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皇帝夷列在1150年走上前台，次年下诏改元为“绍兴”。非常有趣，这个年号和南宋高宗赵构此时的年号相同（初号建炎，后改绍兴）。中国皇帝定年号有两大原则，一是得挑好字眼，组成个吉利的意思，比如大石有两个年号，“延庆”就是延续欢庆，“康国”就是国家安康，夷列第一个年号“咸清”，“咸”是全体之意，“清”是指政治清明，或者河清海晏也即天下太平。“绍兴”也是好意思，“绍”是继承，“兴”是兴旺。
可是皇帝定年号还有另外一个原则，那就是不能重复。一般情况下，皇帝打算改元，或者新君继位必须改元，就得由博学的大臣们翻查古书，一方面找好字眼，另一方面看看有没有和以前王朝的年号相重复的，然后拟出几个备选来，交给皇帝最终敲定。历朝历代年号很多，不可能毫无重复，但一般情况下是某些地处偏远的小国家的年号，如果博学的大臣都一时疏忽给遗漏了，定了个一模一样的，说不定还会被后人嘲笑。像绍兴这个年号，竟然和南宋王朝同时代的年号相重，实在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这只能说明西辽帝国此时已经彻底隔绝于中原之外了，对于此时的中原王朝，包括金朝和南宋的消息相当闭塞。这一方面是因为路途遥远，通讯不便；另一方面也说明西辽君臣已经毫无东进恢复河山之心，甘心于在中亚细亚做他们的一方霸主了。
夷列去世以后，群臣为其上的庙号叫作“仁宗”。照理说，中国古代皇帝有庙号还有谥号，都是死了以后给追加的，生前的称号则是“尊号”。耶律大石的尊号是天祐皇帝，庙号德宗，谥号史无所载，夷列则连生前的汉式尊号都没有传下来。现在还不清楚西辽是否有专门官员记史，根据耶律大石的林牙出身，很可能是延续了中原王朝这一传统的，可惜无论汉文的还是契丹文的西辽史，都没能流传下来，后人研究西辽历史主要靠的是中亚细亚的一些穆斯林史料。他们当然搞不懂什么谥号、庙号，只会按照自己的习惯去称君主的“名号”。那么夷列的名号是什么呢？其实和他老爹大石相同，都是“菊儿汗”。
菊儿汗夷列才一亲政，就搞了一趟中原王朝常搞的活动——人口普查。夷列是在1150年亲政的，第二年元旦改元绍兴，派遣官员调查和统计辖区内的人口数。这件事见载于中国史书《辽史》，照理说十万八千里外，中国人哪知道西辽具体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但《辽史》是元朝时候编撰的，元朝疆域辽阔，应该能够搞到很多中亚细亚的史料记载吧，况且人口普查的结果非常详细，应该是有根据的。
这次人口普查，主要是统计18岁以上的男丁，也就是按规矩该服徭役和兵役的那部分人。传统以成年男子为国家兵役和徭役的主要来源，虽说在某些年代，未成年的孩子和女人也被迫服徭役，甚至要上阵去打仗，但终究不是常态。西辽这次普查的目的性非常明确，是为了清查隐瞒人口，为国家军队的组建和国家工程的顺利实施创造条件。
普查结果，“得户八万四千五百户”，也就是说，共有八万四千五百个成年男丁，这个统计数字肯定只限定在菊儿汗的直辖领地内，不包括附庸国，附庸国全都自治，在附庸国内搞人口普查太不现实了。
仁宗夷列亲政第七年，也即绍兴六年（1156年），战争终于爆发了，地点是在河中地区，带头闹事的还是那群突厥种的葛逻禄人。
葛逻禄人当年臣服于耶律大石，原想得到西辽帝国的庇佑，脱离西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谁想大石打完卡特万之后就一拍屁股走人了，把河中仍然封给西喀喇汗王朝的宗室，作为自己的附庸国。虽然按照大石的规定，西部葛逻禄人所要缴纳的赋税比从前大为减少，但他们仍然游牧在河中地区，要受当地领主，即西喀喇汗国桃花石汗的管辖，心中难免愤愤不平，时间一长，纷争再度爆发。
卡特万大战以后，原西喀喇汗国桃花石汗马合木跟随桑贾尔西逃呼罗珊，等到桑贾尔被古斯人擒获后，他就在当地异密的拥戴下继任为塞尔柱大君。耶律大石占领河中地区，改立马合木的弟弟伊卜拉欣·本·摩诃末为新的桃花石汗，是为伊卜拉欣三世。这位伊卜拉欣三世肯定不会想：“若不是葛逻禄人招来了契丹人，我也坐不上汗的宝座。”相反，他肯定会忧心忡忡：“葛逻禄人会不会像当年反对我哥哥一样也反对我呢？”
在这种很正常的心理基础上，虽然葛逻禄人受到的经济压榨要比从前轻，但他们的政治地位恐怕反而会直线下降，因为西喀喇汗王朝对他们已经彻底不信任了。反过来说，葛逻禄人本身也肯定会滋长骄傲情绪：“当年若不是我们浴血奋战，契丹人未必能在卡特万打赢。况且我们是归降了契丹人，又不是归降你桃花石汗，你如今怎敢还对我们指手画脚，当我们是你的狗？！”
双方的不信任越来越深，大石以及大石的妻子塔不烟还在宝座上的时候，或许还能威慑双方，不出什么乱子，等到大石去世，塔不烟也退居二线了（或许已经死了），双方的矛盾就无可避免地要走向激化。于是到了1156年，矛盾演化为战争，桃花石汗伊卜拉欣三世和国内葛逻禄人的伯克（军事首领）艾亚尔在一个名叫饥饿草原的地方大打了一场。
战争的具体过程，史书上没有记载，只知道西喀喇汗国军队完全不是能征惯战的葛逻禄军队的对手，输得无比凄惨，甚至连国王伊卜拉欣三世也阵亡了，陈尸荒野。(www.xing528.com)
不知道为什么，附庸国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年轻的菊儿汗夷列却不闻不问。说起来，西辽对于附庸国的管理实在太粗放了，只要你按时缴税，国政我就不管，哪怕你国中闹翻了天，只要不来求救，我也不会增援。就好像中国传统的告状体系一样，民不告，官不究，除非是谋反大罪——对于西辽来说，除非你想独立，否则我才懒得多管呢。
所以西喀喇汗国的问题，只好由西喀喇汗国王室自己去处理。伊卜拉欣三世死了，他的几个儿子都还年幼，挑不起治国的重担来，好在王室成员中还有一个叫阿里·本·哈桑的，此人已经成年，而又深孚众望，于是群臣上奏夷列，请求立阿里为新的桃花石汗。
夷列一看，你们既然都拥戴阿里，朕也不会反对，那就他吧。阿里·本·哈桑就此登上宝座，成为新的桃花石汗，也称“恰克雷汗”。
这位恰克雷汗重新积聚力量，图谋反攻，终于在回历五五三年（1158—1159年），也就是伊卜拉欣三世被杀三年后，突然领兵发动奇袭，直逼葛逻禄人的大本营，打了场漂亮仗，还当场杀死了葛逻禄人名义上的领袖比古汗。之所以说是名义上的领袖，因为此人只是傀儡，实际权力都掌握在他手下那群伯克手里。
葛逻禄人因此遭受重创，艾亚尔伯克、拉钦伯克等人保护着比古汗的儿子们仓皇逃出河中地区。可他们该到哪里去呢？再去请求西辽的支援吗？那是不可能的。西喀喇汗国现在是西辽的附庸，只要没有违逆菊儿汗的意志，没有想要摆脱西辽的控制，国内再怎么闹，夷列肯定是不会管的。这伙人想来想去，周边最大的、可以依靠的势力除了西辽就只有花剌子模了，不如逃到花剌子模去吧。
花剌子模这些年可真是“抖了”起来，虽说名义上臣服于虎思斡耳朵，还得年年缴税，但终究“天高皇帝远”，它和西辽中间还隔了一个西喀喇汗国，菊儿汗根本就管不到那么遥远的地方，任由他们胡作非为。尤其是西辽的几个附庸国，高昌回鹘周边是吐蕃、西夏和金朝，没什么地方好发展，东喀喇汗国邻着吐蕃，西喀喇汗国邻着花剌子模，也都受到同样的局限，只有花剌子模向西、向南一望，大片混沌，可以浑水摸鱼。
花剌子模第二代沙阿即思原本的理想不过是谋求独立，可是桑贾尔在卡特万吃了大败仗以后，他就改变策略，转守为攻，开始有计划地蚕食塞尔柱帝国的领土。在向西辽表示臣服，糊弄走了额儿布思以后，阿即思立刻就发兵杀入呼罗珊，攻陷了塞尔柱的首都谋夫，杀死和掳走了一些当地的宗教学者，还把桑贾尔的国库抢掠一空。1142年春天，阿即思再度攻入呼罗珊，拿下了历史名城你沙不儿（今伊朗呼罗珊省内沙布尔）。
可是终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桑贾尔逐渐在呼罗珊站稳了脚跟，恢复了统治，就于1143年四月发起反攻。估计因为耶律大石的去世，西辽暂时没有精力前去救援，阿即思吃了败仗，被迫再次向桑贾尔表示臣服，还把前两年抢到的财宝全都还了回去——当然，他也并没有放弃和西辽的隶属关系。
如此狡猾多诈而又反复无常的花剌子模沙阿即思，终于在西辽和塞尔柱两大强国的夹缝里苦熬到了1156年，见到了来自西方的曙光。那一年苏丹桑贾尔被古斯人所擒，阿即思立刻抓住这个大好机会，率军进攻塞尔柱辖区内的阿模里（在阿姆河南岸，即今天的土库曼纳巴德）。阿模里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阿即思发现难以攻克，就写信给桑贾尔，表示效忠和勤王，并请求把这座城堡赏赐给自己。但是桑贾尔回复说：“我们不对人吝惜该堡，但先遣你的儿子伊勒·阿儿斯兰率师来救援我们，然后我们将把阿模里堡和成倍的城堡赏赐给你。”
阿即思当然不是真心想要救援桑贾尔，一看拿不下阿模里堡，干脆就收兵回去了。此后不久，在谋夫登上塞尔柱大君之位的马合木主动写信请求花剌子模的救援，阿即思受邀前往呼罗珊，但在途中病倒，且再也爬不起来了。
阿即思的长子伊勒·阿儿斯兰此时镇守在外，听到老爹的死讯，立刻领兵归国，囚禁了打算篡位的兄弟苏莱曼沙，继位成为这一系的第三代花剌子模沙。这个时候，在花剌子模的西方，塞尔柱再难重兴，呼罗珊也乱成一锅粥，在其南方，伽色尼朝日薄西山。伊勒趁机大肆扩充地盘，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这个小小的花剌子模，即将成为西辽帝国最强大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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