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字形长屋
图2.31 河姆渡出土的木桩布局[32]
中国南方史前时代的住屋平面，采用“一”字形长屋的并不少见，7 000年前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住屋就是这种长屋的形式（图2.31）。根据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河姆渡遗址第一次发掘时，发现了13 排排列有序的桩木，从它们的不同走向分析，至少有三栋以上的干栏式建筑，其中第8、10、12、13 这四排桩木方向一致，保存较长的第13 排桩木长度在23米以上，第8 至第12 排桩木间距7 米左右，第12、13 排桩木间距1.3 米。据此，这栋住宅为面宽23 米，进深7 米，廊宽1.3 米的“一”字形长屋。第二次发掘时，又发现了16 排有序的桩木，其中有四排与上述四排相连接，长度达百米以上，屋内柱网间距2 米至5 米左右，至少有40 个房间，若每间住4 人，则可住160 人以上。[33]说明这些人很可能是有共同血缘的氏族。
图2.32 下王岗“一”字形住屋[34]
属于仰韶文化的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也发掘了“一”字形住屋的遗迹（图2.32）。淅川住屋遗迹与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住屋不同，为平地式住宅。整体用隔墙分割为数十间房间，无疑是大型氏族聚居的场所。[35]史前的长屋，在中原地区逐渐被合院式风土建筑所取代，而在南方，则依然作为大家族聚居的一种住屋形式被延续下来。
现存传统汉族风土建筑中的“一”字形平面意匠大多存留在东南沿海一带。浙闽地区的大型“一”字形长屋，除了当心间为厅堂以外，两翼展开，每一间自成一个单元供一个核心家庭居住。这与河姆渡、淅川遗迹中的住屋形式并无太大差异，可以说，今天浙闽地区的“一”字形长屋很有可能是早期土著文化的残留；而厅堂空间的引入，则很可能是汉民族先进文化随南下移民引入的。今天的“一”字形长屋是地方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的结果。
虽然依旧缺乏决定性的证据，早期浙闽风土建筑很可能都采用“一”字形长屋的形制。唐宋时期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加，各种合院式平面形制随之进入，并与原先的“一”字形长屋结合，产生了今天的带厅堂“一”字形平面与各种围屋式平面。
（2）合院式平面的传入
中原汉族合院的历史：合院式平面在黄河流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3 500年前的商代，合院式平面的雏形已经出现。殷墟北徐家桥村遗址在2002年发现了一处大规模四合院式夯土建筑群基址，其中与四合院平面十分类似的建筑有15 座。[36]到了西周时期，合院式平面布局已经趋于成熟。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周原遗址的两进四合院遗迹，其南北中轴线上，依次布置了照壁、大门、前堂、后堂，两侧还有厢房，已经是相当完整的四合院建筑。[37]
汉代四合院建筑有了更新的发展，受到风水学说的影响，四合院从选址到布局，有了一整套阴阳五行的说法。唐代四合院上承两汉，下启宋元，其格局是前窄后方。然而，古代盛行的四合院是廊院式院落，即院子中轴线为主体建筑，周围为回廊连接，或左右有屋，而非四面建房。晚唐出现具有廊庑的四合院，逐渐取代了廊院，宋朝以后，廊院逐渐减少，到明清在北方逐渐绝迹。[38]元明清时期四合院逐渐成熟。20世纪70年代初，北京后英房胡同的元代四合院遗址，可视为北京四合院的雏形。后经明、清完善，逐渐形成为人熟知的北京四合院建筑风格。
对合式合院：在浙闽地区，对合式合院平面从浙西、浙南地区到闽南、潮汕地区，分布十分广泛。这种双轴十字对称的平面布局方式，与今天正统的四合院平面有很大不同。但是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中却不难发现，对合式平面与中原地区古代的建筑文化也有不少联系。
1926年，汉长安遗址之南，发现了汉代礼制建筑——明堂的遗迹。其中心为大型夯土台，平面形制接近“亚”字，东西南北四面设堂、室。王国维根据古代文献分析了早期宫殿建筑的平面形制：“古宗庙、明堂、宫寝皆为四屋相对，中涵一庭或一室”。[39]杨鸿勋则结合古代文献与现代考古学发现，复原了周人与汉代明堂的平面形制（图2.33）。可以看出，早期“四面宫室”的建筑形制，与浙闽地区对合式四合院的平面有着相当高的相似性。可以推测，早期的“四屋相对”宫室，很可能是对合式四合院的祖型。
唐宋时期的四合院：汉唐时期中原流行的廊院式四合院，虽然在明清时期逐渐在北方消失，但在浙闽地区依然有存留。唐朝安史之乱开始，到五代、两宋，中原移民不断涌入东南沿海地区，浙闽地区迎来了高速的发展，廊院式合院布局随着移民进入福建的可能性极大。福州三坊七巷的宫巷刘宅（3 号，图2.34）与林聪彝故居的正厅院落都为廊院式布局。宫巷刘宅建于清代，为三路大型连体合院，每一路的第一进院落均为廊院，即在正厅前的庭院用三面游廊环绕，这与唐代敦煌壁画中的住宅平面形制十分相似。
图2.33 杨鸿勋的汉代明堂复原图[40]
图2.34 三坊七巷的廊院式住宅
明清时期的多进合院：如前文所述福建泉州一带，大型四合院被称为“官式大厝”。而戴志坚所著《福建民居》一书中也指出：“官式大厝”乃是模仿北京四合院所作，也称为“宫廷式”。[41]而《泉州民居》一书中记载了“宫殿式”“皇宫式”“皇宫起”，1993年版《南安县志》则有“宫式大厝”“汉式大厝”等一系列的叫法。根据关瑞明的研究，“皇宫起”为惠安与泉港对多进式合院的叫法，“汉式大厝”为南安一带的叫法，“官式大厝”则为泉州市内的叫法。[42]各地对大型四合院的叫法中，“宫殿”“汉式”“官式”等词语反复出现，强烈暗示了多进式合院平面为外来样式这一事实。
通过比较浙闽地区存留下来的明清遗构的建造年代可以发现，多进式合院平面的时代性分布存在着一定的规律：从闽北、浙西，到闽中，再到福州，多进式合院平面的出现率逐渐降低（表2.4）。浙闽地区其他地方的多进式合院则大多为清中期以后建造的。
表2.4 多进合院的地域分布
另一个有意思的证据是福州市罗源县梧桐村。该村现存的传统风土建筑中，年代最久远的五鱼厝（40 号）约建于清初，为“一”字形长屋；年代稍晚的水仙关（41 号）为“一”字形平面的变形；建于清中期的孔照厝（42 号）等住宅则多为四合院式；年代最近的是建于民国时期的旗杆里（43 号），为典型的多进式合院。
可以说，多进式合院在明清时期，以闽北、浙西→闽中→闽东的顺序，也就是沿闽江传入福建。这应当是由于随着元明时期北京四合院的繁荣，各地兴起了仿照帝都住宅样式的风潮所造成的。
不难发现，浙闽地区合院式住宅从对合式，到廊院式，再到多进式，有着多种多样的形制。这些合院平面形式又各自对应了中国历朝历代汉民族政治核心地区的住宅样式。这说明，浙闽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接受北方移民，而不同时代的移民带来了不同时期的主流文化，这些文化不断与当地文化融合并沉淀，从而形成了浙闽地区丰富多彩的风土建筑样式。
【注释】
[1]《唐会要·舆服制》有“庶人所造堂舍，不得过三间四架”；《宋史·舆服制》有“庶人舍屋许五架”；《明史·舆服制》有“不过三间五架”等。史料中都对民间建筑的规模进行了限制。
[2]胡夤.明堂考[M].宁波：民国鄞县张氏约园刊四明丛书本：22.
[3]陈纲伦.阴性文化与中国传统建筑井空间[J].华中建筑，1991，1：21-28.
[4]刘致平.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367.
[5]王维梁，刘孜治.明溪县志[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
[6]戴志坚.福建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第150 页德化硕杰大兴堡（上），同书第252 页南靖梅林怀远楼（下）。
[7]北京语言大学研究所.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8：101-102.
[8]若无特殊注明，本书所用风土建筑房间、构件的名称均为实地调查时从居民口中所得。(www.xing528.com)
[9]李秋香，罗德胤，贺从容，等.福建民居[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261-265.
[10]李秋香，罗德胤，贺从容，等.福建民居[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261-265.
[11]陆琦.广东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103.
[12]黄为隽.闽越民宅[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203.
[13]戴志坚.福建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134.
[14]黄晓云.闽东传统大木作研究[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13：26.
[15]黄晓云.闽东传统大木作研究[D].北京：中央美院，2013：28.
[16]关瑞明，朱怿.泉州传统民居官式大厝与杨阿苗故居[J].新建筑，2015（5）：114-117.
[17]戴志坚.福建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128.
[18]贺从容.福建永安西华片民居的布局、形式及建房习俗[J].建筑史论文集，2002，16（2）：145-154.
[19]主要依据：薛力.福建永安青水民居东兴堂初探[J].建筑学报，2011.S1：112-118.贺从容.福建永安西华片民居的布局、形式及建房习俗[J].建筑史论文集，2002，16（2）：145-154.
[20]李秋香，罗德胤，贺从容，等.福建民居[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202.
[21]李秋香，罗德胤，贺从容，等.福建民居[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105.
[22]图片出处同前注。
[23]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泉州市志：49 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4]苏镜潭.南安县志[M].上海：上海书店，2000.
[25]宁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宁德地区志：卷33[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26]彭定求，等.全唐诗：第6 卷[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3315.
[27]同前注，第3733 页。
[28]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泉州市志：卷49[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9]李秋香，罗德胤，贺从容，等.福建民居[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38.
[30]戴志坚.福建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61.
[31]李秋香，罗德胤，贺从容，等.福建民居[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107.
[32]图片出处同前注。
[33]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8（1）：39-94.
[3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78（1）：39-94.
[3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下王岗[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36]孟宪武.殷墟四合院式建筑基址考察[J].中原文物，2004，5：26-31.
[37]杨鸿勋.西周岐邑建筑遗址初步考察[J].文物，1981，3：23-33.
[38]刘致平.中国居住建筑简史：城市、住宅、园林[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39]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M]//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23.
[40]杨鸿勋.明堂泛论·明堂的考古学研究[J].营造，1998：62.
[41]戴志坚.福建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130.
[42]关瑞明，陈力.泉州官式大厝的词源及其读音辨析[J].福建建筑，2006，1：20-22.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