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辽的建立，以及耶律大石对河中地区的征服，对西方所产生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于“长老王·约翰”的传说，除此以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渠道。在此之前，中亚细亚甚至包括西亚细亚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突厥人的统治下，以塞尔柱各苏丹为最典型的例子。这些突厥贵族大多没什么文化，连桑贾尔本人都是一个文盲，他们的征服和统治只会带来文化的衰退。而大石则不同，他是林牙出身，精通蕃汉文字，文化素养很高，而他麾下的那些汉族和契丹族将领也大多是契丹辽朝的旧贵族，是受过相当程度文化教育的。因此在西辽的统治下，中亚细亚的地方文化受到保护，远来的中国文化更为其注入了相当大的活力。
中国文化通过西辽这个踏板，继续向西方传播，这是其中一点；另一方面，来自中国的科学技术也由此汹涌向西，不可遏制。怛罗斯之战后也曾经产生过一股东方科技西传的洪流，但都是被迫的，是片面的——阿拉伯人俘虏了部分唐军中的工匠，学到了火药配制、造纸术，以及先进的丝织技术和东方的绘画艺术，其中阿拉伯人看重的是军事工艺，阿拉伯火器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称雄世界。卡特万会战后的科技西传却是主动的，并且是全方位的。
从国家组织形式、经济技术、建筑技术，到语言文字、文学作品、服饰、音乐等，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就此全方位多层次地在中亚细亚扎下了根，并且在大石等西辽统治者的推动下不断传向西方。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李志常曾经记述说中亚细亚的居民反映“桃花石诸事皆巧”；苏联的《吉尔吉斯史》里也说：“吉尔吉斯斯坦出现的高度发展的汉文化的新浪潮，归功于喀喇契丹。”
此外，西辽还使契丹文字得以保存。契丹文分为大字和小字两种，大字创制于太祖阿保机神册五年（920年），是模仿汉字笔画设计的方块字，约有3000多个，小字则是阿保机的弟弟耶律迭剌根据回鹘文创建的拼音文字。在契丹辽朝，契丹文和汉文并为官方文字，后来金朝也根据契丹大字创造过女真文字，到了1191年，金章宗完颜璟过河拆桥，说女真文也造完了，契丹文就没用了，下诏全部废除。于是契丹文字在中国本土就此灭绝，连臣服于金朝的契丹人都逐渐不认识自己本民族的文字了。
然而在西辽境内，耶律大石和他的继承者们仍然照着老规矩，定汉文和契丹文为官方通行文字。西辽灭亡以后，成吉思汗铁木真率领蒙古大军西征，他麾下有一位重臣名叫耶律楚材，本是契丹贵族的后裔，但也早就数典忘祖，不认识契丹文了。耶律楚材来到中亚细亚，找到一个叫李世昌的人，李世昌自称原本是西辽贵族，被封为郡王，于是他就拜在此人门下学习契丹文字，并且把一些用契丹字书写的文献翻译成汉文，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文化的上升、科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宗教政策。其实阿拉伯人进入中亚细亚之初，宗教政策也是比较开明的。阿拉伯人刚占领中亚细亚，一直打到葱岭的时候，并不强迫当地居民皈依伊斯兰教，而只是按照教义所规定的，凡穆斯林都可以不缴税，税金要转嫁到“异教徒”头上去。这样一来，居民们纷纷改变信仰，等到穆斯林人数越来越多，阿拉伯的地方长官们可就为了难，为什么？因为可能缴税的人口越来越少了呀。于是他们一方面破坏教义，也向穆斯林征税，一方面更为凶狠地压榨“异教徒”——这是各地暴乱不断、纷闹不休的很大一个原因。
而一旦伊斯兰教在中亚细亚占据统治地位以后，“异教徒”就逐渐没有了容身之地，屡受欺压。等到耶律大石率军杀来，吞并了喀喇汗国，一改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做法，延续中原王朝的传统，允许各种宗教平等传布。佛教、基督教（主要为聂斯托利派）、犹太教、拜火教、摩尼教又繁盛起来，使得境内的文化发展更加多元化，更加生机勃勃。不过《全史》中说耶律大石本人信奉摩尼教，恐怕只是讹传。须知摩尼教传入中国有两个方向，一是从西北方向传入，未入中原就已止步，二是从东南沿海传入，范围不出今天的苏、浙、闽三省，从契丹辽朝故地过来的大石此前是很难接触到的，更不大可能会虔诚信奉。大石本人很可能信的是在契丹辽朝盛极一时的佛教或者传统的萨满教。
诸多宗教在中亚细亚复兴的同时，伊斯兰教的传布空间当然会受到挤压。在当时回鹘族盲诗人艾哈迈德·尤格拉克的长诗《真理的入门》中，曾经这样写道：
学者丢弃了善功，隐士舍弃了虔诚，
哲人竟跳起欢乐的萨玛（指萨满教祈神之舞）手舞足蹈。
禁止异教的人已无影无踪，
异端学说却猖獗风行。
然而这对伊斯兰教来说却也并非是桩坏事。任何一种思想，也包括宗教，在占据统治地位以后往往会停滞不前，逐渐腐化，被剥夺统治地位以后，反而更容易吸收别家所长，重新焕发出活力来。正是受到西辽宽松的宗教政策影响，伊斯兰教苏菲派中产生了新的改革者——亚塞维，他所创建的亚塞维派，简化了原本的宗教仪式，吸收游牧民族的神和宗教仪式，用当地流行的突厥语来传播，使伊斯兰教更便于东传，甚至一直进入中国的腹地。
宗教政策的开明、文化艺术的发展，使得后人纷纷赞誉西辽为“名教大国”，这话真的一点不假。(www.xing528.com)
西辽康国八年（1141年）九月，天祐皇帝耶律大石在卡特万击败塞尔柱大君桑贾尔，顺势吞并了西喀喇汗国，随即又派大将额儿布思攻入花剌子模，迫使花剌子模沙阿即思臣服，王朝就此达到鼎盛。但大石去国万里，经过连年征战，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两年后的康国十年（1143年），他突然在虎思斡耳朵去世，享年56岁（按虚岁记是57岁）。
以当时人的寿命来算，大石不算长寿，但也不算短命，只是从后人的眼光看来，多少都会慨叹他英年早逝。人们纷纷猜测，以大石一贯抱持的理想来看，或许再积聚个三五年，他就会挥师东进，去和金朝一争雄长吧。如果大石能够多活两年，历史又会有怎样惊人的改变呢？
就在卡特万大战的前一年，即1140年，南宋名将岳飞在郾城大败金朝统帅完颜兀术，准备乘胜渡河，恢复中原，河东、河北各地义军也遥相呼应，大金朝面临着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大危机。可惜岳飞最终并没能完成夙愿，宋高宗赵构随即就下诏诸将班师，并且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岳飞愤而前往庐山隐居，表示“非暴力不合作”，结果被召回临安，扣上一个“莫须有”的帽子，惨遭杀害。
岳飞遇害于1141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就是卡特万大战的数月以后。远在万里之外的大石不大可能得到相关情报，他或许并不清楚，如果在三五年内第二次发兵东征，所面对的形势与离开中原时是大为不同的。首先，岳家军确实很能打，但岳飞能够连番取胜，并不仅仅是自己能打而已，同时也说明了女真贵族已经开始堕落腐朽，建国初期的悍勇善战之心正在逐渐瓦解，并且金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并不稳固，这点对大石无疑是有利的。
同时对大石东征还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经过1141年签订的“绍兴和议”，南宋甘当金朝的臣属，已经不大可能配合西辽军，从南线夹击金朝了。
昔日的有利变成了不利，昔日的不利转化为有利，那么当大石领兵万里而归的时候，他将面对怎样的敌人，将会爆发怎样的战争，又会取得怎样的成果呢？是能够顺利恢复契丹辽朝在中国北方的统治，还是二度铩羽而归，甚至被杀得大败，从而连好不容易打下的西方领土也面临崩溃的危险呢？后人可以随心所欲地猜想，历史却终究无法假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石真是死得其时，他在自己事业最辉煌的顶点撒手尘寰，留给后人无限的崇敬和怀想，用震撼世界的胜利画上这样一个句号，虽不完美，却很圆满。
从王朝创建者的角度来看待大石，他无疑是个胜利者，世界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用短短十年时间就征服如此广大的一片领土，奠定下数世的基业。然而，从契丹人的角度来看大石，他却又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他一直梦想着恢复契丹辽朝在故乡和北中国的统治，他南征北战、东杀西讨，只为了积聚复国的实力，而当他真正拥有这种实力的时候，老天却又不给他时间了。当初离开可敦城的时候，大石应该不会想到，自己将会埋骨异乡，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中国去了……
耶律大石去世以后，新兴的西辽帝国并没有像很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国家那样，因为天纵英才的领袖去世而瞬间崩溃，这是因为大石套用了契丹辽朝的政治制度，完善了一整套的管理体系，群臣各安其职，同时也因为他在帝国直辖领域内不再分封土地，没有任何一员将领可以趁机反叛，取而代之。然而，下一代的接班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据说太子夷列年纪尚幼，还没有办法亲自主政，有效地管理那么大一个国家。
历史上很多王朝都在初代征服者去世以后陷入危机，这可以称为“二世瓶颈”。征服者深感创业之难，并且也比较了解民间疾苦，他们在世的时候或许会如履薄冰、兢兢业业地治理国家，而当他们去世以后，如果继承人年纪还轻，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什么苦难，纯粹是蜜罐子里养出来的，就很有可能肆意妄为，从而使国家瞬间走向衰败。况且，开国之臣们劳苦功高，也未必就甘心接受年轻君主的领导，主幼臣强，从来都是祸乱的重要根源。
很多王朝都无法顺利度过这“二世瓶颈”，眨眼间天下大乱，很快就灭亡了，比如说秦朝，再比如说西晋，甚至连自己也上阵打过仗、才能超卓、登基时候年纪也不算轻了的隋炀帝杨广也没能摆脱这一厄运。还有很多王朝，二世的时候经历过多次朝野变乱，全靠上下一心、苦挨苦熬，才勉强渡过危机，比如西汉惠帝病弱、吕氏乱政；再比如曹操才死，北中国立刻人心惶惶，军队的哗变、百姓的暴乱此起彼伏。那么，西辽又将怎样度过这种“二世瓶颈”呢？
皇帝死了，太子尚幼，怎么办？其实契丹人早就有应对类似危局的传统方法，那就是母后临朝，摄政护君。当年阿保机去世，太子耶律德光年轻无法服众，全靠了德光的老娘述律太后在阿保机灵柩前自断一腕，震慑人心，才使得局面稳定下来。后来景宗耶律贤年纪轻轻就挂了，全靠了他的老婆萧太后（萧燕燕）抱着儿子临朝称制，才顺利完成景宗朝到圣宗朝的过渡。
西辽是契丹人建立的王朝，政治制度基本上全盘延续契丹辽朝，因此也保留了这种太后临朝称制的传统制度。耶律大石去世的时候，遗命太子夷列继位，因为夷列尚幼，就让皇后，也就是夷列的母亲、未来的皇太后塔不烟“权国”，也即暂时管理国家。
西辽帝国的建立和兴盛，全靠的是耶律大石，这个大帝国顺利度过“二世瓶颈”活了下来，塔不烟功不可没。在论起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女政治家的时候，千万可不要忘记了这位杰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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