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容
奉诏应制是唐代文馆学士的基本职能之一，也是其主要文学活动形态。长期以来，学界将学士纳入“宫体文学”“御用文人”的研究范畴。故在围绕“宫体”构建的文学话语体系中，帝王成为文学活动的中心，学士往往被视为附庸，其主体性亦多被忽视。盛唐文馆学士基本由进士出身的高级文官兼任，突出其主体性身份，把学士文当作一种文学形态去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认识当时的文学生态环境和文学发展规律。有鉴于此，本文以玄宗朝文馆学士张说为主要考察对象，对盛唐文馆学士的碑志文创作进行考察与批评。
盛唐时期设立的文馆主要有弘文、崇文、崇贤馆及集贤院、翰林院等，其时供职的学士如张说、苏颋、李乂、张九龄、裴光庭、贺知章、李邕、李林甫、崔沔、萧颖士、孙逖、包融、徐坚、徐浩、韦述、赵冬曦、陆坚、徐安贞等常奉诏制文，“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文书诏令，则中书舍人掌之……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2]。学界论及其创作时，多批评其御用性的应时制景、粉饰太平，以及由此产生的阿谀媚时等体征。对于文馆学士而言，颂美王政和帝德是其职责，如史传载张说“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3]，“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4]。对于碑志文而言，颂美更是其根本功能，刘熙在论述碑志的起源时就说：“碑者，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谓之碑也。”[5]蔡邕《铭论》于此也多有说明。可见学士碑文的颂美时政与其品藻德行并无必然关系，因此不能单从文学角度评判之。结合政治考量看，学士碑文的颂美并不仅仅是对于帝王个人的赞颂，更重要的是通过颂美来传播意识形态，发起舆论造势，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力度，提升全社会对帝唐国家政治的认同感与参与度，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构建功能和政治宣教精神，故不宜简单以粉饰太平、阿谀媚时等词汇进行评判。
按照历史规律，帝王在夺取政权后，都会进行文化建设，借以展现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具体包括王朝建立的顺时性、权力继承的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先进性。以玄宗朝为例，开元之前，从高祖晋阳起兵到太宗玄武门之变，再到武后、韦氏、太平公主，至玄宗，无一不是通过政变方式执掌政权，不具有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政治背景。自然，一个充满着阴谋变数、权力之争的政权也难以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实现长治久安。伴随着开元盛世的到来，李唐皇室日益巩固发展，自然要对自身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加强建设，追求“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6]，早日完成盛世意识形态的构建，加强政治宣教。这必须依靠文士来完成。文士是帝王的喉舌，是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其有义务、责任和能力协助君主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发展文教政治，借以维护长治久安，而碑志就是一种重要的建设方式。
查看玄宗时期的碑志文可知，在描述帝唐政权时，学士多从中国历史中寻找依据，附会以儒学的天人感应等，歌颂帝唐政权的君权神授、有序继承，借以宣传“圣皇在上，于昭于天。唐虽旧邦，其命维新”[7]的思想，比如提及君主，多以神武、英明、圣主等词形容，“及盛唐纂历，天下文明……神皇临驭区宇”[8]，“神皇玉册受天，金坛拜洛，顿纲而鹤书下，辟门而群龙至”[9]，“有唐神龙元年龙集丁巳，应天神龙皇帝出乎震御乎乾也”[10]。身为学士群体的领军人物，张说《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公姚文贞公神道碑奉敕撰》宣称：“画为九州，禹也，尧享鸿名；播时百谷，弃也，舜称至德。由此言之，知人则哲，非贤罔乂，致君尧舜，何代无人？”[11]以儒家积极入世思想激励士人参与帝唐国政建设，张九龄也声称：“致君尧舜，齐衡管乐，行之在我，何必古人。”[12]唐玄宗《忠宪公裴光庭碑》及张九龄《忠献公裴公碑铭并序》、韦述《韦济墓志铭并序》、贺知章《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封公祯墓志铭并序》等碑文，都充斥着此类描写。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追根溯源，为唐王朝的建立提供历史语境，通过马政之繁荣突显帝唐开国以来的文治武功：
秦并一海内，六万骑之国马尽归之帝家，则周制陋矣。汉孝武当文、景俭约之积，雄卫、霍张皇之势，勒兵塞上，厩马有四十万匹。及东汉、魏、晋，国马陵夷，不可复逮武帝时矣。后魏以胡马入洛。蹴蹋千里，军阵之容虽壮，和銮之仪亦阙。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鸠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奕代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始闻也。[13]
我国家儒教浃宇，文思戾天，伸吏曹以追尊，建礼官而崇祀，侯褒圣于人爵，尸奠享于国庠。是用大起学流，锡类孝行，敦悦施于万国，光覆弥于允宗。[14]
可见盛唐君臣在治统延续方面有着普遍共识，其上追天命，中期尧舜，下俯周秦，以儒家仁政思想为旨，这就进一步确立了文德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也确立了政治宣教的根本目的。而通过碑志作品开展这种政治宣教，是非常有效的形式之一，因为碑志载体坚固、流传不朽、受众面广，特别是著名文人的碑志作品，传播更广，影响更大。文馆学士是当时的精英文学群体，利用其文学才华和政治感怀，构建和传播意识形态，加强政治宣教，促进国家建设，正是开元朝推行文治国策的精髓所在。所以说学士碑文不能单从文学角度理解，必须看到其文学性是服务于政治性的。如张说、苏颋的碑志文辞采华美，情感强烈，但在这些藻饰精美的字眼之下，大部分篇章都隐含着一个基本逻辑，即通过歌咏帝王的丰功伟业来显示其法统政治的合法性，宣扬儒家思想，激发广大士人的现实责任感和使命认识，具有明显的政治宣教精神。如张说《中书令逍遥公墓志铭》：“圣朝知其周慎忠肃，简易循良，是以绸缪两禁，重叠千里。……明主封立帝之谋，表高臣之志也。”[15]《右羽林大将军王公神道碑奉敕撰》：“夫事君效命之谓忠，杀敌荣亲之谓勇，干星袭月之谓气，逐日拔山之谓力，有一于此，名犹盖代，矧兼其四，人何间焉。”认为帝唐“圣主推仁恕于天下，悬大信于后人，爱欲其生……谋臣饮恩于望表，猛将感德于事外，然后任人之固，众可知也。”[16]
这种碑文尽管充满强烈的政治宣教精神，但合乎时代发展要求，文风刚健雄浑、昂扬奋发，在政治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巧妙的统一，因而颇受推崇，为作者本人赢得良好的声誉。《新唐书·李邕传》载“峤为内史，与监察御史张廷珪荐邕文高气方直”，“邕之文，于碑颂是所长，人奉金帛请其文，前后所受钜万计。邕虽诎不进，而文名天下，时称李北海”[17]。而张说更因擅长碑文步步高升，以致“深谋密画，竟清内难，遂为开元宗臣。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为文俊丽，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笔，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词人，咸讽诵之”[18]。以张说为代表的学士群体，讴歌盛世之治，展现时代美好图景，将大一统政权的繁盛风貌以历史的方式载之碑志，立此存照，以期传之后世，宣教永远。这对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和士民家国情怀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张说等人在纵横笔墨、铺陈丽藻的时候，坚持儒学原则，弘扬道统精神，从文人视野入手，将综论经国之大业与孜孜文句之技巧巧妙融合，文质彬彬，尽善尽美。《旧唐书·张说传》载其“为文俊丽……尤长于碑文、墓志，当代无能及者。……喜延纳后进，善用己长，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当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19]。这种对文学的定位自然影响到其创作，特别是碑志文。
因为偏重于政治宣教，学士碑文创作不可避免地会沾上铭功颂美意味。这是学士应时制景性文章创作的必然特征，与其个人品德并无多大关联，甚至与帝王的贤能与否也无多大关系。毕竟颂美不是其落脚点，通过颂美而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宣扬政治理想、加强文治教化，实现国泰民安，为创建千年一遇的开元盛世服务才是其最终目的。如果君臣不践行于此，文士们就会风之动之、讽诵劝谏。苏颋《唐长安西明寺塔碑》写西明寺的修建，行文一开始不谈佛法，却强调帝唐政权奉行天道之治，其强盛势在必行：“赫矣帝唐，发于天光，鸿勋铺亿载，盛业冠三代，钦明濬哲，以至高宗天皇，绍元命而导要道也。”[20]张说《唐西台舍人赠泗州刺史徐府君神道碑》赞颂墓主投身国家建设：“奋明哲之姿，当高宗之盛，天保大定，俊乂用章，而光耀天台，云飞纶阁。文敏以畅机务，稽古以析嫌疑，礼乐政刑，择三代之令典，典谟训诰，有唐虞之遗风。”[21]徐坚《唐故右骁卫大将军上柱国金河郡开国公裴公墓志铭》写墓主：“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力，乃率宾边土，辞弃乡闾，图东南而归圣朝。……参委诸军，建非常之功，怀赤心而冒白刃，深践戎马之地。”[22]通过赞扬墓主的才性品节和施政之功，倡明为官为臣之表率。类似的描写在张九龄《泾州刺史牛公碑铭并序》《赠太子少保东海徐文公神道碑铭并序》、韦述《韦济墓志铭并序》、李华《杭州开元寺新塔碑》等作品中层出不穷，可见文士坚持自身政治理念的统一性和普遍性。
二、学士碑文的模式化体征
长期以来，碑志文形成了固定的体例，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云：“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23]以史为据是碑志文的基本要求，写法上则“标序盛德”，“昭纪鸿懿”，即对人物的纪功彰美。唐代碑文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要求，其多政治颂美之辞，对墓主纪功彰美，以迎合备极哀荣的殡葬需要。而学士们入主台阁，其居庙堂之高，身份重要、官职显赫，常参与军国大事的谋划，内心的自豪和优越感长期积淀，其碑文也大都应诏而作，用于殡葬礼仪等重要场合，是为纪念朝廷重臣，体现抚恤之意。而殡葬礼仪本身的特殊性必然影响文学活动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因此学士的行文风格，也必须与之匹配，追求庄严郑重、典雅恢宏的仪式性需求。故长此以往，学士碑文就形成一种雍容和雅、宏阔高远的台阁气象。如张说《故括州刺史赠工部尚书冯公神道碑》：“金之为宝，百炼而惟精；玉之称德，久幽而不昧。圣人美焉，君子比焉。可铄也，不可夺其刚；可毁也，不可污其洁。伟哉冯公，秉斯操矣。”[24]《赠太尉裴公神道碑》：“星辰悬象，所以殷时布气，然而行不言之道者，天也；文武用才，所以勤官定国，然而致无为之理者，帝也。当高宗之休运，任名世之良臣，清九流而辟四海，代天工而张帝德，历选前哲，岂多乎哉！”[25]开头都通过例行的议论说理，铺陈罗列，颂扬墓主的品阶政绩，奠定行文感情基调。这种严谨庄重、平稳和雅的抒写，和墓主所享盛大隆重的葬仪相符合，时、地、人协调统一，呈现出明显的礼制之文色彩。其余李乂《幽州刺史崔公群墓志铭并序》、贺知章《大唐故中散大夫尚书比部郎中郑公墓志铭》及徐浩《唐故赠工部尚书张公墓志铭并序》等，也往往在文章开头，通过一番政治性的叙说议论，张扬情感，宣教育化，条理毕现，台阁风范日益积累，这就形成学士碑文写作的典型模式性体征。
这种体征首先表现为通过时代生活场景的描写，赞颂明君圣主、贤臣良将，表达作家的人生豪情和乐观心理。如张说《唐陈州龙兴寺碑》、苏颋《赠礼部尚书褚公神道碑》、李乂《大唐大慈恩寺法师基公碑》、贺知章《唐故银青光禄大夫封公祯墓志铭并序》及张九龄《正平忠献公裴公碑铭并序》等，或以大量篇幅描写庙宇的建筑精美、装饰壮丽，或浓墨重彩显耀墓主的忠勇报国、人生得意，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帝唐盛世生活美景的描摹与赞颂。其次表现为对时代政治人物，特别是墓主经历贡献、才性功绩的描绘，有着强烈的美化倾向，甚至是夸大其词，如张说《右羽林大将军王公神道碑奉敕撰》写墓主才艺高强、威猛过人：“公威声发于雷泉，武毅标于峒岭，小头锐上，猿臂虬须，龙剑摧百胜之锋，蛇矛得万人之敌。拔自行阵，果有吕蒙之才；拜于坛场，不爽韩信之用。”[26]苏颋《御史大夫赠右丞相程行谋神道碑》赞扬墓主文韬武略：“公神灵特应，金火殊发。……拉二竖于威弧之张；神羊既立，挫三思于止戈之武。固亦霜驱隼劲，露落鹏摧。”[27]《右仆射太子少师唐璿神道碑》叙写墓主军功：“公训钲镯完甲兵以御之。虏见积尸之凶，我悬斩级之赏，遁则忘草，在而蒙棘，他他籍籍，不可胜云。”[28]凡斯种种，写人记事充满传奇色彩。再次体现在祥瑞描写的兴盛，凡称颂人事必附会祥瑞。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祥瑞一直都是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工具，“古今圣王不绝，则其符瑞亦应累属”[29]。而盛唐学士碑志，更热衷于描写祥瑞，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如张说《大通禅师碑》《赠户部尚书河东公杨君神道碑铭》《崔公神道碑》、苏颋《唐河南龙门天竺寺碑》《凉国长公主神道碑》、李乂《大唐大慈恩寺法师基公碑》、徐峤《大唐故金仙长公主神道碑铭并序》及王利贞《郭君墓志》等，将自然界的各种神秘现象与人事政治联系在一起，以祥瑞再现、扑朔迷离、神奇浪漫之情景描写，为和墓主相关的人事活动寻找文化渊源和自然支撑，服务于殡葬礼仪。
学士碑文写作中，文学叙事必须与礼仪程序相结合，与墓主的功德政绩相吻合。即使其一生平庸，碑文叙写也要铺陈排比，罗列繁缛，而不能寒酸晦涩，吝于赞美。辞采用语、感情基调也必须与宏大庄重的氛围保持一致，可以骈俪藻饰，尽情颂扬，而不能失之轻佻、敷衍了事。所以学士碑文的体式特征与礼仪环境及写作对象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就文体形态而言，学士碑文多以骈俪体写就，追求庄重整肃、平稳典丽的美学风格，宏大繁富，篇幅甚巨。如张说、苏颋的碑志文，一般都在两千多字，张说碑文《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等，更是多达三千多字。典型的如张说《拨川郡王碑奉敕撰》，以大段的篇幅描写墓主论弓仁的从军生涯，重点叙述其抵抗侵略、镇压叛乱方面的战功：
公洗兵诺真之水，刷马草心之山，以为外斥，而版徒安堵、郑卿之和默啜也，公授馆李陵之台，致饔光禄之塞，以为内侯，而宾至如归。九姓之乱单于也，公四月度碛，过白柽林，收火拔部帐，纳多真种落，弥川满野，怀惠忘亡，漠南诸军，韪其计也；降户之叛河曲也，公千骑奋击，万虏奔走，戡翦略定，师旅方旋，而延、陁、跌复相啸聚，上军败于青刚岭，元帅没于赤柳涧，公越自新堡，奔命冠场，赢粮之徒，不满五百，凶丑四合，众寡万倍，公杀牛为垒，啖寇为饷，决命再宿，冲溃重围，连兵蹑踵，千里转战，合薛讷于河外，反知运于寇手：朔方诸军，壮其战矣！……信皇威之所加，亦武臣之力也。[30]
这篇文章作于开元十一年，是为纪念左骁卫大将军、拨川郡王论弓仁而作。关于论弓仁，史书的真正记载只有区区二百字，关于其作战的描写也只有“以兵出诺真水、草心山为逻卫。……战赤柳涧”[31]寥寥几句，而张说碑文却用了将近两千字表现其一生，仅仅作战场面就用了近五百字。总而言之，墓主本身的显赫地位、巍巍功德与葬礼本身的隆重性，特别是与张说本人的文采相结合，产生了这样一篇气象宏大、格调庄重、用词典丽、铺叙繁缛而层次井然的碑志佳作。
《新唐书·张说传》云：“（张）说敦气节，立然许，喜推藉后进，于君臣朋友大义甚笃。帝在东宫，所与秘谋密计甚众，后卒为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辞，有所为必使视草。善用人之长，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泽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经术，开馆置学士，修太宗之政，皆说倡之。”[32]当时的学士如贺知章、张九龄、孙逖、王翰、王湾、徐坚、李泌、房琯、韦述、赵冬曦、刘宴、孟浩然、许景先、裴漼、徐浩、常敬忠、王丘、齐漧等，都出自张说门下。他们以张说为中心，崇其人，师其文，以共同的写作准则和理念进行文学创作，形成强大的创作队伍，最终迎来学士碑志文的繁荣，如苏颋《唐长安西明寺塔碑》、张九龄《忠献公裴公碑铭并序》《泾州刺史牛公碑铭并序》《赠太子少保东海徐文公神道碑铭并序》、李华《杭州开元寺新塔碑》、贺知章《大唐故中散大夫尚书比部郎中郑公墓志铭》、李白《天长节度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并序》、阎伯玙《大唐故中散大夫崔府君湛墓志铭》及王浰《唐故开府扬州大都督杨府君志廉墓志铭》等，都是此类充满程式化体征的碑志作品。
当然，这类作品最被诟病的是思想内容华而不实，“谀墓”明显，形式上四平八稳、条例固定，行文按部就班，模式呆板僵化。从纯文学的角度而言，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如果能进一步理解学士碑文的应制特征和宣教精神，会发现这样的行文方式蕴含着很高的政治智慧和文学素养。《周礼·春官·大宗伯》云：“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丧礼哀死亡，以荒礼哀凶札，以吊礼哀祸灾，以襘礼哀围败，以恤礼哀寇乱。”[33]丧葬是人之大事，而礼法就是其中重要的规范之一。历代正史中的“志”部分，《礼仪志》往往被放于最重要的位置，其叙述也最为繁琐，这都显示出“礼”在封建王朝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学士以文辞颂美的方式介入礼法活动的前提就是政治正确，而确保政治正确的最佳方式就是依据现实需要寻求传统机制，使得文学描写与国家政治礼仪法治活动相吻合。所以学士此类应制碑文的叙述，不但体现出忠诚，还传达出自己的情志，也展现出责任和使命，在政治和文学两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水准[34]。
三、学士碑文的革新化倾向
伴随着开元盛世的到来，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影响到文学的发展，最典型的是对于碑志文体功能的认识。碑志文体用于殡葬礼俗，以“追述君父之功美”为准，但玄宗时期，人们对于碑志的认识日趋深化，张九龄《请东北将吏刊石纪功德状》云：
伏以成功不宰，君人所以为量；有美不宣，臣子所以成罪。臣虽蒙瞽，安敢无言？既预闻始谋，又幸见成事，岂可使天功虚往，而日用不知？竹帛相传，复纪何事？请具状宣付史馆，垂示将来，仍请将吏等刊石勒颂，以纪功德。[35]
在张九龄看来，借碑志以记事铭功，更易颂扬王权、流传不朽，起着显扬美政、威加海内、垂示将来的作用，于帝国统治大有裨益。这就强化了碑志文的政治宣教精神，导致学士碑文承担起帝唐意识形态构建的功能，台阁体式日益突出，也影响到碑文写作的铭功颂美和阿谀不实倾向，所谓“辞采增华，篇幅增长”[36]，思想内容方面多充斥浮泛空洞的政治说教。事实上，这种倾向在初唐学士碑文中就已显现，“唐兴，文士半为陈隋之遗彦，沿徐庾之旧体。太宗本好轻艳之文，首用瀛洲学士，参与密勿，纶浩之言，咸用俪偶。尔后凤池专出纳之司，翰苑掌文章之柄，率以华缛典赡为高”[37]。殆至盛唐，更为华靡虚美、绮艳淫丽。有鉴于此，学士对碑文写作展开了革新。
学士倡导碑文创作的改革，具体表现为追求清新刚健、质朴实用的写作精神，反对矫揉造作的形式主义文风，这就明确了革新的思想观念。张说《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强调文章写作要“吟咏性情，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38]，在《大唐新语》卷八中借评说诸家之文，提倡文风的“济时适用”“雅有典则”[39]，在《洛州张司马集序》中又提倡“逸势孤标，奇情新拔……天然壮丽”[40]，呼唤“风雅”精神，表达对清新自然、刚健有为、恢宏壮丽、雄浑博大美学风格的欣赏与追求。而在《与营州都督弟书》中，针对碑志文的创作，张说指出：“骨肉世疏，居止地阔，宗族名迹，不能备知。读厌次府君状，已具历官，未书性习。夫五常之性，出于五行，禀气所钟，必有偏厚，则仁义礼智信，为品不同；六艺九流，习科各异。若以稷禼之事，赞于巢、由；孙、吴之术，铭于游、夏；必将神人于悒，未以为允。今之撰录，盖欲推美实行，崇识素心，先德台神于知我，后生想望于见意。说为他人称述，尚不敢苟，况于族尊行哉？”[41]表明自己对碑志传状文叙写不实、浮美妄赞的不良写作倾向的反对。在《与魏安洲书》中，又重申这一看法，强调碑志文创作的史笔性实录精神：
所堪碑记，比重奉来旨，力为牵缀，亦不敢假称虚善，附丽其迹。虽意简野，文朴陋，不足媚于众眼，然敢实录，除楦酿，亦无愧于达旨。[42]
此外，身为朝廷大手笔之一的苏颋，在《司农卿刘公神道碑》《刑部尚书韦抗神道碑》《奉和圣制答张说出雀鼠谷》中，也追求提倡文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追求“作颂音传雅，观文色动台”[43]，批文相质，倡导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雅颂之声。其他学士如李华、孙逖、萧颖士、崔沔等，也对张说、苏颋的文风改革做了积极回应。既然开元群臣都反对淫丽虚浮的文风，具有政治身份、掌握文坛发展方向的学士们必然要在观念和实践上付诸实施，正如杜确《岑嘉州诗序》：“自古文体，易变多矣。……圣唐受命，斫雕为朴。开元之际，王纲复举，浅薄之风，兹焉渐革。其时作者，凡十数辈。颇能以雅参丽，以古杂今，彬彬然，粲粲然，近建安之遗范矣。”[44]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改革在张说、苏颋之前的吴少微、富嘉谟时代就已开始，《旧唐书》：“富嘉谟，雍州武功人，举进士，长安中，累转晋阳尉，与新安吴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词最高雅，作者推重。”[45]《新唐书》：“天下文章尚徐、庾，浮俚不竞，独嘉谟、少微本经求，雅厚雄迈，人争慕之，号‘吴富体’。”[46]开元初期，富、吴二人作碑文力求摆脱徐、庾骈俪文体的流弊，以经典为本，追求高雅雄迈之风，在文体上已呈现出创新倾向。张说与徐坚曾将“富吴体”与其他学士之文进行比较，其云：
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浓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也，若施于廊庙，骇矣！阎朝隐如丽服靓妆，燕歌赵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47]
可见“富吴体”与当时文坛盛行的绮艳流丽的形式主义文风不同，更多体现出一种雄浑壮丽、刚健厚朴的风貌。唐代出土墓志中有一篇富、吴共同撰写的《崔公墓志》，这一墓志是了解“富吴体”弥足珍贵的文史资料。从文本来看，其行文一改六朝徐、庾的华艳夸饰，叙事写人典重而质实[48]，句式已趋散化，字数长短不一、灵活生动，语言清新质朴，在创作倾向上体现出刚健有力、雄健豪壮的审美追求，这也是“富吴体”的典型特征。可见在初盛唐之交的这一阶段，文体的变革创新并非孤立、个别的现象，而是一个系统渐进的过程，这其中既有时代风气的影响，又有文体自身流变的作用。富、吴之后，文体改革的重担就落在了张说和苏颋身上。
考察开元时期的学士碑文可以发现，以张说、苏颋为代表的学士群体，在创作碑文时，以文体革新为基准，突破传统写作模式，把隶事用典与行文的遣词造句、声韵偶对、谋篇布局、意旨表达等结合，追求情感气势的博大刚健、质朴清新，最终创作出符合墓主身份地位的佳作。在遣词用语、环境描写、细节刻画、人物塑造方面都使得本属于传统应用性公文的碑志文更多具有文学美文的特质，革新色彩明显。如苏颋《高安长公主神道碑》写景致“落月过半，秋阳浸微。清节凝兮朔风断，丹旒列兮秋云飞。望槐里而西驰，去荻园而北顾。视牵牛兮像设，过饮龙兮径度”[49]，《凉国长公主神道碑》写公主“清扬神洁，妙指心闲，犹白雪之词，冥通则应，类青溪之曲”[50]等，诗情翩翩，辞采优美。其他如张说《广州都督岭南按察五府经略使宋公遗爱碑颂》《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周故通道馆学士张府君墓志铭》及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铭》《著作郎赠秘书少监权君墓表》等，也具有这方面的特色。
这种革新反映在文体形态上，便是骈体与散体的发展方向。自初唐起，碑志就沿袭传统，和制书、诏令等官方文告一样，以骈俪体写就。《旧唐书·文苑中》载“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51]，以致“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加以为文者竞相文饰，使文章之道，多见虚浮华靡，气格不振”[52]。随着时代发展，骈俪体碑文在写人记事上的局限日益明显，散体古文的勃兴锐不可当。于是学士们在碑文创作中逐渐摒弃骈俪体的丽辞藻饰、隶事偶对，以散句行文，多骈散结合，更显记人写事的清新流畅、生动形象，体现出明显的秦汉古文特色，这说明碑志文散体化的趋势日渐明朗。张说的不少碑文便以散体写作，如《周故通道馆学士张府君墓志铭》写墓主：
再看李华《元鲁山墓碣铭并序》：
及应府贡，如京师，不忍离亲，躬负安舆，往复千里。以才行第一，进士登科。丁艰，声动于心。既过苴枲，刺血画佛像写经，以不赀之身，申罔极之报，食无盐酪，居无爪翦者三年。[54]
写军功，写政绩，骈句散句互相结合，或全用散句，尽显明白晓畅而质朴无华。诸如此类，在唐人碑志文中比比皆是，如张九龄《故辰州泸溪令赵公碣铭并序》、王光庭《兖州都督薛君儆墓志铭》、李华《韩国公张仁愿庙碑铭并序》、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及梁肃《越州长史李公墓志铭》等，都去除骈俪体四六对句、丽藻用典之束缚，更显自由流畅、清新优美，这种效果是传统骈俪体碑文难以比拟的。
张说、苏颋等学士将文体改革与文学发展潮流、现实政治需要结合起来，将士人个体的奋斗成才与王朝的前进结合在一起，追求碑志文创作由狭窄的宫廷视野转向博大壮阔的整个现实世界，由抒发个人遭遇的悲情走向歌唱豪迈乐观、昂扬奋发的人生理想和时代政治生活，由应时制景的模式化写作转向佐佑王化、激荡时势、振奋士心的抒情言志式写作。这种文体革新精神具备更为深刻的思想力度和时代感知，引领着盛唐文人审美意识的转变和时代文风发展方向，最终迎来学士文学的繁荣和文体改革的胜利。正如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云：“唐代文章，莫盛于开元天宝。而开风气之先，成一王之法，则有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以辅相之重，擅述作之材，佐佑王化，粉泽典章，骈称燕许。而张说诗兼李杜王孟之长，文开唐代小说之局，雄辞逸气，耸动群听；郁郁之文，于是乎在！”[55]
综上所述，盛唐文馆学士文章创作普遍具有政治考量因素。因为服务于帝唐政权建设，学士碑文偏重于意识形态构建和政治宣教，不免形成一些铭功颂美、雍容和雅的程式化特征，而这最终也导致其在思想内容、体式形态等方面的革新。学士碑文在实现政治与文学的融合方面，具有较高的水准。深入研究学士碑文的发展、嬗变与革新，有助于我们把握整个唐代文学的演进规律，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文体学的整体研究也有着启迪意义。
（作者单位：东莞理工学院中文系）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学制度研究”（编号：17ZDA238）阶段性成果。
[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778页。
[3]何正平：《大唐新语译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九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57页。
[5]（东汉）刘熙：《释名》，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6]（唐）张说：《中宗上官昭容集序》，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卷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318页。
[7]（唐）张说：《唐陈州龙兴寺碑》，《张说集校注》卷十九，第950页。
[8]（唐）范履冰：《大唐韦府君仁约墓志铭》，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9]（唐）张说：《大唐中散大夫行淄州司马郑府君神道碑》，《张说集校注》卷十八，第908页。(www.xing528.com)
[10]（清）董诰：《全唐文》卷二五七苏颋《陕州龙兴寺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98页。
[11]《张说集校注》卷十四，第742页。
[12]《全唐文》卷一八徐浩《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第952页。
[13]《张说集校注》卷十二，第623页。
[14]《全唐文》卷二六三，第2666页。
[15]《张说集校注》卷二十二，第1055、1056页。
[16]《张说集校注》卷十七，第840页。
[17]《新唐书》卷二〇二《文艺上》，第5757页。
[18]《旧唐书》卷九七，第3057页。
[19]《旧唐书》卷九七，第3057页。
[20]《旧唐书》卷九七，第3057页。
[21]《张说集校注》卷十八，第898页。
[22]《全唐文》卷二七二，第2767页。
[23]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14页。
[24]《张说集校注》卷二十五，第1229页。
[25]《张说集校注》卷十四，第719、720页。
[26]《张说集校注》卷十七，第840页。
[27]《全唐文》卷二五八，第2614、2615页。
[28]《全唐文》卷二五七，第2606页。
[29]黄晖：《论衡校释》卷二〇《须颂》，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56页。
[30]《张说集校注》卷十七，第840页。
[31]《新唐书》卷一一〇，第4126页。
[32]《新唐书》卷一二五，第4410页。
[33]徐正英：《周礼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03页。
[34]梁尔涛：《唐初文馆学士诗歌平议》，《郑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109～113页。
[35]《全唐文》卷二八八，第2929页。
[36]刘师培：《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72页。
[37]谢无量：《骈文指南》，《谢无量文集》第七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3页。
[38]《张说集校注》卷二十五，第1196页。
[39]（唐）刘肃：《大唐新语》卷八《文章》，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0页。
[40]《张说集校注》卷二十八，第1329页。
[41]《张说集校注》卷三十，第1429页。
[42]《张说集校注》卷三十，第1427、1428页。
[43]（清）彭定求：《全唐诗》卷七四苏颋《奉和圣制答张说出雀鼠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807页。
[44]（唐）岑参撰，廖立笺注：《岑嘉州诗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页。
[45]《旧唐书》卷一九〇《文苑中》，第5013页。
[46]《新唐书》卷二〇二《文艺中》，第5752页。
[47]《新唐书》卷二〇一《文艺上》，第5743页。
[48]戴伟华：《出土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唐代文学研究丛稿》，台北：学生书局，1999年，第4页。
[49]《全唐文》卷二五七，第2608、2609页。
[50]《全唐文》卷二五八，第2614页。
[51]《旧唐书》卷一九〇，第5013页。
[52]（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八，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53]《张说集校注》卷二十，第1001页。
[54]《全唐文》卷三二〇，第3249页。
[55]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第四编，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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