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自卫返鲁，鲁哀公馆之，因而问儒行焉，孔子之弟子记之而传于世。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此时外间以为孔子之徒衣服另有定式，号为儒服。故哀公有此问。然实则无之。“衣逢掖之衣”（郑玄注：“逢，犹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禅衣也。”）此君子有道艺者所衣也。孔子生鲁而之宋而冠焉。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长所居之冠，是之谓乡。非哀公意不在于儒而今乃问其服。“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似为当时成语，孔子引之，以证明其衣冠形式所由来，亦说明其不知儒服之理由。
“哀公曰：‘敢问儒行。’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
既知儒者不同于常人之处，不在衣服形式，则必在于行事矣。故问儒者行事究竟如何，此为本篇题目所在。郑玄注曰：“遽，犹卒也。”“卒”犹言“仓卒”。“物”犹事也。“遽数之”犹言若用简略方式言之，“不能终其物”不能够概括得下这些事物。“悉数之”犹言详细说来。“乃留更仆，未可终也”，“留”久也，“仆”太仆也，诸侯之仆也，但也是官。就是说要用几个太仆轮流帮助记忆，还不敢说能记得完备。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哀公使仆人铺席于堂上让孔子坐着讲给他听。当时哀公是坐着，孔子有了席子也就陪坐着说。何谓“席上之珍”？就是说胸中有才学。因为古人是坐在席子上的。“以待聘”等待国君聘请。“夙夜”犹言日日夜夜。“强学”犹言努力学。“夙夜强学以待问”犹言日日夜夜努力学习等候询问。“怀忠信以待举”就是说怀抱着忠信等候举用。“力行以待取”是说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以等候选用。这是说勇于自立的儒者。
勇于自立的儒者，列于第一类型。凡是勇于自立者，必好学。《论语·雍也》篇载，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但儒学越传越广，学者越来越多，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则是勇于自立的儒者，亦将层出不穷矣。好学者应列于第一类型，此为孔子勉励后学也。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郑玄注“衣冠中”，“中，中间”，谓不过于讲究奢华，即言穿戴普通。行为谨慎，“如慢”“如伪”，言不愊怛也，即言不急促。“如威”“如愧”，言如有所愧。“粥粥”犹言卑谦、大智若愚的相貌。此言卑谦之儒为孔子所重者，属于第二类型。
儒有居处齐难，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路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身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
郑玄注：“齐难，可畏难也。”“言必先信”，言语中理由贯彻，有预见性。如韩信登坛之对，诸葛亮隆中之对，皆为著称千古的名对。“行必中正”，言其平日行为不被指责。“道路不争险易之利”，即言行不争道。“冬夏不争阴阳之和”，即言止不争处。皆所以避斗讼也。“爱其身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二身字皆为实字虚用，如修身之身。“备豫”，犹言谨慎。
如此之儒皆胸怀大志，目光深远，态度备豫，如孟轲、荀卿之流。此言态度备豫的儒者。故孔子列之为第三类型。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不宝金玉”，不求富也；“不祈土地”，不求贵也。古代有尊爵者始有封土。古代薪俸皆以谷物计算，谷物必委积于地。“不祈多积”，则不求高禄矣。而宝忠信，祈立义，其高尚已超出一般人之上，而又求多“文”。据《论语·学而》篇郑玄注：“文者道艺之谓。”其存心如此，几于“遗世独立”，其难得难畜是必然之事。然而蔑视富贵者，必然易禄。因其自视甚高，反而使人易接近，故其“近人”是必然之事，以其不俗也。此为狷者高度发展之儒。如战国时孔伋、田子方，隋时王通等。“近人”言易接近。此言高尚而近人之儒者，列于第四类型。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
此言儒者有极其刚介而勇猛者，不可货取，不可威劫，能暴虎冯河而又明察。若有猛兽攻击，即与搏斗，不计算其力量能战胜猛兽与否。使之引重鼎，得令即为，不问其力量是否能胜任。“往者不悔”，即言纵有过去失败之经验，亦不沮丧。“来者不豫”，言前途纵有困难亦不畏惧而规避之。“过言不再”，偶有说错的话，绝不再说。“流言不极”，对于流言不为所惑也不穷究。“不断其威”，他的威严绝不暂断。“不习其谋”，言遇事则谋，不预习也。“其特立有如此者”，“特立”，言余人不能，唯儒者能之。《论语·卫灵公》篇子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即是此节精神所在。孔门多勇士，子路之暴虎冯河，已为众人所知。子路之外，又有澹台灭明之拔剑斩蛟；冉有之挥长矛冲陷齐阵；公良儒以私车五乘疾战，使蒲人屈服求和，皆是也。后世，如宋之李纲、岳飞，明之张煌言皆是也。
此言特立英雄式之儒者，列于第五类型。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君子无不刚毅者，非刚毅不足以慑服小人。儒者即君子，故儒者亦以刚毅为事，只是要看环境如何以使用其手段。夹谷之盟，齐人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孔子以定公退，并曰：“士兵之。”是指挥两司马帅士攻莱人也。齐侯闻之即退莱人。当时行事，非用武不可。此刚毅之道也。所以儒者应保持刚毅，随时加以应用。此则视人自勉矣。汉武帝自将十八万骑向匈奴单于挑战。武帝虽非儒者亦知此道矣。宋寇准能拒契丹，宋人恃为北门锁钥。这只是善用其刚毅之气耳。
此言有刚毅之儒者，列于第六类型。
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郑玄注：“甲，铠。胄，兜鍪。干橹，小楯、大楯也。”孔颖达《正义》：“甲胄干橹，所以御患难。”儒者以忠信礼义亦御其患难。谓有忠信礼义，则人不敢侵侮也。“戴仁而行”，仁之盛；“抱义而处”，谓义不离身。“虽有暴政不更其所”者，不改其志操迥然自立也。此处所言“自立”，与前所言“自立”，文同义异。前言“自立”，谓强学力行而自修立也。此处言“自立”，谓独怀仁义忠信也。如荀况避谗离赵入楚而仍教学著书也。《孟子·尽心》篇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言柳下惠不以三公的高官为代价而改变他的廉洁。
此言有独自戴仁抱义之儒者，列于第七类型。
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
所谓“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瓮牖”，言居简陋之小屋也。古代亩与今不同，甚小。“易衣而出，并日而食”，在家穿破衣服，出门穿完衣；一日之粮分作二日之食。言家贫衣食困难也。“上答之，不敢以疑”，即不敢认为上面已经器重他。“上不答，不敢以谄”，即不敢用谄媚的手段，言不冒进也。
何以如此？《孟子·尽心》篇有一章可以解释。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性之也”，犹言本性就是如此。“反之也”，言反而求之，得之于心。“经德不回”，言行德而不邪恶。“非以干禄”，是说并不是想做官。“正行”，是说表现出行为端正的样子。因为在古代被人称为行为端正的，就会被贵族请去做官。“行法”，是说君子所行的都在法度之内。“俟命”，是说等候可仕而后仕的机会到来。如此之儒者，凡认为不足以仕者，则不仕。如《论语·雍也》篇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是说要想办法替我辞掉这个委任，如果再来请我的话，我就要逃到汶上去。
此言有慎于出仕之儒者，列于第八类型。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按此即孔子之所谓“狂”者。《孟子·尽心》篇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论语·子路》篇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罕》篇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此言有狂士之儒，即有忧思之儒，列于第九类型。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郑玄注：“不穷，不止也。幽居，谓独处时也。上通，谓仕道达于君也，既仕则不困于道德不足也。忠信之美，美忠信达也。优游之法，法和柔者也。毁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与众人小合也。必瓦合者，亦君子为道不远人。”所合者在细碎小事，而非在于大义者也。所谓瓦合，即今语暂时凑合。
此为子张（颛孙师）式之儒者，亦即宽裕之儒，列于第十类型。
儒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进贤援能有如此者。(www.xing528.com)
实例：《左传·襄公三年》晋祁奚请老（致仕），晋侯问嗣焉（嗣是继职者），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解狐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午”，祁奚子）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赤”，羊舌职之子伯华）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谄，媚也；偏，属也）。《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
《左传·襄公二十二年》秋，栾盈出奔楚。（范）宣子杀箕遗、黄渊、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师、申书、羊舌虎、叔罴、囚伯华、叔向、籍偃。人谓叔向曰：“子离于罪，其为不知乎？”叔向曰：“与其死亡若何？《诗》曰：“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知也。”乐王鲋见叔向曰：“吾为子请！”叔向弗应。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闻之曰：“乐王鲋言于君，无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许。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乐王鲋从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其独遗我乎？《诗》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夫子觉者也。”晋侯问叔向之罪于乐王鲋（叔向是羊舌虎之兄），对曰：“不弃其亲，其有焉。”于是祁奚老矣，闻之乘驲而见宣子曰：“《诗》曰：‘惠我无疆，子孙保之。’《书》曰：‘圣有谟勋，明征定保。’夫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鲧殛而禹兴。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管、蔡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羊舌虎已伏法）也弃社稷？子为善，谁敢不勉？多杀何为？”宣子说，与之乘，以言诸公而免之。不见叔向而归。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国语·齐语》桓公自莒反于齐，使鲍叔为宰，辞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于臣，使不冻馁，则是君之赐也。若必治国家者，则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国家者，则其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弗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钩，是以滨于死。”鲍叔对曰：“夫为其君动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犹是也。”
晋祁奚，齐鲍叔之进贤援能，著称《春秋》，孔子亦甚重之。此为进贤援能之儒者，列于第十一类型。
晋祁奚，齐鲍叔皆先于孔子，而其德行皆合于孔子所列之标准。故举例及之，孔子且以鲍叔之贤在管仲之上。
儒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其任举有如此者。
实例：《史记》晋献公灭虞、虢，虏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马赂于虞故也。既虏百里奚，以为秦缪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缪公闻百里奚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遂许与之（所以百里奚有五羖大夫的外号）。当是时，百里奚年已七十余。缪公释其囚与语国事。谢曰：“臣亡国之臣，何足问！”缪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语三日，缪公大说，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让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臣常游，困于齐而乞食于
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齐君无知，蹇叔止臣，臣得脱齐难，遂之周。周王子颓好牛，臣以养牛干之。及颓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诛。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诚私利禄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虞君难。是以知其贤。”于是缪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
百里奚及蹇叔皆在孔子前，今举以为任举之儒之例，亦以儒学为政治学，儒家皆政治家也。此为忠于任举之儒者，列为第十二类型。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此节以“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二句为最隐晦难解，其实这只是形容其善于运用“微言”。孔子善于“微言”问题：《论语·八佾》篇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似为当时成语。“奥”是室中西南隅，不见户明，所在秘奥也，是尊位所在，故一国之主，称为奥主。“灶”则为老妇之祭，以其为老妇所司也。故奥尊而灶卑，甚明显之事也。王孙贾为卫之执政大夫，对此佯为不解以问孔子。是以奥比卫君，以灶比自己，盖“微言”之问也。孔子知其意，则答以“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盖以道理比天，言不合于道理如获罪于天，因而无所祷也。就是说不能做此事。双方皆以微言做问答，好像猜谜，有底有面，机锋相对，辞令妙品也。
又按古代诸侯宴会，诸侯及其卿大夫必赋《诗》，实则都是用微言相酬应也。举例如下：
《左传·襄公十四年》，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洲，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诘朝之事，尔无与焉。与将执女。”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于是乎有殽之师。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来，晋之百役，与我诸戎相继于时，以从执政，犹殽志也，岂敢离逷？今官之师旅无乃实有所阙，以携诸侯，而罪我诸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赋《青蝇》而退。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也就是道歉）。按《青蝇》为《小雅》之一篇，其首章曰：“营营青蝇，止于樊，恺悌君子，无信谗言。”戎子驹支赋此以讽宣子。宣子谢过，而请其莅会，以成恺悌君子。此篇为《左传》之名篇。
《左传》又有一篇亦在襄公十四年。“夏，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以报栎之役也（秦师伐晋战于栎，晋师败绩，事在鲁襄公十一年）。晋侯待于竟，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及泾，不济。叔向见叔孙穆子，穆子赋《匏有苦叶》，叔向退而具舟。鲁人、莒人先济。郑子
见卫北宫懿子曰：‘与人而不固，取恶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说。二子见诸侯之师而劝之济。济泾而次。”《匏有苦叶》为《诗·邶风》之一篇，其首章曰：“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其卒章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盖诸侯皆无舟不得渡。晋为盟主应具舟。故叔孙穆子赋《匏有苦叶》之诗，叔向知之，即退而具舟，而诸侯之师皆得济也。
若取《左传》及《国语》读之，则当时各国诸侯、卿大夫所赋之诗，皆有所指；而其所含“微言”之命意皆可知。故孔子教伯鱼曰：“不学《诗》无以言。”此“言”字是指“微言”。盖不学诗者既不能领会对方所赋中含有之“微言”，更不能答赋用“微言”表达自己意思。《诗》在春秋时为用甚大，故春秋时各国诸侯、卿大夫赋《诗》盛极一时。唯至春秋末期，则“王者之迹息而《诗》亡”。所谓“《诗》亡”者，非篇章佚失也，而为诸侯、卿大夫皆不习也。如齐庆封不知《相鼠》（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宋华定不知《蓼萧》（见《左传·昭公十二年》）。则《诗》之微言作用失矣。代之而起者为自撰之滑稽故事。如淳于髡作大鸟集廷，三年不飞，三年不鸣之寓言，而齐威王（即齐宣王）得到警悟。此后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之寓言，皆出于临时编撰，而亦收启迪之效。这是微言方式之新发展。
所谓“陈言而伏，静而正之”者，皆属于原则性之言也，最易为人所忽视，因而“上弗知也”。所谓“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系说用“微言”者常常用说半句话的方式待人自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系说不用危言耸听之方式，以加重语气。“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系说不干众誉，不畏众恶，而独来独往。此唯真理在心者能之。结果点出“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此为特立独行之儒者，列于第十三类型。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孔颖达正义曰：“上不臣天子，伯夷、叔齐是也。下不事诸侯，长沮、桀溺是也。”伯夷、叔齐在“逸民”中，长沮、桀溺在“作者七人”中（皆隐者）。能备此两条件者已是隐逸之流。若更能“博学以知服（知服，言知前贤之行事而敬服之）；近文章，砥厉廉隅”则是学者。又能“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分国”言给予封邑。封邑是分国而为之），则是有高世之志。求之后世，则元代之刘因，明之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近之。皆高世而有规为者。此为有规为之儒者，列于第十四类型。
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郑玄注：“同方同术，等志行也。”按“方”为方向，“同方”为同方向。“术”原意为道路，“同术”犹今义为同路线也。“闻流言不信”，谓若闻毁谤朋友之流言则不信之，以其相知之深也。盖在古代典型的封建制度下，侯国林立。故有仕不同国，然仍以同志式的身份相友。若志向相同者则友之，是为“同而进”，若其志向改变，则不与之友，所谓“不同而退”。盖以“本方立义”为根基者。此即《论语·宪问》篇所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此为同志式之儒者，列于第十五类型。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逊）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皆并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
《论语·里仁》篇“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儒者若能守温良、敬慎、宽裕、逊接之学，而谨慎于礼节、言谈、歌乐、分散的行动，则几于君子矣，盖颜闵之流也。而犹不敢言仁，盖慎于自谦也，其为尊让何如也。《论语·述而》篇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则孔子亦不敢自当“仁”之一字矣。此乃孔子之尊让也。此为尊让之儒者，列于第十六类型。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
郑玄注：“陨获，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诎，喜失节之貌。慁，犹辱也。累，犹系也。闵，病也。”言不为天子、诸侯、卿大夫、群吏所困迫而违道。孔子自谓也。此为高尚之君子，亦为全德之儒，而结束之为“故曰儒”。此即《孟子·滕文公下》篇所谓“富贵不能淫（今言腐化），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之意。惟孔子系对哀公讲述，必须委婉耳。此为圣人式之儒，列之于第十七类型。
孔子所讲述儒者有以上十七类型。
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犹今言无常识），以儒相诟病。
按孔子自卫返鲁，系鲁哀公派使者奉币请之。因此，在礼节上自应以鲁哀公为主，孔子为客。故“孔子至舍，哀公馆之”。《儒行》一篇，即孔子在馆中所口授，而弟子门人笔记之。哀公“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义（此处似脱‘哀公曰’三字），‘终没吾之世，不敢以儒为戏’（此为哀公深自叹息之言）”。
《论语·雍也》篇“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至此方得正式答案。当初之儒，只是低级教师之职称。若求充实能力，则只能自修。孔子所举儒者有十七类型。儒者可就性之所近，以求自修而成就为某一类型之儒者，则成为君子儒。若不学，则将堕落为小人儒矣。
按鲁哀公九年春孔子返鲁，哀公十六年孔子逝世。盖返鲁后八年而卒，犹在春秋时代。此时儒学在鲁犹未昌盛。其成为显学在战国时代。谁为之师？不可知，但可假定一说。《孟子·告子》篇孟子告曹交曰：“夫道若大道焉，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知此，可通百家，不独儒也。儒家之学不外以社会学与道德学、经济学相配合而已，故派别甚多。孔子分儒为十七类型，盖以修养为根据，且在初期，不能预知以后种种情形。荀卿分儒为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三派，而其自身不与焉（见《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分儒为八派，而无子夏氏。按子夏在魏甚久，弟子门人遍于魏国而漏列，则疏漏甚矣（见《韩非子·显学》篇）。故言战国时学派之说者皆不可信。但儒之分布似甚广。韩非、李斯，世称法家而皆为荀卿弟子。荀卿大儒也。张良得兵书于黄石老人，而其《三略》之中卷则曰：“主聘儒贤，奸雄乃迁。”是自讬于鬼神之黄石老人亦一儒者也。佐汉高祖刘邦得天下者，如叔孙通、陆贾之流皆儒者也。世人若仅以经生为儒者，则失之远矣。又如世称公孙鞅、韩非为法家巨擘。然公孙鞅为李悝的学生，用李悝所著之《法经》以治秦，世人久已知之。而李悝则是子夏的学生（据钱宗范、徐硕如、朱淑瑶合著《春秋战国史话》），可知李悝是孔子的徒孙，而公孙鞅则是孔子的徒曾孙。韩非则为荀卿之弟子，荀卿大儒也。可见著名之法家竟是儒家之别子（别子犹支派之意）。
法家之所以为人诟病者，以其蹈不教而杀的过错也。若以《论语·尧曰》篇之“从政”章药之，则可寡其过矣。录《论语·尧曰》篇“从政章”如下：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求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儒”本是中国古代司教育工作的小官职称，世俗以位低俸薄而必须宣扬教育上的大道理，因加以嘲弄。孔子则赋之以新内容并提高其在文化上与社会上的抱负，使“儒”一字成为与君子同意义的名词，并创立了一个哲学大派别的基础，纯用自我教育的方式，循序渐进，直达崇高的目标，使中国的人生哲学、教育学及政治学皆产生异彩。继之者如孟轲，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原则。荀况则著《儒效》篇，言“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谓周公旦也）。又曰：“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荀子盛称子弓而不详细介绍，今仅知可能为馯臂子弓。馯，姓也；臂，名；子弓，字；江东人，善易学而已矣）《韩诗外传》卷五第五章引《荀子·儒效》篇之意曰：“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伯”为“霸”古字）《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可谓伯矣。文王亦可谓大儒矣。周文王为古代之大政治家。可知韩婴是以大政治家为大儒。
儒家之能独昌盛于战国后期，是为学术淘汰及发展演进之结果。按孔子述儒行时语气甚缓和，以当时其他学派皆未兴也。至孟子时，则汲汲于“辟杨墨”，然杨、墨学说亦各有严重之缺点，故终归于被淘汰。《孟子·尽心》篇曰：“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似甚伟大，而实令人感到空虚，不能持久。“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令人感到狭隘无出路而不能持久。故有“逃墨”与“逃杨”之事。《孟子·尽心》篇，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苙，是猪圈。招，是将豚之后脚绑于木伐上以防再脱逃。可知当时杨、墨与儒家辩论皆败北，以致如此。则到战国时儒家几成独秀之局面矣。
又按《论语·为政》篇，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为对于单纯法治者的评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此为对于坚持礼治者之评价。实则法治、礼治二派皆出于儒门也。
时至今日，不妨取顾炎武先生保国、保天下之思想加以扩充。顾炎武的保国思想局限于天子一姓的江山，保天下之思想局限中国一国的江山。今日应将保国思想扩大至全中国的大地；保天下之思想扩大到全世界各地的和平，始能适应今日新的形势，这也是适合儒家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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