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134年春季首次发兵东征失败以后，耶律大石调整策略，暂时不再抱杀回老家的妄想，而是安下心来，先稳定自己在七河、喀什噶尔和高昌等地的统治。前面说过，他允许高昌王毕勒哥继续统治和州回鹘故地，允许土库曼王伊卜拉欣继续统治喀什噶尔与和田，作为雄踞他们之上的喀喇契丹菊儿汗，直辖领地则只包括以虎思斡耳朵为中心的七河地区，以及较早的根据地叶密立和最早的根据地可敦城周边土地。就疆域面积来看，基本上可以算是公平三分。那么，在这种三分而立的情况下，大石要怎么保证他的中央政权永远凌驾于附属国之上而不会养虎遗患呢？
前面说过，早在大石离开天祚行营北上可敦城的时候，他就按照传统制度把属下官员分为南北两部分。等西征到了叶密立，登基当上皇帝，大石就根据原来契丹辽朝的制度，设立了完整的中央机构。担任中央各部负责人的，比如萧斡里剌、萧查剌阿不、耶律燕山等，全都是跟随他百战功成的宿将。一方面，对于这些老部下，大石熟悉他们每一个人的能力和性格，运用起来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如果这些部将随着功勋的提升、权力的扩展而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也确实是一件麻烦事。
类似情况在中原王朝屡见不鲜，更不用提可以算半个中原王朝，但仍然保留着浓厚分封制色彩的契丹辽朝了。
大石总结故国灭亡的教训，认识到那么庞大的一个王朝瞬间崩溃，很大一方面原因就是分封制度，贵族们都拥有自己的土地、拥有自己的私兵，既有能力和中央政府叫板，相互间起了矛盾、冲突，甚至爆发战争，中央政府也往往无力镇压。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因此大石建国以后，并没有彻底照搬契丹辽朝的制度，他大刀阔斧地把分封制砍掉了。
《全史》上记载说：“他（大石）劝导自己的亲信们要居安思危、战战兢兢，不让异密（‘艾米尔’，阿拉伯语‘王子’之意，后来引申为‘长官’）们拥有自己的封地，但自己赏赐他们，并说：‘如得到封地，就要肆虐。’”大石不仅不给功臣们分封土地，还不让他们畜养私兵，国家军队统一由政府掌握，逢有战事才调配给某位将领指挥，“将不专兵”，加强了中央集权，消除了分裂的根苗。
虽然并没有留下很明确的记载，但综合种种史料所言，应该可以判断出大石对于他在七河、叶密立、可敦城，甚至包括一部分谦谦州在内的直辖领地，是按照中原王朝的习惯实行郡县制度，由朝廷任命地方官员来管理农业、牧业、工商业，而不是把治民之权扔给贵族们、朝廷只管向贵族们收税而已。
原本西域和中亚细亚各地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大石所施行的正好相反，国王的直辖地非常狭窄，贵族们或者某些部族雄踞一方，他们有自己的百姓和军队，国王只向他们索取贡赋而已。因为无法清楚了解各贵族、各部族的财力高低，国家要求的献纳数额就经常不靠谱：征得少了，既无法维持政府日常开销和国王本人家族的消费，还容易使地方势力积聚坐大；征得多了，又容易引发贵族们和各部族的不满，矛盾积累深了就会发生暴乱。耶律大石的政策虽不能说从根本上扭转了这种局面，却也可以算是一剂良药。
西辽政权的中心区域，也是大石直辖领地中最重要的七河地区，因为灌溉的便利，生产以农业为主，这就方便他施行汉法。而对于七河地区的畜牧业，以及其他直辖领地的牧民们，又该怎么管理呢？契丹辽朝的南北两面官制度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分而治之的问题，大石只要稍加修改，去芜存菁，就可以得心应手地运用了。
换作一伙不同时具备农业和游牧两方面管理经验的外来征服者，换作一个不同时精通蕃汉文字、学识渊博的领导者，恐怕都不能用很短的时间就在西域站稳脚跟，并且建立起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来吧？契丹人千里迢迢跑到西域来，老祖宗的经验制度竟然还大有用武之地，不能不说是天大的运气。
大石对于帝国直辖领地实行汉法郡县制，并且以两面官制度来对农业居民和游牧民分而治之，就管理上来看，恐怕是那个时代可以拿出手的最科学的方法。而就赋税制度来说，大石深切地体会到契丹辽朝之所以灭亡，很大一个因素是对百姓压榨太狠，导致民不聊生，烽烟四起，因此他是主张轻徭薄赋的。
轻徭薄赋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把普天下都看成一个整体，同样受皇帝一人统治，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也，百姓有义务供养皇帝和他的行政机构、军队组织，皇帝也有义务让百姓都过上富足的生活。怎样才能让百姓富足呢？按照传统的儒家思想，能够做到轻赋税、不扰民，那就比较到位了。可以说，世界其他地区在历史上当然也出现过类似的轻赋、爱民思想，但都没有中华的相关思想来得深入和成体系。
以中亚细亚为例，因为普遍实行分封制度，所以普天之下不都是王土，率土之滨不都是王臣，对于贵族们封地上的百姓，我有必要爱护吗？我就算想要爱护，根本连管理权都没有，又如何爱护得了？爱不爱这些百姓，他们过的日子是富裕还是贫穷，那是贵族们的事情，和国王是无关的，国王也不直接向这些百姓收税，国王只是向贵族们索取贡赋而已。赋税制度沉重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封贵族，因此重税、加税、税额不科学、税制无体系，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那么在西辽帝国内真的没有分封制度吗？也不能完全这样说，大石在统治西域以后，起码高昌回鹘国和东喀喇汗国就可以算是分封诸侯了。但在帝国直辖领地内，还是基本上没有分封制度的，而是国家直接面对小民百姓收税。可这一方面，对于赋税额度比较容易掌控；另一方面，要是重税逼急了百姓，他们也会直接把矛头指向中央政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石设定了相当低的税额，并且引进了西域和中亚地区很少见的人头税制度。
西域和中亚地区原本最常见的税种是土地税和商业税，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定，“哈拉吉”也就是土地税竟然高达收获量的三分之一。大石一方面降低了土地税，按照《金史》上所载，有几个回鹘人自称在他们国家“以田为业，所获十分之一输官”，也就是说必须缴纳收获物的十分之一——比起原本的三分之一，土地税轻了三倍还多。(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大石为了便于控制直辖领地内的人口，引进了中原王朝延续千年的人头税制度。《全史》上说：“当他们（契丹人）占领城市以后，对于它的居民未做任何改变，只从每户——从城市居民，此外，也从农村居民——收一个狄纳尔。至于耕地之类，拿它们给居民享用。”
狄纳尔是当时中亚地区常见的金币，不是铸造的，而是用金片冲制花纹而成的，很粗糙，也很薄，从出土实物来看，每枚重约7到8克。现在的金价，每克在300元人民币以上，按照300元算，8克金子就是2400元，但这不是摊派到每个人头上的人头税，而是“户赋”，一户如果有5口人，这笔钱就不算很多了。
元朝有个名叫刘郁的人，写过一本《西使记》，曾经说七河地区“民赋岁止输金钱十文”，十文就是10枚狄纳尔，他用了一个“止”字，翻译成现代汉语，可以用“才”字来替换，也就是说，老百姓交人头税才每户10枚狄纳尔，赋税真是太轻了。其实西辽时代的人头税是刘郁时代的十分之一，那才真叫轻呢！
某些专家认为西辽并没有土地税，只收人头税，也就是《全史》上说的“至于耕地之类，拿它们给居民享用”，这未免把耶律大石看得过于伟大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大石就不是一位君主，而是一个苦行僧。他有庞大的国家机构要维持，有庞大的军队要养活，他在世的时候，几乎每两三年就会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每户只收1枚狄纳尔，真的够他开销的吗？莫非大石是个炼金师，能够点石成金不成？
“以田为业，所获十分之一输官”，这条记载是可信的。
对于自己的直辖领地，大石所设定的赋税非常低，而对于高昌回鹘和东喀喇汗这两个附庸国，他也没有横征暴敛。对于附庸国当然不能再收土地税，他却也不按照传统规矩每年收取无法定额的贡赋，而是套用直辖领地上的人头税制度，照样每户收取1枚狄纳尔。由于这个原因，西辽前期和这些附庸国的关系始终都很好，不像包括塞尔柱突厥人在内的其他各个中亚细亚王朝，经常是兵锋一扫，百国归降，大军一退，万邦作乱。
耶律大石在新都虎思斡耳朵从1134年到1137年，休整了大约三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命中注定将会遭遇的强敌——塞尔柱大君桑贾尔仍在继续扩充自己的势力，把这个一度跌入谷底的帝国重新一步步推上高峰。
首先在1135年，桑贾尔彻底征服了阿富汗的伽色尼朝，把它也纳入了塞尔柱的附庸体系，也就是说，此刻除了东喀喇汗国已被契丹族的耶律大石征服外，塞尔柱帝国的东部领土已经基本恢复了。
随即桑贾尔就把目光转向西方。这个时候大塞尔柱的西境甚至未出伊朗，当时桑贾尔的两位堂兄弟——基利吉和图图什——分别割据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侄子马赫穆德二世则统治着伊拉克和伊朗西部。尤其是马赫穆德二世，认为自己才应该是大塞尔柱的正统继承人，不肯承认桑贾尔的大君地位。局促在巴格达的阿拔斯朝哈里发以为翻身时机终于到来，耍尽手腕离间这叔侄二人，希望他们好好厮杀一场，自己就能够渔翁得利了。
但是桑贾尔没有给哈里发这个机会，他迅速挺进巴格达，迫使马赫穆德二世降伏，击碎了哈里发的阴谋。虽然并没有彻底吞并侄子的领地，但从此以后，马赫穆德二世、基利吉和图图什都拜伏在了大君桑贾尔的脚下，承认他为自己至高无上的宗主。
稳定了西线局势以后，桑贾尔回到根据地——呼罗珊的谋夫（今土库曼斯坦的马雷），休整了不长时间，就再次发兵河中地区。
两位命中注定的敌人，距离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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