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论丛：杨复光、杨复恭与唐末政局研究

刘永强

《新唐书·南诏传》谓：“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2]庞勋之乱尤其是王仙芝、黄巢之乱敲响了唐王朝的丧钟。检阅史籍可以发现，在唐王朝大厦将倾之际，出身于宦官世家的杨复光、杨复恭兄弟在唐末政局中扮演的角色和实施的政治作为皆产生了重大作用和影响。对此，史学界着力不多，陈仲安先生在《唐代后期的宦官世家》一文中，依据正史资料勾勒出了杨氏家族的活动情况^[3]，杜文玉先生的《唐代权阉杨氏家族考》，依据关于杨氏家族的多方墓志，结合正史对杨氏家族的籍贯、世系、任官及活动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唐代权阉杨玄价夫人党氏墓志铭考略》则加以补正^[4]。陈、杜二先生皆以杨氏家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于考证史实，对深入探讨杨复光、杨复恭兄弟与唐末政局的关系提供了有利的学术条件。本文意在整合史料，对杨复光、杨复恭兄弟及其在唐末纷繁复杂政局中的作为进行细致研究。

杨复光、杨复恭出身于著名的杨氏宦官家族。杨氏家族的第一代宦官是杨延祚，为内常侍、判飞龙事，获得过“宝应功臣”的称号^[5]。杨延祚之子杨志廉历经代宗、德宗、宪宗，官至左神策护军中尉^[6]。杨志廉之子杨钦义先为淮南监军，后入枢密使，又曾为左神策军中尉，对李德裕入朝为相助力颇多^[7]。杨钦义之子杨玄翼咸通年间为枢密使，杨玄寔乾符年间为右神策军中尉^[8]，杨玄价为盐州监军^[9]、河南监军^[10]、忠武（即陈许节度使军号）监军^[11]，杨玄略大中年间先后为浙西监军使、襄阳监军使^[12]。唐中后期，神策军中尉、枢密使，一则典掌禁军，一则“出纳王命”^[13]，皆为皇帝“近密”^[14]之臣。淮南、盐州、河南、忠武皆为大镇，浙西为唐财赋重地，襄阳为军事要镇。因此，自文宗至懿宗数十年间，杨氏家族已经“世为权家”^[15]，是唐后期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至僖宗、昭宗时期，根基深厚的杨氏家族在杨复光、杨复恭的努力经营下，对唐末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杨复光在平定王仙芝、黄巢之乱中的政治作为

杨复光“慷慨负节义，有筹略”^[16]，为养父杨玄价所赏识。凭借优越的家世，杨复光早年即有“累监诸镇军”的履历^[17]。在平定王仙芝、黄巢之乱的过程中，杨复光充分运用自身的才能和谋略，立下了诸多功勋，将本已根基深厚的杨氏家族推上了权力高峰。

（一）依据形势变化招降王仙芝、收复洪州

在王仙芝起兵初期，杨复光作为兖州节度使齐克让的监军对其进行讨伐^[18]。从“仙芝惧，引众历陈、许、襄、邓”的记载来看^[19]，在杨复光与王仙芝的第一次交锋中，无疑是杨复光占据优势。此后，王仙芝势力不断壮大，唐廷以宋威、曾元裕为招讨正、副使，杨复光为监军进行镇压^[20]。杨复光主要在曾元裕军中，又辅佐其击败王仙芝^[21]。乾符四年（877）十一月，杨复光以判官吴彦宏招降王仙芝，王仙芝派尚君长等前往接洽^[22]。杨复光招降王仙芝，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举动。经过三年的讨伐，唐廷意识到王仙芝不能在短时间内平定，于是在乾符四年三月颁布《讨草贼诏》，对王仙芝及其部众进行招降，诏中说：

其王仙芝及诸道草贼头首等，见制敕后，各宜洗心悔祸，解甲收兵，诣所在州府投降，便令申奏，必当超授官爵，厚赏资财，永作忠臣，常居禄位。其节级自补职掌等，亦于大藩镇内，量材与职额衣粮。其抛弃田园，胁从队伍者，并当抚绥慰劳，各令归业营农。是谓舍暗从明，得生逃死。^[23]

此诏令对王仙芝及其部众归降后的待遇、安置等问题都有详细的应对措施，应当是出于朝廷的本意。有此诏令及诏令中优厚的条件，对王仙芝进行招降就有了有利的条件。而王仙芝在乾符三年（876）攻蕲州时就有意降唐，虽为黄巢反对未能成功，但足见其动摇之心^[24]。至此时，招降诏令已经颁布，且王仙芝与黄巢分道扬镳，没有了黄巢的阻力，他应当有再度投降之意。杨复光曾辅佐齐克让、曾元裕多次击败王仙芝，在历次作战中对王仙芝及其部下有相当的了解，而作为皇帝所派的监军，又有一定的威慑力和感召力。既然招降王仙芝有再度实现的可能，作为最合适的唐廷代表，杨复光自然不会放弃这一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然而，杨复光对王仙芝的招降为宋威所破坏，导致王仙芝大怒，“悉精锐击官军”^[25]，再无招降之可能。不过，唐廷亦因此在罢免宋威后令杨复光“总其兵权”^[26]，使杨复光获得了直接指挥军队镇压王仙芝的机会。

获得军队指挥权后，杨复光所做的决策便是进攻洪州，擒获守将徐唐莒。洪州于乾符四年（877）十月为王仙芝将领徐唐莒所攻取^[27]，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所谓“府包络江、湖，左右吴、楚，东南一都会也。自汉高建郡以来，常为控扼之地”^[28]。王仙芝之党占据此要地后，又“进破朗、岳”^[29]，此时既可北上河南，又可西进荆南。在招降失败后，王仙芝转而进攻江陵。江陵乃战略要地，“府控巴、夔之要路，接襄、汉之上游，襟带江、湖，指臂吴、粤，亦一都会也……唐以中原多事，建都置军，用以镇压南服，翼蔽雍、梁”^[30]。洪州既已为王仙芝所有，若江陵城再被攻克，王仙芝之党将在河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纵横驰骋，并极有可能向唐朝的财赋重地——江浙一带进军。不过，这种形势并未出现。一是江陵之危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所解^[31]。二便是杨复光收复洪州。收复洪州的意义重大，王仙芝既未能攻取江陵，又失去了洪州这一战略要地，进退失据，战场局势发生逆转，主动权为唐廷所掌握。至于在乾符五年（878）曾元裕于申州败王仙芝、于黄梅斩杀王仙芝的过程中，杨复光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因史料阙失，不得而知，但仅招降王仙芝、进取洪州二事就足以使杨复光在剿灭王仙芝的历史书写中留下浓重的一笔。

（二）控制忠武军、屯复邓州，开启扭转局势之门

王仙芝死后，尚让率余众归附黄巢，唐廷的主要征讨对象转为黄巢。宰相王铎自请将兵讨伐，唐廷“乃以铎守司徒兼侍中，充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32]，而杨复光仍为监军^[33]。至乾符六年（879）十月，黄巢部下尚让进攻江陵，王铎率众逃往襄阳。荆南之地为忠武别将宋浩所领，宋浩对杨复光无礼，而泰宁将段彦谟又不甘为宋浩之副。在杨复光的支持下，段彦谟杀宋浩，之后唐廷以郑绍业为荆南节度使，杨复光为忠武军监军。

杨复光杀宋浩而为忠武军监军，是黄巢之乱中的一件大事。忠武军即陈许节度使军号，治所在陈州，领陈、许、蔡等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陈州“控蔡、颍之郊，绾汴、宋之道，淮、泗有事，顺流东指”^[34]；许州“西控汝、洛，东引淮、泗，舟车辐集，转输易通，原野宽平，耕屯有赖”^[35]；蔡州“府北望汴、洛，南通淮、沔，倚荆楚之雄，走陈、许之道，山川险塞，田野平舒，战守有资，耕屯足恃，介荆、豫之间，自昔襟要处也”^[36]。而忠武军英勇善战，史载“许师劲悍，常为诸军锋，故数立勋。王仙芝、黄巢反，诸道告急，多请以助守”^[37]。杨复光在杀宋浩后正式任忠武监军，对忠武军有了一定的控制力。占据形胜之地，又有劲悍之军，杨复光在平定黄巢之乱中就有了更为雄厚的资本，得到了唐廷更大的重用。自乾符六年十月至中和元年（881）二月一年多的时间里，唐廷以杨复光“屯邓州，扼贼右冲”^[38]。邓州的地理位置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地西控商洛，南当荆楚，山高水深，舟车辏泊，号为陆海云。……唐以襄、邓为重镇，恃以震慑淮、沔”^[39]。唐廷将如此战略要地交于杨复光防守，既是对他在平定叛乱中作用的肯定，又是对他才能的认可。至此，杨复光已经深为唐廷所信任和倚靠，可以独当一面了。

黄巢在江陵之战受挫后，继续流动作战，势力不断壮大，直到广明元年（880）攻陷长安，建立政权。之后，黄巢传命各藩镇，彼时“天下谓朝廷不能复振”^[40]，诸藩镇也首鼠两端，“多受其伪命”^[41]，唐王朝处于生死存亡的境地。在此危急时刻，郑畋在凤翔击败前来进攻的尚让军，又集结京畿诸镇数万禁军，传檄天下，“诸镇声动，各治勤王之师，巢贼闻之大惧，自是贼骑不过京西”^[42]。唐廷暂时摆脱灭亡的危险，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郑畋之功，可谓挽狂澜于既倒，而能够抓住喘息之机，开启扭转局势之门的便是杨复光。

中和元年三月，黄巢遣朱温攻陷邓州，“因戍邓州以扼荆、襄”^[43]。朱温攻陷邓州后，杨复光至许州依附于忠武军节度使周岌^[44]，此时周岌已经投降黄巢。凭借“义不图全”^[45]的忠贞和勇气，“岂舍十八叶天子而北面臣贼”的劝说以及遣养子杨守亮杀黄巢使的决断^[46]，杨复光成功使忠武军反正。忠武军再度为唐廷所掌握，并成为镇压黄巢的一支劲旅。此事之后，杨复光在忠武军中的威望和影响力已经大大提升，增强了对忠武军的控制权。

忠武军反正后，杨复光入蔡州劝说反叛周岌的秦宗权共讨黄巢，再次获得成功。秦宗权遣王淑率万人随杨复光收复荆襄。至邓州时，杨复光杀逗留不进的王淑，“并其军，分为八都”^[47]。杀王淑，分八都，意味着杨复光在忠武军中的威望和影响力已经无人能及，完全掌握了忠武军的控制权。杨复光对忠武军整顿后便进攻南阳，击败前来接战的朱温，收复了邓州。收复邓州不仅使黄巢再度忧惧“荆、襄之军起其后”^[48][]，也使杨复光和朱温再次有了正面的接触，杨复光对朱温有一定的了解和威慑力，而朱温对杨复光有了一定的畏惧之心，为后来唐廷诱降朱温提供了契机。

（三）在河中诱降朱温、建策招李克用

中和元年，杨复光被任命为天下兵马都监后即进军河中，对朱温进行诱降活动。朱温占据同州后，与屯兵数万的王重荣军对峙，但数为其所败，向黄巢求援被孟楷所阻，又看到黄巢败势，遂生异志^[49]。朱温所面临的形势，当然会为杨复光所探知，所以杨复光在到达河中后便马上“遣使谕之”^[50]。此时，朱温门客谢瞳又极力劝说其投降，朱温降唐之心遂决，杀黄巢所派监军使严实，投降唐廷[

^[51]。朱温降唐是唐末政局中的又一件大事，此事使黄巢失去了同州这一重要屏障。唐朝名将李晟曾指出：“河中去长安才三百里，同州当其冲。”^[52]同州复为唐所有，打通了河中与长安之间的道路，为收复长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朱温在黄巢起兵之时即参加巢军，对黄巢及其部属有深刻了解，而其本人又“雄勇自负”^[53]，降唐后全力与黄巢为敌，对黄巢的打击更大。

朱温降唐，杨复光功不可没。首先，王重荣屯军数万之中，有杨复光所率的“陈、蔡之师万人”^[54]，忠武军劲悍善战，在杨复光整顿之后实力更强，是王重荣能够多次击败朱温的重要原因。其次，在朱温降唐之前，杨复光与王重荣已经合势攻取华州。华州“前据华岳，后临泾、渭，左控桃林之塞，右阻蓝田之关，自昔为关中喉舌，用兵制胜者必出之地也”^[55]。与同州互为犄角，华州既失，同州也无相援之兵，又无退路，这是朱温动摇的关键。第三，杨复光早前曾率领“八都”与朱温两次正面交战，对朱温有深刻的了解。杨复光为天下兵马都监，地位更高，权势更大，所拥有的威慑力和公信力更强。因此，招降朱温的不二人选只能是杨复光，事实亦是如此，朱温在杨复光遣使招降后不久即率部降唐。因此，杨复光在朱温降唐过程中的作用，不亚于王重荣数万之军的威慑。

朱温降唐后，黄巢失去同、华二州，“狂躁益炽”^[56]，亲率数万精兵企图收复二州。杨复光与王重荣配合大败黄巢，但此役王重荣军同样伤亡惨重，深惧黄巢再次进攻，处于“臣贼则负国，讨贼则力不足”的两难境地^[57]。在此形势下，杨复光建策招沙陀李克用。

吕思勉先生曾谓：“僖宗时，不徒内有黄巢之乱也，外又有沙陀之事。”^[58]乾符三年，沙陀李国昌子李克用杀代北水陆发运、云州防御使段文楚，后被唐廷击败，父子逃往鞑靼，“客塞下，众数千无所属”^[59]。黄巢攻陷长安后，河东监军陈景思谋招李克用，李克用因而被授予代州刺史、忻代兵马留后，又招募鞑靼兵万余人，准备南下进攻黄巢，但在到达太原时为郑从谠所阻，于是大掠后返回代州。沙陀骑兵英勇善战，多次为朝廷所用，在平定庞勋、王仙芝之乱时多次立功，但到了李克用，时服时叛，难以为制。在王重荣处两难境地、李克用可能再度为患的形势下，杨复光对王重荣提出了招李克用为援的建议，谓：

雁门李仆射以雄武振北陲，其家尊与吾先世同患难。自播迁以来，征兵未至者，盖太原阻路也。如以朝旨谕郑公，诏到，其军必至。^[60]

从“其军必至”之语可见杨复光对招李克用有相当的自信，此自信既基于杨氏家族与沙陀的历史渊源，又基于对时局的把握及妥当的招徕措施。元和年间沙陀归附唐朝以后被安置在盐州，而杨复光父杨玄价便是盐州监军，参与了对沙陀部落的安置事宜。杨玄价升为神策军中尉后，“执宜父子盖与之善”^[61]，二者联系更为紧密。至杨复光、李克用时，杨氏家族与沙陀李氏已有三代长达七十余年的历史渊源。杨、李两家如此深厚的关系，既是杨复光建策的历史背景，也是李克用能被唐廷所招的前提条件。但是，杨复光并未以私交之名径直去招李克用，因为他看到了李克用与郑从谠之间的矛盾。中和元年（881），李克用受陈景思招抚后率军南下，至太原时为郑从谠所阻，据《旧唐书》载：

沙陀李克用军奄至，营于汾东，称奉诏赴难入关。从谠具廪饩犒劳，信宿不发，克用傅城而呼曰：“本军将南下，欲与相公面言。”从谠登城谓之曰：“……若仆射终以君亲为念，破贼之后，车驾还宫，却得待罪阙庭，是所愿也。唯仆射自爱。”克用拜谢而去。^[62]

从中可见郑从谠对李克用的疑惧，其中原因，固然有李克用之前反叛的经历，而李克用“称奉诏赴难入关”则是关键因素。因为“称奉诏”既无所凭据，又无可靠之人可以证明，郑从谠所答之语中明显流露出对李克用的不信任，李克用明了其中隐秘，故“拜谢而去”。一年前的事情犹如昨日，因此仅凭杨、李二家的历史渊源还不足以使李克用倾心事唐。故杨复光提出以“朝旨”谕郑从谠，以消除二者尤其是李克用的疑虑。王重荣立即赞同此议，同时，杨复光还取得了东面宣慰使王徽的支持。这样，当时为都统的王铎以“墨敕召李克用，谕郑从谠”^[63]。杨复光为天下兵马都监，取得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东面宣慰使王徽的支持，又得到时任都统王铎的“墨敕”，消除了郑从谠的阻碍，比陈景思的招用更为可靠，因此欲“击贼自赎”的李克用立刻接受了朝廷的招用^[64]。

李克用再次被招用，对黄巢军的士气打击甚大，“诸军皆畏贼，莫敢进。及克用军至，贼惮之曰‘鸦军至矣，当避其锋’”^[65]。此后李克用一再击败黄巢军，唐廷终于在中和三年（883）四月再次收复长安。司马光谓“克用时年二十八，于诸将最少，而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66]。陈寅恪先生谓“唐中央政府战胜庞勋、黄巢，实赖沙陀部落之助”^[67]。李克用对于唐廷剿灭黄巢之功，毋庸赘言。李克用在剿灭黄巢的过程中，积累了重要的政治和军事资本，不但再次振兴了沙陀，更成为唐末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奠定了后唐的基业。在此过程中，杨复光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同时使李克用与杨氏家族的联系更为紧密，在僖宗后期和昭宗初年的政局中表现更为明显（将在下文详述）。中和三年六月，在收复长安后不久，杨复光卒于河中。杨复光虽死于黄巢之乱平定之前，但“身后平贼立功者，多复光部下门人故将也”^[68]。可以说，杨复光是招李克用的建策者，同时也是黄巢的直接打击者，对唐廷最终击败黄巢可谓居功至伟。

（四）建立新的权力结构

在参与平定长达十余年的王、黄之乱的过程中，杨复光凭借优越的家世背景、雄厚的权势基础及自身杰出的才能，构建了以其为中心的权力结构。这种新的权力结构，清楚地显示在杨复光所作《收复京城奏捷露布》中，其文节录如下：

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神资壮烈，天赋机谋，誓立功名，志安家国。至于屯田待敌，率士当冲，收百姓十万余家，降贼党三万余众。……自收同、华，进逼京师，夕烽高照于国门，游骑频临于灞岸。……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神传将略，天付忠贞，机谋与武艺皆优，臣节共本心相称。……统领本军南下，与臣同力前驱，虽在寝兴，不忘寇孽。……伏自收平京国，三面皆立大功，若破敌摧锋，雁门实居其首。其余将佐，同效驱驰，兼臣所部二万余人，数岁栉风沐雨，既兹荡定，并录以闻。^[69]

从奏捷露布中，可以看到杨复光在杨氏家族权势基础上所构建的新的权力结构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河中、河东两大藩镇强有力的支持。杨复光为天下兵马都监后，长期驻军河中，在王重荣屯田、收百姓、降贼党以及复同、华的过程中，皆有杨复光的积极参与，前述降朱温和以忠武军助收同、华二州便是明证，二者的合作相得益彰，其关系必然是融洽的。至于河东李克用，其父祖本已与杨氏家族有深厚渊源，在其发展的关键时刻又得到了杨复光的建策招用，二者之间的关系之密切毋庸赘言。新罗人崔致远为高骈所作的表、状中就明确指出“今者风行睿略，雨集王师，杨复光任在信臣，李克用名为勇将。各思报效，竞奋骁雄。齐心而覆灭枭巢，戮力而克收凤里”^[70]，“杨骠骑受圣君之重寄，李仆射传飞将之雄名。既无虑于二心，果有成于一力”^[71]。可见在时人的眼中，收复长安之功也是二者通力合作的结果。对河中王重荣、河东李克用来说，杨复光既是他们的亲密合作者，又是他们在唐廷中维护其利益的代表，换言之，即宦官集团中只有杨复光及其家族才能代表唐廷。对杨复光来说，与河中、河东两大镇所建立的牢固利益关系，既有利于维系唐廷的统治，又强有力地巩固和扩展了自身的权势。杨复光与河中、河东所建立的利益关系在其死后为杨复恭所继承，继续影响着昭宗朝政局。其二即是对忠武军的控制。自杨复光杀宋浩为忠武监军、编忠武军为八都后，忠武军就成为平定黄巢之乱的一支劲旅，屡立功勋。收复邓州后，杨复光“复召徐州、宋州、寿州、荆门等军，赴援京师，皆从之，众逾二万”^[72]，进一步加强了忠武军的实力。杨复光之所以为朝廷重视，能够与河中、河东两大镇进行合作而不成为其附庸，忠武军的作用相当关键。杨复光死后，忠武八都无所依附，各自散去，一部分如王建、韩建等，为田令孜所收；一部分如杨守宗、杨守亮等，为杨复恭所继承，在昭宗初期的政局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杨复恭在唐僖宗、唐昭宗时期的政治活动

比之杨复光，杨复恭在唐末政局中更早地崭露头角，懿宗时期已为河阳监军，庞勋之乱时又监军有功，迁为宣徽使^[73]。宣徽使是中晚唐以后的重要使职，与枢密使等同列，“拟于四相”^[74]，担任此职意味着杨复恭已经步入宦官领袖的行列。咸通十年（869），杨复恭又接替其父杨玄翼为枢密使^[75]，在宦官集团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宣徽使、枢密使皆为内廷职务，因此杨复恭主要活动于内廷。所以至僖宗时，杨复恭不可避免地与田令孜产生交集。

（一）杨复恭与田令孜的权力斗争和在平定襄王之乱中的作用

田令孜是僖宗朝新晋宦官领袖，比之杨复光、杨复恭兄弟，无优越的家世背景，在咸通年间只是小马坊使，其地位与杨复恭相差甚远。这与吐突承璀和梁守谦、刘弘规情形相似，陆扬曾指出二者的区别在于家奴和“国家大臣”的区别：“吐突始终摆脱不了家奴的形象，而梁守谦和刘弘规则无论是他们自身的生涯发展，还是在舆论中的形象，都已经具有了‘国家大臣’的实际地位。”^[76]杨复光在平定王、黄之乱过程中的政治作为，俨然已经具备了“国家大臣”的实际地位和形象，所以崔致远才会在为高骈所作表、状中有“杨复光任在信臣”“杨骠骑受圣君之重寄”之语，甚至在《檄黄巢书》中谓“杨司空严可称神”^[77]。杨复恭虽然不具备“国家大臣”的形象^[78]，但在僖宗即位之前的地位非田令孜所能企及。田令孜同样具备杨氏兄弟所不具备的优势，即与时为普王的僖宗所亲信，故僖宗即位后田令孜一跃成为宦官集团最高领袖。田令孜能够掌权，在于僖宗的屡次拔擢，权势基础则远逊于出身“世为权家”的杨复光、杨复恭兄弟。因此，田令孜地位和权势的上升必然对杨复光、杨复恭兄弟产生巨大的冲击，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

早在乾符四年（877），杨复光招降王仙芝时，二者的矛盾就已经显现。杨复光的招降之策为宋威所阻而失败，与二者之间的矛盾亦有着微妙的关系。宋威为卢携所荐举^[79]，而“卢携素事令孜，每建白，必阿邑倡和”^[80]。宋威阻碍杨复光招降王仙芝的原因自然有忌功、固位的因素^[81]，也有田令孜忌惮和抑制杨复光、杨复恭兄弟的因素。乾符六年（879），黄巢曾两次向唐廷求官，杨复恭、郑畋皆主张授予，而田令孜、卢携却两次阻挠，表明杨复恭与田令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已经成为公开事实。对于田令孜来说，杨复光已立功尤多，若杨复恭招降黄巢成功的话，自身权势会受到极大的威胁。因此，田令孜反对授予黄巢官职，抑制处在内廷的杨复恭的意图更为明显。杨复恭凭借优越的家世背景以及杨复光在外的强力支援，对田令孜“每事力争得失”^[82]，田令孜早已“惮而恶之”^[83]，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已经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终于在杨复光去世后爆发。杨复光去世后，杨复恭失去了最直接、最有力的外援，田令孜立即抓住机会，将杨复恭贬为飞龙使。同时，田令孜将忠武八都将中的王建、韩建等人收为养子，又“别募神策新军，以千人为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为十军统之”^[84]，企图消除杨复光、杨复恭兄弟的影响和势力。

不过，田令孜的目的并未达到。一则杨氏家族至杨复恭时已历一百四十余年，根基深厚，田令孜无法从根本上撼动；二则杨复光所建立的权力结构为杨复恭所继承，一旦田令孜试图打破这种结构，势必遭到反击。光启元年（885），田令孜欲控制安邑、解县两处池盐，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发生冲突。王重荣联合李克用进逼京城，穷追不舍，迫使田令孜携僖宗先后逃往凤翔、宝鸡。至此，“田令孜自知不为天下所容，乃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自除西川监军使，往依陈敬瑄”^[85]，从此脱离了权力中枢。杨复恭再度掌权，“行在制置，内外经略”皆出其手^[86]，已经成为最高权势拥有者，并着手解决因僖宗播迁而引起的襄王之乱。

僖宗的再次播迁，导致“天下已绝望矣”^[87]，邠宁节度使朱玫趁机立襄王李煴为帝，“诸藩节将多受其伪署”^[88]，“诸道贡赋多之长安，不之兴元”^[89]，僖宗的合法性遭到了巨大挑战，人心不附，处境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僖宗所可以引以为援者，最有力的只有河中王重荣、河东李克用。故与二者有密切关系的杨复恭成了扭转局势的关键者。据《旧唐书》记载：

杨复恭兄弟于河中、太原有破贼连衡之旧，（杜让能）乃奏遣谏议大夫刘崇望赍诏宣谕，达复恭之旨。王重荣、李克用欣然听命，寻遣使贡奉，献缣十万匹，愿杀朱玫自赎。^[90]

这表明无论是僖宗还是杜让能都非常清楚，杨复恭不但是与王重荣、李克用进行有效沟通的最佳人选，而且在王重荣、李克用的眼中，杨复恭俨然成为唐中央朝廷中最值得信任的代言人。

王重荣、李克用之听命，使得局势迅速扭转，唐廷对朱玫得以反守为攻。此后朱玫军节节败退，杨复恭传檄关中，称“得朱玫首者，以静难军节度使赏之”^[91]，产生了巨大作用，朱玫为王行瑜所杀，襄王逃往河中后为王重荣所杀，历时八月的襄王之乱宣告结束。在此过程中，杨复恭不但成功地引王重荣、李克用为援，而且进一步加强了自身的权势。先以杨复光假子杨守亮为金商节度、京畿制置使^[92]，与王重荣、李克用共讨朱玫。乱平之后，以杨复光另一假子杨守宗接替杨守亮，而以杨守亮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此时，杨复恭内掌禁军，外有杨守亮、杨守宗等人为援，又与王重荣、李克用保持密切联系，已经成为唐末中央朝廷的支柱性人物。

（二）杨复恭与唐昭宗的政治博弈

僖宗驾崩后，杨复恭拥立昭宗。在昭宗即位初期，二者关系尚为融洽，但杨复恭专典禁兵，手握军权，颇擅朝政，引起昭宗的反感，二者嫌隙渐生。不过，真正导致二者关系破裂的则是杨复恭杀昭宗舅父王瓌^[93]。此事使昭宗对杨复恭极为愤恨，“每切齿道复恭”^[94]。于是谋去杨复恭之权势，首先所做的便是支持宰相张濬讨伐李克用。

张濬早年为杨复恭所赏识，“自处士荐为太常博士，累转度支员外郎”^[95]。但在杨复恭失势后，张濬“乃依田令孜，以至重位，而反薄复恭”^[96]。至杨复恭再度掌权，对张濬甚为愤恨，将其罢黜。昭宗即位后，因不满杨复恭的专权，复用张濬为宰相。因此，张濬与杨复恭有着深刻的矛盾。不仅如此，张濬与李克用也有嫌隙。李克用鄙视张濬为人，认为他“好虚谈而无实用，倾覆之士也”^[97]，张濬亦怀恨在心。彼时杨复恭与李克用内外相济，因此张濬劝昭宗募兵于京师，用以抑制二者势力。

至大顺元年（890），赫连铎、李匡威表请讨伐李克用，朱全忠亦上书请讨。讨伐李克用并非明智之举，因此唐廷“以为不可者什六七”^[98]，宰相中杜让能、刘崇望也持反对态度，而张濬“欲示外势而挤复恭”^[99]，竭力劝说唐昭宗讨伐李克用。为了抑制杨复恭权势，昭宗不顾后果地同意讨伐李克用。事实上，讨伐李克用是昭宗轻率而又带有侥幸心理的决定，而昭宗欲依赖的藩镇中，“（朱）全忠方连兵徐郓，乃求兵粮于镇、魏，全忠终不至行营。镇、魏倚太原为扞蔽，如破太原郡，恐危镇、魏，王镕、罗弘信亦不出师。唯邠、岐、华、鄜、夏乌合之众会晋州”^[100]，与李克用关系密切的杨复恭又在内“逗挠其师”^[101]，因此唐廷的讨伐最终失败，张濬、孔纬被贬，李克用官爵悉复并加中书令。

张濬失败后，昭宗以杨复恭假子杨守立（后赐姓名为李顺节）为新的代理人。唐中后期，宦官养子成为一显著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德宗贞元以后，宦官“蓄养假子，传袭爵土”^[102]的现象逐渐增多，随着宦官专典禁军，宦官养军人为子现象逐渐兴盛，史谓“唐末宦官典兵者多养军中壮士为子以自强”^[103]。杨复光、杨复恭有众多假子，“皆为牧守将帅”^[104]。杨复恭诸假子、侄中，杨守立“勇冠于六军”^[105]，为昭宗所拉拢，权势迅速上升。宦官养军人为子，是其维持和扩展权势的一种重要手段，杨复光、杨复恭之所以能频立大功，假子的作用不可忽视。但“假父子皆以利合”^[106]，一旦二者利益发生冲突，久经战阵、掌握兵权的军人假子势必成为宦官权势的分散者甚至是威胁者。王寿南先生指出：“宦官的武将养子视个人政治利益重于养父子的情义，使宦官养子对于武将养子失去了坚强的驾驭力，在这种情形下，宦官虽仍能控制皇宫，但其权势却不易再维持下去。”^[107]故昭宗采取内部分化的办法效果明显，李顺节对杨复恭知之甚深，使昭宗在与杨复恭的权力斗争中逐渐取得上风。因此在大顺二年（891）昭宗决心削去杨复恭权势，以其为凤翔监军。此时的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曾被田令孜收为假子，由此发迹，又在田令孜失势时上书请求免其罪^[108]，从中可见李茂贞与杨复恭之间的关系。因此杨复恭怨怒不已，不肯前行。

于是昭宗便顺势诏杨复恭致仕。平心而论，致仕的方式比较温和，杨复恭自此退出权力中枢，而昭宗又将寻找代替杨复恭的新的宦官人选。如此结局无论是对昭宗还是对杨复恭来说都是比较圆满的。对于昭宗来说，杨氏家族根基深厚，尤其是在杨复光的经营下，至杨复恭时期已经达到鼎盛，虽然李顺节已经背叛，但其他诸假子、侄如杨守亮、杨守信、杨守宗、杨守忠等，皆为掌握实权之将帅，依然坚定地支持杨复恭，杨氏家族的势力仍不可小觑。因此，以致仕的方式处置杨复恭是恰当的，对于稳定政局是有利的。对于杨复恭来说，忠武八都中王建、韩建、晋晖、李师泰、张造等五都曾依附于田令孜，已非杨氏家族所能控制。杨复恭掌权后“惧不附己，乃出五将为郡守，以（王）建为壁州刺史”^[109]，至杨守亮镇守兴元时，对王建甚为忌惮，而王建亦不自安。而与王建交好的韩建为华州刺史后，自成一方割据势力，在前时唐廷讨伐李克用时，更是不遗余力，“为都虞候兼供军粮料使”^[110]，早已站在杨复恭的对立面。至于藩镇外援，王重荣于光启三年（887）被其牙将常行儒所杀，其弟王重盈继立。杨复光与河中、河东所建立起来的利益关系主要依靠其统帅王重荣、李克用二人来维持，这种利益关系在杨复光死后为杨复恭继承，但在忠武八都分化瓦解后，其牢固性已不如前。因此，在王重荣死后，河中已不复为杨复恭的支持者。至于李克用，虽然与杨复恭关系比王重荣更为密切，但因此时正在极力扩张，在景福元年（892）陷于与王镕、李匡威的征战中，无暇顾及唐廷的内部斗争，也就无法为杨复恭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在唐廷内部，李顺节的背叛，使得杨复恭无法对中央禁军进行有效的掌控，失去了维持权势的基础。因此，杨复恭虽然怨怒，却不得不接受现实，准备从此退往商山隐居。

（三）杨复恭的败亡及后果

当杨复恭准备隐居时，“或诬告云玉山军使与杨复恭谋乱”^[111]。杨复恭宅第与玉山军营相近，玉山军使杨守信为杨复恭假子，至杨复恭处当是慰藉之意，并无谋反之心。不过杨复恭遗人以谋反口实，曾暗中派人刺杀昭宗的使者^[112]，虽是出于怨怒，但对昭宗来说与谋反无异。因此在昭宗得到诬告之语时，并不查证，立即派遣李顺节率禁军前往讨伐。杨复恭失势后本已存不满之心，又遭人诬告谋反，其怨愤之情可想而知，与杨守信起兵抗争。之后杨复恭携其族逃往兴元（即山南西道）与杨守亮合军，率诸假子拒守。在杨复恭逃亡后不久，李顺节因恃恩骄横为神策军中尉刘景宣、西门君遂所忌恨而被诱杀，天威、捧日、登封等三都大略京城^[113]。唐廷内部的权力斗争，给周边藩镇以可乘之机，李茂贞联合王行瑜、韩建、王行约和李茂庄等节度使，上表请讨杨复恭、杨守亮，并请加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此时，昭宗和朝臣才明白过来，“以茂贞得山南，不可复制，下诏和解之，皆不听”^[114]。但是形势的变化已非唐廷所能控制，李茂贞、王行瑜等不顾唐廷的阻止，举兵进击兴元，最终昭宗不得不加李茂贞山南西道招讨使。景福元年（892）八月，李茂贞攻取兴元，杨复恭率诸假子、侄逃往阆州，从此杨复恭等人一败再败，最终在乾宁元年（894）被杀。

杨复恭的被杀标志着绵延一百四十余年的杨氏家族退出了历史舞台，对唐末政局影响甚大。杨复恭之乱导致了两次禁军内讧，对业已风雨飘摇的唐王朝是致命的打击。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尽管神策军成为宦官控制政局的重要政治工具，商人、游手、富家子弟的避役渊薮，但仍然是代表皇室权威的军事力量。”^[115]经过黄巢之乱的打击，唐廷固然失去了对藩镇的控制能力，但禁军仍是维系唐廷的重要力量，李碧妍指出：“神策军的防御收缩至近畿，但其人数恐怕还保持在一个足以控制关中大局的水平上。”^[116]对唐廷来说，杨复恭虽然专权跋扈，但其代表的杨氏家族势力毕竟是业已风雨飘摇的唐王朝的支持者，依靠他们禁军可以保持团结，唐廷可以维系在关中地区的统治，与周边藩镇保持相对平等的关系。然而昭宗的贸然讨伐，导致杨复恭的出逃、李顺节的被杀和李茂贞等藩镇的干预，这种平等关系被打破。在昭宗被迫正式以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后，杨复恭、杨守亮叛乱之名已定，“左神策勇胜三都指挥使杨子实、子迁、子钊，皆守亮之假子也……知守亮必败，壬子，帅其众二万降于王建”^[117]，王建势力得以增强，随后又破杨守忠于钟阳，“斩获三千余人”^[118]，又破杨守厚于铜鉾，“斩获三千余人，降万五千余人”^[119]，且随后因李顺节的被杀，又导致天威军使贾德晟因怨愤被杀，“麾下千余骑奔凤翔，李茂贞由是益强”^[120]。禁军的分裂，杨复恭势力的被铲除，不但使得支撑唐王朝的力量大损，失去了最后可以控制的藩镇山南西道，巴蜀的财赋来源也已经断绝^[121]，逐渐为藩镇所控制。虽然昭宗在乾宁三年（896）“于神策两军之外，更置安圣、捧宸、保宁、宣化等军，选补数万人，使诸王将之”^[122]，崔胤在天复三年（903）“募卒于市”^[123]，试图重建禁军力量，但很快为李茂贞、朱温所破坏而失败。至此，唐中央朝廷已经无维持其独立性的基础，最终为藩镇所控制，灭亡的时间亦为期不远了。

三、结　语

在唐末纷繁复杂的政局中，杨复光凭借优越的家世背景，依靠自身出众的才能和谋略，在王、黄之乱初期先后辅佐齐克让、曾元裕、王铎等人与王仙芝作战，依据形势的变化招降王仙芝、取洪州，在平定王仙芝之乱的过程中立下了诸多功勋，继而杀宋浩、建八都、反正周岌，逐渐控制了英勇善战的忠武军，取得了更大的政治和军事资本。在黄巢攻取长安后又收复邓州，以天下兵马都监的身份入河中与王重荣合作，开始统筹全局。先诱降朱温，收复同州，沉重打击了黄巢军的士气，后在王重荣举棋不定之时又建策招李克用，对唐廷收复长安乃至最终平定黄巢之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平定王、黄之乱的过程中，杨复光构筑了新的权力结构，即以忠武八都为核心的武装力量和与河中王重荣、河东李克用的利益关系，扩展了杨氏家族的权势。杨复光所建立的新的权力结构为杨复恭所继承，继续在唐末政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杨复恭依此成功地将田令孜逐出权力中枢，再度掌权，化解了王重荣、李克用进攻唐廷的危机，同时又依靠他们平定了襄王之乱。在杨复恭的经营下，杨氏家族的权势在僖宗末昭宗初达到了鼎盛。然而，杨复恭的专权跋扈为昭宗所不容，昭宗先是依靠宰臣张濬、孔纬等人以讨伐李克用为契机，企图削去其权势，失败后又采取内部分化的措施，拉拢杨复恭假子李顺节，成功地打击了杨复恭。但昭宗在迫使杨复恭致仕后处理不当，贸然发动对杨复恭的征讨，导致杨复恭出逃，继而引发李茂贞等周边藩镇的干预，使支撑唐朝统治的禁军发生了两次内讧，本已脆弱不堪的禁军遭到了沉重打击，再也无力维持唐中央与藩镇的平等地位。杨复恭的败亡标志着杨氏家族权力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唐王朝正式成为藩镇的傀儡，最终将为藩镇所灭亡。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黑水城出土汉文占卜文书整理与研究”（编号：14CTQ 03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8批面上资助项目“唐代地方石刻所见的中央认同研究”（编号：2015M581512）、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社会转型视野下的唐宋房屋税研究”（编号：2014BLS005）阶段性成果。

[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95页。

[3]陈仲安：《唐代后期的宦官世家》，中国唐史学会编《唐史学会论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4]杜文玉：《唐代权阉杨氏家族考》，《法门寺文化研究通讯》1998年第10期；《唐代权阉杨玄价夫人党氏墓志铭考略》，《唐史论丛》第14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5]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00页；《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119页。

[6]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800页。

[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开成五年八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946页；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1048页。

[8]（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八五《杨复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774页。

[9]《新唐书》卷八《宣宗纪》，第252页。

[10]（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六六七《内臣部·监军》，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7690页。

[11]《新唐书》卷二〇七《杨复光传》，第5876页。

[12]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1049页。

[13]（清）王鸣盛撰，黄曙辉点校：《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五《郭崇韬安重诲皆枢密兼节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432页。

[14]《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广明元年十二月条胡注：“近密，谓两中尉、两枢密。”第8238页。

[15]《新唐书》卷二〇七《杨复恭传》，第5889页。

[16]《旧唐书》卷一八四《杨复光传》，第4772页。

[17]《新唐书》卷二〇七《杨复光传》，第5876页。

[18]《册府元龟》卷六六七《内臣部·监军》，第7690页。

[19]《旧唐书》卷一五〇《黄巢传》，第5391页。

[20]《新唐书》卷二二五《黄巢传》，第6451、6452页。

[21]《新唐书》卷二〇七《杨复光传》，第5876页。

[22]《资治通鉴》卷二五三，乾符四年十一月条，第8194页。

[23]（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二〇《讨草贼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39页。

[24]《资治通鉴》卷二五二，乾符三年十二月条，第8187、8188页。

[25]《旧唐书》卷二〇〇《黄巢传》，第5391页。

[26]《旧唐书》卷二〇七《杨复光传》，第4772页。

[27]关于洪州事，《旧唐书》卷二〇〇下《黄巢传》载王仙芝在“（乾符）三年七月，陷江陵。十月，又遣将徐唐莒陷洪州”（第5391页）。岑仲勉先生认为是三年为讹误，陷江陵、洪州应为四年事（见岑仲勉：《隋唐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34、435页）。笔者同意岑先生的看法，“三”应为“四”。《旧唐书·僖宗纪》载：“（乾符四年）十一月，贼王仙芝率众渡汉，攻江陵，节度使杨知温婴城拒守。”（见《旧唐书》卷一九《僖宗纪》，第700页）杨复光招降王仙芝在十一月，招降失败后王仙芝转而进攻江陵，与此时间相合，只是七月陷江陵事不确（见方积六：《黄巢起义事迹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1～54页）。杨复光总兵权后首先进攻洪州，则表明洪州在杨复光招降之前已经为徐唐莒所占领，故乾符四年十月陷洪州事当为正确记载。

[28]（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八四《江西二·南昌府》，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892页。

[29]《新唐书》卷二二五《黄巢传》，第6453页。

[30]《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八《湖广四·荆州府》，第3652、3653页。

[31]《旧唐书》卷一九《僖宗纪》，第701页。

[32]《资治通鉴》卷二五三，乾符六年四月条，第8214页。关于唐廷镇压王仙芝、黄巢统兵将帅，参见方积六《唐王朝镇压黄巢起义领兵统帅考》一文（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32～251页）。

[33]《新唐书》卷二〇七《杨复光传》，第5876页。

[34]《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七《河南二·开封府·陈州》，第2174页。

[35]《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七《河南二·开封府·许州》，第2183页。(www.xing528.com)

[36]《读史方舆纪要》卷五〇《河南五·汝宁府》，第2357页。

[37]《新唐书》卷一七一《李光颜传》，第5187页。

[38]《新唐书》卷二〇七《杨复光传》，第5876页。

[39]《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一《河南六·南阳府·邓州》，第2415页。

[40]《资治通鉴》卷二五四，中和元年三月条，第8294页。

[41]《旧唐书》卷一八二《王处存传》，第4699页。

[42]《旧唐书》卷一七八《郑畋传》，第178页。

[43]《资治通鉴》卷二五四，中和元年二月、三月条，第8247页。

[44]《册府元龟》卷六六七《内臣部·立功》，第7692页。

[45]《旧唐书》卷一八四《杨复光传》，第4773页。

[46]《旧唐书》卷一八四《杨复光传》，第4773页。

[47]《旧唐书》卷一八四《杨复光传》，第4773页。

[48]《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一《河南六·南阳府·邓州》，第2415页。

[49]《资治通鉴》卷二五四，中和二年正月、二月条，第8263页。

[50]《旧唐书》卷一八四《杨复光传》，第4773页。

[51]（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一《梁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页。

[52]《资治通鉴》卷二三一，贞元元年六月条，第7453页。

[53]（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一《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页。

[54]《旧唐书》卷一八二《王重荣传》，第4696页。

[55]《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四《陕西三·华州》，第2583页。

[56]《旧唐书》卷一八二《王重荣传》，第4696页。

[57]《资治通鉴》卷二五五，中和二年十月条，第8277页。

[58]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09页。

[59]《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第6158页。

[60]《旧唐书》卷一八四《杨复光传》，第4773页。

[61]《资治通鉴》卷二五五，中和二年十月条胡注，第8277页。

[62]《旧唐书》卷一五八《郑余庆传附郑从谠传》，第4171页。

[63]《资治通鉴》卷二五五，中和二年十月条，胡注谓：“王铎为都都统，便宜从事，凡征调除授，皆得用墨敕。”第8277页。

[64]《新唐书》卷一六五《郑余庆传附郑从谠传》，第5603页。

[65]《资治通鉴》卷二五五，中和二年十二月条，第8283页。

[66]《资治通鉴》卷二五五，第8295页。

[67]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54页。

[68]《旧唐书》卷二八四《杨复光传》，第4774页。

[69]《旧唐书》卷一九《僖宗纪》，第715、716页。

[70]［新罗］崔致远撰，党银平校注：《桂苑笔耕集校注》卷一《贺收复京阙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1页。

[71]《桂苑笔耕集校注》卷六《贺收复京城状》，第139页。

[72]《册府元龟》卷六六七《内臣部·立功》，第7692页。

[73]《旧唐书》卷一八四《杨复恭传》，第4774页。

[74]（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内官改创职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41页。

[75]] 《旧唐书》卷一八四《杨复恭传》，第4774页。

[76]陆扬：《从碑志资料看九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以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文史》2010年第4期。

[77]《桂苑笔耕集校注》卷一一《檄黄巢书》，第312页。

[78]杨复恭未能摆脱家奴形象，昭宗宰相孔纬于御前直指“复恭陛下家奴”。《资治通鉴》卷二五八，龙纪元年十一月条，第8390页。

[79]《旧唐书》卷一七八《卢携传》，第4638页。

[80]《新唐书》卷二〇八《田令孜传》，第5885页。

[81]详见胡如雷：《唐末农民战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5页。

[82]《旧唐书》卷一八四《杨复恭传》，第4774页。

[83]《旧唐书》卷一九《僖宗纪》，第717页。

[84]《新唐书》卷二〇八《田令孜传》，第5887页。

[85]《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四月条，第8335页。

[86]《旧唐书》卷一八四《杨复恭传》，第4774页。

[87]《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四月条，第8335页。

[88]《旧唐书》卷一九《僖宗纪》，第724页。

[89]《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五月条，第8336页。

[90]《旧唐书》卷一九《僖宗纪》，第724页。

[91]《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十二月条，第8341页。

[92]《旧唐书》卷一九《僖宗纪》，第724页。

[93]《新唐书》卷二〇八《杨复恭传》，第5890页。

[94]《旧唐书》卷一八四《杨复恭传》，第4775页。

[95]《旧唐书》卷一七九《张濬传》，第4656页。

[96]《旧唐书》卷一七九《张濬传》，第4657页。

[97]《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大顺元年四月条，第8396页。

[98]《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大顺元年四月条，第8396页。

[99]《旧唐书》卷一七九《张濬传》，第4657页。

[100]《旧唐书》卷二〇《昭宗纪》，第745页。

[101]《北梦琐言》卷四《孙揆尚书锯解》，第70页。

[102]（宋）王溥：《唐会要》卷六五《内侍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131页。

[103]《资治通鉴》，开平四年十一月条，第8727页。

[104]《旧唐书》卷一八四《杨复光传》，第4774页。

[105]《旧唐书》卷一八四《杨复恭传》，第4775页。

[106]《资治通鉴》卷二六七，开平四年十一月条胡注，第8728页。

[107]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2年，第138页。

[108]《新唐书》卷二〇八《田令孜传》，第5889页。

[109]《旧五代史》卷一三六《王建传》，第1816页。

[110]《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大顺元年四月条，第8397页。

[111]《旧唐书》卷一八四《杨复恭传》，第4775页。

[112]《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大顺二年九月条，第8419页。

[113]《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大顺二年十二月条，第8421页。

[114]《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景福元年正月条，第8424页。

[115]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57页。

[116]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49页。

[11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景福元年三月条，第8428页。

[118]《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景福元年三月条，第8429页。

[119]《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景福元年三月条，第8429页。

[120]《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景福元年三月条，第8429页。

[121]关于巴蜀经济与唐廷的兴亡关系，可参见冯汉镛：《唐代剑南道的经济状况与李唐的兴亡关系》，《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姚乐野：《汉唐间巴蜀地区开发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122]《资治通鉴》卷二六〇，乾宁三年六月条，第8489页。

[123]《新唐书》卷二二三《崔胤传》，第6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