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研究：皇帝诞辰比较探究

王兰兰

唐玄宗开创了以皇帝生日为全国性诞节的先例，开元十七年（729）始设千秋节，天宝七载（748）更名为天长节。日本奈良时代的光仁天皇（770～781），仿效唐天长节之称，在日本也设立同名节日庆祝天皇诞辰。此后出现中断，明治维新后再次设立天长节，二战后改为天皇诞生日。对这一文化交流现象，目前国内研究暂付阙如，日本学者的研究专论仅见池田温所撰《天长节管见》一文^[2]，鉴于日本天长节与中国天长节在设立背景、传承情况和节日庆祝活动等方面均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本文试就此做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唐玄宗创设诞节

开元十七年八月，玄宗因过生日而在兴庆宫花萼楼下宴请百官，时任宰相的张说等大臣则向玄宗上表：“请以每岁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布于天下，咸令宴乐。”^[3]玄宗欣然同意，此后直至清代，中国一直延续了以当朝皇帝生日为诞节的传统。

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等史料记载，唐玄宗时期千秋节的主要庆祝活动可分为朝廷和民间两个层面：在宫廷，玄宗与百僚于兴庆宫花萼楼下举行宴会，王公以下向皇帝献金镜绶带及承露囊。玄宗也回赠官员礼品，史载，开元十八年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楼，以千秋节百官献贺，赐四品以上金镜、珠囊、缣彩，赐五品以下束帛有差”^[4]。在地方上，允许天下诸州休假宴乐三日，士人庶民都以丝线编结承露囊，互相馈赠，村社作寿酒宴乐。全国从上到下，均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因崇拜土地神而存在春祈秋报的传统，即春天祭祀土地神，祈求好的收成，秋天再次祭祀土地神，感谢神灵的护佑，由此产生了社日，称为春社与秋社。历代社日无固定日期，唐朝规定在仲春、仲秋二时的戊日祭社稷，因为千秋节与秋社的时间很接近，因此政府不久又下令“移社就千秋节”^[5]，这样，千秋节就承载了更厚重、更丰富的内容，也更加深入民间社会。

天宝年间，玄宗改千秋节为天长节。具体时间说法不一，《唐会要》卷二九《节日》记为天宝二年（743）八月，“刑部尚书兼京兆尹萧炤及百寮请改千秋节为天长节”^[6]，但《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记为天宝七载八月，《册府元龟》卷二《帝王部·诞圣》也说是天宝七载八月。从史料来源看，这三部著作均保存了大量的唐代真实史料，但相对而言，后两者是官方修史，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原始资料，尤其是《册府元龟》的记载比《旧唐书》还要详细，常常是直接移录原始资料。在千秋节改名问题上，《册府元龟》的记载也最详细，在百官、萧炤之外，还提到宗室子弟也参与了诞节改名的提议。千秋节改名的缘起是什么呢？天宝七载三月，皇宫“大同殿柱产玉芝，群臣请加皇帝尊号曰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玄宗）许之”^[7]。王维《奉和圣制天长节赐宰臣歌应制》曾写道：“德合天兮礼神遍，灵芝生兮庆云见……尽九服兮皆四邻，乾降瑞兮坤降珍。”^[8]当此开天盛世，又天降祥瑞，地产珍宝，人们对玄宗的爱戴用“千秋万岁”已无法承载，必须换成“天长地久”，这应是萧炤等人请改千秋节为天长节的背景。综上，百官提议千秋节改名时间定为天宝七载为宜。清代学人亦有考证，认为节名更改时间当为天宝七载^[9]。

但天长节的名称并没有换来长治久安，玄宗在天宝年间逐渐沉迷奢侈享乐，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玄宗仓皇入蜀，肃宗即位于灵武，尊玄宗为太上皇，玄宗的天长节遂与肃宗的天成地平节并立。此后，代、德、顺宗三帝不设节名，但均在自己与前代帝王的诞辰休假一日，以致宪宗即位的元和元年（806），因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这五位唐帝的诞辰，共休假五日。次年，宪宗取消诞节休假，此后文宗又复设诞节。唐代帝王的诞节名称均不相同，五代、两宋也是如此。至元代，统称天寿节，明清后则改称万寿节。

二、日本仿唐设立天长节

日本奈良时代的光仁天皇仿效唐朝天长节，在日本设立同名节日，对日本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具体时间是宝龟六年（775）九月，天皇发布敕令称：“十月十三日是朕生日，每至此辰，感庆兼集，宜令诸寺僧尼，每年是日转经行道，海内诸国，并宜断屠。内外百官，赐酺宴一日，仍名此日为天长节。庶使回斯功德，虔奉先慈，以此庆情，普被天下。”^[10]当十月十三日日本第一个天长节到来之际，史书记载：“是日天长，大酺，群臣献玩好酒食，宴毕赐禄有差。”^[11]一方面光仁天皇召集群臣宴乐，并赏赐群臣，另一方面群臣也纷纷向天皇献上贺寿的礼物，君臣之间呈现其乐融融的场面。十年的天长节，光仁天皇“仍宴群臣，赐禄有差。又诏赠外祖父从五位上纪，朝臣诸人从一位”^[12]。在宴饮和赏赐财物之外，又有赐官之举。

光仁天皇在位十二年，其中以宝龟为年号十一年，以天应为年号一年，则他在位时应有七次天长节庆诞活动，虽然目前仅有宝龟六年与十年的两年三次记载，但或可推测这只是史书作者记事的阙漏或剪裁。池田温考查光仁朝各年十月十三日记事指出，天长节设立后，宝龟七年、九年无记载，六年、十年明确点明天长节，八年、十一年、天应元年虽未言天长节，但这三年的此日均有与宝龟十年类似的赐官之举，这可认为是与该日之特殊性有关，也即与天长节有关^[13]。

以皇帝生辰为诞节的做法就这样从中土大唐流传到日本，并生根发芽，延续至现代。池田温《天长节管见》一文分别从皇帝诞辰祝贺の源流、千秋节の创设、天长节への改称、后代への展开、光仁朝の天长节等方面着手，对这一唐日文化传播的重要事件做了研究。作者以丰富的资料，首先条理清晰地展示了中国以皇帝诞辰为节日的发展过程，尤其侧重唐朝诞节的设立和“千秋”至“天长”节名的转变，其次对日本光仁天皇仿唐设立天长节做了基本的史实介绍，对日本天长节的设立原因、后续发展也有涉及，但尚有可深入探讨的余地，且该文未对中日天长节的节庆活动进行细致比较，为后学者深入挖掘这一节日文化的传播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首先，天长节为何会在光仁朝传入日本，而不是天宝七载唐天长节名出现后的其他天皇在位时呢？池田温认为，一方面光仁天皇登基时已经六十二岁，年寿已高，且宝龟年间政治安定，朝廷君臣关系融洽，皇室庆事氛围渐呈，宫廷游赏风气出现；另一方面前一时期的以吉备真备为代表的遣唐使已将唐天长节介绍到日本^[14]。千秋节出现于唐开元十七年（729），改天长节为天宝七载（748），日本光仁天皇设置天长节在宝龟六年（775），距离两节的设置时间分别相差46与27年。在这46年间，日本曾派遣了两次大规模的遣唐使团来华，第一次是圣武天皇天平五年（733）四月，由大使多治比广成等率领，次年十一月归国。这时唐千秋节已经设立5年，使团在华停留一年，对千秋节应有耳闻目睹，但回国后并未建议当时的圣武天皇（724～749）设立千秋节。第二次是由大使藤原清河与副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等率领使团，于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四年（752）到达中国，次年十二月返回，这时已是唐千秋节改为天长节的第4年，使团也在华停留一年，对天长节应有了解，但回国后孝谦天皇（749～758）、淳仁天皇（758～764）、称德天皇（孝谦天皇二次登基，764～770）也并未设立天长节。光仁天皇在位的最初五年，既未派遣遣唐使，也未设立诞节，但在宝龟六年，他突然设置天长节，显然，他关于天长节的知识应来源于上一次访华的遣唐使。那么，为什么早应有此知识的孝谦（称德）与淳仁天皇没有仿效唐朝设置天长节，晚于他们接触到天长节知识的光仁天皇会有此举，且是在他登基的第六年？史无详载，今试做蠡测。

唐玄宗是在开天盛世的大背景下设立了千秋节，又改名天长节。与其相反，光仁天皇的前任称德天皇实行佛教政治，重用道镜和尚，让他以僧侣身份参政，先后任命他为大臣禅师、太政大臣禅师、法王，导致政局不稳、经济凋敝、社会混乱，史书称“天皇尤崇佛道，务恤刑狱，胜宝之际，政称简约，自太师被诛，道镜擅权，轻兴力役，务缮伽蓝，公私凋丧，国用不足，政刑日峻，杀戮妄加”^[15]。光仁天皇性格沉稳，未即位前韬光养晦，“自胜宝以来，皇极无贰，人疑彼此，罪废者多，（光仁）天皇深顾横祸，时或纵酒晦迹，以故免害者数矣”^[16]。这样胸中颇有丘壑的天皇继位后要着手拨乱反正，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以皇帝诞辰设全国性节日的做法显然有助于凝聚民心，加强皇权。基于此点，唐朝设置诞节的做法势必得到了光仁的认可，在他上台数年，扎稳根基后，日本的天长节遂应运而生了。

同时，唐朝赴日使节也对天长节在光仁朝的东传发挥了宣传作用，沈惟岳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他原为越州浦阳府折冲，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担任大使，送日本迎遣唐使藤原河清使高元度归国，到达大宰府^[17]，时当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五年。次年，因为“风波无便，不得渡海”^[18]，遂滞留日本。光仁宝龟十一年（780），“（十一月）授唐人正六位上沈惟岳从五位下……（十二月）唐人从五位下沈惟岳赐姓清海宿祢，编附左京”^[19]。这位来自大唐的官员，自踏上日本领土，到天长节设立，已历十余寒暑，经历淳仁、称德、光仁等天皇执政时期。他受到重视是在光仁朝，被赐予日本官位和姓名，列名日本朝廷，是天皇了解大唐制度风物的最佳人选。

其次，天长节在日本的后续传承是否出现过中断，如果是，原因何在？池田温指出桓武天皇之后，鲜见有关天长节的记载，但他对其原因未曾措意。天长节在光仁朝初入日本，此时已是奈良时代的末期，光仁之后的天皇是否过天长节的记载，未见于《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等平安时代的正史及此后幕府时代史料的记载，但平安时代的《类聚国史》有关于天长节的条目。该书成书于宇多天皇宽平四年（892），是一部仿唐《艺文类聚》等类书体例编修的书籍，作者是日本著名的“文章之神”菅原道真。在该书的“岁时部”，他按照时代顺序记载日本的岁时节日，天长节被安排在卷七四岁时部五，在“天长节”条目的前后分别是“九月九日”和“冬至”条。菅原道真关于天长节具体记载为：“广（光）仁天皇宝龟六年九月壬寅敕。十月十三是朕生日。每至此辰，感庆兼集，宜令诸寺僧尼，每年是日转经行道，海内诸国，并宜断屠。内外百官，赐酺宴一日，仍名此日为天长节。庶使回斯功德，虔奉先慈，以此庆情，普被天下。十月癸酉，天长，大酺，群臣献玩好酒食，宴毕赐禄有差。十年十月己酉，当天长节，仍宴群臣，赐禄有差。”^[20]这与上文所引《续日本纪》中光仁朝过天长节的记载完全一样，据此记载，是否可以认为从宝龟六年至宽平四年的一百余年一直以十月十三日为天长节呢？似乎并不能下定论。因为在全书的岁时部，众多节日都留下了多次庆祝或暂时停废的历史印迹，如“天长节”前的“九月九日”重阳节，有相关记载68条，时间跨度达两个世纪，自天武天皇十四年（684）至菅原道真生活的光孝天皇仁和元年（885），其中包括菅原道真生活的清和、阳成、光孝天皇等数位天皇。再看天长节之后的冬至节，有相关记载11条，时间跨度达一个半世纪，自圣武天皇神龟二年（725）至菅原道真生活的阳成天皇元庆三年（879），其中包括菅原道真生活时代的清和、阳成天皇，数量虽少于关于重阳节的记载，但非常详细地记载了许多关于冬至的诏敕。但菅原道真对天长节的记载仅见光仁朝的两次，丝毫未论及光仁朝之后的内容。日本天长节设立之后约半个世纪，平安时代的淳和天皇（823～833）与仁明天皇（833～850）曾以“天长”为年号，仅此也不能说明这一节日的影响在平安朝仍有存续。

《倭名类聚抄》是平安时代的又一部类书，也是一部辞书，成书于朱雀天皇承平年间（931～938），分十卷本和二十卷本。其中二十卷本有岁时部，也未见关于天长节的内容。

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后又颁布敕令设立天长节，明治新刻的石村贞一编《国史略》卷七《明治天皇纪》记载：“（元年九月）二十二日，以天皇圣诞，赐酺百官，曰：‘尔来以是日，为天长节。’令海内祝嘉辰。”此记载旁的小注引《太政官日志》称“始行天长节”，这说明在明治维新前，天长节的设置曾长期中断。据《宫中日记》《东巡日志》《外务省记》《神奈川县史料》《滋贺县厅报告》等资料，当日，在京官员入皇宫贺寿，赐官员、军队酒食。天皇与大臣等在行在宴饮，赐行在驿民酒食，神奈川炮台鸣放礼炮，港口停泊的各国军舰亦鸣炮致敬^[21]。明治六年（1873）改用阳历，故天长节日期改为明治天皇的阳历生日十一月三日。

清代思想家黄遵宪在明治十年出使日本，他撰写的《日本国志》中有“天长节宴会”条，详细描绘了这一时期的天长节礼俗。“十一月三日为今帝生日，名曰天长节。质明，装饰正殿，午前十一时，式部头奏请御正殿，帝正服御宝座受贺，皇后陪坐宝座之左位，皇族亲王暨大臣、参议以下，麝香间祗候，文武敕任、奏任官皆上万寿，行最敬礼。礼毕，还御，赐群臣酒馔，仪同前。此间奏欧乐，宴止，众退。……全国臣民每户揭旭光旗章，以表庆贺”^[22]。清光绪二十七年刊刻的《皇朝经世文统编·外交部》节录了时人《日本天长节记》的一段文字：“日本明治天皇天长节，即万寿节也，乃西历十一月三号，即华历九月二十八日也。”^[23]清人将日本天长节与清帝的万寿节类比，对其同为皇帝诞节这一特点的认识是准确的，但此处的公历日期记载正确，农历有误。

此后的大正、睦仁天皇均沿袭了以天皇诞辰为天长节的传统，只是日期随各天皇诞辰的不同有所变化而已。二战后天长节改名为天皇诞生日。

天长节在日本的中断和中国自唐玄宗朝后一脉相承的诞节，恰恰反映了诞节的本质，即以皇帝诞辰为全国性节日不是民间自然形成的岁时节日，而是由统治集团为了稳固统治而人为创设的节日，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手段。光仁天皇致力于加强天皇权威，但此时已是奈良朝末期，他的努力只是持续了短暂的数年，此后日本历史一步步走向幕府统治，王权进一步衰落，自然也就不会为天皇庆祝生辰；而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是逐渐增强的，到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所以诞节也就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三、唐日皇帝诞节异同考察

日本天皇的天长节虽然源自唐玄宗创设的千秋节，甚至连名称也是沿用天宝后更改的天长节，但是文化的传播并不等于文化的复制，中国的诞节漂洋过海来到日本后，自然会以唐朝原有诞节为基础，适应日本的水土，吸纳日本文化的成分，发展成具有日本特色的天皇诞节。

仅以唐玄宗与光仁天皇时期的情况比较，可以发现唐朝与日本的诞节有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普天同庆，共同分享皇帝庆生的喜悦。皇帝下令全国休假，召集群臣宴会，大臣向皇帝进献礼物，皇帝宴后则赏赐臣下。

当然，在这些大同里，也有些小异。如休假日期，玄宗时休假三日，日本史书对天长节初传日本后的休假日期没有明确记载，似乎仅限当日。又如节日礼物，王公以下向皇帝献金镜绶带及承露囊，唐玄宗回赠四品以上金镜、珠囊、缣彩，赐五品以下束帛；日本光仁天皇时代，则是群臣献玩好酒食，天皇给臣子赐禄、赐官。再如唐玄宗治下的士人庶民都以丝线编结承露囊，互相馈赠，村社作寿酒宴乐；而光仁天皇的普通子民是否有庆祝活动，则记载不详。

从皇帝在诞节施恩的力度看，唐尤其是玄宗朝，远超同时代的日本。天宝十四载，唐玄宗在诞节更是大手笔展示皇恩浩荡：“……属天长令节。盛德在金，爰因欢庆之辰，用申雷雨之泽，其天下见禁囚徒，有犯十恶及谋杀伪造头首罪至死者，特宜免死，配流岭南，远恶处，自余一切释放……天下百姓今载租庸，并宜放半。……江淮转输艰难……其来载水运入京宜并停。（逃户）须加安缉。……天下侍老，宜各量赐米麦。……两京文武九品以上正员，每月给俸食杂用防閤庶仆等，宜十分为率加二分……南衙九品已上并京兆府畿令等，宜共赐物两万匹，左右龙武军各赐一千匹……（唐元功臣）两军各赐物两千匹。”同时，“宜令京官五品以上正员文官，三品以上正员武官，及郎中御史，各举堪任县令一人。具名申省，委有司试择奏授。其有善恶，赏罚与举主并同”^[24]。而日本并未见类似的记载。

此外，有一些玄宗时代的诞节活动是唐朝独有的，如舞马献寿，“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各为左右，分为部，目为某家宠，某家骄。时塞外亦有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皆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25]。这是独特的大唐气象，与当时唐的雄厚国力相得益彰。

除了这些政治、经济与风俗生活的不同，在节日的国家祭祀、官方宗教活动方面，唐日也存在着可比较之处。日本史料对天长节宗教活动的记载仅仅是僧尼“转经行道”、诸国“断屠”，而唐朝的内容则丰富得多。

因为诞节最初设立的目的是希望唐玄宗千秋万岁，因此在开元二十四年（736）七月十二日，“有上封事者言月令云：‘八月，日会于寿星。祠于大社坛享之。’敕曰：‘宜令所司特置寿星坛，常以千秋节日修其祀典。’二十六日，敕寿星坛宜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著之常式”^[26]。这是将千秋节祭祀纳入了国家祀典，使诞节除了有节日欢娱之外，还增添了一丝庄重的色彩，毕竟皇帝的生日是与江山社稷联系在一起的。天宝十四载令：“五岳四渎所在山川及得道升仙灵迹之处，宜委郡县长官，至秋后各令醮祭。务从严洁，式展诚享。”^[27]

因为唐代社会宗教气氛浓厚，佛教在此时已经实现了中国化，道教崇奉的始祖老子又被奉为李唐皇室的祖先，所以，在唐代，千秋节活动中掺杂着各种宗教因素。僧侣们在寺庙为皇帝设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载：“开元二十七年（739），命天下僧道，遇国忌就龙兴寺行道散斋，千秋节祝寿就开元寺。”^[28]这一说法有些夸大，其实道士们并不去开元寺，而是在道观为皇帝行道，“凡道观三元日、千秋节日，凡修金录、明真等斋及僧寺别敕设斋，应行道官给料”^[29]。道观的名字起初也以“开元”为名，后改为“开元天宝”，因为开元二十六年（738）六月一日，“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30]，至天宝元年（742）四月八日，开元观主李昭宗奏：“本观先是清都观，敕改为开元观，属玄元降符，陛下加号。往年改额，题‘开元’文字，今日崇号，合兼天宝之名。其额望请改为‘大唐开元天宝之观’。”^[31]玄宗同意其请，于是“其天下诸州开元观，并加‘天宝’字”^[32]。换言之，开元二十六年至天宝元年的千秋节，僧道分别在开元寺、开元观为玄宗行道设斋、祈福祝寿，开元二十七年的敕文可作证明，“祠部奏，诸州县行道散斋观寺，准式，以同、华等八十一州郭下僧、尼、道士、女冠等，国忌日各就龙兴寺、观行道散斋，复请改就开元观、寺。敕旨：‘京兆、河南府宜依旧观、寺为定，唯千秋节及三元行道设斋，宜就开元观、寺’”^[33]。这段敕文更清晰地告诉我们，京兆、河南府国忌行香在龙兴寺观，千秋节及三元行道设斋地点在开元寺观，其他地方则没有这种差别，都在开元寺观。到了天宝元年后，僧道两家则分别在开元寺、开元天宝观举行玄宗诞节宗教活动。

唐后期，皇帝常在诞节召儒道佛三教论义，司马光认为这种情况起自德宗贞元十二年四月，“上生日，故事，命沙门、道士讲论于麟德殿，至是，始命以儒士参之”^[34]。当时德宗“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释三教”^[35]。文宗初即位的诞节，“召居易与僧惟澄、道士赵常盈对御讲论于麟德殿”^[36]。大和七年降诞日又召“僧徒、道士讲论于麟德殿”^[37]。关于唐代诞节三教讲论的研究甚多，如罗香林认为唐代诞节三教讲论倾向调和三教，且佛教地位逐渐攀升；张弓进一步指出唐代诞节三教论议逐渐成为程式化的诞节仪式；胡小伟认为中晚唐诞节的三教论衡，往往已流为形式甚至谐谑，佛教通俗化促进俗讲发展。任半塘也指出德宗朝诞节的三教论衡已不啻于听说书、看杂技，唐懿宗诞节时，在进行三教讲论后，还上演了科白类杂剧《三教论衡》^[38]。这些论著为我们展示了唐代诞节宗教活动的丰富内涵与生动图景。

日本虽然大量引进中国的儒家文化与中国化的佛教，但因为日本拒绝接受玄宗向日本派遣道士^[39]，所以道教并未从官方途径进入日本，自然也就不可能出现在天皇的诞节上，不但三教论衡的场面未出现在日本天长节，连儒佛论议也未见记载。神道教是日本本土的宗教，但目前尚无史料证明平安时代的天皇诞节有神道教参与，成书于10世纪初的《延喜式》，全书用五分之一的篇幅记载了日本平安时代的神祇祭祀问题，但未论及诞节。看来天长节进入日本后只与佛教发生了密切关联，光仁天皇下令僧尼每年天长节转经行道，海内诸国，此日都要断屠。而唐代诞节虽然依托佛教设斋修道，但却并未有严格的断屠钓的规定，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四记载，只有唐文宗时，尝禁屠宰，诞节燕会惟蔬食脯醢，后旋仍旧。

明治维新后，将天长节祭列入国家官祭名单，使神道教与天皇生日纪念活动发生了联系^[40]。到了20世纪，日本侵华期间曾在中国建立一些神社，并在神社纪念裕仁天皇的天长节。二战后，天长节祭被列为中祭，但不再作为官祭^[41]。

四、中日节日文化交流之反思

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皇帝的诞节不复存在。日本虽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为至今保留了天皇制度，所以天应元年（781）光仁天皇薨逝后，以皇帝诞辰为国家节日的传统却长期保留了下来，其间虽有间断，但却延续至今。这让我们感叹，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如此神奇地在邻国保存下来，也让我们看到盛唐时期中华文化对东亚文化圈国家的巨大影响力。但是，我们还必须正视历史上的伤痛，在二战期间，日本同时发动侵华、侵朝和侵略东南亚的战争，日本占领军曾在中国和朝鲜、新加坡等地庆祝日本天皇的天长节，作为宣扬武力、振奋国威和凝聚人心、激发斗志的工具，令中国有识之士深感痛心。

1932年4月29日，当驻上海日军在虹口公园庆祝天皇裕仁的天长节之际，朝鲜义士尹奉吉怀着对日本殖民朝鲜的愤慨，与中国反日爱国力量合作，制造了虹口公园爆炸案，驻华日军高级将领多人伤亡。事情发生后，日本社会反响强烈，当时上海的报道称：“巨量之炸弹同时飞来，轰隆一声，似山崩地裂，此时，天雨与泥砂齐飞。”而东京报刊评论称，“抨击暗杀之卑劣行为，并谓成致迁延停战协定表示遗憾”^[42]。这种观点是站在不分是非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立场，所提及的“迁延停战协定”，是指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双方此时处于停战谈判阶段。

回望历史，希望日本能够认真反思，重归天长节所象征的中日和平交流之路。

（作者单位：西安文理学院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注释】

[1]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2014年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科研计划项目“唐代长安与东亚宗教文化交流研究”（编号：14JZ044）阶段性成果；西安市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与东亚文化圈互动关系研究——以长安为中心”（编号：15WL06）阶段性成果。

[2]［日］青木和夫先生还历纪念会编：《日本古代の政治と文化》，东京：吉川弘文馆，1987年，第321～357页。又，日人原田淑人有《千秋节宴考》一文，收入《白鸟先生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25年出版。由于此文仅涉及千秋节宴饮及娱乐之事，与天长节关系不大，故不加引述。(https://www.xing528.com)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七年八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786页。

[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5页。

[5]《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七年八月条，第6786页。

[6]（宋）王溥：《唐会要》卷二九《节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31页。

[7]《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第222页。

[8]（清）彭定求：《全唐诗》卷一二五《王维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262页。

[9]（清）何焯撰，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卷五六，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229页。

[10]［日］菅野真道：《续日本纪》卷三三《光仁天皇纪》，东京：经济杂志社，明治三十年（1897），第588页。

[11]《续日本纪》卷三三《光仁天皇纪》，第589页。

[12]《续日本纪》卷三五《光仁天皇纪》，第631页。

[13]［日］青木和夫先生还历纪念会编：《日本古代の政治と文化》，第343页。

[14]［日］青木和夫先生还历纪念会编：《日本古代の政治と文化》，第344页。

[15]［日］菅野真道：《续日本纪》卷三十《称德天皇纪》，第528页。

[16]《续日本纪》卷三一《光仁天皇纪》，第532页。

[17]《续日本纪》卷二三、卷二四《淳仁天皇纪》，第394、401页。

[18]《续日本纪》卷二四《淳仁天皇纪》，第403页。

[19]《续日本纪》卷三六《光仁天皇纪》，第649页。

[20]［日］菅原道真：《类聚国史》卷七四《岁时五》，［日］黑板胜美《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5卷，吉川弘文馆，昭和八年（1933），第371页。

[21]［日］宫内厅：《明治天皇纪》卷一，明治元年九月条，东京：吉川弘文馆，昭和四十三年（1968），第842页。

[22]（清）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四《礼俗志一》，杭州：浙江书局，光绪二十四年（1898），第3页。

[23]《日本天长节记》，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卷五五《外交部十·外史》，上海：宝石斋，光绪二十七年（1901），第2240页。

[24]（清）董诰：《全唐文》卷二五《天长节推恩制》，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2页。

[25]（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四五《明皇杂录补遗》，北京：中华书局，1994，第45页。

[26]《唐会要》卷二二《祀风师雨师雷师及寿星等》，第496页。

[27]《全唐文》卷二五《天长节推恩制》，第292页。

[28]［日］高楠顺次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九册，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375页。

[29]（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26页。

[30]《唐会要》卷五〇《杂记》，第1029页。

[31]《唐会要》卷五〇《杂记》，第1029页。

[32]《唐会要》卷五〇《杂记》，第1029页。

[33]《唐会要》卷五〇《杂记》，第1030页。

[34]《资治通鉴》卷二三五，贞元十二年四月条，第7571页。

[35]《旧唐书》卷一三五《韦渠牟传》，第3728页。

[36]《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第4353页。

[37]《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纪下》，第552页。

[38]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中国唐代学会编《唐代研究论集》第四辑，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第83～89页；张弓：《隋唐儒释道论议与学风流变》，《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58页；任半塘：《唐戏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739～745页；胡小伟：《三教论衡与唐代俗讲》，白化文等编《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05～422页。

[39]［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3页。

[40]张大柘：《简论日本神道教祭祀的原理、构成及主要特质》，《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2期，第96页。

[41]张大柘：《简论日本神道教祭祀的原理、构成及主要特质》，《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2期，第96页。

[42]《上海日报》1932年4月30日；《日本报纸对沪凶变论调》，《盛京日报》1932年5月2日。均转引自苏智良：《中国媒体对尹奉吉义举的报道》，《当代韩国》2008年秋季号，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