有悠远而质朴的韵味。莨绸具有清凉离体，冬暖夏凉，越洗越柔，越穿越舒适的特质。纯手工制作更是让每一件莨绸服装的条纹肌理都是不同的，更显其独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莨绸曾经是贵极一时的时髦衣料，但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纯手工制作的莨绸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在八九十年代近乎绝迹，能完整保留正宗传统技艺，延续莨绸最后一脉香火的莨绸作坊，全国仅剩顺德伦教镇的成艺。21世纪初，在梁子个人及其企业团队的努力下，莨绸这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脱离了灭绝的危险，还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谱写了新的传奇。2007年莨绸制作工艺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6月，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2]

首先，坚持传统手工制作技艺，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传承。企业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常常会因为过分重视利益、效率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变了味，但是梁子时装并没有顺应机械化生产大流，而是在莨绸制作上坚持纯手工制作，在制作流程上，也严格实施。这样就保留了莨绸的原汁原味和独特性，避免莨绸成为一种粗制滥造的产物。同时，通过梁子时装这个企业的介入，濒临消亡的莨绸制作工艺不仅得到了完整的保存和传承，而且扩大了传承队伍。

其次，莨绸种类突出多样性和再创造性。从颜色上来讲，从以前的两色到现在的彩莨，种类上来说除了传统莨绸还有柯莨、生纺莨等。梁子时装旗下以莨绸为布料生产的成衣产品1000多种，新世纪的莨绸在活态保护模式下更添加了活力。

再次，回归文化生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真正长期、有效运行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要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最好的方式就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容和物质载体融入到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去。在精神内容方面，莨绸的美、纯手工制作的天然性、环保低碳的生产方式与当下人们追求美、追求自然、倡导低碳生活的价值观相契合，这使莨绸具有发展和壮大的精神基础; 在物质载体方面，莨绸时装以其优雅、舒适、庄重、健康的特性深受人们的喜爱，莨绸成衣市场潜力巨大。莨绸以商品和日用品的形式回归到人们的文化生活，与民众的生活合二为一。

最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不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梁子时装虽然是一家企业，但是其一直积极主动承担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梁子时装与当地政府合作，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尚!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莨绸活化案例推广鉴赏会”，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提供借鉴，在佛山市顺德伦教建立一个“广东莨绸文化产业园”暨“莨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使得莨绸制作技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23]

1.3.6 生态圈保护模式

为了保护各种有形的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要选择一个或者几个完整的、公认的、具有现实保护意义的“生态文化圈”，以“生态”代替“活态”，进行各种保护，甚至包括自然遗产在内的整体保护和规划。在这种保护模式下，不复原曾经的“生态文化圈”，但承认且明确一种存在的生态，使其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依循着规律发展，并允许“生态圈”内的“文化之物”的“进、出”自主，反对以外力的手段进行强迫性颠覆式干预、改造。由此，文化生态圈是“置于社会学关照下渐进式的‘放纵’，是人道地让‘他/她/它’自觉选择‘生/死’，最终置换出对存在的‘动态保护’和对过时的‘动态放弃’”[24]。

“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是“生态圈保护模式”的一个典型案例。

优良的瓷土资源，精湛的制瓷工艺，独特的瓷业习俗，使景德镇成为世界上独特的陶瓷之城。千年不断的窑火为景德镇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陶瓷遗产，这些陶瓷文化遗产不仅仅包括陶瓷器物、瓷窑遗址、古作坊、古窑坊以及与之相关的民居、会馆、寺庙、栅门、码头、街区等古代建筑和陶瓷文献，它还包括与陶瓷生产相关的非物质的陶瓷文化，如风俗传统和诗歌民谣等。景德镇窑厂遍布，陶瓷遗址主要有四个区域，国家级历史文物保护区有5片，文化遗迹有1500余处，文物保护单位有98个，仅南河流域就有136处古代窑业堆积，市区更有200多处陶瓷文物遗迹。景德镇官窑在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巨大，珠山御窑遗址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堆积层最厚、持续时间最长的皇家瓷业遗址; 湖田窑是全国第一个作为国保单位的古瓷窑址，它是我国宋、元两代制瓷规模最大，延续烧造时间最长、生产的瓷器最精美的古代最大的民间窑场。(www.xing528.com)

我国历史上还有许多研究景德镇陶瓷文化的珍贵文献，如《陶记》、《天工开物·陶埏》、《陶说》、《景德镇陶录》、《景德镇陶歌》等专著，以及大量的宗谱族谱、宫廷档案、方志文献等。其中最重要的为《景德镇陶录》，此书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景德镇人蓝浦所著，后由其门人郑廷桂辑补的关于景德镇窑的著作。共分十卷，有陶冶图说、国朝御窑厂恭记、镇窑起源、陶务、景德镇历代窑考镇仿古窑考、古窑考等内容，详记了景德镇陶瓷制作的十七工与十八作，开列了各种釉色的配方，对瓷土、釉料、青料的出产地与精粗记录也颇为详尽，此外还介绍了景德镇自唐宋以至明清各期的瓷窑，汇辑了自唐宋以来有关景德镇的文献记载。

景德镇除了关于陶瓷的文献，还有许多与陶瓷有关的习俗和诗歌民谣。陶瓷习俗，是专指陶瓷行业范畴内的习俗，指陶瓷的创作、生产、加工与销售等过程中产生的约定俗成的风俗与习惯，展现陶瓷人的生活、生产场景和心理的、精神的面貌以及陶瓷从业人员的管理水平与管理特色，反映了陶瓷本身的发展过程的面貌。景德镇的瓷业习俗是中国陶瓷习俗的最集中、最典型的代表和反映。陶瓷是一种工艺美术，也是一种民俗艺术、民俗文化，因此，它与民俗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表现出相当浓厚的民俗文化特色，广泛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世态人情和我国人民的审美观念、审美价值、审美情趣与审美追求。[25]鉴于此，景德镇本身所具有的民间文化上的“非物质”性也足以充满“保护”语义的内核。由于景德镇是围绕地理而成就的陶瓷，陶瓷在地理上又成就了文化，从这两个地理上的汇合，寻找到了“非物质”中“物”的载体，保护景德镇本身不仅仅是保护陶瓷，更是保护景德镇文化本身。

1.3.7 显性保护和隐性保护模式

显性保护指“‘文化表达形式’的保护”，即指在城镇空间中为文化的传承、表达提供一个恰当的场所或方式，包括生存环境的整体保护、博物馆式的保护及空间载体的保护与营造三方面[26]; 隐性保护则指文化本质特征的保护，主要通过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处的生存状态、构筑非物质文化遗产环境的生活体系、再忆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的历史信息等方法来进行保护[27]。

“新绛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反映了显隐性保护模式的实施。

古绛州历史源远悠长，属于河东地区的中心城市，是华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并且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是原始人类聚居的集中地区。大量历史文献记载和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都说明，河东地区是中华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上下五千年古老中华文明的“直根”即在这里。著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西侯度遗址、匮河文化、丁村文化遗址，其中尤以丁村文化遗址闻名，古绛州距此仅25公里。除此之外，新绛县旧称绛州，在古时更是秦晋要冲，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而今，新绛县城已成为河东地区最重要的工商都会和货物输入、输出的中枢，有南绛北代之誉。

在这种文化、社会、生态背景下，起源于绛州先民、成型于秦汉、昌盛于唐宋、发展于明清、创新于现代的新绛非物质文化，经过千年的汇合、融会，历经种种磨合、嬗变、创新的过程，形成了独具特色、个性鲜明的区域文化。针对这些特性，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新绛县，采用了显性保护和隐性保护的模式，来推动新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体的实施过程如下:

保护部门根据对整个新绛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将全县划分为五个生态保护区，进行新绛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环境的整体保护。

针对历史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主要通过设立博物馆和陈列馆、营造空间载体、构筑生活体系等措施来实行。其中，设立博物馆和陈列馆，是在利用现有历史建筑的基础上，通过局部改造，设立不同等级展馆来展示绛州历史文化; 而营造空间载体则是建立诸如吏治文化保护区和工商文化保护区等区域来进行，并结合规划现状，利用历史城区中的开敞空间，用主题广场和公园的形式，再现历史场景; 还在新绛县内通过保护和修复原住居民的生活场所、活动场地，使生活在保护区内的居民保存原有的生活网络，促进居民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并重视实现各种仪式和活动、传统饮食、民族服饰等生活因素的社区完善和传统文化复兴的功能。

此外，实施开发新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如强化地域特色、吸引国内外人士，利用节庆文化、提高遗产知名度，鼓励“体验”旅游、传播文化遗产，结合物质遗产游、合理组织物质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游，开拓民间合作、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双赢”等。

针对入选国家公布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绛州鼓乐，是新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精髓，有关部门要求采用宽阔、开敞、人们经常聚集的地方进行表演; 并用群雕形式设计雕塑，布置在城市入口，作为城标来展示; 甚至提出推出“中国绛州鼓乐节”文化庆典活动，创造国字品牌，以扩大新绛及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知名度。[28]

从本节的论述中不难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有多种，各种模式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思想。其中，作为代表性的一种模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通过建档保护则主要是通过建档方式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的相关信息，并且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数据库、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软件和应用平台长期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宗旨。从这个角度上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并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1] 曹新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研究［J］. 法商研究，2009 (02):91.

[2] 曹新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研究［J］. 法商研究，2009 (02):79.

[3] 曹新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研究［J］. 法商研究，2009 (02):80.

[4] 曹新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研究［J］. 法商研究，2009 (02):80-81.

[5] 周静书. 百年梁祝文化的发展与研究［J］. 宁波大学学报，2000 (03):6.

[6] 郭久辉，郑黎. “梁祝之乡”落河南引争议. ［N/OL］. 大连日报， 2005-12-15 ［2012-03-28］. http: //www.dlxww.com/gb/daliandaily/2005-12/15/content_1058773.htm.

[7] 中国梁祝文化网. 梁祝传说获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EB/OL］. (2007-08-04) ［2012-03-27］. http: //cmspub.cnnb.com.cn/liangzhu/system/2007/08/22/010014337.shtml

[8] 周静书. 百年梁祝文化的发展与研究［J］. 宁波大学学报，2000 (03):6-10.

[9] 张国超.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模式研究［J］. 海军工程大学学报(综合版)，2009(02): 91.

[10] 以人为本多措并举: 科右中旗“非遗”保护工作成效显著［EB/OL］. ［2012-03-27］. http: //nmg.takungpao.com/New Show.asp? cid=12＆sid=7356.

[11] 覃美娟.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研究［D］. 广西民族大学，2007:11.

[12] 覃美娟.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研究［D］. 广西民族大学，2007.

[13] 覃美娟.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研究［D］. 广西民族大学，2007:13.

[14] 化龙巷. 经过半年收集整理“四大非遗”走进江苏档案馆［EB/OL］. (2006-07-13) ［2012-03-27］. http: //bbs.hualongxiang.com/read-htm-tid-3130633. html.

[15] 韩洋.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博物馆相关问题的探讨［J］. 博物馆研究， 2006 (03): 68-75.

[16] 韩洋.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博物馆相关问题的探讨［J］. 博物馆研究， 2006 (03): 72.

[17] 韩洋.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博物馆相关问题的探讨［J］. 博物馆研究， 2006 (03): 72.

[18] 南通风筝博物馆网站［EB/OL］. ［2012-03-28］. http: //www.cn-kite. com/? bwg/.

[19] 南通风筝博物馆网站［EB/OL］. ［2012-03-28］. http: //www.cn-kite. com/? bwg/.

[20]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活态保护”［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 (07): 127-128.

[21]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活态保护”［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 (07): 129.

[22] 百度百科. 梁子时装——国家非遗莨绸 (香云纱) 时尚活化标杆［EB/OL］. ［2012-03-28］. http: //baike.baidu.com/view/284694.htm.

[23] 天涯社区. 莨绸［EB/OL］. (2008-08-04) ［2012-03-28］. http: //wenda.tianya.cn/wenda/thread? tid=765792e98db10ddf＆hl=ja.

[24] 连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悖论和新路径［J］. 装饰，2005 (01):19-20.

[25] 刘嵘. 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与“景德镇学” ［J］. 中国陶瓷，2009 (02).

[26] 王艳红. 新绛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49-50.

[27] 王艳红. 新绛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55-56.

[28] 王艳红. 新绛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6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