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名将薛万备墓志相关解读

拜根兴

贞观年间国家开疆拓土，涌现出众多享誉后世的铁血战将，出身河东道的武将薛万备就是其中之一。现存文献对薛万备出征昆丘道，俘获龟兹王、说服于阗王归唐，随唐太宗征伐高丽，又率兵前往百济事迹等，要么记载简略，要么缺载不记，为后世了解其中真相造成一定的困惑。不过，近年在西安长安区高阳原出土的薛万备墓志，以及其他相关墓志资料，对还原初唐国家历史记忆、彰显边疆开拓将领功业颇有帮助。本稿力图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1]，利用新出土墓志及文献资料，探讨薛氏兄弟贞观年间曲折沉浮，薛万备本人据守怀远镇、从征高丽，率奇兵奔袭龟兹建功立业，受家族影响连坐长流交阯，以及出征百济等事迹，希冀以此对贞观、永徽年间唐廷上升期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佐证，并以之请教于诸师友方家。

一、墓志的收录及涉及问题

《薛万备墓志铭》收录于胡戟《珍稀墓志百品》一书中。该书分解题、墓志拓片照片、墓志铭录文三部分，其中“解题”中没有说明该墓志何时出土，出土于何地，只标明“志高58.5厘米，宽58厘米，铭文39行，满行40字，楷书，字好”。以及依据墓志中墓主葬地“雍州长安县福阳乡之高阳原”字样，推证墓志应出土于“今西安市长安区”^[2]。而西安长安区高阳原所在却是隋唐时代官僚在京师长安的理想葬地，出土了大量的唐人墓志等文物^[3]。另外，志文未见记载撰者、书丹者姓名。而据笔者了解，现存唐人墓志撰述者一般分为两种情况，即官品高功勋大者，多为唐朝门下省著作局官员依据死者行迹贡献，以及家属提供家族繁衍资料撰述，而一般官员人等墓志则为亲友故旧，或者子嗣延请所谓“名家达人”撰述^[4]。从薛万备去世前曾官拜从三品的“左骁卫将军”以及“弓月道行军副总管”“鸭渌道行军副总管”建立的卓越功勋看，其撰书者很可能是唐廷门下省著作局官员，对此，笔者在下文中将有进一步论述。另外，因薛氏家族历遭变故，考察志文及现存文献史料，薛万备两位兄长薛万淑、薛万均早已病逝，另一兄长薛万彻因参与“谋反”死于非命，薛万备其人已受到牵连。与此同时，未见有薛氏家族子嗣在当时担任较高官职者，这些似可排除志文为亲友延请他人撰写的可能。

二、墓志所见薛氏家族及个人行迹

查阅现存《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有关薛万备其人记载简略。如《隋书》卷六五其父薛世雄传中，记载“有子万述、万淑、万钧、万彻”，没有提及薛万备^[5]。《旧唐书》卷六九《薛万彻传附薛万备传》，只有寥寥三十七字，《新唐书》卷九四《薛万均传附薛万备传》增加到七十五字，《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记载薛万备劝说于阗王归服事迹^[6]，而《东夷传》未见记载薛万备随从唐太宗征伐高丽，以及显庆五年（660）奉诏到达莱州待命等。当然，和其兄薛万均、薛万彻所建功勋相比，薛万备可能稍有逊色，但《薛万备墓志》的出土面世，既增加了一些此前学界不甚了解的内容，又可补正现有史料记载，给学界呈现更加完备的薛万备家族及其本人坎坷并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

（一）薛万备兄弟及其排行

据史载，薛万备其人为贞观年间东征西讨名将薛万彻的“季弟”，按照一般理解，应该是三弟，也就是说，薛万彻有三个弟弟；其次，薛万彻有“长兄”薛万淑^[7]，兄薛万均，如此看来，在贞观、永徽年间颇负盛名的薛氏竟然有六位兄弟，当然，知名的只是上述薛万淑、薛万均、薛万彻、薛万备四人。另据上述《隋书》卷六五《薛世雄传》载，薛万备的父亲薛世雄隋大业年间曾两次跟随隋炀帝征伐高丽，后担任涿郡太守，有子“薛万述、薛万淑、薛万钧、薛万彻”，如果按照一般记载程式，薛万述应该是长子，只是《旧唐书》已经确定薛万淑为“长兄”，说明五代编纂《旧唐书》之时，可能已有所依据，本稿即以《旧唐书》记载为准。如此看来，史料记载有名有姓的薛氏兄弟五人，未见记载的似有两人。而《薛万备墓志》载云“公（薛万备）为长江公之第七子也”，就是说，志文验证了上述文献史料的记载。薛万淑、薛万述谁为长兄，上已述及，不再赘言。至于薛氏兄弟长幼具体如何排列，从现有记载看，薛万彻应该排在薛万淑、薛万述、薛万均之后，他们有三个兄弟，薛万备作为其“季弟”，应该是排在最后的一位。如此看来，墓志无疑对现存史料提供了佐证。

（二）薛万彻之死与薛万备

《旧唐书》卷六九载“季弟万备……后官至左卫将军，并先万彻卒”。检讨上下文，似乎是要说明薛万淑、薛万备两人，均死于薛万彻之前。另据史载：“（永徽四年）二月甲申，诏遗爱、万彻、令武皆斩，元景、恪、高阳、巴陵公主并赐自尽。……万彻临刑大言道：‘薛万彻大健儿，留为国家效死力，岂不佳，乃坐房遗爱杀之乎！’……”^[8]就是说，薛万彻永徽四年（653）已被处死，《旧唐书·薛万彻传》亦是如此记载。按照上述记载，薛万备应死于永徽四年之前。然而，《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又载“（永徽四年）二月戊子……万彻弟万备流交州。罢房玄龄配飨”。其他史料亦说明薛万备曾因薛万彻的缘故被流放交州。而《薛万备墓志》中则明确记载薛万备因其兄薛万彻的缘故，被配流交州，而且是全家流配，其妻杨氏亦于显庆元年（656）十一月病逝于交州交阯县。也就是说，《旧唐书》薛万彻本传中有关薛万备死于薛万彻之前的记载并不确实，墓志与其他史料记载就是很好的证明。

（三）薛万备以孝行著称

新、旧《唐书》薛氏兄弟传记中，均提到薛万备有孝行，如《旧唐书》卷六九载“万备有孝行，母终，庐于墓侧。太宗降玺书吊慰，仍旌表其门”。《新唐书》卷九四载“万备有至行，居母丧，庐墓前，太宗诏表异其门”。可以看出，新、旧《唐书》只是简略记载薛万备的孝行事迹，以及唐太宗的旌表，而且语言简略。但《薛万备墓志》中，则记载详细，并增加了一定的内容，云：

贞观八年，敕授通事舍人。寻丁太夫人忧，水浆不入于口，有过礼制，并剪发以为母髢。及葬，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孺墓婴号，柴毁骨立。皇帝屡遣中使存问，并令旌表门闾。昔高柴泣血三年，未尝见齿；曾参绝酱七日，殆至灭性。方斯二贤，犹加一等。

就是说，墓志中不仅有新旧《唐书》已有内容，而且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薛万备“剪发以为母髢”“负土成坟”以及唐太宗屡次遣使问询，并引用古人高柴、曾参典故，旌表嘉奖等。可以看出，贞观年间薛万备的孝行，成为唐太宗教化臣民的活教材，彰显了薛万备区别于其他弟兄独特的人格品德。

（四）薛万备夫人出自名门

墓志明确记载薛万备夫人为隋观国公杨恭仁孙女。杨恭仁新、旧《唐书》均有传，其墓志也已公布^[9]。作为隋朝宗室，杨恭仁参与隋炀帝征讨杨玄感叛乱，入唐后官拜凉州都督，其家族和唐皇室保有多重联姻，贞观十三年（639）病逝，陪葬昭陵；唐太宗遣派将作少匠李道裕监护丧事，极尽哀荣^[10]。杨氏显庆元年（656）病逝于交州，享年43岁，推算其生年为公元614年；薛万备于661年病死，享年60岁，其生年当是公元602年。如果按照唐初贵族女子正常的婚配年龄，杨氏出嫁时间当为630年左右，而此时薛万备已是三十岁上下的壮年。也就是说，两个家族联姻，很可能是在贞观初年，即薛万备兄弟受到玄武门事件影响之后。无论如何，出身河东的军功家门薛氏和贞观年间保有声望和实力的杨恭仁家族联姻，也可算得上门当户对。只是薛万备受到其兄薛万彻“谋逆”事件连坐，杨氏亦黯然随夫流配遥远的交州交阯县。贵族出身的杨氏对交州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适应程度令人怀疑，加之从贵妇到罪犯，一落千丈的待遇和郁闷心情当是自然，故最终命丧于彼，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另如上所述，墓志及现存文献史料中没有具体提及薛万备与杨氏的子女，而按照薛氏当时的年龄及官品级别，如果有子女的话，也应是三十岁以上的年龄了，理应出现在墓志序文之中。对此，可能有多重解释，如有子女但墓志没有记载，子女还小没有记载，子女已夭折死亡没有记载，子女式微不予记载，杨氏家族跌宕起伏的家族命运等。只是从现有资料看，不仅薛万备墓志，其他和薛氏兄弟有关联的传记史料中，均未提及其下一代，实在令人费解！有鉴于此，薛万备与杨氏是否有子女只能存疑。

（五）也谈“凡在寮寀，咸从左降”

众所周知，作为太子李建成党羽，薛万彻在玄武门之变中围攻秦王府表现神勇，失败后逃亡南山，后来受到宽大处理，并活跃于贞观年间的边疆征战之中；而贞观年间对魏徵、王珪等李建成旧人的大胆任用，标志着唐太宗本人具有独特的伟人气质，成为贞观之治选贤用能最具代表性的内容，为后世所津津乐道。但是，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是否还有可资怀疑之处？胡明曌依据新出《张弼墓志》中“前宫僚属，例从降授”字句，以及张弼其人随后三十年间，虽然亦有出使丝路沿线国家，所谓“历躬卅国，经途四万里”的突出表现，但其官品却裹足不前，只升迁一级，认为作为东宫僚属，贞观年间均受到区别对待，仕途受到影响^[11]。孟宪实对此持谨慎态度，他发表长文，在收集现有各种史料的同时，采用统计与量化手段，探讨玄武门事变之后唐太宗对东宫僚属采取的措施，以及东宫僚属们在贞观年间的官品履历，认为当时“确有‘降授’的情况出现，但绝不是‘例从降授’，张弼墓志的作者应该有替墓主解释的用意，强调不是只有他才遭受降授，是东宫僚属都享受了同样的‘待遇’”^[12]。而作为东宫僚属的薛万备，在其墓志中竟然也出现与张弼墓志几乎相同的记载，这就是“凡在寮寀，咸从左降”字句，对此如何解释？笔者以为，李建成、李元吉败亡之后，也就是玄武门事变解决之初，对如何处理东宫齐府僚属，可能李世民还处在暴怒之余，因而做出了如上述张弼墓志、薛万备墓志记载的“苛刻”决定，东宫僚属们因此被“例从”“咸从”降职处理，此记载具备很高的可信度。但随后李世民对局势全面把控，而其间所用时间无疑相当短暂，这从现有记载中可以了解。此后随着边疆开拓、政府新气象大格局的出现，新政府对各种人才需求的不断增加，唐太宗善的一面完全释放，此前对东宫齐府僚属的一些不成文的规定，被不计前嫌、任人唯贤所替代，故而才出现史书中常常提及的“不加区别”的用人格局，导致秦府旧人的怨气和不满。而历来史载的局限，加之众所周知唐太宗对自身所谓“污点”的重视，现在看到的记载无疑是经过贞观史臣巧妙包装美化、后代史家因之撰写而成的^[13]，故玄武门之变解决当下对东宫、齐府旧臣们处理办法已难为人知，进而却成为后世史家称颂唐太宗贞观用人的绝好素材。而一些东宫僚属在漫漫的贞观岁月中，可能因种种原因仕途并不顺利。“人生能有几度春，无情岁月催人老”，面对死者怀才不遇的蹉跎仕途，以及王朝政治的翻篇，可能出自家族意愿或书碑者的良知，书写这一信息并深埋地下，进而成就了千年后历史真实的再现。张弼墓志、薛万备墓志的面世，无疑为学界开启了一扇认识历史真实的窗户，对探讨武德、贞观之际朝野动向提供了新的史料。当然，笔者的这种解释是否能站得住脚，还有待时间检验。因为很可能还有新的东宫齐府僚属墓志中提及此事，我们将拭目以待。

三、参与征伐高丽、百济史事

首先，对薛万备随唐太宗征高丽，现存文献记载有歧义。其一，《旧唐书》卷六九没有提及薛万备随从唐太宗亲征高丽，亦未记载薛万备救助契苾何力事迹。而《新唐书》卷九四《薛万均传附薛万备传》记载云：“以尚辇奉御从伐高丽。李勣围白岩，虏遣兵万余来援，将军契苾何力以八百骑苦战，中槊创甚，为贼所窘，万备单马进救，何力获免。”而同书契苾何力传虽记载薛万备在白岩城“中贼矟，创深，帝亲为敷药”，但没有其单枪匹马救助的记载。《资治通鉴》卷一九七“将军契苾何力以劲骑八百击之，何力挺身陷阵，槊中其腰，尚辇奉御薛万备单骑往救之，拔何力于万众之中而还。何力气益愤，束疮而战，从骑奋击，遂破高丽兵，追奔数十里，斩首千余级，会瞑而罢。万备，万彻之弟也”^[14]。而唐太宗《克高丽白岩城诏》中，也没有谈及薛万备飞马救助契苾何力事件^[15]。无论如何，薛万备在契苾何力最为危急时刻，单骑救助契苾何力于危难之中应是事实。其二，上记史料言薛万备担当尚辇奉御，即为唐太宗亲从侍卫，参与征伐高丽战斗，而墓志却记载此时薛万备为马军总管。查阅《唐六典》卷一一，尚辇奉御为从五品上，掌管皇帝出行车辇、伞扇事务^[16]。但墓志不仅记载了薛万备随唐太宗亲征前为宫中尚辇奉御，而且记载征伐高丽之时薛万备曾担当马军总管。笔者认同墓志的记载，认为薛万备确实担当唐征伐军马军总管，但应有更具体的职务。如尉迟敬德在征伐军中的职务为“左一马军总管，从破高丽于驻跸山”，显然，马军有“左一”总管，一定还有“左二”；另外，有“左”，必然也有“右”，而薛万备理应也是某一方面，即或左或右方面的马军总管，因为从尉迟敬德当时的威望和地位，他不可能以某一方面的马军总管受薛万备节制，最大可能是作为一部马军总管，双方共同接受大总管李勣统领。从这一点上看，墓志记载可能有疏漏。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唐太宗在征伐期间，临时任命薛万备为某一方面马军总管。其三，关于唐代行军兵种，孙继民教授专列“骑兵”目，探讨行军中马军在整个行军中所占比例，以及对隋唐之际战局胜负的决定性作用^[17]，值得参考。墓志记载薛万备在征伐高丽过程中，担当马军总管，无疑为进一步探讨唐代行军制度提供了新的资料。总之，如何看待文献史料与墓志记载产生的歧义，可能会出现不同解释，但从对薛万备事迹记载个案看，墓志史料应受到重视。

其次，薛万备镇守怀远镇。有关怀远镇，文献史料有零星记载，宋卿^[18]、刘向东^[19]论文中均专门提及，也有论述辩驳。隋炀帝征伐高丽，其重要的粮储军械基地就设立于此，当时官拜卫尉少卿的李渊亦曾督运军粮至此。隋炀帝曾数次路过这里，在此驻跸停留。正因如此，战争期间，朝请大夫夷陵郡太守太仆卿元智其人，“大业九年，扈从辽竭，某月某日，构疾云亡，薨于怀远之镇，春秋六十有四”，即元智随从隋炀帝亲征高丽，路过怀远镇得病薨亡^[20]。薛万备父亲薛世雄大业八年（612）随隋炀帝出征，杨玄感叛乱之后，炀帝返回，“帝至柳城，以世雄为东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镇怀远”^[21]，即隋炀帝令其在此任官，并为随后的新的征伐埋下伏笔。但随着隋朝内部矛盾的日益加深，炀帝的计划未能实现。

贞观后期，随着高丽事态的恶化，唐朝将关注点转向东北方向，怀远镇的重要性因此凸显。贞观十七年（643），“太常丞邓素使高丽还，请于怀远镇增戍兵以逼高丽”，虽然唐太宗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服之，未闻一二百戍兵能威绝域者也”作答，好像采取消极的态度应对日益严重的高丽事态，但唐与高丽间矛盾激化，怀远镇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迫使唐太宗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现在看来，回答邓素的话语可能并非唐太宗的真实想法。薛万备墓志提供了新的佐证史料。墓志载云：“贞观□□年，授朝散大夫，守尚辇奉御。高丽据有辽东，不肃王命，怀远地居要害，境接寇戎。朝廷方事经营，弥难其选。以公文不范顺，武不违敌，敕以本官检校怀远镇。公德礼既敷，权奇间出，是以革面者兽驯于素旂，遁心者鸟骇于朱旗。”从上引史料可以看出：其一，墓志中“贞观□□年”，为“贞观十七年”的可能性很大。因为按照一般的墓志行文格式，固定年份之后，必然记载墓主的重大使命或经历重大事件，而薛万备以本官检校怀远镇，应是其一生中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履历之一。其二，怀远镇因处于唐与高丽邻接地带，地理位置重要，即所谓“地居要害，境接寇戎”，要实施对高丽的征伐，怀远镇无论是如隋炀帝集结休整军队兵员，汇集粮草军械等，还是如上文邓素所说，加强镇守兵力，给高丽造成强势压力，可资利用的军事战略要地，需要多智干练并值得信赖的军将担当重任。此前唐太宗曾任用韦挺负责征伐后勤补给等重任，但其并未如期完成任务，被严诏惩处，幽州都督张士贵似亦受到牵连^[22]。正因如此，同样为征伐做前期准备的镇守怀远镇人选的选择，可能还颇费周折，墓志中“弥难其选”就能说明问题。而最终选择薛万备，应是唐太宗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其三，薛万备具备其他人少有的品质和优点，这就是“文不犯顺，武不违敌”八字，加之作为尚辇奉御，和唐太宗应有更多的接触机会，其忠心和干练深得皇帝赏识，故而任命薛万备镇守怀远镇，应是唐太宗本人的意思。从现存史料看，唐太宗任命出征行军将帅，多是其熟悉并认为堪当大任者，即便是在征战中有过闪失，也仍大胆任用；而唐高宗任用将帅则注重战场胜负，假若在战场上获胜，那么新的出征会继续担当重任，而一旦在战场上失利，哪怕只有一次，可能此人就再没有作为主将出征的机会了^[23]。其四，薛万备是以“本官检校怀远镇”，就是说其作为皇帝侧近的尚辇奉御，被遣派怀远镇镇守，足见唐太宗对怀远镇在整个征伐战中地位的重视。当然，从另一角度看，也说明皇帝对薛万备的看重。无论如何，到达怀远镇的薛万备按照唐太宗的旨意，一定做了许多对随后的征战至关重要的事情，以此获得唐太宗更大的信任，进而于贞观十八年，任命薛万备为马军总管，直接参与对高丽的征伐。值得注意的是，现存文献并未记载贞观十八年前，唐廷任命薛万备以本官检校怀远镇史实，故墓志可补现存史料的缺失，对于学界更深入了解贞观十八年唐廷征伐战前，如何总体规划布局提供依据。至于墓志中谈及薛万备“德礼既敷，权奇间出，是以革面者兽驯于素旗，遁心者鸟骇于朱旗”，应该是常见的称赞、褒美之词，显示出薛万备具备这样的品质，并堪当大任，为唐廷建功立业。

第三，薛万备参与出征百济事宜。依据墓志，薛万备因受到其兄薛万彻参与“谋反”事件的影响，于永徽四年“缘坐”被流配交州交阯县，两年后其夫人杨氏病逝，可能因此情绪低落，但随着对朝鲜半岛征战的开启，薛氏的境遇出现转机。显庆五年（660），唐朝为自身利益以及维护东亚天下秩序缘故，联合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征伐朝鲜半岛另一政权百济，薛万备此时被“恩敕追还”，授予鸭渌道行军副总管随军出征。众所周知，这次征伐的行军大总管为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24]，依据《大唐平百济国碑铭》记载，唐朝出动十四道兵众，总兵力达十三万人，从山东半岛成山角乘船，浩浩荡荡开赴朝鲜半岛。十四道中，现在了解到的只有七道，这就是神丘道、嵎夷道、马韩道、熊津道、加林道、含资道、唐山道^[25]，其余者难能知晓。同样参与这次出征，聚集莱州，并作为鸭渌道副总管的薛万备，其鸭渌道应是十四道中之一。至于鸭渌道作战目标是为其他方面军进攻百济提供战略保障，即紧盯北面高丽动向，确保唐军开辟半岛南线进攻据点的顺利，还是直接参与进攻，征伐军中是否还有防备高丽南下驰援百济的其他方面军存在，因没有更进一步史料佐证，难有定论，但墓志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资讨论的史料和话题^[26]。这样，苏定方辖下十四道中，其中八道已经明确。期待新的史料持续面世，以便对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依据。

薛万备因病逗留莱州。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接受唐廷新的任命，准备大干一场的薛万备率军到达莱州之后，“忽构时疾”，就是说染上当地流行的病患，并于次年五月病逝于官第。薛氏患病是初到莱州海边水土不服，难能抵御一些常见的病症，还是因家族败落、夫人病故心情郁闷，深感皇恩浩荡报答心切，导致身心俱疲难能应对？抑或是经数年流配，交州瘴疠之地对其身体造成危害？其原因不得而知。而同样被贬官为民数年，几乎是同一时期受命到达朝鲜半岛的熊津都督王文度，在与新罗王金春秋相见过程中，突然跌倒而亡，笔者对此曾做过考察^[27]。虽然两者均为个案，并与其自身体质、所处境遇密切关联，但仍可看出这一时期唐朝边疆征战频繁，其领兵将领所受压力之大。而另一和薛万备有同样经历的柴哲威将军，却走出颇为独特的人生历程。身为唐太宗外甥，柴哲威与薛万备因同一事件被流配交州，但不同的是柴氏贞观末年曾受命到达西域，担当“使持节西伊庭三州诸军事兼安西都护西州刺史上柱国谯国公”，因其弟柴令威参与房遗爱与高阳公主谋反事件，受到牵连而流配交州。荣新江教授依据吐鲁番文书对柴哲威事迹有过论述^[28]，但柴哲威其人此后行踪再没有史料触及。直到1999年韩国公布新发现《含资道总管柴将军精舍草堂铭》之后，学界才知晓其亦是显庆末到达朝鲜半岛，先后担当唐加林道、含资道总管，奋战于遥远朝鲜半岛战场的功勋战将。不过，柴哲威笃信佛教，甚至在战斗间隙竟建造精舍草堂，默默祈祷佛陀，并刻碑留念，最终实现人生历程的逆袭，留下极其珍贵，但却饱含苦涩、令人唏嘘的异域征战记忆^[29]。

至于薛万备患病后就在莱州就地治疗，还是回到长安，文献史料及墓志均未交待，故难得其实。胡戟认为应该是死于莱州当地，其依据大概是墓志中“以龙朔元年五月十一日卒于官第，春秋六十”的记载，应该说是一种相对靠得住的看法。当然，也有一种可能，这就是苏定方率兵出征之后，薛万备因病逗留莱州，但当年十一月苏定方已从半岛返回，并在洛阳、长安两地举办大型献俘仪式，进而宣告唐朝征伐百济战事全面结束。当时疾病缠身的薛万备是否随苏定方行军大营返回洛阳或长安？因为随着战事的结束，原来各种军事建制均已撤销，按照一般的情景，不可能将患病的从三品将军单独留在当地。故这里的“官第”，应该是指长安或洛阳的官第。对此，还应做进一步的考察，以便取得令人信服的结论。

四、征战龟兹、于阗事迹

龟兹国^[30]，其统治区域相当于今新疆阿克苏及巴音郭勒盟蒙古自治州一部^[31]，东邻焉耆，西接疏勒，南靠大漠，北有天山，是西域所在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唐朝建立之后，龟兹国遣派使臣入唐，后因臣服突厥，安西都护郭孝恪征伐焉耆，龟兹竟联合突厥援助焉耆，企图阻挠唐朝打通西去丝路通道。贞观二十一年（647）末，龟兹王苏伐叠死，其弟诃黎布失毕代立。唐太宗认为时机已到，故任命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副大总管，联合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农卿、副大总管杨弘礼，以及右武卫将军李海岸等，发铁勒等兵十余万，浩浩荡荡西进征伐。关于唐朝这次行军征讨，此前学者郭平梁^[32]、王小甫^[33]、吴玉贵^[34]、张全民^[35]、王素^[36]、王庆卫^[37]等依据文献史料及出土墓志，澄清了诸多史实。如吴玉贵从唐与突厥争夺焉耆、昆丘道行军背景、与突厥阿史那贺鲁关系等方面，论述昆丘道行军并非只是针对龟兹，凸显唐与突厥在西域争夺之剧烈；王素依据现有史料，对这次行军作战涉及的诸多具体问题展开论述，得出许多此前鲜为人知的信息；王庆卫则专列近年来出土的七方墓志，探讨曾参与出征，但却不见史载的唐朝军将事迹。然而，虽然《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龟兹》，《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龟兹》，《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二十二年条，以及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人的传记中均有记载，但对一些特定人物事迹，仍有模糊不清或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对征伐战争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薛万备其人事迹，因记载支离破碎，其理应得到澄清。

首先，薛万备在征伐战争中担当的官职问题。上述《旧唐书》卷一九八记尚辇奉御薛万备与沙州刺史苏海政以精干骑兵狂追龟兹王六百里：

西至多褐城，与龟兹王相遇，及其相那利、将羯猎颠等，有众五万，逆拒王师。威乃伪遁而引之，其王俟利发见威兵少，悉众而至。威退行三十里，与继叔军会，合击大破之。其王退保都城，社尔进军逼之，王乃轻骑而走，遂下其城，令孝恪守之。遣沙州刺史苏海政、尚辇奉御薛万备以精骑逼之，行六百里，其王窘急，退保于拨换城。社尔等进军围之，擒其王及大将羯猎颠等。其相那利仅以身免，潜引西突厥之众并其国兵万余人，来袭孝恪，杀之，官军大扰。仓部郎中崔义起与曹继叔、韩威等击之，那利败走。寻为龟兹人所执以诣军。前后破其大城五所，虏男女数万口。社尔因立其王之弟叶护为王，勒石纪功而旋。

上述《旧唐书》及《册府元龟》卷九八五记载甚为翔实，将此时薛万备的官职记为“尚辇奉御”，就是说从贞观十七年（643）镇守怀远镇，到贞观二十二年（648）五年间，薛万备的官职竟没有任何变化，除非其带有皇帝赋予的特殊使命，以宫中尚辇奉御身份单独参与出征，亦是颇为奇怪的事情。《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载薛万备此时官职为昆丘道行军长史。对此两种记载，此前未见有人辩证，故呈两者并存状态。但《薛万备墓志》明确记载此时薛万备的官职为昆丘道行军长史，担当重任。这样，《新唐书》卷二二一上的记载即获得证明，也就是说，墓志对区别两种不同的现存史料记载提供了客观证据。

其次，墓志可还原昆丘道行军建制的具体细节。当时参与指挥的上层军将及一些基层官员，有些人的墓志已经公布，有些只有通过现有文献史料，才能对参与这次战役者有更明确的了解。因这一问题并非本稿论述的重点，故列表说明如下：

史料所见昆丘道征行军将事迹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1]王庆卫认为侯任恺墓志记载有误，可能将平定高昌误记为平定龟兹，因为昆仑道行军起自贞观二十一年十二月，结束于次年，而侯任恺贞观二十一年已死于任上。

说明：本表墓志关联史料，可参王庆卫《新出刘文祎墓志所见唐平龟兹史事发微》（未刊稿）；同氏《唐贞观二十二年昆丘道行军再探讨：以新出〈杨弘礼墓志〉为中心》，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第三，从《薛万备墓志》看，薛氏参与的战斗为整个战役的中后段，即追歼龟兹王、请缨游说于阗王等。墓志载云：

廿二年，以公为昆丘道行军长史，龟兹王闻官军过碛（qÀ），遂拔城而走。大总管使公领轻骑数千，星言追蹑。举悬师以深入，策疲兵以转战。途将千里，日逾十合，至拨换城，其屯势蹙（cǐ）道穷，婴城自守。大军后至，竟以擒获。在此行也，功冠诸军。于阗凭阻，荒遐未尝朝贡。公遂将左右卌（xÀ）人，便往招慰，其王遂随公入朝。蒙赏物五百段，转左卫翊二府中郎将。顷之，迁左骁卫将军。其年，授弓月道行军副总管。

对比上引墓志与新、旧《唐书》所载，很明显，墓志对薛万备在征战中、后期的贡献阐述详细明确，而文献史料则将其简略化了。具体来说，其一，薛万备执行大总管阿史那社尔将令，率轻骑数千追赶龟兹国王，结果龟兹王坚守拨换城负隅顽抗，最终被唐军俘获。在追踪与围歼战斗中，薛万备功勋卓著。所不同的是，墓志载追踪“途将千里，日逾十合”，说明路途与所用时间，文献史料记载为“穷蹑六百里”。从一般常识看，文献记载可能比较确实，墓志可能有夸张或者言语粉饰之处。当然，如果可能，可前往以上地域做实地考察，验证石刻史料与文献记载信凭度到底如何。事实上薛万备整个行程也得到考古史料的证实。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县还发现与薛万备关联的羊达克沁古城遗址，并出土有“薛行军……监军”铭文大型陶罐，该古城正好位于龟兹前往于阗的道路上，此前东晋法显西去取经曾经过这里，20世纪30年代黄文弼先生亦曾来此考察，并有详细的记载^[38]。这些遗物可以证明薛万备曾经率军路过并短暂驻屯于此，而在储粮的大型陶罐上留下自己的印痕，以及上述阿史那社尔在平定龟兹之后“勒石纪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初唐国家上升时期立功边疆将士雁过留名的豪迈胸怀^[39]。其二，俘虏龟兹王后，龟兹相那利出逃，并援引突厥兵围攻唐军，唐军面临危境，安西都护郭孝恪父子战死，后经唐军各路兵马联合作战，才取得最后胜利。至于此一阶段薛万备是在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身边出谋划策，还是接受派遣攻坚历险，墓志及文献史料均未见记载，墓志只是表述薛氏“功冠诸军”而已，可见薛万备在唐军身处艰难时刻，以铁血功勋捍卫大唐帝国的尊严。其三，薛万备率数十人前往招慰于阗。对此，文献记载薛万备主动请缨前往，即：

阿史那社尔之平龟兹也，其王伏阇信大惧，使子献橐它三百。长史薛万备谓社尔曰：“公破龟兹，西域皆震恐，愿假轻骑羁于阗王献京师。”社尔许之。至于阗，陈唐威灵，劝入见天子，伏阇信乃随使者来。^[40]

可以看出，墓志和文献记载各有千秋，可互相补充。墓志史料记载薛万备带领四十余人，深入于阗王都，说服于阗王伏闍信入朝，获得成功；文献则记载薛万备说服大总管采取非战措施解决于阗问题，进而主动请缨前往，获得预期的效果。从这一点看，作为一员战将，薛万备堪称文武双全，能够晓以情理说服敌手，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效果，对于整个昆丘行军出征战局来说，此无疑是一大亮点，值得大书特书。这显示出薛万备区别于军中其他将领，特别是与善于征战，但缺乏文韬素养的兄长薛万彻的鲁莽无行形成鲜明对比。当然，此亦和薛万备长期形成的个人修养有关，墓志明确记载薛万备“襟神俊彻，理识淹通。驰骋百家，优游六艺。琼敷玉藻，既纷霭于辞条；马笛蔡琴，亦铿锵于文律。摇笔则鸾惊燕歭，弯弓则雁落猨吟。固以魏帐晋台，推工恧妙；楚尹汉将，埒美参名”。另外，还应看到大总管阿史那社尔对整个战局的运筹帷幄和知人善任。正是这位突厥可汗之子，参与了贞观年间唐朝开疆拓土的诸多征战，对战场瞬息万变的形势和麾下战将品格能力的了如指掌，使得他能够顺应战局转变，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不仅避免了双方更大的人员伤亡和各种损失，而且以之推进战争朝着有利于唐军的方向迈进。伏阇信到达长安，颇受唐廷礼遇。后唐廷镌刻其石像，树立于唐太宗昭陵献殿，著名的昭陵十四蕃君长石像，于阗王伏阇信、龟兹王诃黎布失毕石像均位列其中。至于战后对薛万备的论功行赏，王庆卫据史料认为，战后“参与的中层官员以获得勋阶为主，多未在此时获得职事官升等，唯有薛万备的官职由虚转实，这应该与其招慰于阗王一事有所关联”，进而推测薛万备战后得以仕进左卫翊二府中郎将一职，而他得授左骁卫将军疑在战事结束之后。所论极是！

毫无疑问，薛万备参与的昆丘道征伐战胜利，对唐朝更好地经营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具体表现为：龟兹、于阗、处月等政权，此前有的虽然已经臣服唐朝，但随着形势的转变，突厥势力的渗透，已成为唐朝西向发展的障碍。而通过这场征战的胜利，唐朝对突厥势力的打击牵制颇见功效，有利于唐朝西域地区的经营。战争结束后，唐朝将安西都护治所迁至龟兹王都，统领于阗、碎叶、疏勒，号称“安西四镇”，保证了数十年西域地区唐朝风尚的传播。总之，昆丘道征伐战，作为行军长史的薛万备，不仅很好协同大总管统帅部总领全局、出谋划策，而且在关键时刻主动请缨，先是率兵追踪，完成任务；在战争末期，又率数十人担当说客，劝说于阗王伏阇信归服，避免了双方兵士的伤亡和损失，成为昆丘道征战过程中可圈可点的绝好战例。薛万备立功西域龟兹、于阗，为唐朝西部边疆的维护安宁建立了不朽功勋。

五、结　语(www.xing528.com)

本文利用新见《薛万备墓志》，并结合现存文献史料，对唐初为唐王朝东征西讨、建立不朽功勋的薛万备其人事迹做了探讨，涉及墓志与现存文献的比正，墓志弥补文献史料的记载，墓主因受到牵累流配交州，出征百济到达莱州患病不治等。特别是依据史料，爬梳薛万备以尚辇奉御镇守怀远镇，为唐朝征伐高丽造势；随太宗亲征担当马军都督，建立功勋；又官拜昆丘道行军长史，出征龟兹、于阗，主动请缨长途追踪，冒险深入虎穴游说，为唐朝安西四镇的建立、丝绸之路的畅通建功立业，成为初唐时代文武双全、功勋卓著的著名战将。当然，由于笔者涉猎史料有限，对现有研究动态的了解还很不够，可能还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因而还需做进一步修正，敬请诸师友方家指正。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注释】

[1]王庆卫最新发表的论文中提及薛万备参与昆丘道行军事迹。参王庆卫：《唐贞观二十二年昆丘道行军再探讨：以新出〈杨弘礼墓志〉为中心》，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38～151页。

[2]胡戟：《珍稀墓志百品》，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8～71页。

[3]李明、刘呆运、李举纲主编：《长安高阳原新出隋唐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

[4]参赵振华：《洛阳出土墓志撰文书丹镌刻者及其书艺研究：以晋魏隋唐墓志为中心》，收入《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52～89页。

[5]唐高宗显庆年间成书的《隋书》，记载薛世雄诸子中没有提及薛万备，不知何故。只是《隋书》中的帝纪、列传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可能当时薛万备声名还未大显，故而才未引起编纂者注意，事实上薛万备立功边疆要到贞观后期。当然，史书编撰者漏载也不是没有可能。另外，从《隋书》卷六五记载中，可了解到薛世雄的另一儿子薛万述，这在现存唐史史料中似还未看到。

[6]（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于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5页。

[7]《旧唐书》卷六九《薛万彻传附薛万备传》，记载薛万淑为薛万彻“长兄”，但《新唐书》卷九四则记载薛万彻为薛万淑的“兄”，两处记载矛盾。今依《旧唐书》卷六九记载为本，特予说明。

[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四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280、6281页。

[9]周绍良：《读石札记》，《文献》2001年第4期，第4～10页。

[10]《旧唐书》卷六二《杨恭仁传》，第2381～2383页；《大唐故特进观国公墓志》，收入胡元超《昭陵墓志通释》，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5～17页。

[11]胡明曌：《有关玄武门事变和中外关系的新资料：唐张弼墓志研究》，《文物》2011年第2期，第70～74页。另参胡戟：《珍稀墓志百品》，第70、71页。

[12]孟宪实：《论玄武门事变后对东宫旧部的政策》，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9～220页。

[13]史载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仅没有处罚太子李建成党羽冯立、齐王元吉手下谢叔方，而且好言劝慰，并授予官职，其记载实在令人玩味。参（唐）吴兢著，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54、255页。

[14]《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九年五月，第6221页。

[15]（清）董诰：《全唐文》卷七《克高丽白岩城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3页。

[16]（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31页。

[17]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第124、254～260页。

[18]宋卿：《唐代营州军事设置探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3期，第57～68页。

[19]刘向东：《隋唐东征相关地理问题考辨》，《军事历史研究》2015年第6期，第57～64页。

[20]《大隋故朝请大夫夷陵郡太守太仆卿元公之墓志铭》，收入王其祎、周晓薇编著《隋代墓志铭汇考》第五册，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203、204页。

[21]（唐）魏徵：《隋书》卷六五《薛世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1534页。

[22]拜根兴：《初唐将领张士贵行迹考述：以贞观十九年征伐高丽为中心》，《唐都学刊》2017年第3期，第10～16页。

[23]黄约瑟：《两唐书薛仁贵传》，收入台湾唐代学会联谊会编辑《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第949页。

[24]关于苏定方其人事迹，参拜根兴：《苏定方事迹考疑试论稿》，［韩］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史研究》第9辑，2000年，第97～119页。

[25]《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只记载苏定方辖下的前四道，另外十道不得而知。笔者考察出土于韩国金泉市直指寺《含资道总管柴将军精舍草堂碑》，认为十四道还应包括上述加林道、含资道、唐山道。参拜根兴：《韩国新发现的唐〈含资道总管柴将军精舍草堂碑〉考释》，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7～356页。

[26]拜根兴：《唐高宗时代朝鲜半岛剧变与高丽的应对：兼论高丽灭亡的原因》，《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100～106页。

[27]拜根兴：《初唐将领王文度事迹考述：兼论唐与百济、新罗关系》，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0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206～216页。

[28]荣新江：《〈唐刺史考〉补遗》，《文献》1990年第2期，第90页。

[29]拜根兴：《韩国新发现的唐〈含资道总管柴将军精舍草堂碑〉考释》，第347～356页。

[30]有关龟兹国历史，以及与唐朝、吐蕃关系，龟兹文献考古史料的发现整理诸问题，参［美］芮乐伟·韩森：《丝绸之路新史》，张湛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73～104页。

[31]庆昭蓉博士使用古代龟兹广义概念，界定除今日库车县、沙雅县、新和县、拜城县东部及轮台县西部之核心地域，也就是外国探险队习称之“库车地区”，还扩及整个阿克苏地区，甚至远到喀什地区巴楚县。参庆昭蓉：《吐火罗语世俗文献与古代龟兹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页。

[32]郭平梁：《西域史地探微》，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26～330页。

[33]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34]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42～374页。

[35]张全民：《〈唐华文弘墓志铭〉所载唐朝经略边疆史事考略》，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41～454页。

[36]王素：《唐华文弘墓志中有关昆丘道行军的资料：近年新刊墓志所见隋唐西域史事考释之一》，《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第81～89页。

[37]王庆卫：《唐贞观二十二年昆丘道行军再探讨：以新出〈杨弘礼墓志〉为中心》，第138～151页。

[38]参考吴疆：《薛行军陶罐考》，《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第76～84页；朱克升等：《扑朔迷离的“新疆第一缸”》，《阿克苏日报》2010年5月25日，第1版。笔者认为，现存“薛行军……监军”铭文，其中“薛行军”后可能还有“长史”二字。

[39]拜根兴：《唐泾原节度使刘昌纪功碑考述：兼论唐代纪功碑功能的演变》，《山西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57～65页。

[40]（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传·于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235、6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