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传统建筑意匠：挑檐构造及其演变

（1）斗拱起源说

从青铜器、石窟寺的壁画等案例来看，从战国时代开始我国已经出现了在柱上置横材的斗拱做法原型。后世斗拱逐渐成为挑檐的标准构造，其完善的力学特性与优美的造型成为东亚传统建筑意匠的重要特征。《礼记·礼器》中有“山节藻棁”（唐朝孔颖达注“山节，谓刻柱头为斗拱，形如山也”）的记载，是有关斗拱最早的文字记载。而关于斗拱的起源，杨鸿勋认为“承檐的高级结构——向前后悬臂出挑的斗拱，是由承檐的低级结构——落地支撑的擎檐柱，进化而来的。”^[24]他通过殷墟等考古发掘资料、古代文献资料，与山东、湖北等地民居中的落地斜撑、腰撑做法得出了斗拱起源演变说（图3.48）。并指出，偷心造斗拱早于计心造斗拱。

图3.48　杨鸿勋的斗拱起源说^[25]

杨氏关于挑檐结构变迁的推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一定的考古学证据。早期的土木结构殿堂为了出檐深远，需要有一定形式的承檐结构。20世纪70年代的一系列考古研究发现，早期建筑主体殿堂檐柱遗迹周围有遗存的小柱洞。杨鸿勋将这些小柱洞鉴定为擎檐柱迹。擎檐柱的平面布置经历了早期河南偃师二里头商初期和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中期宫室的一檐柱对二擎檐柱，到中期河南安阳小屯殷墟“乙十三基址”的一檐柱对一擎檐柱与一檐柱对二擎檐柱相间布置，到最后小屯“乙八基址”的一檐柱对一擎檐柱布置的变化。

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的考古提供的另一个重要的材料是铜“质”。据未经扰动的铜质材料出土的位置（台基前沿）和质面上残存的直径10 余厘米的木柱痕迹可以知道这些是擎檐柱的质，即擎檐柱与砾石柱础之间的垫块。铜质的材料以及其球面泛水的形式（据说出土时质面上还残存漆画的装饰纹样）表明，它是在台基上或散水上露明使用的，也就是说这时的擎檐柱已经不是掘立柱的形制。商代晚期出现了擎檐柱数目减少至与檐柱相等，以及底部提升至台基或散水面这一向上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在于改善擎檐柱防潮的问题，而按照这一改革思想的逻辑发展，下一步的改革将是擎檐柱底端的进一步提升。

于是，为了避免柱脚淋雨，使擎檐柱后退交接至檐柱或檐墙脚下，擎檐柱便蜕变为斜撑。开始为落地长斜撑，再发展则缩短杆件，下支点上移离开地面成为短斜撑。进而变为利用自然曲木的弯曲斜撑，这便是古文中称为“栾”的构件原型。根据杨鸿勋的研究，“斜撑是由擎檐柱蜕变而来的”，杨氏认为从掘立柱式擎檐柱到“栾”式斜撑，经历了础石擎檐柱，落地撑，腰撑的过程。今天浙闽地区风土建筑遗存也证实了这个观点。然而，对于是否偷心造斗拱（丁头拱）等同于插拱，斜撑向插拱的演变是否成立这两个问题，目前来看是存在疑问的。

（2）插拱的出现

丁头拱出挑一斗三升是汉代建筑形象中的普遍做法，而连续出跳的偷心造斗拱，在汉代画像砖与建筑形象的明器中都没有发现。丁头拱连续出跳的做法在江苏省徐州地区依然有分布。如徐州市户部山历史街区郑家大院中门，门上出挑披檐，其下用两跳插拱上载一斗三升，继而承托檐檩。同样是户部山郑家大院厢房，以及邳州市土山镇某宅，连云港灌云县正和烟店等风土建筑也用了该做法。苏北风土建筑中的丁头拱出跳做法（图3.49），丁头拱插入砖墙中，而不是木柱内，与福建地区的插拱做法虽然有所不同，但十分相似。值得注意的是，苏北地区风土建筑中的丁头拱出跳更加类似于汉代陶楼明器中的挑檐形象。可以说，插拱做法很有可能与苏北地区的“插拱”挑檐做法，甚至汉代的“丁头拱”做法，有着一定的关联。

图3.49　苏北风土建筑中的丁头拱出跳做法

图3.50　隋代陶楼

①图面出自河南省博物院官方网站。
②杨鸿勋.斗拱起源考察[C]//1980年全国科学技术史学术会议论文集，1980：13.

现存最早的连续偷心斗拱形象是现藏于河南省博物院的隋代陶楼（图3.50）以及日本著名的玉虫厨子上的插拱形象。然而有趣的是，不管是隋代陶楼，抑或是玉虫厨子，在插拱形象的下部依旧有大斗的形象，也就是说，这种连续偷心造斗拱依旧是属于大斗之上的斗拱部分，并不是直接插入柱间的。

然而对于插拱是如何产生这一问题，很有可能是南北方不同的结构类型造成的。日本学者宫本长二郎将中国南北方建筑结构类型的差异形象化地概括为北方的“长押”构造与南方的“贯”（穿枋）构造。而张十庆则将中国南北方的两大结构类型总结为“层叠型”与“连架型”，并指出所谓层叠就是承重结构的分层叠砌，而所谓连架，则是承重结构的分架连接。^[26]北方的层叠型构造，将各构件分层叠砌，而日本的“长押”构造，则同样是柱间横向联系的枋木不直接穿过柱子，而是钉在柱子外侧起到加固横向联系的作用。斗拱做法，同样也是这种分铺作层、逐层叠加的建构逻辑。相对而言，南方连架型构造采用“穿枋”联系各柱以形成穿斗式结构。虽然这与斗拱的层叠式逻辑是非常矛盾的，但是也许正是这种结构逻辑的矛盾导致了插拱的产生。

北方的斗拱做法，自唐宋开始“计心造”逐渐普及，为今天更多见的北方官式斗拱样式。而连续偷心的斗拱做法很有可能同样起源于北方，并在隋唐时期随着中央政府对东南沿海地区的实际控制传播到了今天的浙江、福建地区。然而北方的层叠式的建筑与斗拱结构体系并不适应南方连架式的穿斗构架系统。于是浙闽地区的土著居民将连续偷心的斗拱做法改造成插拱做法。故而，隋代陶楼、玉虫厨子以及今天在徐州地区看到的“插拱”挑檐做法，其实都是连续偷心斗拱做法的体现。而日本的大佛样建筑、宋元中国南方寺院建筑与今天浙江地区的圆形大斗形象、福建地区的插拱则都是南方系插拱做法的体现。

并且，支持插拱做法源于连续偷心的斗拱做法的另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今天插拱做法中皿板的残留。皿板或位于柱头顶端、栌斗的下端，或位于柱头与栌头交接之处；还有的在散斗、齐心斗与拱的交接处；也有在人字拱与散斗之交接处的。它是在二者中间的一个垫板，其长与宽与斗之尺度相同，在栌斗之处的皿板要比栌头长宽多出一点，其厚度在3 厘米左右。2000年8月23日《中国文物报》第一版发表的《三台调查汉晋崖墓群文物遗存》一文中附有都柱斗拱图一幅，这是汉代当时雕刻出的斗拱图样，这组斗拱之中，在八角形与栌斗相交处即有皿板，同时在单抄华拱与令拱交接处也做了皿板（图3.51）。^[27]南北朝时期的木构也有皿板出现。到唐代，敦煌莫高窟木构窟檐之中，三跳斗拱都用皿板；同时，日本的玉虫厨子及法隆寺金堂云型斗拱中同样也有皿板的做法（图3.52）。皿板这一构件从汉代开始，一直流传到唐初，实践中运用甚多。宋代在《营造法式》中有皿板，但是在辽、金、元时代基本上绝迹了。这种在北方几乎绝迹的做法在福建插拱的散斗中却完全保留了下来，闽东地区几乎所有的插拱上都有皿板做法的残留（图3.53）。

图3.51　三台崖墓的皿板做法^[28]

图3.52　法隆寺金堂与玉虫厨子的斗拱皿板做法^[29]

图3.53　浙闽地区的“皿板”构造做法残留

因此，福建地区的插拱做法应当是受到了北方的影响，是不折不扣的外来做法，插拱的形成确是外来做法与本地土著做法结合的结果。后世福建以外地区的连续偷心斗拱做法逐渐衰退，而福建地区的插拱做法却不断兴盛，故而形成了今天插拱变成福建地区特有挑檐做法的现状。

（3）插拱的衰退

现存的插拱做法，大部分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首先是其结构作用的衰退，逐渐成为纯装饰性的构件，以至于今天很多插拱脱榫、掉落也不会对檐部产生结构性影响。原本为了支撑深远挑檐的插拱，渐渐成为用来显示户主身份、地位的手段。

另一方面，插拱做法的衰退也体现在其分布范围的缩小。插拱做法在宋代传播到日本，成为日本大佛样的重要特征之一，而对日本大佛样产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人物，就是日本僧人重源与南宋工匠陈和卿。有趣的是，陈和卿是明州（今宁波）人，那么他掌握的应当是当时明州的木构做法。这个时空差异提醒了我们，可能在浙江地区的民居做法中，曾经也流行过插拱做法，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北方中原建筑的影响，浙江地区的插拱做法消失了。

浙江民居中，今天仍然可以零星发现一些插拱做法，如宁波月湖历史街区青石街闻宅（222 号），建于清代，平面为简单三合院，正房挑檐采用普通的斗拱做法，厢房采用了变形的插拱做法。闻宅厢房的插拱与福建武夷山地区的变形插拱做法有一些相似，都是拱木肥硕高大，上面支撑抱头梁挑檐。宁波与武夷山地区都是与钱塘江流域牛腿做法流行区域接壤的地区，相同做法的出现也反映出西北部长江流域文化向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

而浙江地区现存的插拱做法集中体现在“大门”上。如永嘉县花坦乡花坛村的“溪山第一”门，该门约建于明代中叶，连续出六跳。^[30]该门位于道路正中，两侧以石墙相连，界分村内外，可以称为村门或寨门。同样的还有景宁县大漈乡时思寺山门，时思寺大殿建于元代，山门为明代重建。时思寺山门当心间插拱连续出五跳，两侧则是插拱与斜撑结合的做法。普通民居的门也常常采用插拱做法，如景宁畲族自治县桃源村某宅（240 号）侧门采用了四跳插拱（图3.54）。

因此，插拱做法曾经是浙江地区主流挑檐做法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北方文化的影响逐渐改变了浙江地区的审美和建筑意匠，最终导致插拱做法消失。只有少数遗构的建造方式保留了插拱的意匠。今天浙东民居的挑檐斗拱做法，在某些程度上，依然残留着一些插拱的意向，比如圆形大斗的做法，还有向内出挑斗拱与抱头梁结合的做法等。这些做法并不同于北方斗拱层层铺作的简单原理，而是结合了南方地域文化与建筑技术特色的独到做法。

图3.54　浙江地区大门中的插拱做法

②图片出处同前注。

图3.55　江西地区残留的插拱做法^[31]

除了浙江以外，江西地区也残留着一些插拱的做法，有些因为紧邻福建，受到福建做法影响的可能性很大，如瑞金地区的民居和宗祠中采用的三跳插拱。然而，其插拱上端增加了计心造斗拱和雀替型装饰翼板，体现了江西本土做法与福建做法的结合。又如景德镇地区的风土建筑，都是两跳插拱支撑上部穿枋或抱头梁的做法，与福建地区的插拱做法非常相似。还有部分是插拱做法与斜撑做法结合的变种。再如上饶地区风土建筑两跳插拱直接承托檐檩，檐部不再施穿枋或抱头梁（图3.55）。

浙江与江西地区残存的插拱做法绝不是当地的主流。但这些地区插拱做法的残留说明插拱做法至少在历史上的某一时期曾经在这些地区出现过。虽然缺乏有力的证据，而这种种状态还是暗示了插拱做法曾经应当是中国南方风土建筑挑檐做法的主流这一推断。然后随着时代的推移，插拱做法的影响范围逐渐萎缩，仅限福建东部，而取而代之的则是下文所述的牛腿做法。

（4）牛腿构造的传入

北方地区住宅挑檐一般仅用“墀头”。所谓墀头就是在住宅山墙前后檐部用砖石叠涩出挑，夹住檐檩。而南方地区的牛腿做法与墀头有很大的相似性。砖砌的墀头在结构功能上抑或是建构逻辑上都等同于木造的牛腿，并且在浙江、福建北部，有很多墀头与牛腿并用的案例（图3.56）。墀头——牛腿做法的结构逻辑为在柱或墙体顶端植入三角形结构来承托挑檐檩，从而达到出檐目的。牛腿一般与柱后的梁柱体系没有任何结构关联，因此其当依旧属于北方“层叠型”的建构方式。故对于浙闽地区而言，牛腿当是不折不扣的外来传入做法。

图3.56　牛腿与墀头的并用

从牛腿做法的地域分布来看，其边界是钱塘江——仙霞岭——武夷山一线。可以发现，在钱塘江——仙霞岭——武夷山一线以北，绝大多数都采用牛腿（或斜撑）的挑檐方式，而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牛腿做法的普及率显著降低。可以说，牛腿做法的地域分布特征呈现出自西北向东南逐渐渗透的状态。这说明，与上述插拱做法的衰退相对应，牛腿做法存在着逐渐向浙闽地区传播影响的过程。

（5）浙闽地区挑檐构造的时代性考察(www.xing528.com)

吊柱与斜撑的分化：若前述推论成立，那么插拱挑檐做法当为隋唐宋时期北方移民南下传入浙闽地区的。这样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插拱做法传入之前，浙闽地区的主流挑檐做法是什么？今天，不论是遗构、考古资料还是古文献，都无法对这个问题进行直接回答。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一更为古老的挑檐构造一定是与南方传统穿斗式木构框架体系相适应的。而今天浙闽地区所有的挑檐做法中与穿斗式构架最为契合的构造方式无疑是吊柱做法。

首先，挑檐的最简单、最基本做法为擎檐柱，这一点考古发现已经可以证明，一切的挑檐做法都应源于擎檐柱。然而，擎檐柱一来占据空间，二来更容易受雨水侵蚀而腐朽，故如何不依靠擎檐柱挑檐则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那么在北方层叠结构体系下，由于建筑整体依靠自重和体量求得稳固，对抗横向剪力的能力很差，形成三角形的稳定结构非常重要，故斜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此杨鸿勋的推论是成立的。然而在南方连架结构体系下，更加注重由拉接联系而成的整体性，使用斜撑支撑，显然是违反其结构逻辑的。若将擎檐柱底部截断，再施加穿枋连接形成吊柱的结构，则使得檐部与内部的结构联系成一个整体。在今天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依然可以看到穿斗结构结合吊柱的挑檐方式（图3.57），也就是说，吊柱结构为中国南方原始、固有的挑檐做法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并且，吊柱作为浙闽地区挑檐结构的早期做法，在今天依旧有所体现。其一，福建民居为主的东南民居在后檐、附属建筑挑檐等非主要部位的做法上依然大量选择吊柱做法。其二，垂花柱这一装饰化的手法今天只在福建地区作为挑檐构件使用。这说明，垂花柱做法本身就与土著的吊柱做法相适应。其三，在东南民居中有一些吊柱（垂花柱）与插拱的结合做法，后起外来做法与原有土著做法的结合很好地说明了挑檐做法的演化关系。

插拱的起源与发展：唐宋时期随着移民传入浙闽地区的插拱做法，在今天以闽东地区为核心，影响了除闽北地区以外的福建全境。当然这一传播过程也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插拱做法首先传入闽东，其次向周边影响；其二是插拱做法仅在闽东地区未受后世其他做法的影响顽强保留至今。根据李向东和韩国学者崔氏的研究，中国南部从四川、两广，到江西、浙江、安徽、江苏都有采用插拱做法的寺庙建筑或住宅建筑。^[32]因此如前文所述，插拱做法存在逐渐衰退的迹象，闽东地区的插拱做法应当是完好保留了唐宋遗风的结果。

图3.57　西南少数民族风土建筑中的吊柱做法

闽东地区之所以能完好地延续插拱挑檐结构，很大程度上是与其封闭的地理条件和复杂的方言系统分不开的。福建地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俗语，多山少平地，交通尤其不便。闽东地区则更是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说法。这种世外桃源般的地理条件使其不受外界影响，独立发展传承自身建筑文化传统成为可能。而其复杂的方言，一方面拜封闭的地理环境所赐，另一方面进一步延缓或阻隔了福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福建省各地方言分支众多，虽然都属于闽语范畴，但各个次方言区之间很难沟通，这进一步使诸如插拱做法等地方特色建筑文化的固化成为可能。

外来做法的影响与插拱做法的衰退：从现存的浙闽地区风土建筑挑檐做法的年代分布来看（表3.13）。在插拱、斗拱做法较为集中的浙闽地区东部沿海一带（闽东、莆仙、闽南、浙东、浙南），现存的明代遗构全部采用插拱做法。清代开始，直至清末、民国，插拱、斗拱做法的比例略微下降，开始出现了非插拱、斗拱做法。在浙闽地区东部沿海以外的地区，明代遗构中尚有不少插拱与斗拱做法，而从清代开始，插拱、斗拱做法逐渐减少，而非插拱、斗拱做法的比例却越来越高。

与前述多进合院平面形式，曲线劄牵构件等一样，插拱、斗拱的做法也呈现出类似的时代性演变。也就是说，垂花柱、牛腿等挑檐构造，为明清时期从浙闽地区以外传来的可能性很高，而插拱做法本身则不断呈现出衰退的趋势。

表3.13　插拱做法的时代分布

【注释】

[1]张十庆.从建构思维看古代建筑结构的类型与演化[J].建筑师，2007（2）：168-171.

[2]“扇”的研究出自：张玉瑜.福建传统大木匠师技艺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帖”的概念出自：姚承祖.营造法源[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

[3]张十庆.从建构思维看古代建筑结构的类型与演化[J].建筑师，2007（2）：168-171.

[4]孙大章.民居建筑的插梁架浅论[J].小城镇建设，2001（9）：26-29.

[5]张玉瑜.福建传统大木匠师技艺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101-106.

[6]张玉瑜.福建传统大木匠师技艺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106-111.

[7]沈黎.香山帮[D].上海：同济大学，2010：200-213.

[8]午荣.鲁班经匠家镜[M].杭州：汇贤斋《平砂玉尺经》本，1606（明万历三十四年）.

[9]邝璠.便民图纂[M].苏州：[出版者不详]，1502（弘治十六年）.

[10]丁俊清.浙江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240.

[11]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梁思成全集第7 卷[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125.

[12]孔磊，刘杰.泰顺传统建筑木作技术研究[J].华中建筑，2008（7）：157-164.

[13]李秋香，罗德胤，贺从容，等.福建民居[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21-22.

[14]戴志坚.福建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229.

[15]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梁思成全集第7 卷[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303.

[16]萧洵.元故宫遗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7]黄晓云.闽东传统民居大木作研究[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13：16.

[18]杨琮，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发掘报告（1980——1996）[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103-111.

[19]陈志华，楼庆西，李秋香.新叶村[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51.

[20]张力智.垂花柱小史[C]//中国建筑史论汇刊第9 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21]丁俊清.浙江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252.

[22]高鉁明，王乃香，陈瑜.福建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238.

[23]戴志坚.福建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261.

[24]杨鸿勋.斗拱起源考察[C]//1980年全国科学技术史学术会议论文集，1980：5-16.

[25]杨鸿勋.斗拱起源考察[C]//1980年全国科学技术史学术会议论文集，1980：9.

[26]张十庆.从建构思维看古代建筑结构的类型与演化[J].建筑师，2007（2）：168-171.

[2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三台郪江崖墓群柏林坡1 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5（9）：14-35.

[2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三台郪江崖墓群柏林坡1 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5（9）：19.

[29]杨鸿勋.斗拱起源考察[C]//1980年全国科学技术史学术会议论文集，1980：13.

[30]陆秉杰.日本大佛样与中国浙江“溪山第一”门[C].营造·第一辑，1998（10）：303.

[31]黄浩.江西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102-103.

[32]主要包括：李向东.插拱研究[J].古建园林技术，1996（1）：10-14.崔ゴウン.韓国，中国，日本の挿肘木に関する研究その1[J].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2002（6）：321-326.崔ゴウン.韓国，中国，日本の挿肘木に関する研究その2[J].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2002（6）：343-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