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麝香产地与流向，以渤海与东亚交流为中心

胡梧挺

药材是一种具有特定产地和疗效的特殊资源，因此，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世界，药材常常作为一种贸易品流通于各地区间。就唐代东亚地区而言，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各国间就存在药材交流，而渤海国由于地处东北亚交通线的核心地带，又与唐、日本等长期交往，因此，在当时东亚药材的流通中也占有相当的地位，其与唐及日本的药材交流也见于中日史籍的记载。遗憾的是，由于史料记载的不足与研究视野的不同，国内外学界虽然对渤海国的药材问题有所涉及^[1]，并认识到渤海国在日、唐药材交流中的“中继”作用^[2]，但对渤海国与东亚诸国的药材交流及其地位、作用等情况则缺乏较为深入细致的认识与讨论。对此，笔者拟以麝香这种与渤海国有着密切关系的药材为例，深入讨论渤海国在东亚药材交流史上的作用，以就教于方家。

一、唐与新罗的麝香产地分布

麝香是麝科动物林麝、马麝、原麝等的成熟雄体香囊中的干燥分泌物^[3]。在东亚传统医学中，麝香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药材，在已知东亚最早的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即记载：“麝香，味辛，温，无毒。主辟恶气，杀鬼精物，温疟，蛊毒，痫，痉，去三虫。久服除邪，不梦寤魇寐。”^[4]可见，至迟在西汉时期^[5]，中原医家已经对麝香的药性、功用等有了基本认识^[6]。不过，当时医家对麝香的产地似乎还没有明确的认识。

此后，南朝陶弘景在其著《本草经集注》中即通过整理魏晋以来的诸名医记录（即《名医别录》），首次提及麝香的主要产地为“生中台川谷及益州、雍州山中”，并且陶氏还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南北朝时期麝香的产地情况做了一些补充：“今出随郡、义阳、晋熙诸蛮中者亚之。”^[7]所谓“中台川谷”中的“中台”应即今山西省五台山之中台（翠岩峰），“中台川谷”即指五台山的山谷地带^[8]；益州、雍州在魏晋时期的州治分别位于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和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其主要地理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四川、甘肃、陕西之一部分；南北朝时期的随郡、义阳、晋熙等郡，其治所分别位于今湖北随县、河南信阳、安徽潜山县等地。据此可知，魏晋时期麝香的主产地在今山西五台山及四川、甘肃、陕西等地。至南北朝时期，今湖北、河南两省交界地区及安徽省西南部地区作为新的麝香产地也已被当时的医家所认知。

表一　唐代麝香产地一览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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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第六版修订，此为唐太宗贞观八年（634）至贞观十二年（638）柘州地理位置。
[2]据“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第六版修订，此为唐高宗龙朔元年（661）至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唐肃宗乾元元年（758）至上元二年（761）柘州地理位置。
[3]据吴松弟编著：《两唐书地理志汇释·旧唐书地理志·地理四》“保州”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5页。

由于隋唐统一帝国的建立与政治版图的拓展，与南北朝时期相比，见于记载的唐代麝香产地分布范围要大得多（见表一）。从唐代各麝香产地的地理分布来看，以剑南道（17州）、陇右道（11州）的产麝香州为最多，其次则是河东道（6州）、山南东道（6州）、山南西道（4州）、河北道（4州）、关内道（4州）和京畿道（1州）。以现代行政区划为据，则唐代麝香产地主要分布在今四川、甘肃、陕西、山西、湖北等省，而在云南、青海、宁夏、河北、河南、辽宁、北京等地亦有分布。

由于麝香是麝科动物成熟雄体的干燥分泌物，因此，唐代麝香的产地分布也反映了当时麝科动物的地理分布情况。根据近现代动物学者的调查研究，中国境内的麝科动物主要有4种：原麝（Moschus moschiferus）、马麝（Moschus chrysogaster）、黑麝（Moschus fuscus）、喜马拉雅麝（Moschus leucogaster）^[10]。其中，黑麝和喜马拉雅麝分布在西藏自治区，而西藏在唐代属吐蕃政权管辖，不是唐朝的统治区域，因此，当时唐朝境内的麝科动物应以原麝、马麝为主。如果将唐代麝香产地与中国马麝、原麝的近现代地理分布（见表二）加以比较，可知唐代出产麝香最多的剑南道产香诸州既有马麝分布，又有原麝分布，应以这两种麝为取香来源；陇右道产香诸州及关内道灵州则是以马麝为其主要取香来源；而其余各麝香产地则以原麝为其香源。再将唐代以原麝为香源的地区与中国境内原麝亚种近现代地理分布情况（见表三）相比较可知，剑南道、关内道（除灵州外）、京畿道及山南东、西道产香诸州应是以林麝（即原麝的“西南亚种”^[11]）为香源；河东道（除虢州外）、河北道产香诸州则以东北亚种为其香源；河东道虢州则属新亚种的栖息地。综上可知，从地理分布来看，马麝和原麝是唐代麝香的主要药源动物，细绎之，则是以马麝及原麝中的林麝为其中的最大宗来源，其次则为原麝的东北亚种。

表二　马麝与原麝的近现代地理分布^[12]

表三　中国境内原麝亚种的近现代地理分布^[13]

除中国外，朝鲜半岛也是东亚的麝香产地。公元7世纪，新罗国统一了大半个朝鲜半岛，因此，当时的新罗境内也分布着一些麝香产地（见表四）。这些麝香产地主要分布于康州、朔州（即今韩国庆尚南道西北部及朝鲜江原道北部诸市、郡），在汉州、尚州等部分地域（即今韩国忠清北道所属市、郡）亦有分布。据研究，朝鲜半岛也是亚洲麝科动物的主要分布区之一，其所栖居的麝科动物主要是原麝的东北亚种（M.m.parvipes）^[14]。由此可知，新罗麝香主要是以原麝东北亚种为其取香来源的。

表四　新罗麝香产地古今地名一览^[15]

二、渤海国麝香产地的推测

关于渤海国是否出产麝香，史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现存唯一一条和麝香有关的记载，出现于日本典籍《本朝文集》中。该书卷二四引《都氏文集》卷四有都良香《谢渤海杨太使^[16]赠貂裘、麝香、暗摸靴状》一文，其中出现了“麝香”^[17]，即渤海国遣日大使杨成规^[18]曾赠送麝香给日本朝臣都良香。按此条史料作为渤海国出产麝香的孤证，尚不足以证明渤海国已经出产麝香。

不过，根据现代动物学的研究，小兴安岭及长白山一带、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朝鲜半岛北部都是原麝的重要分布区，而这些地区在唐、五代时期主要是渤海国的境域范围（见表六、七）。若仅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黑龙江、吉林等地原麝分布情况的调查为依据，则原麝在渤海国境内的分布已经遍及全部五京十五府中的十四府，而由于这些调查所进行的时期正是东北亚原麝种群数量大幅减少的时期，因此可以推测，原麝在渤海国境内的实际种群数量及分布范围应该远远超过调查进行的时期。从原麝相关亚种的分布来看（见表五），渤海国境内的原麝主要是东北亚种（M.m.parvipes）和俄罗斯远东亚种（M.m.turovi）。

由此可见，渤海国境内遍布的原麝为采制麝香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基础条件，而前述渤海遣日使杨成规的馈赠麝香之举又表明渤海人（至少在高官贵族等统治阶层中）对麝香的功效已有了解。而考古学与民族学的一些发现也为渤海国麝香的存在提供了旁证。据俄罗斯考古学家对滨海边疆区中世纪村落遗址康斯坦丁诺夫卡-Ⅰ^[19]出土的动物残骸的分析，该遗址第一发掘区下层及第二发掘区中层共出土10块麝的骨头^[20]。滨海边疆区渤海遗址中麝骨的发现，不仅表明渤海国时期该地区有原麝分布，而且当地靺鞨人猎取麝很可能是为了采取麝香。因为古代麝香的采取多采用“捕得杀取”^[21]的方法，即猎杀原麝后将成年雄体的腺囊割下，而将剩余的麝肉作为食物。这种方法直到20世纪初仍为滨海边疆区的捕麝取香人所采用，据俄国人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考察报告记载，在当地的朝鲜人即采用捕麝取香的方法，设置麝窖及套子捕杀原麝，并且将捕杀的母麝丢弃，而只保留能够采取麝香的成年公麝，割取腺囊后再将麝肉作为食物吃掉，“有一只公麝就足够他们吃的了”^[22]。另据人类学家凌纯声等于1930年对松花江下游依兰至抚远一带赫哲族生活与社会状况的调查研究，赫哲人对麝（称之为“香獐”）及麝香的药用价值都有所认识^[23]。此外，世代栖居于大兴安岭山川莽林间的鄂伦春人也将麝香作为一种急救药来使用^[24]。这些民族学的田野调查都表明，像赫哲、鄂伦春这类世居东北的民族对麝香的药用认识在其内部世代相传，那么作为渤海国的主体民族、同样世居东北的靺鞨人，理应早已了解和掌握麝香的药用价值及其采取方法。据以上诸点可以推测，当时的渤海国已经能够采制麝香，而其麝香产地应该也与唐朝的情况相似，即与原麝的分布地域基本重合。

三、唐代东亚的麝香流向与渤海国

在唐代东亚诸国中，唐、新罗、渤海均为麝香产地，然而，无论是唐朝与新罗、渤海间，还是渤海与新罗间，都不见关于麝香交流的文献记载。个中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表五　东北亚地区原麝分布现况简表^[25]

表六　渤海国原麝分布及麝香产地古今地名一览（中国及俄罗斯部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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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渤海国原麝分布及麝香产地古今地名一览（朝鲜半岛部分）^[27]

[2]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十四《地理考》，第572页。

首先，从麝科动物的种类丰富度、种群数量及分布范围上来看，新罗与渤海国境内所分布的麝科动物主要是原麝的2个亚种；与之相比，唐朝全境分布有马麝及原麝的3个亚种，种类上更为丰富。

其次，虽然麝香产地遍布渤海国十五府及新罗的四州，但由于渤海国只是唐朝羁縻之下的地方政权，新罗也处在唐朝册封体制之下，其疆域局限于朝鲜半岛，因此，二者的体量与地位较之唐朝都不可同日而语。唐朝有52个州出产麝香，无论从产地数量还是地域面积上，都远超新罗和渤海国。

最后，麝香的采取在唐宋时期难度较大，据记载：“（麝香）此物极难得真。……香有三种：第一生香，麝子……自以爪剔出之……此极难得……其次脐香，乃捕得杀取者；又其次心结香……此香干燥不可用。”^[28]可见，当时麝香作伪者很多，要获得真正第一等的生香，其难度极大；而杀麝取脐，所获得的麝香往往并不多。也正因为如此，在唐代，麝香属于名贵药材。据吐鲁番出土文书残卷《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记载，麝香的官方定价很高，以下等麝香为例，单位为一分的麝香价格就已达到了一百文，而单位为一小两的下等昆布、白芷等药材的价格却只有一文^[29]。若按照“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30]的标准计算，同等单位的麝香价格是昆布、白芷的400倍。可想而知，在这样的高采取难度下，新罗和渤海国所获麝香数量较唐朝则更为稀少。

由此可见，虽然新罗和渤海国都是东亚麝香产地，但由于其在麝科动物种类、数量、分布范围及麝香产量等方面都与唐朝相差悬殊，导致唐朝对新罗和渤海国麝香缺乏了解与需求，因此，新罗和渤海国的麝香也就没有流向唐朝的必要性。而新罗和渤海国之间，一方面由于两国都是麝香产地，另一方面则因为两国长期敌对，所以，两国间也没有相互输入麝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据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唐、新罗与渤海国之间基本没有麝香的交流。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成了唐代东亚麝香流向的主要目的地。由于日本列岛并无麝属动物分布，因此日本不产麝香。不过，根据日本正仓院文书《奉卢舍那佛种种药帐》，在光明皇太后和孝谦天皇于天平胜宝八年（756）献纳给东大寺卢舍那佛的60种药物清单中，就有“麝香卌剂，重卌二两并袋及里”^[31]的记载。据记载，东大寺的这些麝香在收藏于正仓院后，又先后经历了五次“出纳”（即拨出使用，见表八），至弘仁十三年（822）全部耗尽。其中，除八剂用于施与患病民众、六剂用于佛教的灌顶仪式外，其余二十五剂均供天皇“内里”^[32]御用。由此可见，古代日本朝廷对麝香有较大需求，而其国内又无土产麝香，因此，只能依赖从其他东亚产地输入麝香来满足需求。

表八　正仓院收藏麝香出纳使用情况简表^[33]

[4]“剂”是古代麝香的计量单位，应指“脐”而言，即雄性成年麝的腺囊。
[5]“灌顶”是佛教密宗的一种基本宗教仪式，由于在仪式过程中要用到“香水”，所以需要麝香。

除文献记载外，古代日本对外来麝香的依赖，还能透过至今仍收藏于京都东大寺正仓院的古代药物实物窥其一斑。位于今日本奈良市东大寺大佛殿西北的正仓院是一座收藏天平时代工艺珍品的宝库，其内部分为北仓、南仓和中仓，而前引《奉卢舍那佛种种药帐》中所记60种药物就收藏于正仓院的北仓中。这些药物与收藏于正仓院的其他各类宝物一样，都被后世的管理者按其收藏位置进行了编号，其中，编号“北114”的药物名为“麝香皮”，经确认为麝的性分泌囊表皮，此即天平胜宝八年献于东大寺的“麝香卌剂”的遗物。由于这些麝香早已被耗用殆尽，因此只剩下没有内容物的囊皮。根据研究，若依现代麝香价值基准判断，这些麝香囊外皮中的原有麝香当属上品，并且，其可能采取自原麝的指名亚种、林麝及马麝等麝属动物，根据这些麝香原动物的分布推测，正仓院收藏的这些麝香可能来自唐朝、渤海及新罗等国^[34]。

唐朝是日本引进麝香的重要来源地之一。日本平安时代的医药典籍《本草和名》及《医心方·诸药和名》在“麝香”药名后都标注为“唐”^[35]。按《本草和名》和《医心方·诸药和名》所收药物，如果是日本所产就在药名（汉名）后标注其日语名称（即“和名”）和日本产地；如果是从唐朝输入则在其后标注“唐”字。无独有偶，在创作于平安时代中期的文学作品《新猿乐记》中，也出现了商人“八郎真人”及其所交易的“唐物”（即唐朝所产之物）与“本朝物”（即日本所产之物）的记载，其中，麝香就被视作八郎真人买卖交易的45种“唐物”之一^[36]。另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东渡日本时所携带的香药中就有“麝香廿剂”^[37]。可以想见，这些麝香最终也随鉴真一起从唐朝到达日本。

新罗是向古代日本输出麝香的又一重要地区。天平胜宝四年（752）闰三月己巳，新罗王子金泰廉及大使金暄率七百余人的“贡调”^[38]使团抵达日本；同年六月己丑，金泰廉等一行进京觐见孝谦天皇，并进献新罗特产^[39]。这些新罗特产受到了当时日本贵族朝臣的关注，有不少人申请购买“新罗物”。据日本古文书《买新罗物解》^[40]记载，至少有五位朝臣在其申请购入的“新罗物”清单中提到了麝香（见表九）。由此可见，新罗麝香也曾输入日本，并成为日本朝贵们趋之若鹜的特产。

表九　天平胜宝四年（752）日本朝臣申请购入新罗麝香情况简表^[41]

[4]原文书缺字，根据当时麝香的计量单位及其他文书的文例，应补为“脐”或“齐”。
[5]该文书现藏于正仓院，本不属于7通《买新罗物解》文书之列，但其申购时间和内容与《买新罗物解》文书的时间范围与申购物品完全一致，故该文书也应属于《买新罗物解》文书之内。

除唐与新罗外，渤海国也是日本输入麝香的来源地。前引渤海大使杨成规曾向日本朝臣都良香赠送麝香的记载，不仅是渤海国出产麝香的现存唯一文献证据，同时也揭示出渤海国麝香东传日本的史实。学界关于这条记载是否说明渤海国存在麝香是有争议的，金毓黻即据此条史料认为渤海国已经能够采取麝香^[42]；而日本学者则认为这条史料中出现的麝香是从唐朝经由渤海人中继而进入日本的^[43]。由此可见，中外学界观点的分歧之处主要在于，杨成规所携带至日本的麝香究竟是渤海国自产还是从唐朝输入。根据前文的讨论，笔者认为，既然渤海国本身就是东亚麝香的重要产地之一，虽然由于采取难度大导致的产量小使得渤海麝香不能较大量地输入日本，但以其几乎遍及全国的麝香产地分布来看，其所产麝香作为遣日本大使馈赠日本重臣的礼物还是绰绰有余的，因此，杨成规完全可能将渤海国自产麝香赠予都良香，而非舍近求远地转赠唐朝出产的麝香。基于此，则此次渤海大使杨成规馈赠日本诗人都良香麝香一事，正是渤海国麝香东传日本的明证。

值得注意的是，杨成规赠都良香麝香一事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以杨成规为大使的渤海国遣日使团于日本清和天皇贞观十三年（872）^[44]十二月十一日在日本加贺国海岸登岸^[45]，而就在杨成规使团登陆后不久的贞观十四年正月，平安京地区即爆发大规模“咳逆”病，造成大量病患死亡。当时民间传言，这次“咳逆”病的流行是由“渤海客”带来的“异土毒气”导致的。而且，古代日本掌管占卜等事务的中央机构阴阳寮也在渤海使团到达不久就做出了“就蕃客来朝，可有不祥之征”^[46]的预测。基于这样的预测，日本方面也一改由天皇亲自接见渤海国遣日使的惯例，将已经进京的渤海使团安置于鸿胪馆，而后的一系列仪式程序（如飨送迎、赐时服、授官等）也都在鸿胪馆进行，而不再安排入宫觐见天皇^[47]。由此可见，渤海杨成规使团在抵日伊始即被日本朝野视作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在这样不利的形势下，对于渤海国大使杨成规而言，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与日本朝廷接触沟通，并尽可能展示渤海国积极正面的形象。由于日方拒绝渤海国使团觐见天皇，因此，杨成规所能接触到的只能是负责接待事务的各类日本朝臣。这其中，与之接触最多的自然是负责杨成规使团在日期间各项事宜的“掌渤海使”都良香^[48]。因此，杨成规将麝香赠给都良香，一方面是考虑到麝香作为渤海国所产的珍贵药材，同时也是日本所需；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麝香具有“辟恶气”、杀“温疟蛊毒”的功效^[49]，因此，在大疫流行的情况下，麝香的价值就更加凸显。由此可以推知，杨成规的行为颇有深意：他借赠送麝香的机会，向日本朝廷展示了渤海国的正面形象，即渤海国是出产珍贵药材的文明之国，而非充满“异土毒气”的瘴疠之乡；渤海国使团不是带来疾疫与不祥的瘟神，而是带着能够抵御疾疫的麝香而来的友好使者。可见，渤海麝香在输入日本的过程中，还发挥了化解渤、日之间的误解以增进双方友好交往的作用。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注释】

[1]国内最早在相关研究中涉及渤海国药材的是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十七《食货考》（王有立主编《中华文史丛书》五十五，台北：华文书局影印本，1969年）对渤海国出产药材的考证；张文宣《我国古靺鞨族医疗保健史的探讨》（《中华医史杂志》1984年第1期，第25～27页）也探讨了渤海国的药事管理与所产药材；魏国忠等《渤海国史》第八章第七节《科学技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87～493页）也有对渤海国医药的论述。

[2]参见［日］东野治之：《日唐间における渤海の中继贸易》，《日本历史》（438），东京：吉川弘文馆，1984年11月号，第80～85页（收入氏著《遣唐使と正仓院》，东京：岩波书店，1992年）。

[3]参见南京中医药大学编：《中药大辞典（第二版）》下册“麝香”词条，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3867页。

[4]马继兴主编：《神农本草经辑注》卷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第319页。(www.xing528.com)

[5]关于《神农本草经》的撰著时代，马继兴先生认为“约在战国时期，即公元前三至四世纪左右”（见马继兴主编《神农本草经辑注》之《〈神农本草经辑注〉说明》，第5页）；尚志钧先生则认为“该书主体内容约成于西汉”（见尚志钧《中国本草要籍考》下篇《历代本草名录·汉魏六朝本草名录》，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319页）。综合两家之说，其成书年代的下限即为西汉时期，故本文即采用此成书年代下限。

[6]关于麝香在古代东亚医学中的主要功用及其流变问题，笔者拟另文专门加以论述，故在此不赘述。

[7]（梁）陶弘景编，尚志钧、尚元胜辑校：《本草经集注》（辑校本）卷六《虫兽三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4年，第390页。

[8]关于“中台川谷”的具体地理位置，历代本草典籍均无相关考证，而据宋代典籍《本草图经》及《太平御览》的记载，“中台川谷”往往写作“中台山谷”［见（宋）苏颂编，尚志钧辑校：《本草图经》卷十三《兽禽部·麝香》，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436页；（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九八一《香部一·麝》，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4345页］，则此“中台山”很有可能就是宋代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中所记五台山之“中台山”，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四九《河东道十·代州·五台县》，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028页。

[9]本表所列唐代地名的现代大致地理位置，除脚注特别注明外，均依据以下著作中的相关地图及词条确定：（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 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2）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表中所有古今地名所对应的具体位置都依据“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第六版（CHGISV6，剑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16年12月）做了核对及订正。

[10]参见盛和林等：《中国鹿类动物》第五章《麝科》的分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11]有观点认为林麝也是中国麝科动物中的独立种，而盛和林则根据头骨结构和染色体的比对，认为林麝是原麝的一个亚种，中国麝科动物应分为4种为宜（前引书，第47页）。笔者即以此为据，故采信盛和林的研究结论。

[12]本表内容主要依据盛和林等：《中国鹿类动物》第五章《麝科》，第58、75页。

[13]本表内容主要依据盛和林等：《中国鹿类动物》第五章《麝科》，第58、59页。

[14]参见“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IUCNRedList，又译为“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网站“Moschusmoschiferus（原麝）”条目（http：//www.iucnredlist.org/details/13897/0）“地理范围（GeographicRange）”项。维基百科英文版“Siberianmuskdeer（原麝）”（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berian_musk_deer）认为朝鲜半岛也有西伯利亚亚种（M.m.moschiferus）。

[15]本表内容主要根据［朝鲜］佚名：《东国舆地志》卷三《忠清道》、卷四下《庆尚道》、卷八《咸镜道》，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三四《杂志三·地理》、卷三五《杂志四·地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维基百科日文版“忠清北道”（https：//ja.wikipedia.org/wiki/忠清北道）、“庆尚南道”（https：//ja.wikipedia.org/wiki/慶尚南道）及“江原道（北）”[https：//ja.wikipedia.org/wiki/江原道_（北）]等词条所附诸市、郡条目。

[16]即“杨大使”。

[17]《本朝文集》卷二四《都良香》，黑板胜美主编《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三十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38年，第76页。

[18]［日］酒寄雅志：《渤海と古代の日本》（东京：校仓书房，2001年，第123页）认为“渤海国杨大使”是指877年出使日本的杨中远。金毓黻先生在《渤海国志长编·食货考》 “麝香”条下认为“聘日本使杨中远曾携麝香以赠人”，并将时间定为大玄锡六年（877）；然而，在同书卷十九《丛考》中则考证杨中远聘日被拒，且当时存问诸使中并无都良香，并认为渤海大使应指日本贞观十四年（872）使日的杨成规（见《渤海国志长编》卷十九《丛考》，第973页）；孙玉良编著《渤海史料全编》第二编《日本古籍中的渤海史料》（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337页）也根据《日本三代实录》贞观十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对杨成规活动的记载与都氏《赠渤海杨太使状》文意相符，进而认为与此文相邻的《谢渤海杨太使赠貂裘、麝香、暗摸靴状》一文中“渤海杨太使”亦指杨成规。因此，“渤海杨太使”指杨成规更加符合历史事实，本文采用这种说法。

[19]该遗址位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十月区康斯坦丁诺夫卡镇东南2千米处，遗址年代据放射性碳测年分析，下层和中层为5～8世纪末，上层为12～13世纪末。参见［俄］Э.В.阿列克谢耶娃等：《中世纪村落遗址康斯坦丁诺夫卡-Ⅰ出土的动物残骸》，原载《俄罗斯远东的中世纪研究》（符拉迪沃斯托克，1994年，第37～47页），王德厚译，杨志军主编《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第四辑，哈尔滨：《北方文物》杂志社，2002年，第289～294页。

[20]［俄］Э.В.阿列克谢耶娃等：《中世纪村落遗址康斯坦丁诺夫卡-Ⅰ出土的动物残骸》表二《康斯坦丁诺夫卡-Ⅰ村落遗址建筑层出土的野生、家养哺乳动物骨头数量》，王德厚译，第291页。

[21]（宋）唐慎微撰，尚志钧等校点：《证类本草》卷十六《兽部上品》“麝香”条，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438页。

[22]［俄］弗·克·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294页。

[23]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上册，《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四，南京：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第206页。

[24]孟金福：《动物类中药在鄂伦春民间的应用》，《塔河文史资料》第三辑，1990年，第40页。

[25]本表内容来源于Colin P. Groves、王应祥、Peter Grubb：《麝属（Moschus）的分类》[Taxonomy of musk-deer，Genus Moschus（Moschidae，Mammalia）]，《兽类学报》1995年第3期，第181～197页；“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IUCN Red List）”网站“Moschus moschiferus（原麝）”条目“地理范围（Geographic Range）”项。

[26]本表内容来源于以下文献：于孝臣等：《黑龙江省原麝资源现状》，《野生动物》1997年第2期，第5～7页；杨伯然：《长白山动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1989年第2期，第57～65页；杨伯然：《长白山区的兽类资源》，《延边农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24～29页；杨伯然等：《通化地区兽类资源调查》，《长白山自然保护》1998年第1期，第16～24页；赵文双等：《辽宁省原麝资源现状及保护管理对策》，《野生动物》2001年第2期，第45、46页；“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IUCN Red List）”网站“Moschus moschiferus（原麝）”条目“地理范围（Geographic Range）”项。其中渤海国诸府州的地域范围及其古今对应关系，依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渤海》，第78、79页。

[27]本表内容主要根据［朝鲜］佚名：《东国舆地志》卷八《咸镜道》、卷九《平安道》；维基百科日文版“咸镜北道”（https：//ja.wikipedia.org/wiki/咸鏡北道）、“咸镜南道”（https：//ja.wikipedia.org/wiki/咸鏡南道）、“平安北道”（https：//ja.wikipedia.org/wiki/平安北道）、“平安南道”（https：//ja.wikipedia.org/wiki/平安南道）、“慈江道”（https：//ja.wikipedia.org/wiki/慈江道）及“両江道”（https：//ja.wikipedia.org/wiki/両江道）等词条所附诸市、郡条目。渤海国地名及地域范围根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渤海》，第78、79页。

[28]《证类本草》卷十六《兽部上品》“麝香”条，第438页。

[29]［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二一〇《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龚泽铣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11、314页。

[30]《证类本草》卷一《序例上·梁陶隐居序》，第13页。

[31]《奉卢舍那佛种种药帐》，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大日本古文书》编年之四，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40年，第172页。

[32]“内里”是古代日本平城京、平安京的宫城中天皇的私人居所，又称“御所”；下文表8中所引用的“献于内里”“进内里”是指供天皇御用之意。

[33]本表内容主要根据《正仓院御物出纳文书》（五）、《正仓院御物出纳文书》（十一）、《正仓院御物出纳文书》（十二），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大日本古文书·编年文书》二五《附录》，第15、75、92页。

[34]［日］宫内厅正仓院事务所编：《图说正仓院药物》，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0年，第39页。

[35]［日］深根辅仁：《本草和名》下卷，早稻田大学藏宽政八年（1796）刊本；［日］丹波康赖撰，高文柱校注：《医心方》卷一《诸药和名》，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36]［日］藤原明衡：《新猿乐记》，《群书类从》第六辑，东京：经济杂志社，1899年，第1001页。

[37]［日］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7页。

[38]“贡调”本意是指古代日本律令制下规定的国内各地（“国”）每年定期要向京城输送庸、调等赋税，这里用来指称新罗国的遣日使团，将新罗的外交行为视为下属地方对中央朝廷的“贡调”，这是日本史书有意矮化新罗，以凸显日本的地位。

[39]《续日本纪》卷十八，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四年闰三月己巳、六月己丑，黑板胜美编：《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普及版），东京：吉川弘文馆，1968年，第213、214页。

[40]《买新罗物解》是指天平胜宝四年六月，日本贵族申请购入来朝的新罗使节带来的种种物品的文书。这些文书共有7通，原本贴在正仓院收藏的鸟毛立女屏风下面，后由加贺藩主前田家族收藏，现藏东京前田育德会。

[41]本表内容依据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大日本古文书》编年之三，第579、580页；《大日本古文书·编年文书》二五，第45、49～52页。

[42]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十七《食货考》，第767、768页。

[43]参见［日］东野治之：《日唐间における渤海の中继贸易》，《日本历史》1984年11月号，第80～85页；［日］铃木靖民：《渤海の遠距離交易と荷担者》，《アジア遊学》第6号，东京：勉诚出版，1999年，第107页。

[44]日本贞观十三年通常对应的公历年份是871年，但由于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初一对应的公历日期为872年1月14日，所以，本文在贞观十三年十二月以后的日期，将对应公历纪年写作872年。

[45]《日本三代实录》卷二十，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壬子，［日］黑板胜美编《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普及版），东京：吉川弘文馆，1971年，第301页。

[46]《日本三代实录》卷二一，贞观十四年五月十九日戊子，第308页。

[47]《日本三代实录》卷二一，贞观十四年五月十九日戊子，第308页。

[48]《日本三代实录》卷二一，贞观十四年四月十六日乙卯，第306页。按“都良香”，原名“都言道”。贞观十四年五月七日，他因受命为“掌渤海客使”，出于“若非佳令，何以示远人”的考虑，特向朝廷申请改名为“良香”，并得到批准。参见《日本三代实录》卷二一，贞观十四年五月七日丙子，第306页。

[49]《证类本草》卷十六《兽部上品·麝香》，第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