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的一字，在经书中甚少见，《周易》《毛诗》《尚书》中皆无之。但于《论语·雍也》篇则有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一章。此“儒”出现得很突兀，就引起两个问题，其一是子夏的职业问题，另一个是“儒”字的意义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相连的，要先解决前者，则后者方能解决。
子夏有何职业？《荀子·大略》篇：“子夏家贫，衣若悬鹑（喻衣服破烂）。人曰：‘子何不仕？’曰（子夏答复）：‘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后门者，古代为国君守后门的人，地位低贱；同衣，是穿同样破烂的衣服），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这一句是比喻不当仕而仕，虽可得利，而所得甚小，所失甚大。蚤同爪。）”。从这一节看来，可知子夏当时虽有工作，但低级微僚，够不上仕的程度，所以子夏生活如此狼狈。
子夏的职业，孔子已经点出是儒，“儒”又是怎样的？《周礼·太宰》篇“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章的第四条曰：“四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贾公彦疏曰：“儒以道得民者，谓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同名，故号曰儒，掌养国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民亦谓学子也。”其措辞不明朗，今加以明朗化，则是质言之：“儒”为最基层办教育之官，直接教育万民。故曰：儒以道得民。按《周礼·大司徒》篇：“以‘乡三物’教民以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所谓‘圣’非如后世所言圣之意义。《说文解字》曰：‘圣，通也。’仅求其能通晓而已）；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此皆为儒所掌教。子夏曾致力于“乡三物”之研究，故得列文学之科（见《论语·先进》篇）。
又按《周礼》在保氏之前，有“师氏”之官，此即所谓“师氏掌以媺（即美）诏王。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是也。
中国古代教育，在孔子未接办之前，都是贵族教育。故教国子者（诸侯卿大夫之子）与教万民者分为两起，而为其师长者所得的待遇亦复不同。今则以“有教无类”之原则行之，此亦为今世各国之教育原则，成为平民教育。
《周礼·大司徒》篇“以本俗六安万民”章之四曰“联师儒”。师、儒皆教师也。师教国子地位略高，儒教万民地位略次。师儒并举，则全体教师皆在内矣，以便于统一认识，管理全体青年，执行政策。
既知“儒”是教师，则子夏职业问题自能解决，可进而研究“儒”字之意义问题。(www.xing528.com)
《礼记·儒行》篇述孔子自卫返鲁，鲁哀公馆之，问儒行。孔子列举儒行有17类型为答。盖以古贤与朋友、弟子、门人的性情行事为例（《礼记·儒行》篇皆言君子之德）。
其最后一例（即第十七类例）“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此即《孟子·滕文公》篇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之意，特以系对鲁哀公之问不能不委婉耳。
儒者守身之德固应如此，其谋国之智则若何？须知儒学亦即政治学也。故《荀子·儒效》篇曰：“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闾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得以为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是大儒之征（效验）也。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成就）也。”
考之后世，诸葛亮南阳应刘备之请作茅庐对，此时刘备面临强敌曹操挟数十万大军围剿而来，卒能以赤壁一战挽回局面，更进取荆益二州建立蜀汉大业，则诸葛亮可入大儒之选（按诸葛亮已作为先儒从祀孔庙）。
所谓大儒者，政治家也。儒者始于立身，终于安民救世，此为政治家之事。故荀子以周公旦为大儒。周公旦，中国古代之大政治家也。韩婴作《韩诗外传》转述其言，而更以周文王为大儒。周文王亦中国古代之大政治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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