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玉
閤门是古代宫廷中的内门，进入閤门即进入内廷，因此十分重要，设置有专门机构即閤门司进行管理。有关唐宋时期的这一问题，学术界研究不多，唐代部分的内容，只对閤门使偶有涉及[2]，连同论述及所引史料总共不过三四百字；宋代部分倒是有数篇文章，但是未尽之处亦不少[3]，故有必要继续深入讨论。本文主要论述唐宋时期閤门与閤门司，兼论五代、辽、金时期这一制度的变化情况，以期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整个情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认知。
一、关于唐代閤门司的几个问题
这里仅就唐代閤门司研究中未尽之处谈几点意见。
首先，唐代宫中之閤门设置并非仅限于大明宫。目前凡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述，均提到大明宫之閤门，对其他诸宫是否有此门之置没有论及。史载：太极宫承天门，“其北曰太极门，其内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焉。盖古之中朝也。隋曰大兴门、大兴殿。炀帝改曰虔福门，贞观八年改曰太极门。武德元年改曰太极殿。有东上、西上二閤门，东、西廊，左延明、右延明二门”[4]。可知太极宫亦有东上、西上閤门，进入閤门，通过两仪门，便可到达举行内朝朝会的两仪殿。众所周知，太极宫乃隋代大兴宫的改称，故这两处宫门早已存在，韦述《两京新记》亦曰：“太极殿旁东上阁、西上阁门，东、西廊。”[5]这里的“阁”字应为“閤”字。至于大明宫之閤门，在宣政殿东西，所谓“宣政之左曰东上閤，右曰西上閤”[6]。唐之东都洛阳宫内亦有閤门之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曰：“按隋之乾阳殿有东、西上閤门。《通鉴》：王世充执越王君度等，引入东上閤门是也。唐制当亦同之。”[7]亦可证明早在隋代宫中已有閤门之制。其实唐之东宫亦有閤门，《旧唐书》载：“典内掌东宫閤门之禁令，及宫人粮廪赐与之出入。”[8]
五代时期各国亦沿袭唐制，在宫中置有閤门。五代中原诸朝除后唐外，均建都于汴梁，据《河南志》载：“次北文明殿，正衙殿也。唐之武成、宣政，又改贞观殿。梁开平三年改文明殿。殿东南隅有鼓楼，西南隅有钟楼。东西横门，曰左、右延福门。殿两挟，曰东上、西上閤门。”[9]这一时期的其他诸国，凡称帝者也多置有閤门，如前蜀建都成都，改“西亭门为东上閤门，亭子西门为西上閤门”[10]。再如南唐，见于记载的有閤门承旨李延祚[11]、閤门承旨刘承遇等[12]，说明南唐也有閤门之置。北宋的东上、西上閤门则位于文德殿后左右两侧。
其次，唐代在閤门进呈表章和召对臣僚有印引，凡朝会出入閤门则有门籍[13]。如唐宪宗时，宰相于頔因其子杀人，诣建福门上表请罪，“閤门以无印引不受”[14]。这里所谓“印”，指上表官员的职印，“引”则指“内引”，是宫中的一种公文。关于这一点还有史料可以进一步证实，代宗大历九年（774）四月，“中书舍人常衮率常侍、给舍、谏议、遗补一十八人，诣閤门请论事。有诏三人一引，各尽己怀，帝皆毕词听纳”[15]。所谓“三人一引”，就是指这一制度。如果閤门使擅自接受官员表状，则会受到处罚。如懿宗咸通十三年（872）五月，“国子司业韦殷裕于閤门进状，论淑妃弟郭敬述阴事”。懿宗大怒，将“閤门使田献铦夺紫，配于桥陵，閤门司阎敬直决十五，配南衙，为受殷裕文状故也”[16]。懿宗罚处閤门官员的借口就是没有内引而擅自进状。
自辽宋以来，大驾入宫则有勘箭之制。《梦溪笔谈》说：“大驾卤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谓之‘雄牡箭’，牝谓之‘辟仗箭’。本胡法也。熙宁中罢之。”[17]《宋朝事实》卷一三对这一制度有详细的记载，在此不多论述。另据《辽史》记载：“勘箭车驾远归，閤门使持雄箭，勘箭官持雌箭，比较相合，而后入宫。”[18]《梦溪笔谈》说此制乃胡法，结合上引《辽史》记载，此制应来自契丹。
从上引记载看，勘箭之制主要用于大驾还宫，那么百官及仗卫入閤以何物为凭呢？上引《辽史》又载：“木契，正面为阳，背面为阴，閤门唤仗则用之。朝贺之礼，宣徽使请阳面木契下殿，至于殿门，以契授西上閤门使云：‘授契行勘。’”閤门使以所授之契与金吾仗所持之契勘合，则唤仗入閤[19]。此制既用朝贺之礼，百官入閤时亦当以此为凭。宋朝亦有木契，用于调兵、追胥、试阅，此外皇城司有木鱼契，制造精巧[20]。据《玉海》记载：“皇祐二年九月十四日庚子，皇城司上新作文德殿香檀鱼契。契有左右，左留中，右付本司。各长尺有一寸，博二寸八分，厚六分，刻鱼形，凿枘相合，缕金为文。车驾至门，勘契官执右契奏，閤门使降左契，勘契官跪奏勘毕，奏云‘外契合。’”[21]上引《梦溪笔谈》说勘箭之法废于熙宁中（1068～1077），而这里却说皇祐二年（1050）又制造了木鱼契，而两者均用于车驾回宫，故这两种记载明显存在矛盾，不知何故。
那么，中原王朝入閤是否也有勘契之制？据《五代会要》卷五《入閤仪》载：皇帝在御座坐定后，“卷帘，殿上添香，喝‘控鹤官拜’，次鸡叫官，次閤门勘契，次閤门承旨唤仗，次閤门使引金吾将军南班拜讫”云云。另据《玉海》卷七○载：唐制，“所谓入閤者，盖只日御紫宸，上閤之时，先于宣政殿前立黄麾、金吾仗，俟勘契毕，唤仗自东西閤门入，故谓之入閤”[22]，可知唐代入閤时亦有勘契之制，五代的这一制度亦是沿袭唐制。宋代入閤仪亦有此制，《宋史》卷一一七《礼志二十》载：入閤仪。“皇帝升位，扇却，仪鸾使焚香；次文武官等拜；次司天鸡唱；次閤门勘契”，可见辽宋入閤时的勘契之制皆源自于唐制。《玉海》卷八五还载：“熙宁四年，王珪议罢勘箭。元丰元年，陈襄请罢勘契。”[23]
再次，閤门司设置的时间。閤门十分重要，自然有专人负责把守，从相关史籍的记载看，在唐代并非一开始就设置了閤门司。史载：“武德九年九月八日，吏部尚书、权检校左武卫大将军长孙无忌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閤门。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合死。无忌误带刀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诏从之。”[24]此议因有人反对，最终未能实施。但从“监门校尉不觉”一句看，说明唐初閤门尚未置司，由监门卫负责把守。当时唐太宗刚刚即帝位不久，此事发生在太极宫。唐朝何时设置閤门司，史无明载。贞观十三年（639）正月，加宰相房玄龄太子少师，房玄龄不受，太宗不许，玄龄固请不已，“诏断表，乃就职”。胡三省在这里注云：“今之让官者，奉表三让，不许，敕断来章，则閤门不复受其表，即唐制之断表也。”[25]閤门不受其表，说明此时在閤门已经设置了相关官员，并负责接受表章，因为监门卫作为军事机构，断不能参与此种事务，只是尚不清楚这时的官员官名是什么，但閤门置司当在此时。从上引咸通十三年（872）懿宗将“閤门司阎敬直决十五，配南衙”的记载看，没有记阎敬直的职事名，说明阎敬直为閤门司的所属人员，尚没有担任官职，当是当天值班人员，作为直接当事者而被处罚的。
最后，有关东、西上閤门的分工问题。历代宫中的閤门皆为东、西两处，必然有一个分工的问题。《唐会要》卷二五《文武百官朝谒班序》载：“文武官行立班序：通乾、观象门外序班，武次于文。至宣政门，文由东门而入，武由西门而入。至閤门亦如之。”又程大昌曰：“凡唐世命为入閤者，仗与朝臣虽自两閤门分入，入竟乃是内殿。”[26]可知无论是宣政东、西门或东上、西上閤门，举行朝会时都是文官从东门入，武官从西门而入。不知何时又改为常朝及奉表进状皆从东上閤门而入，唐人王建《宫词》曰：“未明东上閤门开，排仗声从后殿来。”[27]描写的显然是宫中举行朝会的情景。王建是大历进士，主要生活在唐德宗时期，其《宫词》撰成的时间不详，大体上可以确定在代宗、德宗时期。“乾元元年五月壬申朔，回纥使多亥阿波八十人，黑衣大食酋长阁之等六人并朝见，至閤门争长，通事舍人乃分为左右，从东西门并入。”[28]因为都要从东上閤门先入，于是才发生了争长的问题，如果如唐初那样东上、西上皆可进入，就不会发生争执了。这条史料将这一变化的时间又提前至肃宗乾元时，估计可能还要更早一些。《唐会要》卷三○《杂记》载：“天祐二年四月敕：‘自今年五月一日后，常朝出入，取东上閤门，或遇奉慰，即开西上閤门。永为定制。’”这条敕文的颁布只是再次肯定了从东上閤门上朝的规定，并非自此时才发生的变化。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变化呢？据《旧唐书》记载：“比因阉官擅权，乃以阴阳取位，不思南面，但启西门。迩来相承，未议更改，详其称谓，似爽旧规。”[29]可知是唐后期宦官擅权所导致的变化，从“迩来相承，未议更改”一句看，这一变化历时已久。
关于奉表进状也经东上閤门的问题，唐代相关史料记载颇多，如“刑部尚书柳仲郢诣东上閤门进表”[30]，即是一例。这种情况在《全唐文》有大量的例证，所谓“诣东上閤门拜疏辞谢”，“谨诣东上閤门奉表陈献以闻”，“先诣东上閤门拜表称庆”等。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五代、两宋时期。如后梁“开平三年正月戊辰朔，帝御金祥殿，受宰臣翰林学士称贺，文武百官拜表于东上閤门”[31]。“后唐崔协为御史中丞。庄宗同光中，与殿中侍御史韦棁、魏逊诣东上閤门进状待罪，罚俸有差。刑狱奏牍脱略文字故也”[32]。北宋礼典规定：“尊号之典，唐始载于礼官。宋每大祀，群臣诣东上閤门，拜表请上尊号，或三上，或五上，多谦抑弗许；如允所请，即奏命大臣撰册文及书册宝诣。”[33]可知北宋群臣拜表上尊号的这种仪注是沿袭唐制而来的。直到北宋末年仍是如此，宋徽宗于政和三年（1113）颁诏说：群臣“止东上閤门拜表”[34]。南宋也是如此，如“天申节，群臣诣东上閤门拜表称贺”[35]。“节前一日，自内降旨，文武百僚及使人并免贺，止就东上閤门拜表起居”[36]。可见唐代所确定的“以东上为先”的原则[37]，一直沿续下来。《宋史·职官志》亦载：“若庆礼奉表，则东上閤门掌之；慰礼进名，则西上閤门掌之。” [38]
二、宋代閤门司职能与职官设置
关于唐代閤门司的职能，胡三省说：“掌供奉朝会，赞引亲王、宰相、百官、蕃客朝见、辞。”[39]除此之外，其还有接受表章、颁敕宣赦、进名奉慰、拜表称贺、谢官辞见、待罪之处等许多职能。宋代沿袭了唐代的这些职能，所谓“凡取禀旨，命供奉、乘舆、朝会、游宴及赞导三公、群臣、蕃国朝见、辞谢，纠弹失仪之事”[40]。唐代閤门所具有诸多其他职能，宋代皆沿袭下来，甚至还有传送官员告身的功能，但是其中最重要的职能仍是沟通内廷与外朝通进职能[41]。有关宋代閤门司的诸多职能，前引的不少文章有所涉及，不过仍有一些未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閤门司的礼仪纠弹功能。唐之閤门无此职能，百官失仪之事由殿中侍御史纠弹。上引《群书考索》有纠弹之文，宋人孙逢吉的《职官分纪》卷四四亦载閤门司有“纠弹失仪”之权。那么，閤门司负责纠弹的范围有多大呢？《宋史·职官志六》载：“视其品秩以为引班、叙班之次，赞其拜舞之节而纠其违失。”[42]宋仁宗时，三司副使刘湜参加宴会时，因坐错了地方，“为閤门所弹，帝怒而责出之”[43]。江邻几《嘉祐杂志》云：“一朝士五月起居，衣绯纱公服，为台司所纠。三司使包拯，亦衣纱公服，閤门使易之。且诘有何条例，答云：‘不见旧例，只见至尊御此耳！’”[44]閤门使令三司使包拯易服，亦在其“纠其违失”的职权范围之内。欧阳修的《论许怀德状》一文记有一事，当时欧阳修任翰林学士。“故事，节度使移镇加恩，皆别上表再辞，每降批答，遣内侍赍赐，必有所遗。怀德以袷享加恩，既又移镇，乃共为一表以辞。”[45]欧阳修针对此事劾“其前来恩制，久已稽留，不让不受，显是轻侮朝廷，违慢君命。閤门无所申举，台司风宪亦无弹纠”[46]。欧阳修所说此事的纠弹本为宪台之责，其中又提到閤门的职能问题，即对百僚表章应进而未进，閤门有权申举。说明宋代的閤门司并非被动地接受上表进状，对于违反“故事”者亦负有申举之责。
閤门司还有一项权力，即决定宰相能否“独留”。唐朝宰相不能独对皇帝，而群臣可以独对，称之为独留。《却扫编》载，唐宣宗雅爱翰林学士蒋伸，曾一日之内“三起三留”。宋朝宰执“遇欲有所密启，必先语閤门，使奏知进呈罢，乃独留，谓之‘留身’。此与唐制颇异”[47]。据此看来，閤门司并非被动地履行通进之职，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政事的成败。如韩侂胄以知閤门事而擅权，便是一典型事例。不过有宋一代，这种事例比较少见。
其次，关于朝会导引之制。有一些史料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据《宋史》载：“前代宫闱多不肃，宫人或与廷臣相见，《唐入閤图》有昭容位。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此治内之法也。”[48]宋人对唐代此制多采取批评态度，或采取否认态度。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曰：“今閤门有宫人垂帛引百僚，或云自则天，或言因后魏。据《开元礼疏》曰：晋康献褚后临朝，不坐，则宫人传百僚拜。有虏中使者见之，归国遂行此礼。时礼乐尽在江南，北方举动法之。周、隋相沿，国家承之不改。”[49]所考甚核。又，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引梅圣俞《殿后书事和范纯仁诗》云：“老杜云：‘户外昭容紫袖垂。’则知唐之外庭以宫女引朝仪。”[50]唐天祐二年（905）十三月敕曰：“宫嫔女职，本备内任，近年已来，稍失仪制。宫人出内宣命。寀御参随视朝，乃失旧规，须为永制。今后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黄门祗候引从，宫人不得擅出内门，庶循典仪，免至纷杂。”[51]据此来看，唐代确实存在以宫嫔女官参与朝会之史实。杜绝此事，并非始于宋初，而应始于天祐二年。从前引《五代会要》的“入閤仪”看，至五代时已不存在这种情况了，导引百僚之事完全归于閤门。
再次，宋代閤门官员多奉命出使。有唐一代，极少派閤门司官员出使。自五代始频频遣其出使，如后梁太祖“仍命閤门使王瞳、供奉官史彦璋等使于燕”；后唐明宗遣“閤门使刘政恩充西川宣谕使”；后唐任李彝超为延州留后，彝超借故不奉诏，于是“遣閤门使苏继颜赍诏促彝超赴任”[52]。两宋时期这种情况更加普遍，从宋太祖时就是如此，如契丹遣使访宋，“上命閤门副使郝崇信至境上迓之”[53]。陈尧叟因久疾求罢枢相，“上遣閤门使杨崇勋至第抚慰，且询其意”[54]。更多的则是出使外国，如开宝八年（975）七月，“遣閤门使郝崇信、太常丞吕端使契丹”。次年五月，“以閤门副使田守奇等充贺契丹生辰使”[55]。童贯“先遣閤门宣赞马扩持宋徽宗手招，抚谕燕王，使纳土以归”[56]。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正月，“宋翰林学士倪思、知閤门使王知新贺正旦”。泰和六年（1206）正月，“宋试刑部尚书陈景俊、知閤门事吴琯贺正旦”[57]。这一现象在辽金时期更为常见，在《辽史》与《金史》中有大量的记载，仅《金史》卷六一《交聘表上》就记载了大量的遣閤门使出使南宋、高丽、西夏的事例。这些实际上都是受五代、宋制度的影响所致，表明閤门司职能与唐制相比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宋代閤门司职官主要有：“东上閤门、西上閤门使各三人，副使各二人，宣赞舍人十人，旧名通事舍人，政和中改。祗候十有二人。掌朝会宴幸、供奉赞相礼仪之事，使、副承旨禀命，舍人传宣赞谒，祗候分佐舍人。”[58]其中閤门通事舍人早在五代时就已设置了[59]。閤门使一职这一时期已经开始阶官化，如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正月敕“青州在城及诸县镇乡村人户等……据知州、閤门使张凝近奏陈八事，于人不便，积久相承，宜降指挥，并从改正”云云[60]。张凝就是以閤门使阶任青州知州的，前者为阶官，后者则为职事官。至宋代遂将閤门使等使职官列入武职阶官系列，所谓“内客省使至閤门使谓之横班”。在两宋时期閤门司官员可以在閤门司任职，也可以不在这里任职，所谓“初犹有正官充者，其后但以检校官为之，或领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61]。孙逢吉指出：“国朝东、西上閤门司，紫宸殿前南廊置，使、副使常领本局事。阙，即取客省使、副使以上同管勾，或全阙官，亦有通事舍人权发遣者。”[62]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如“萧注在仁宗时，以閤门使知邕州几十年”[63]。甚至閤门宣赞舍人、祗候也被作为阶官而广泛使用，如“祥符中，閤门祗候使臣谢德权领治京畿沟洫”[64]。“高士曈，宣和三年七月初二日，以武显大夫、兼閤门宣赞舍人到任（越州），当年九月初九日依旧淮南提刑”[65]。南宋时期这种情况愈来愈多，如“武功大夫、文州刺史、閤门宣赞舍人、提举台州崇道观刘刚”[66]。“林伯成，字知万，之望之弟，长乐人。历閤门舍人、知高邮军，终知直州” [67]。
有宋一代，凡任閤门司长官者，多加知閤门事、判閤门事、兼閤门事等名衔。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诏客省、四方馆使、副使，除掌管本司之务外，“官最高者一员兼领閤门事”。元祐元年（1086），“诏客省、四方馆、閤门并以横行通领职事”[68]。横行即横班。总之变化颇多。至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十一月，“置知客省、引进、四方馆、东西上閤门事”[69]。不久，又出现了同知閤门事的职事衔。故马端临说：“其后所除，总名知閤门事，仍兼客省、四方馆之职焉。”[70]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除了閤门司职员数量有所增减外，再无发生过大的变化。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趋势早在五代时期就已存在了[71]。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在南宋凡大驾外出，仪卫中人员名衔多加“閤门”二字，如驾头閤门祗候乘骑棒驾、閤门提点、閤门簿书、閤门承受、閤门库、閤门觉察官、知閤门事、閤门觉察舍人、閤门觉察宣赞舍人等[72]。反映了这些人员与皇帝关系的亲近性。
三、辽金时期的閤门司
辽朝建国在金朝之前，虽然没有入主中原，但在五代时期一度与中原诸朝往来频繁，因此对中原王朝之制度是有所了解的，其中就包括入閤制度。据《辽史》记载，东上閤门司与西上閤门司，太宗会同元年（938）置，并置有使、副使[73]。最重要的是，在辽太宗统治时期，还举行过两次入閤礼，一次在会同三年（940），地点在燕京（即幽州），另一次在大同元年（947），地点在汴梁[74]。之所以在汴梁举行此仪，是因为辽朝刚刚灭亡后晋，进入中原之故。辽朝之所以没有将入閤礼常规化，有人认为与其政治体制有关，四时捺钵的巡狩之制，受行在营帐条件的限制，无法举行这种规模宏大的典礼。通过对出土墓志资料的挖掘，辽朝的閤门司官员还有閤门通事舍人、閤门祗候等职[75]，说明其职官设置与北宋完全相同。辽朝入閤时的勘箭之制，是其独创，并一度影响中原王朝，以见前述，不再赘言。
有关金朝的閤门司及入閤礼，史书有大量的记载，且未见有专论出现，故有必要稍加论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主要见于《大金集礼》与《金史》等书，与唐宋时期比较，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金朝閤门司及其职官情况是：东上閤门使二员，正五品，副使二员，正六品，签事一员，从六品，“掌签判閤门事”；西上閤门司的官员员数与品阶与东上同，其签事，“掌赞导殿庭礼仪”。其下置有閤门祗候二十五人，閤门通事舍人二员，从七品，“掌通班赞唱、承奏劳问之事”。承奉班都知，正七品，“掌总率本班承奉之事”，其下置有判官，后废；内承奉班押班，正七品，“掌总率本班承奉之事”；御院通进四员，从七品，“掌诸进献礼物及荐享编次位序”[76]。
与唐宋不同的是，金朝还置一些参与閤门事务的机构与官员，如宫闱局，设提点、使、副使、直长、内直等员，“掌宫中閤门之禁，率随位都监、同监及内直各给其事”。此外，还置有内侍局，职官人数众多，“掌正位閤门之禁”[77]，即掌管内宫诸殿阁閤门之事务，与掌管朝会及国家礼仪的閤门司性质不同，在此不作赘述。
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金代的閤门司制度与唐宋不同，机构更加庞大，在设官方面无论是职数还是人数都明显多于唐宋。
第二，金代的閤门司官员不再是阶官，已发展成为职事官。与唐代使职官不同，金代的閤门司官员有明确的品阶规定，统属于宣徽院，已发展为国家正官。相关史料中有大量的閤门使出使外国以及承敕劳问的记载，这些都是其本职事务，即上述的“承奏劳问之事”。像两宋时期那样以閤门司官员为阶官，充任各种职事尤其是充任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外官的现象，在金代不再出现了；以閤门官员兼管引进、四方馆，或者引进、四方馆使兼掌閤门事务的情况也不再出现。这些都表明閤门司作为国家机构至金代已基本成熟了，不再有唐宋时期那种过渡性质。需要说明的是，閤门祗候一职，从八品，后改为出职从七品，通常作为门荫入仕或选试者的初始之职。如卢玑，“以荫补閤门祗候”。卢亨嗣，“以荫补閤门祗候，内供奉”[78]。宗室宗道，初入仕为閤门祗候。刘頍，“以大臣子孙充閤门祗候”[79]。类似记载还很多，不一一列举。
第三，閤门司参与了朝廷大多数的礼仪典礼。据《大金集礼》记载，閤门司参与的典礼主要有：上尊号、上尊谥、册皇太后与皇后、追谥皇后、册皇太子、时享、原庙，大赦、宣诏、启用新宝、外国使入见、班序、常朝与朔望朝等，其参与的典礼中最重要的是朝参与常朝。“天眷二年五月十三日，详定内外制度仪式，所定到常朝及朔望仪式”[80]。与宋制不同的是，“以朔日、六日、十一日、十五日、二十一日、二十六日为六参日。后又定制，以朔、望日为朝参，余日为常朝”[81]。关于参加朝参的官员，金制规定：“亲王及宗室已命官者，年十六以上，并赴起居。诸色人任七品以上职事，及七品以上散官充吏职，伎术官同，七品以下散官，权翰林院应奉，并随班起居。”[82]有趣的是，金人根本不提其制与宋制有何关系，反而认为其入閤之制是参照唐制而成，所谓“拟依唐制”[83]，反映了金人自认为是前代中原诸朝自然延续的心理，同时也有与宋朝分庭抗礼、不甘于文化上落后于南宋的地位。
统观《大金集礼》与《金史·礼志》的记载，其仪制与唐宋之制大同小异，除了参与官员、仗卫名称、仪物、所用之乐等稍有差异外，典礼程序大体相似。此外，金代亲王参与常朝朝会，且班位居前，与唐宋之制明显不同，这是其部落制度残余的表现。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唐代閤门司在仪制方面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便殿举行的内朝朝会上，宋代虽然有所扩大，但与金制相比，其范围明显小得多，这应是閤门制度进一步发展的表现。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代十国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编号：14ZDB032）阶段性成果之一。
[2]唐长孺：《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60、261页。
[3]赵冬梅：《试论宋代的閤门官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107～121页；赵冬梅：《试论通进视角中的唐宋閤门司》，《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28～131页；周佳：《沟通内外：北宋閤门的位置与功能考论》，《文史》2015年第2辑，第93～108页。［日］松本保宣：《唐代の閤门の様相について——唐代宫城における情報伝逹の—出》，《立命馆文学》608号，2008年12月，第149～167页。
[4]（唐）李林甫：《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17页。
[5]（唐）韦述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页。
[6]《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第218页。
[7]（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东京·宫城》，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3页。
[8]（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09页。
[9]（清）徐松：《河南志》卷四《宫城》，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46、147页。
[10]（宋）张唐英撰，王文才、王炎校笺：《蜀梼杌校笺》卷上，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第84页。
[11]（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一六七《帝王部·招怀五》，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020页。
[12]（宋）陆游：《南唐书》卷二《元宗本纪》，《五代史书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5482页。
[1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三《仪卫志上》载：“朝日，殿上设黼扆、蹑席、熏炉、香案。御史大夫领属官至殿西庑，从官朱衣传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列于两观。监察御史二人立于东西朝堂砖道以莅之。平明，传点毕，内门开。监察御史领百官入，夹阶，监门校尉二人执门籍，曰：“唱籍。”既视籍，曰：“在。”入毕而止。次门亦如之。序班于通乾、观象门南，武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门，文班自东门而入，武班自西门而入，至閤门亦如之。夹阶校尉十人同唱，入毕而止。”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88页。按上引之文没有提到勘契之制，不知何故。
[1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元和八年正月条及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699页。
[15]《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五》，第11656页。
[16]《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第679页。
[17]（宋）沈括撰，胡道静校注：《新校正梦溪笔谈》卷一《故事》，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7页。
[18]（元）脱脱：《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42页。
[19]《辽史》卷五七《仪卫志三》，第915页。
[20]（元）脱脱：《宋史》卷一○七《舆服志六·符券》，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595页。
[21]（宋）王应麟：《玉海》卷八五《皇祐文德殿鱼契》，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72页。
[22]《玉海》卷七○《淳化文德殿入閤》，第1331页。
[23]]（宋）王应麟：《玉海》卷八五《皇祐文德殿鱼契》，上海书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72页。
[24]（宋）王溥：《唐会要》卷三九《议刑轻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25页。
[25]《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三年正月胡注，第6143页。
[26]（宋）程大昌：《雍录》卷三《西内两閤》，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2页。(www.xing528.com)
[27]（清）彭定求：《全唐诗》卷三○二《宫词一百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443页。
[28]《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第5200页。
[29]《旧唐书》卷二○下《哀帝纪》，第793页。
[30]（唐）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13页。
[31]（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四《梁太祖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6页。
[32]《册府元龟》卷五二二《宪官部·谴让》，第6236页。
[33]《宋史》卷一一○《礼志十三》，第2639页。
[34]（宋）佚名：《宋大诏令集》卷一三六《天神下视太师蔡京乞宣付史馆御笔手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82页。
[35]（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35页。
[36]（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三《淳熙谅闇罢诞节正旦庆礼》，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553页。
[37]《旧唐书》卷二○下《哀帝纪》，第793页。
[38]《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第3936、3937页。
[39]《资治通鉴》卷二五○，咸通四年八月条胡注，第8106页。
[40]（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一二《官制门》，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37册，第164页。
[41]赵冬梅：《试论通进视角中的唐宋閤门司》，《历史研究》2008年第3期，第128～131页。
[42]《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第3936页。
[4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五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797页。
[44]（宋）赵与时：《宾退录》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7页。
[45]《宋史》卷三二四《许怀德传》，第10478页。
[46]（宋）欧阳修：《文忠集》卷一一二《论许怀德状》，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03册，第142页。
[47]（宋）徐度：《却扫编》卷中《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505页。
[48]《宋史》卷三四○《吕大防传》，第10843页。
[49]（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校笺》续集卷四《贬误》，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733页。
[50]（宋）周煇：《清波杂志》卷一《祖宗家法》注释六，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7、18页。
[51]《旧唐书》卷二○下《哀帝纪》，第804页。按：唐昭宗于天复二年（902）尽诛宦官，以内夫人传宣诏命及领内诸司使之事。天祐元年（904）四月“戊申，敕内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外，余皆停废，仍不以内夫人充使”（《通鉴》卷二六四）。因此，此举与天复时命内夫人掌宣传之事无关。
[52]《旧五代史》卷一三五《僭伪列传》，第1804页；卷四三《唐明宗纪九》，第594页；卷四四《唐明宗纪十》，第604页。
[53]（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二○《经略幽燕》，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17页。
[54]《宋朝事实》卷一○《宰执拜罢》，第164页。
[55]《宋史》卷三《太祖纪三》，第47页。
[56]（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之一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22页。
[57]（元）脱脱：《金史》卷六二《交聘表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57～1477页。
[58]《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第3936页。
[59]（宋）王安石：《临川文集》卷九八《右领军卫将军致仕王君墓志铭》：“曾祖讳安，当周世宗时，为閤门通事舍人。”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05册，第821页；《册府元龟》卷七六六《总录部·攀附二》：王景崇，“明宗践祚，擢为通事舍人，历引进、閤门使”。第9110页。
[60]《册府元龟》卷四八八《邦计部·赋税二》，第5842页。
[61]《宋史》卷一六九《职官志九》，第4033页。
[62]（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四四《东西上閤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16页。
[63]（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0页。
[64]《新校正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第250页。
[65]（宋）张淏：《会稽续志》卷二，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86册，第459页。括号内系笔者所加。
[6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四，第2156页。
[67]《淳熙三山志》卷三○《人物五》，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84册，第426页。
[68]《宋史》卷一六六《职官志六》，第3937页。
[69]《宋史》卷二一《徽宗纪三》，第390页。
[7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八《职官考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742页。
[71]《册府元龟》卷七六六《总录部·攀附二》载：阎晋卿，“（汉）高祖在镇，颇见信用，后历閤门使、判四方馆事”。第9111页。
[72]（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一《四孟驾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10页。
[73]《辽史》卷四七《百官志三》，第777页。
[74]《旧五代史》卷九九《汉高祖纪一》，第1326页。
[75]以上见李月新：《辽朝“入閤礼”考论》，《史学集刊》2016年第4期，第111～118页。
[76]《金史》卷五六《百官志二》，第1258、1259页。
[77]《金史》卷五六《百官志二》，第1262页。
[78]《金史》卷七五《卢彦伦传附卢玑传》，第1716页；同卷《卢彦伦传附孙亨嗣传》，第1717页。
[79]《金史》卷七三《宗道八十传》，第1677页；同书卷七八《刘彦宗传附族人刘頍传》，第1774页。
[80]（金）张玮：《大金集礼》卷四○《朝会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39页。
[81]《金史》卷三六《礼志九》，第840～941页。
[82]《大金集礼》卷四○《朝会下》，第341页。
[83]《大金集礼》卷四○《朝会下》，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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