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2 富源大河遗址出土的刮削器）
在中国，远古时代指的是夏、商、周以前的时代，距今4000年以上。“曲靖是云南人类活动较早的地区，被评为2006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的富源大河茨托村瘌石山的旧石器时期洞穴遗址，是中国目前唯一发现较为完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既有本地区文化的传统特点，又有典型的欧洲莫斯特文化和勒瓦娄哇技术特点，是莫斯特文化在我国南方的首次集中出现，填补了中国乃至亚洲考古的空白（见1-022）。大河遗址的发现，证明在距今4万～10万年前，南盘江流域的曲靖就有人类的活动。”（王启国《曲靖史话》）另据2013年03月19日《中国文明网·曲靖·曲靖历史·曲靖的重要历史文化遗迹和景观》的介绍，进一步说明了这个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和价值。“长期以来，世界人类考古界有一种论断，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是旧石器文明缺失的地带。2001年4月，云南省文物考古所联合曲靖市、富源县文物部门成立联合考古调查组，对十八连山的余脉癞石山进行调查，发现了大河旧石器遗址，调查中发掘出大量石器、人类化石和人工铺设地面及用火遗迹，在全世界旧石器遗址发掘中尚属首次，文化层年代经国内权威专业学科单位测定为距今3．5万年至4．4万年之间，这说明中国、亚洲与欧洲一样，拥有高度发达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填补了中国旧石器文明，被评为2006年全国十大考古之一，且排名榜首。”在这段文字里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穴居的远古人类居然懂得了人工铺设地面的最早的“室内装修”，而且还懂得了对火的使用，这充分说明生活在这里的原始人类向着文明迈出了何等壮丽的一大步。
富源县大河镇茨托村距“此方”仅80千米的路程，经过三万多年的艰苦努力和艰辛跋涉，80千米的距离续写了人类从山洞到地面居住的历史。
进入考古学上称为石器时代最后一个阶段的新石器时期，距今三千至一万年前“珠源人”下颌骨化石在珠江源的山洞里被发现，使人们的目光越过数万年的时空，聚焦到了具有原始农业，也称农耕文明为标志的“碳化稻”身上，由此，也聚焦到了珠江源头3500～4000年以来，曲靖没有间断的历史文化现象上。
说曲靖4000年没有间断的历史文化，聚焦的是自“碳化稻”始至今的久远时光。根据考古发现，在云南省的曲（靖）沾（益）盆地，早期人类的文明创造活动无疑为后来进入高度文明时代，并创造辉煌的文化做好了物质与精神的准备。这个辉煌，自春秋早期或者更早便开始集中出现在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珠街乡（现为街道）的区域内。掀开这个神秘文明面纱的便是“此方”——今麒麟区珠街街道一个山洞里发现的已经碳化的稻谷（见1-023）。
（1-023 陡山扁窟坑出土的碳化稻 珠街街道）
“此方”陡山扁窟坑出土的碳化稻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标本年代测定”，距今3125年±54年（公元前1175年±54年），说明公元前12世纪以前，也就是说距今3000至4000年前在珠江源头的南盘江两岸，曲靖先民已经开始书写农耕稻作文明的壮丽篇章（见1-024）。1977年至1982年间，云南省考古研究所与曲靖地区和曲靖县（后为县级市，今为麒麟区）文物部门对曲靖珠街堡子董家村（也叫“董家冲”）八塔台古墓群1号、2号封土堆的考古发掘，揭示了春秋、战国（或者更早）至秦、汉时期，曲靖地区的先民已创造了高度的青铜文明。充分证明曲靖是云南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此方”八塔古墓群、陡山扁窟坑山洞碳化稻等遗址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省、市考古及文物部门对八塔台古墓群又进行了多次发掘，使曲靖早在两千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创造的灿烂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的历史不断得到证明。
（1-024 珠街堡子董家冲远景 珠街街道）
（1-025 珠街八塔台出土的青铜人面扣饰 珠街街道）
在开始于2014年底的最近的一次对“此方”八塔台考古发掘出土的众多文物中，一枚“青铜人面扣饰”引起极大的关注（见1-025），虽然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尚未出来，权威方面对于这枚青铜人面扣饰也尚无定论，然而，通过对一些文献的查阅和分析，我认为这是一项十分有价值的发现。在考古界多次对“此方”八塔台（包括横大路等古墓葬）文化堆积层的发掘中，就青铜扣饰而言，大多为兽（动物）面扣饰。“人面青铜扣饰”在“此方”的出现，至少在云南是首例（河南殷墟和贵州有出土），而且自珠街出土的青铜人面扣饰外形与河南殷墟出土的距今3000年的青铜人面对比十分相似，其关系当由考古学家去论证。但是就“此方”这个“青铜人面扣饰”在八塔台古墓群的出土而言，从人类学、社会学最基本的常识上看，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它标志着“此方”的先民在青铜时代就已经从对大自然的恐惧与敬畏，即借助对凶猛野兽动物的威力的认识，转向了对人的全新认识，而且把它使用在青铜扣饰中，并且唯有王侯尚可配之，这又赋予了作为人具有神的威严与力量。这一点完全契合中国古代先民“人可通神”的哲学认识。这是“此方”的先民在世界观上的一个巨大飞跃。同时也可以证明，在“此方”这个神秘的王国里，人——或者神化了的人的地位已经上升到了“图腾”的位置，其子民所创造和流传的文化必将非同凡响。
央视网于2015年10月22日播出的《探索·发现》节目《2015考古进行时之滇墓探奇》—集中这样讲述：“珠街八塔台出土的青铜器，工艺和精细的雕饰，在部落中是不会产生的，只有高度发达的文明王国才有这样精湛的技术和工艺。劳浸靡莫美轮美奂的造型和繁琐的雕刻工艺，让人几乎不敢相信这是出自1800多年前的部落之手。在八塔台生活的这群古人已经十分娴熟地掌握了冶铸中的铸范法，这不是一个部落可以掌握的铸造技术，而是一个发达的高超工艺。”八塔台出土的文物反复证明着这样一个事实：自春秋或者更早的时期开始，生活在八塔台的这群古人，不仅告别了“上古穴居而野处” 的山坡和山洞，而且建盖了自己的房屋，怡然自得地生活在坝区的高地上，并进行着精美的青铜制造和工艺创作。而从建筑艺术上追寻，一个铸造于战国时代的青铜房屋模型的出现（见1-026），使“此方”的建筑艺术出现了第一个高峰。
（1-026 青铜房屋模型 《麒麟区青铜时代墓地出土文物精粹》）
图1-026是来自于《麒麟地区青铜时代墓地出土文物精粹》（M143:1）的房屋模型图片，“此方”八塔台出土，时代为战国，长7．1cm，高4cm，两面坡型，屋脊长，屋檐短，下有一立柱。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时期之后的大变革时期，从公元前599年到公元前221年，一共300余年。“此方”出土的这个建筑样式距离今天至少也在2000年以上。
再依前述《沾益州志》所载：“塔高数尺，其砖石皆有，古符篆字。”看，无疑透露了“此方”早在1791年前建筑“其砖”“石为材料”“古符”“篆字为刻画”等建筑与装饰的基本信息。由于“高数尺”之塔不见，故后人大多以为属于附会之传说，所涉及的相关信息也无实证可依。但是，从中也不应该否定这样一个事实：“此方”的古建筑早已有之，传统延续。
三国之后，根据王启国先生《曲靖史话》的描述，与“此方”为“元点”的历史文脉依然在延续着：“三国时期，公元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将郡治由滇池县移到味县，并将统辖南中的军事机构庲降都督迁至味县，利用夷化的南中大姓和汉化的渠帅，促成爨氏崛起。一个家族踞地称雄，世袭刺史将军，开门节度，闭门天子，从公元339年独揽南中地方政权，到公元748年止，雄霸南中长达409年，使曲靖成为南中（今云南、贵州西部和四川西南部）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爨文化，上承古滇文化，下启南诏大理文化。是时，夷汉同乐，人情归望，汉律夷经交融，弦歌蛮乐相和，南王铜鼓堂琅铣，南贾僰马朱提银，显现爨地文明之风，爨文化之盛。唐宋时期，南诏、大理国建立，云南出现了长达五百多年独立自治的局面。南诏血腥的民族大迁徙，促成了滇东三十七部的崛起，彻底改变了曲靖夷汉杂居的社会结构，使曲靖由夷汉杂居演变成为一个纯粹的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曲靖以乌蛮为主体，相对独立的民族部落结构和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其代表实物为“大小爨碑”和“三十七部会盟碑”等，均未远离曲靖坝子，出土地点也仅距离珠街20～80千米范围之内，籍此作为4000年来曲靖历史没有断代的“支点”给予联接。尤其是在春秋时期的墓葬中发现明显有着元明时代特征的陶罐（见1-027），被确定带有元明时期鲜明的佛教特征，如此，把八塔台古墓群的历史文脉一直推到了明代。据《元史》及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文献记载:云南曲靖地处内地与云南边疆相连的交通干线上，自公元1291年2月起“以云南曲靖路宣抚司所辖地广，民心未安，改立曲靖等处宣慰司管军万户府以镇之”，并民屯2240户以“控扼云南与内地联系的交通干道‘湖广大道’……”也进一步证明了“此方”之为“元点”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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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 南宋后期至明代火葬罐 《麒麟区青铜时代墓地出土文物精粹》）
（1-028 中所大箐口村武举老宅）
到此，进入了明代中期的曲靖历史文化，似乎随着“此方”八塔台地下物证的逐渐减少行将完结，虽然最迟属清康熙年间的火葬罐也有零星出土，但是似乎4000年的历史文脉眼看就要断裂。
然而，在“此方”的地面上，自明初开启的历史文化篇章使一切又都清晰了起来，延续了下来，更是可以触摸得到，而这个事实，大部分来自建筑以及其所蕴含的“诗与美——皆在此方！”
那么“此方”之美又为何物呢？
是“此方”的堡子、珠街、中所、涌泉、西海等4个社区、7个村委会、96个村小组的村落残存的百余户古老的民房、四合院、雕楼等古建筑群落！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这句名言出处极多，一说是德国大文豪歌德看见法国史特拉斯堡大教堂，就发出了这样的赞叹；一说是出自哲学家谢林之口，后半句是另一个哲学家说的。再有就是黑格尔曾说：“如果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那么建筑则是凝固的音乐。”接着还有说大文豪雨果、音乐巨匠贝多芬、音乐学家豪普德曼等都说过这句名言。《现代建筑名言》中收录说是欧洲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密斯·凡得罗也讲过这句话。歌德、黑格尔、雨果、贝多芬、谢林等几乎都是同时代的人物，他们极力推崇这句名言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这不仅是因为来源于古希腊有关音乐与建筑关系的美妙传说，而是因为建筑与音乐的确存在类似的关联。这种在不同类型的艺术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不仅使艺术家得以从不同的艺术形式中得到激励，也使哲学家得到不同的哲学感悟。一段流传已久的文字：“意思是说，建筑物质材料合乎规律的组合，能给人类以音乐的节奏和韵律的美感。建筑是一种空间造型艺术，但它也有时间艺术的某些特点。因为建筑空间往往是一个空间序列，是一个需要在运动中逐步铺陈开来的、置于时间推移序列才能领略其全部魅力的一个空间序列。空间序列的展开既通过空间的连续和重复，体现出单纯而明确的节奏，也通过高低、起伏、浓淡、疏密、虚实、进退、间隔等有规律的变化，体现出抑扬顿挫的律动，这就颇似音乐中的序曲、扩展、渐强、高潮、重复、休止，能给人一种激动人心的旋律感。”皆表述了这样一个意思：即壮美的有着高低、起伏变化的建筑，传递的是建筑师的艺术与哲学的思考，给人们表达了节奏和韵律的音乐之美。当然，这些基本都是来自西方的大师们对欧洲建筑风格的艺术审美与哲学感悟。于是就有了后面的引申，说我国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这样讲过，“建筑是凝固的诗歌”，这句话把建筑比作诗歌；还说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也表述过：“建筑是凝固的诗歌，诗歌是流动的建筑。而我，对这流动的建筑情有独钟。”接着又有不少关于诗意的引申，例如：“建筑是凝固的诗歌，是材料的雕塑，更是无声的音乐。”“建筑是凝固的诗歌，是流动的灵魂，是静默不言的动人，是无言自威的巍峨。”……中国血统的人把建筑与诗共提，由来已久，这与中国“山外青山楼外楼”传统的城市建设和“庭院深深深几许”房屋建筑所追求的意境美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林语堂所说：“最好的建筑是这样的，我们深处在其中，却不知道自然在哪里终了，艺术在哪里开始。” 于是“天人合一”的立意昭然！于是海德格尔也会这样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至于中国古代诗歌中关于建筑的佳作名篇更是数不胜数。仅举唐代王勃《滕王阁序》为例，“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建筑之美，故而有诗；因诗之美，故而景佳。
在中国古典建筑的传统体系中，按地域多划分为北方风格、西北风格、江南风格、岭南风格、西南风格、藏族风格、蒙古族风格、维吾尔族风格；按时代又分为秦汉风格、隋唐风格、明清风格，即以及皖派（以徽派为代表）、闽派（以客家土楼为代表）、京派（以四合院及宫殿建筑为代表）、苏派（以苏州园林式建筑为代表）、晋派（以部分窑洞及与徽派建筑神似的建筑为代表）、川派（川、滇、黔三地少数民族特色的吊脚楼、傣族竹楼和侗寨鼓楼为代表的）各派建筑。如此门派风格划分，实为建筑大家们的着眼点受制于早期的宣教和孤陋寡闻，因未做全方位细致调查考证所致，于是，即使是在“西南风格”“川派”的范畴内，现存于西南大部地区的土木建筑类型，均未被纳入法眼，唯把“吊脚楼”作为代表。更为遗憾的是这些未被纳入法眼的建筑虽然历经数百年风云，为人民世代所居，由于过于朴实，更被不屑一顾。或许如此的缺憾，导致了被置于低矮、呆板、土气、毫无视觉冲击力，更无美学价值之境地。于是以为“蛮方无物”，更何谈诗与美。
更加可悲的是，一些人先入为主地局限于以隶属于云南这样的现行行政区划看待，无视历史的演变与文化区域的脉络，固执地认为本土民居老宅之所以来自“北方”或者其他地域，或者其貌不扬，大多属于近代现代的产物，便固执地认为根本不属于“少数民族的吊脚楼”或者“竹楼”风格，或者属于古典建筑，所以坚定地认为只有“他方”才是“诗和远方”，对本地之至宝不屑一顾，以为无美可观、无韵可赏、无诗可吟、无词可歌、无愁可寄、无情可托……对世代生存、祖辈生活于其中的“诗和远方”一概漠然视之，不以为然，唯以追求所谓“小洋楼”给予毁灭而图后快！
然而，自山洞的室内装修至青铜房屋模型，数万年的积淀陡然更是必然出现的古建筑集群，更必然富含“诗”与“美”者，唯吾“此方”！因为“此方”民居老宅之建筑艺术，却是集合了中国传统建筑各派风格、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者！
这却又是为何？
更为何出此诳语？
故又诗云：
明清遗风
民国旧梦
悠悠乡愁
尽在画中
欲知到底为何“美与诗，皆在此方”？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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