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法家出于儒门的考证

最近二十多年中，关于中国古代“儒法斗争”的说法甚嚣尘上。但加以历史的探讨，全不是这一回事。订立及使用法律，只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从事订立及使用法律的人们，就可以称为法家。

子思在《中庸》篇说“仲尼祖述尧舜”，就是说孔子研究中国政治史是从尧舜时代开始。那么尧舜时代就有了法家吗？事实上正是如此。舜的得力助手名为“皋陶（读若遥）”。皋陶是那个时代的大法官，也就是中国最早的法家。其法律精神在春秋时尚可考见。《左传·昭公十四年》晋叔向曰：“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所以中国法家之来源甚早。

尧舜以后，夏、商、周各朝代各皆有其法律。《左传·昭公六年》晋叔向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条文皆佚。但据文意，可知其为刑事法律）。三辟（刑律）之兴，皆叔世也（叔世即言衰世）。”此皆言在孔子之前已有法律。

在稍前于孔子的时代的郑国，因贵族政治的堕落，执政者不能不求援于法律。举个例子：《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十二月，郑游贩将归晋，未出境，遭逆妻者，夺之，以馆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即游贩），杀之，以其妻行。”游贩是郑卿，要往晋国去，还未出郑国境，遇着接亲（迎妻）的，游贩看见新娘子长得美，就指挥部下将新娘子抢去，藏在他的私宅中。过了几天，到了丁巳这一天，那个女人的丈夫组织力量，反攻游贩，杀死他，把妻子抢回去。敢在路上强抢女人，初以为是小说上描写流氓恶霸的罪状，不想在《左传》上竟有实录，且出于郑卿之手。所以在鲁昭公六年，“郑人铸刑鼎”，就是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给大家看。晋叔向不了解郑子产办法的用意，写信去问他。子产回信说“吾以救世也”。就是说，用这个办法以发动老百姓能知道凭什么可以告倒贵族，以求压制贵族气焰，挽回局面。可知法律的威力是由政治家与贵族的斗争而发展起来的。这是春秋末期社会客观需要如此。

在孔子之后，即入战国时代，今取公认为法家大人物公孙鞅、韩非二人之历史加以研究，以明战国法家皆出儒门的历史实况。

公孙鞅（即商鞅，商是封邑之名）为李悝的弟子，捧着李悝所著的《法经》六篇以相秦（此书已久佚，唯相传有《盗法》《贼法》《囚法》《捕法》四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有加减，为《具法》一篇，共计六篇）。按李悝为卜子夏的弟子（据《春秋战国史话》，系今人钱宗范、徐硕如、朱淑瑶合著）。子夏之法治思想，见于《论语·颜渊》篇对于樊迟问仁做过解释的一章内。今录之如下：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尚未理解）。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不闻孔子有任何否认或更正，可见子夏的解释是对的。“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就是说使秉公守正的君子，用法律惩办为非作歹的罪人，可以将正在想做坏事的人改造成好人。

卜子夏提出皋陶与伊尹，使问题意味深长。但必须知道这二人的历史，然后才能领会其作用。今分述之如下：(www.xing528.com)

皋陶是帝舜选用的大法官。舜要他惩罚坏人，他办到了。

《尚书·舜典》载：“帝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此‘士’字作大法官解），五刑有服。”孔安国注：“猾，乱也。夏，华夏。群行攻劫曰寇，杀人曰贼，在外曰奸，在内曰宄。”五刑为五种肉刑。服，即今言“服刑”。《大禹谟》《皋陶谟》《益稷》各篇中也有相似的话。可见皋陶曾镇压过许多罪人，其特点在于有罪必惩。存心犯法者当然远逃，所以说“不仁者远矣”。

伊尹是成汤的宰相。成汤死后，商朝大权掌握在伊尹手中。其行事，据《孟子·万章》篇及今人黎虎著《夏商周史话》求史证：成汤的长子太丁早死，没有在位。立了太丁的弟弟外丙继位，外丙在位仅三年便死去。又立他的弟弟仲壬继位，仲壬在位四年也死掉，伊尹就立太丁的儿子，成汤的嫡长孙太甲继位。太甲胡作乱为，即所谓“颠覆汤之典刑”。伊尹劝告，太甲不接受，就是《尚书·太甲上》篇所谓“王未克变”，当然伊尹要严加处分。伊尹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予弗狎于弗顺，营于桐宫，密迩先王其训，无俾世迷。”就是在桐宫这地方办一个拘留所，放逐太甲于此处，让其遵照先王的训导反省悔过。桐宫在今山西万荣县。放逐的时间是三年。《太甲中》篇曰：“惟三祀（即三年）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商之国都）。”因为太甲已经悔过，自怨自艾，处仁迁义了。太甲改造好继续在位，后来被尊为太宗。

“伊尹放太甲”一事，后世称奇。其实古代天子被放逐是常事。前于太甲者有帝挚，是帝尧的哥哥，在位九年，因荒淫无度，不修善政，被诸侯废罢，而立放勋（即帝尧）。后于太甲者，有周厉王，因暴虐被国人流放于彘（今山西省霍县），由周、召二公辅政，共伯和摄政，称为“共和”。周厉王竟死于彘。太甲之被放于桐宫，以后迎回为天子是幸运的事。

伊尹在接回太甲复位后就退休了。他写一篇《咸有一德》给太甲，教导他如何做天子（此篇今存收在《尚书》中）。伊尹甚寿，至太甲之子沃丁在位时方死。至于《竹书纪年》言太甲潜出桐宫，杀伊尹一节，恐是无知狂言者为之。据《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晋祁奚对范宣子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可知太甲并无杀伊尹之事。并且其子伊陟相继相殷，此岂是杀伊尹后所可能之事。不过以后世小人之心度先代君子之腹；以奴隶式的头脑不能理会政治家的胆识，因而做出此妄言。盖伊尹放太甲的举动，若非胆识过众之政治家不能办，其特色是罚不避贵，虽然贵为天子，若是犯罪，亦将被罚，何况他人。不肖分子当然匿迹远遁而造成“不仁者远矣”的局面。

综合皋陶、伊尹二人的行事，而“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意义自明。公孙鞅相秦，厉行法治，其中心思想亦是如此，盖自孔子传至卜子夏，卜子夏传至李悝，李悝传至公孙鞅，其流传系统如此。故曰“战国法家出自儒门”。公孙鞅是得儒门之传的。

至于韩非，他是荀况的弟子。荀况是战国末期之儒学大师。他著《性恶》篇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是人为）又曰：“凡性者，天之就也（‘天’即自然，‘就’即具有），不可学，不可事（事，即修饰）。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既然人性本恶，则用法律改造人是必然的结论，所以韩非就成为战国法家巨擘。

公孙鞅及韩非皆出自儒门，何况他人。所以战国时代的法家皆可谓出于儒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