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最新研究结果

1.2.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笔者在 SCI、SSCI 外文数据库中以“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为检索词检索，共得到60个检索结果，经过筛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论文共41篇，通过阅读这些资料再结合网络资源分析得出: 从日本20世纪50年代提出“无形遗产”的概念至今，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从早期的概念、价值探讨，转向如何保护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等问题的研究。其中，关于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国外侧重于运用数字化手段和结合博物馆进行保护两大途径，例如: Chen Liyan等学者倡导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他们认为“数字博物馆可以有效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恢复非物质文化遗产原貌，数字博物馆还可以设计出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信息系统”。[1][2]Cary Karp提出“建设网络的、虚拟的、无形的数字博物馆收藏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数字资源，可以为整个文化遗产提供一个便于交流、共享的平台”[3][4]; 日本国立人类民俗博物馆的教授Kenji Yoshida认为“博物馆不仅是收藏、保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佳场所，也能利用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5][6]，他以日本国立人类民俗博物馆研究开发的阿伊努文化遗产为例，论证了这个观点; Vandiver PB通过阐述一种恢复和再现的技术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这种技术不同于以往运用实地收集、分区研究、资源调查和景观重建等方法简单的对问题属性、样本的规模和变异性进行的研究，它能够深入研究博物馆各种材料的工艺诀窍，架起科学家、艺术家、工匠之间沟通的桥梁”[7]。

关于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研究，国外倡导将其与旅游发展相联系。如Arslan在《Revival of thenon-exis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ancient cities and its reflections on tourism in Turkey》中通过揭示旅游和遗产的关系，探讨了复兴土耳其古城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当地旅游业可能带来的影响。

此外，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法规等方面的研究也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关注，如《Korean“Cultural Property Protection Law”with regard to Korean intangible heritage》、《The policy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republic of Korea and Japan》､《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2003 UNESCO Convention: A critical appraisal》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管理、保护和开发的方式是近年来国外关注的焦点和研究趋势，探讨通过完善政策法规、引用先进技术(尤其是数字化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创新管理方式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最大限度保护和利用。例如: 日本学者Ohnuki、Misako倡导建立亚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8];Lai JY、Zhang M研究了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信息系统设计，文中指出“运用GIS技术可以集中管理形成文化专题数据和遗产分布的地形信息数据”[9]; 《A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riented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MIS Architecture and its Prototype Application》一文同样是从技术的角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化管理的研究提供了参考，该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和利用置于高效信息需求的社会背景下，探讨了面向保护和管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信息系统体系结构及其原形应用; 《Recovery of cultural activity for digital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和《The Digital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Museum》则从数字化的角度研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 Katayama M、Tomiyama K等介绍了一种用于日本传统表演艺术归档的3D视频系统，“该系统可以将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动态的三维模型形式，最大程度上还原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原始生态环境”。[10]

除科研论文外，国外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相关项目也逐步开展，例如: 日本著名的“全球数字博物馆计划”，该计划主要是以博物馆为重点支持网络环境中数字典藏资料的检索和互动式的网络浏览、编辑; 由欧盟委员会赞助的欧洲文化遗产在线(ECHO)，“由现状、技术发展基础结构、内容供应、相关网络建设等多个部分组成，拥有包括人类学、考古学等在内的55个种子收集、175600余个文档、136000余个高分辨率图片和188350余条数据库记录”[11]。

综上所述，国外与本书相关的研究现状和趋势体现在: 第一，早期研究侧重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价值、保护和开发方式;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技术不断得到重视，并开始探索数字博物馆、虚拟博物馆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应用。

1.2.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国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近几年发展很快，成果显著。从赏析的角度介绍各地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书籍多达100余本，如《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等，这些书籍多是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图片和文字说明向读者展示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理论研究角度或理论研究结合赏析的角度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专著共20余部，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薪火相传: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论集》等，这些专著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理论研究为主，着重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新概念的定义及与其他遗产的区别、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的历史渊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及分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与现状及保护应注意的相关问题等。王耀希在2009年出版的《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一书中详细阐述了国内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情况及措施、实践与探索、数字化技术等内容，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化建设提供了参考。

1.2.2.1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

为了便于分析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现状，有必要通过计量方法，系统地梳理我国现有的研究文献，从中分析研究，找出不足，为未来的研究指明方向。

(1) 研究成果的统计

本书以2001—2011年为时间跨度，以综合性检索平台“读秀”为来源数据库，并以CNKI和网络搜索引擎等进行辅助检索，以提高检索的准确度和全面性。近十年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①著作图书

在读秀数据库的“图书”子库中，以标题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检索条件，对2001—2011年期间收录的中文图书进行检索，其年度分布情况见表1—5。

表1—5 近十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著作年度分布统计

对上述检索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专门著作最早出现于2003年，且大多限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介绍与赏析，如《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等。以理论研究为主的著述并不多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等为检索词在上述检索结果中分别进行二次检索，共得到约80本著作，除去介绍性图书，有61本研究性著作，如乌丙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牟延林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苑利和顾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张仲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王鹤云和高绍安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机制研究》等，这些著作的内容主要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出的历史渊源、概念、分类、特征、价值、地位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与对策等。

②期刊论文

2001—2011年期间，在“读秀”期刊数据库中，标题包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献为5325篇，其年度分布情况及发展趋势见表1—6。

表1—6 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期刊论文年度分布统计

以同样检索条件在CNKI中进行检索，可以看到，其检索结果与读秀中的统计结果所体现的增长趋势基本一致。

③学位论文

在读秀的“学位论文”库中以标题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条件进行中文文献搜索，可以得到263篇，包括硕士学位论文248篇，博士学位论文15篇，其年代分布情况见表1—7。

表1—7 近十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学位论文年度分布统计

统计发现，近年来我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学位论文最早出现在2005年，从2007年后，基本处于平稳发展状态中。对上述学位论文的授予单位进行统计可以看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最多的高校是华东师范大学，其次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南大学和西北大学。图1—1列出了含3篇学位论文以上的高校，从中可以看到高校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分布情况。

图1—1 近十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学位论文的授予单位分布情况

④网络资源

透过网络资源，一个领域研究现状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通过Google检索，可以得到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资源的主题分布情况，见表1—8。

表1—8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资源的统计

(注: 检索时间为2011年4月16日)

图1—2是利用Google的“时光隧道”功能生成的反映近十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网络资源年度分布柱状图。从图中可以看出，2001—2004年期间数量很少、走势平稳，而从2005年开始数量明显增加、增速加快，这和前文所述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的年度分布情况和走势非常相似。

图1—2 Google统计近十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络资源年度分布情况

⑤研究课题资助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不仅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课题资助，也得到了省、市级课题的资助。各级政府通过“申遗”、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活动，形成了一股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力量，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限于篇幅，本书列举了主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课题，见表1—9。

表1—9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资助课题

续表

续表

续表

此外，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还有会议论文、课件等形式存在。通过“读秀”检索，共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相关的会议论文261篇、报纸文献8606篇、课程课件18种、文档600件。这些成果与前文的著作、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以及网络资源一起，共同勾画了我国近十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整体画面。

通过上述统计不难看到，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2004年我国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及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制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以后，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不断升温，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热潮。

(2) 研究内容的分析

通过研读上述统计资料，可以看到当代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基本情况。这些情况可以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方面和应用方面加以总结。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方面的研究，近十年我国主要侧重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特征、价值、保护原则、保护主体和法制等问题的研究。

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为检索词检索可得到51篇成果，大多侧重于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法。龙先琼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构层次及其内涵应当包括历史环境遗存、传承载体和精神内质三个方面。[12]张春丽等认为，将物质载体也归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相悖[13]。高丙中认为，目前学术界首要的工作是用这个概念去整合原来分散的对象，以共同的对象为基础形成新的知识生产群体。[14]此外，还有刘壮、吕建昌等也提出了自己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理解[15][16]。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生效后，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的认识逐渐趋于统一。

②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分析

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的文献计23篇。宋俊华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社会性、无形性、多元性和活态性等特征[17]; 李世涛阐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变异性、综合性、民族性和地域性[18]; 李昕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生态性、传承性、变异性[19]。目前看来，学者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的“无形性”、“活态性”、“传承性”基本达成了共识。但学界也存在一些分歧，如王巨山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具有接受性、目的性和非孤立性;[20]向云驹认为: “与高度发达的现代文化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突出的特征是其混沌性、关联性、交叉性、综合性、整体性。”[21]

③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定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出发点与目的，因此，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研究的文献量较多，共有112篇文献。刘锡诚指出: “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民族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之根，它自身包含着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22]蔡丰明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较为集中地体现在“认知”价值和“促进”价值两个方面[23]。此外，王军、辛儒、徐晓琴等分别从单个方面论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目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问题的研究还停留在探讨层面，尚未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本质及其体系的系统化成果。

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的研究文献有20篇，观点差异很大。程翠英认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的基本格局是，“国家是遗产的所有者; 各种公司或企业组成的开发商是开发的直接实施者; 学者通常站在超利益的立场上; 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的群众在遗产的产权问题上失去了话语权”。[24]苑利则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概括为“各级政府、学界、商界以及新闻媒体等。”[25]不同领域也积极研究自身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如王云庆等[26]、蔡光龙[27]、赵冬菊[28]、吕鸿[29]等，分别从专业特长的角度分析了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做法。针对上述看法，周锦章、吕俊彪指出了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存在的问题和应解决的办法等[30][31]。总而言之，目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的认识较为混乱。《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实施，将有助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多元化主体进行规范。

⑤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问题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问题的研究共有112篇文献。费安玲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包括社会民众型、团体型和个人型三种，并提出需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原则、法律救济方式与途径上着力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救济机制[32]。李顺德、齐爱民、刘子乾等，分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权、私权、商标权、著作权、开发权、知识产权等进行了探讨[33][34][35]。研究成果中，不乏优秀硕士论文，如卢白蕊的《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36]，李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法律保护》[37]，孔晓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38]等。由此可见，通过法律手段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的共识。

⑥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借鉴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进经验也是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欧美和日本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起步较早国家的经验。以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为例，共有35篇论文，如廖明君、周星以访谈形式全面介绍了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先进经验[39]，冯彤详细介绍了日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方面的相关制度与措施[40]。此外，对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分类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政策、体制等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和分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3)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应用研究

关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用方面的研究，发展非常迅速，成果也颇为丰富。从内容上看主要侧重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保护、传承、开发、信息化等方面。

①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为了更好地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建设和切实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学者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已有的96篇文献中，顾军、苑利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中应当注意“重点发掘作为地域标志性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关注原生态文化”、“关注濒危遗产”、“防止伪遗产流入”等问题[41]。陈华文指出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级申报制度存在的问题，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被无限放大，使人们认识上产生模糊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没有筛选的标准; 分级申报制度与地方利益交错，使申报评定带上地方主义色彩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策[42][43]。此外，樊嘉禄、刘满佳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44][45]。

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统计表明，共37篇文献涉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问题。例如，曹新明的“特别权利模式”[46]，张国超的“以人为本”的开发保护模式[47]，覃美娟的“档案式保护模式”[48]，韩洋的“博物馆保护模式”[49]，高梧的“活态保护模式”[50]，连冕的“生态圈保护模式”[51]，王艳红的“显形保护和隐形保护模式”[52]等。此外，还有学者对有的保护模式进行了评述，如孙昊亮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论析》，陈华文的《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几个问题》等。

③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及传承人的研究成果共112 篇(部)，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两大部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面，李宏博、普丽春分别从传承机制、传承模式、传承途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进行了探讨[53][54]。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方面，周安平和龙冠中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初探》[55]，萧放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方式的思考》[56]，李昂、徐东升的《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的征集工作》[57]; 尹凌、余风的《从传承人到继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思维》[58]等，分别对传承人的地位和作用、传承人的权益保障、传承人档案建立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当然，也有兼而论之的，如祁庆富的《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

④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和利用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性开发方面，该方面的研究成果共211篇 (部)。例如，齐爱民提出了七种具体方式——合作开发、合资开发、发源地投资、知识产权共享、金钱补偿等[59]。苑利、顾军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产业化开发确有矛盾的一面，但只要将‘保护’与‘开发’工作分开来做，就很容易实现‘保护’与‘开发’的双赢”。[60]梁保尔、马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研究——概念、分类、保护、利用》，高小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利用的再思考》，张成渝、谢凝高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与世界遗产保护》，田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议》等，分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的矛盾、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经营的利弊、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⑤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

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的开展，学者们对于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运用也进行了研究，共发表了43篇成果。彭冬梅等研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理论，即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数字化表达与扩散的需求，详细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传播的技术问题、语义问题和有效性问题及其解决方案。[61]海波研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途径: “全面调查摸底，建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 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数字应用技术;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62]裴张龙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库建设划分为六大模块，即信息采集、数字资源加工、管理、内容发布、服务交流和资源分类。此外，不同领域还根据自身数字化建设的架构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相关问题，如张小芳的《图书馆数字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探析》; 张红灵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 王先发、孙二明的《论档案信息化建设的新视野——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 汤兆红的《现代信息化博物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探析》等。这些著述主要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的实现方式，以及不同部门运用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方法。

⑥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近年来档案界探讨较多的话题之一。目前，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研究内容集中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概念方面，如胡芸、顾永贵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指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地记录和收集整理而形成的各种不同形式载体的历史记录”。[63]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内容方面，如赵林林、王云庆从“大档案观”的理念出发，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包括实物档案、记忆档案、“申遗”档案三部分。[64]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特征方面，如王云庆和赵林林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具有地方特色性、内容丰富性、载体多样性和保管分散性四个特性。[65]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方面，如何永斌等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体系主要包括组织管理体系、法规制度体系、规范标准体系、实体分类体系、理论与技术支撑体系五个方面。[66]此外，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价值、保护、数字化等均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以上是近十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主要内容。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文献多，涉及面广，研究内容丰富，限于篇幅，本书不再一一赘述。

(4) 现有研究的不足

虽然国内近十年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不断升温，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毕竟该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

①研究视角有待拓宽

从研究的视角上来看，国内学者主要是侧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范畴、特征、价值以及其功能性等问题的研究，侧重于抽象问题的研究，对于个案的研究不够，横向比较研究不足，对时间迁移中某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变化历程研究不多，从政策、标准、体制等视角切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研究还很少见。此外，目前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侧重于从旅游角度切入，视角显得狭窄。

②研究内容有待拓展

从研究的主要内容上来看，近十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涉及面广，涉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诸多方面，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和范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以及功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作用和意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和措施，不同区域、多种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对国外保护方法与模式的总结性介绍等。尽管如此，学界仍然遗漏了一些重要的方面，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提到的“保存”、“保护”及其相关理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与保护的标准，非物质文化遗产长期保存的技术问题与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与保护效果的评价等。

③研究深度有待加强

系统地梳理近十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近十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深度显得不够，主要表现在，不少论著处于介绍性层面，有的理论性研究成果移植痕迹较重，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较少。因此，如何形成具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成果，是今后学界需要加强的方面之一。

④研究方法有待改善

尽管学者们试图借用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范式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但往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总体看来，近十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定性为主，较少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个案的分析不足，缺乏实证研究以及计量统计、计算社会学方法等方法的运用。

⑤研究队伍有待整合

虽然近十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形成了一些研究组织，如中央美术学院率先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一批高校也纷纷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机构。此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设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这些都大大推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但各个研究组织机构之间的合作不多，尚没有形成高效率、联合攻关的研究团队。

1.2.2.2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研究

课题组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发现近20篇文献。这些文献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概念，目前国内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观点。持广义观点的学者比较多，例如王云庆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所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的档案材料，它应当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道具、实物等，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记录和保护过程中形成的文字记载、声像资料等”。[67]胡芸和顾永贵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指“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地记录和收集整理而形成的各种不同形式载体的历史记录”[68]。持狭义观点的代表是孙展红。他认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指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申报单位在收集、整理、汇编以及申报成功后管理该项目时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69]广义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指由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和反映其保护工作全过程及阶段性成果的所有资料构成的信息集合。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内容，目前尚未达成共识。赵林林、王云庆从“大档案观”的理念出发，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包括三部分: (1) 实物档案，即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中直接或间接形成的，作为活动的产品或成果，或作为活动的媒介或辅助性工具等的一系列实物; (2) 记忆档案，即记录并反映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及其传承人基本情况的档案材料、文献记载、各种载体形式的记录资料等; (3) “申遗”档案，即与“申遗”活动有关的那部分档案。[70]何永斌、陈海玉则认为至少应当包括: (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遗存状况; (3)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性物质载体和表现方式; (4)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基本情况与相关资料; (5) 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和事业发展的全景式记录及各类阶段性成果等。[71]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特征和价值，目前国内档案界公认的是原始记录性，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作为档案的基本特性，至于其他特性，不同学者的观点不同，如王云庆和赵林林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具有地方特色性、内容丰富性、载体多样性和保管分散性四个特性，并指出档案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表现在: 为无形文化遗产提供有形物质依托与传承媒介;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文明史的研究提供珍贵资料; 是“申遗”工作的重要材料来源和依据。[72]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管理问题，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研究的重点内容。何永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体系建议刍议》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体系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组织管理体系——要求各级档案行政部门，真正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的统筹规划、行政监督和业务指导;法规制度体系——档案系统内应制定、补充或完善相应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体系，以便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尽早在法制轨道上运行; 规范标准体系——在“统一规定”的前提下，制定和补充相应的档案工作国家标准和档案工作专业标准; 实体分类体系——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试题分类法”，形成从国家到地方各级全国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馆结构”; 理论与技术支撑体系——需要社会各界特别是档案界各方面人才进行专业的、深入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积累。[73]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保护，王云庆和赵林林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特殊性提出: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保护应该遵循“及时建档”、“真实完整”、“系统有序”、“分级保护”四项原则[74]。孙红展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应坚持“依项建档、分级建档和抢救性”原则。[75]此外，很多学者提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档案式保护，如张继、徐凤鸣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式保护体现在“把相关的知识和信息用档案的方式固定下来，即通过文字、图表、录音录像等形式记录保存起来，从而使非物质文化有了物质的载体，实现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76]覃凤英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式保护实质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非物质”到“外化物质”的再现，其实现需要通过普查→记录→整理→鉴定→立档的过程。[77]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数字化，近来引起了学者们的重点关注。“随着多媒体和图形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随着20世纪末虚拟现实技术的兴起和网络的高速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有了新的方法途径——数字化遗产保护技术。”[78]彭毅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指出数字化与多媒体技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存的最好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数据库和数字化的展示平台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现风采; 高精度的数字化技术的应用给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保护提供了更大的空间。[79]此外，高鹏还专门阐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优势和缺点，指出运用数字化档案技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直观性、易保管、便于交流推广等优点，但是也存在不便于真实完整和长期存取等问题。[80]

信息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重要方面。为此，笔者还全面地查阅了期刊论文资料，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题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共得到5487条检索结果。若以“信息化”为题名进行二次检索，仅得到6篇文献，以理论探讨为主的共4篇，其中，结合博物馆信息化论述的占3篇，如汤兆红[81]根据几年来自己亲身感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验，探究了博物馆信息化技术在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的应用。作者认为，“博物馆的信息化技术在对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最适合的两种技术就是网络技术和电子出版物”[82]; 梅杉论述了“如何运用数据库、多媒体等科技手段为调查、整理和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贡献，如何利用博物馆网络技术来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83]王先发、孙二明则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应纳入档案信息化建设之中”。[84]以案例实践为主的有: 李新将现代声像信息技术用于有效建设和利用大理这块丰富而多元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民族文化信息资源[85]; 魏学宏、姚雪以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例，阐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信息化建设应从信息化存贮、信息化的形式转换、信息化的传播、信息化建设的培训等四个方面着手”。[86]若以“信息化建设”为题名进行二次检索则一篇相关文献都没有，如果以“数字化”这一相近的名词为题名进行二次检索，得到18篇相关文献，且这18篇文献多数以数字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手段来展开论题，例如，彭冬梅，刘肖健等“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特征，利用信息空间 (I空间) 框架模型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内容以及数字化技术介入的方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环境改变的条件下，提出以数字化手段重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87]罗敏探讨了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的内容，“包括动态网站的开发、数据库的搭建、数字化管理系统的开发以及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开发出一套三维动漫特色的数字化系统”[88]。(www.xing528.com)

透过上述专门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文献不难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其管理的研究是一个较为新颖的话题，学者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价值阐释等基础理论问题和管理工作、保护原则、开发利用、数字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目前，上述研究还处于一个初期发展阶段，研究内容既不够深入，也不够系统。此外，国内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存在着如下不足: 第一，研究侧重于数字化保护技术，理论研究较少; 第二，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比较分散，多是从信息化建设的某个角度予以论述，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 第三，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体制的研究，没有认识到管理体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起的作用，或者没有将这种作用提到应有的高度。

有鉴于此，本书将主要从理论、技术、管理体制三个角度，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这一主题，展开比较系统的探讨，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选取典型的实践案例检验研究成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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