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俊
假荫是指有荫人和承荫者之间，本来达不到唐令所规定的门荫条件，却凭借其他手段骗取门荫的行为。唐代假荫现象非常普遍，造成的影响也特别深远。但就笔者寡见所及，目前很少有论著专门讨论假荫，即便是在研究门荫制度的论著中，对假荫问题大多也只是进行简单的现象描述，缺乏深层次的思考[2]。显然，如果我们能进一步探研假荫问题，将有助于完整地认识门荫制度，对唐代官制的研究也有所裨益。因此本文拟对假荫发生的原因、唐政府的应对措施，以及假荫的影响等问题做一解析，希望能获取师友指正。
一、门荫审查与假荫原因
唐代门荫以职事官本品为标准，诸如散官、职事官五品以上，勋官视二品以上，及爵位都可以有荫[3]，且“三品以上荫曾孙，五品以上荫孙”[4]。显然，门荫制度的基本精神就是要以官品、血缘为依据，来保障高级官员子弟的入仕特权。为使这一精神能够真正得到贯彻，在程序上就要严格审查所荫人两方面的信息：一是，其父、祖告身品阶是否在五品以上；二是，血缘关系是否真实。
品阶审查方面，有甲历为依据。唐官员“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视五品以上，皆敕授。凡制、敕授及册拜，皆宰司进拟。自六品以下旨授。其视品及流外官，皆判补之。凡旨授官，悉由于尚书，文官属吏部，武官属兵部，谓之铨选”[5]。这些与官员选任有关的制、敕、旨以及在铨选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文书，最终都要形成档案存档，这就是甲历。它分存于中书、门下及尚书省的各个库房中，其中尤以中书、门下及吏部所存的甲历最为重要，有着“三库”[6]之称。大体上说“中书省甲库集藏朝廷授官的册书，门下省甲库汇存授官的甲历”[7]，吏部甲库则存储有关六品以下官员的资历簿书，三者之间相互印证，共同交织成一个庞大的官员档案体系。
血缘审查方面，有户籍为依据。唐户籍每三年一造。造籍之年，先进行“团貌”，然后在里正、“巡儿”等胥吏的监督下由百姓自报手实，州县再据此手实编成户籍，具注户口、土地、赋役三项内容，户口部分以户主为首，兼记其家庭成员的姓名、年龄、性别、丁中、身份等情况。玄宗时又进一步要求，在户主名下加注曾祖、祖父之名，形成“三状”。户籍修成后，一式抄写三份，一份送户部，两份存州、县籍坊（库）[8]。现从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唐前期户籍来看，对户主身份及血缘关系的记载尤为清晰，仅以P.3354《唐天宝六载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中曹思礼一家为例。曹思礼，曾祖高、祖廓、父珎皆是中下户，母孙氏、妻张氏，思礼于开元十一年（723）九月十六日被授队副，育有一子五女，子令璋为中男。思礼还有兄一人，弟两人，妹一人。兄，琼璋为上柱国子（其父德建为上柱国），已亡故，有子琼玉；弟，令休已故，有孤孀王氏；弟，思钦于开元十五年（727）流散；妹，妙[9]。可见，要查阅某人的身份及亲族血缘，只需翻检他的户籍，便可一目了然。
虽然官品和血缘都有直接勘验的依据，但承荫者仍需经过地方和中央几个部门的反复审核。据“开元四年（716）户部格，敕：‘应用五品以上官荫者，须相衔告身三道。若历任官少，据所历任勘。如申送人色有假滥者，州县长官、上佐、判官、录事参军并与下考。’”[10]可知，州县和户部都有审核身份的责任。首先，州县审核。承荫人先写出具有“资绪、郡县乡里名籍、父祖官名、内外族姻、年齿形状、优劣课最、谴负刑犯”[11]等内容的状书，所属州县据户籍审核无误后送省。第二，户部审核。到省后，户部会据户籍再次勘验血缘，然后据三库甲历验明告身品阶。第三，本司审核。户部审核完毕后，若以荫为卫官，则属有出身人，需赴兵部铨选，“当司即引过本行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点检年貌，及勘会荫序，引问习试合格，方得收补”[12]。若以荫为斋郎，则由“礼部奏补”[13]，礼部除核实身份外，还要求承荫人“读两经粗通，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仪状端正无疾”[14]。若以荫入学馆，亦由礼部核实身份，再交送两馆或国子监学习。第四，以门荫参加铨选，（除卫官外）要由吏部、中书、门下三部门共同审明身份。承荫人“先下吏部、中书、门下三库，委给事中、中书舍人、吏部格式郎中，各与本甲库官同检勘，具有无申报。中书门下审无异同者，然后依资进拟”[15]。
据此来看，门荫依据清楚完备，审查过程严谨，按理假荫者是极难蒙混过关的。但由于各种政治事件频发，常致甲历失坠、户籍失实，遂使假荫者有可乘之机，得以伪造血缘或官品混入门荫队伍。这在唐初及德宗至文宗的两个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唐初，假荫主要是由于甲历失坠导致的。“武德、贞观世重资荫”[16]，故“周、隋官亦听成荫”[17]，但在隋末民变中，前代甲历等档案毁失殆尽，这给门荫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太宗曾专就此事与房玄龄进行探讨：
贞观元年（627），上问中书令房玄龄曰：“往者周、隋制敕文案，并在否？”玄龄对曰：“义宁之初，官曹草创，将充故纸杂用，今见并无。”太宗曰：“周、隋官荫，今并收叙，文案既无，若为凭据？”[18]
在这种情况下，“选人多诈冒资荫”[19]。如“温州司户参军柳雄于隋资妄加阶级……大理推得其伪，将处雄死罪”[20]，亏得大理少卿戴胄力谏，才改判徒刑。后太宗励精图治，甲历制度粗具规模[21]，不料不幸再次发生。“永徽五年（654）十二月四日夜，司勋大火，甲历并烬”[22]，这势必又会对门荫勘验造成影响。其时，有邢州人李怀远“早孤贫好学，善属文。有宗人欲以高荫相假者，怀远竟拒之”[23]。虽是拒绝，可从“宗人欲以高荫相假”的从容和“怀远竟拒之”的“竟”字中却可以看出，假荫已成一时之风尚，不但可以毫无避讳地讲出，而且罕有不受者。
德宗至文宗时期是假荫爆发的又一个高峰，和前一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甲历失坠、户籍失实都是导致假荫的原因。首先，安史之乱及其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使甲历丧失殆尽。安史乱中，肃宗驻跸凤翔“兵吏三铨，簿籍煨烬，南曹选人，文符悉多伪滥”[24]。不久，广德元年（763）吐蕃攻入长安“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六军散者所在剽掠，士民避乱，皆入山谷”[25]。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乱军“欢噪，争入府库，运金帛，极力而止。小民因之，亦入宫盗库物，通夕不已。其不能入者，剽夺于路”[26]。到贞元四年（788），吏部面对铨选无所依据，颇有感慨地上奏道：“伏以艰难以来，年月积久。两都士类，散在远方；三库敕甲，又经失坠。因此人多罔冒。”[27]
第二，安史乱后，人口流散，户籍失实。建中元年（780）杨炎总结道：“迨至德之后，天下兵起，始以兵役，因之饥疠，征求运输，百役并作，人户凋耗，版图空虚……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28]这期间户籍紊乱，伪滥现象非常普遍。大历四年（769）曾下敕制止，“名籍一家，辄请移改，诈冒规避，多出此流。自今已后，割贯改名，一切禁断”[29]，但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效果。至建中两税法颁布后，原则上应“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30]，可实际上实施的却是“据地造籍”[31]的户籍制度，“非论土著客居，但据资产差率”[32]，血缘关系已非户籍所看重的内容。又“刺史以户口增减为其殿最，故有析户以张虚数，或分产以系户名，兼招引浮客，用为增益”[33]者，这就使得户籍的混乱，更加不可收拾。
这就给了假荫者以绝好的可乘之机，他们或利用甲历的丧失，或利用户籍的漏洞，先附会上有门荫资格的祖先，再更改品阶、血缘，然后骗过审查获取门荫。有以此入学者，贞元六年（790）敕中提到：“本置两馆学生，皆选勋贤胄子……比闻此色，幸冒颇深，或假市门资，或变易昭穆，殊愧教化之本，但长侥竞之风。未补者务取阙员，已补者自然登第，用荫既已乖实，试艺又皆假人。”[34]有假荫为斋郎、挽郎者，宝历元年（825）礼部指出，斋郎存在“源流或异，支属全疏，罔冒门资，变易昭穆”[35]的现象。两年后，礼部又在选补挽郎时，提出挽郎有“仕进多门，身名转滥”[36]之患。但相较而言，假荫入三卫者人数最多。太和三年（829）南郊赦文中说“诸色出身，三卫最滥，假冒官荫，妄用优劳”[37]。次年，兵部上奏：“伏以三卫出入禁署，番署子弟，期于恭恪。近日顽弊，皆非正身。诸卫公然纳资，访闻亦不雇召士庶，假荫混杂搢绅。”[38]显见，到德宗至文宗时，假荫已充斥着门荫的各条途径，呈现出一种不可逆转的泛滥之势。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辨明。开、天之际，逃户问题严重，户籍已经出现了失实的现象，所谓“开元中，玄宗修道德，以宽仁为理本，故不为版籍之书，人户寖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盖得非当时之实”[39]，但开、天之际的假荫问题却并不突出，原因就在于当时虽户口逃逸，可并未将户籍上的姓名及血缘关系消除。天宝时，王鉷还“以丁籍且存，则丁身焉往”[40]为由，凭旧籍逆征了三十年的租庸。可以看出，户籍不削其名本是为了聚敛钱财，但却在客观上避免了假荫者因割贯改名而进行的政治投机。《太平广记》中就曾提到“开元中，有一人姓刘不得名，假荫求官，数年未捷”[41]。
二、应对假荫的措施
为纯洁门荫队伍，唐政府制定了许多限制假荫的措施：
（一）颁布律法
在《武德律》中就已有关于假荫的处罚。贞观元年（627）太宗“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戴）胄奏：‘据法应流’”[42]。此“法”显系《武德律》，只是这时律令尚显粗简。此后，又做了细致的规定，最终在永徽时形成了两类、四等的判罚措施。所谓两类，即假荫既遂和假荫未遂。假荫既遂，判罚由重到轻分为四等：一、“若无官荫，诈妄承取他人官荫而得官者，徒三年”[43]。二、“若用假荫求赎徒刑以上罪者，除不免本罪外，另徒一年”[44]。三、若用假荫求赎杖刑以下罪者，除不免本罪外，另杖一百[45]。四、“‘非流内’，谓假荫得学生及七品色若勋品以下”[46]者，杖一百。若假荫未遂，处罚力度在上述的基础上，各减二等[47]。即假荫得流内官，徒二年；假荫求赎徒刑以上罪，不免本罪，另杖九十；假荫求赎杖刑以下罪，不免本罪，另杖八十；“假荫得学生及七品色若勋品以下”，杖八十。从司法实践来看，杖至一百，大半犯人都会毙命[48]。可见，对假荫立法的主要精神是从重从严，即便未遂，最轻也要遭受危及生命的八十杖刑。
（二）建立相保制度，并鼓励举报
开元之前就已有相保之制，凡选人应“以同流者五五为联，以京官五人为保，一人为识，皆列名结款，不得有刑家之子、工贾殊类及假名承伪、隐冒升降之徒”[49]。至开元时，在此五人相保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对保人提出要求，四年（716）九月敕：“诸色选人纳纸保后五日内，其保识官各于当司具名品，并所在人州贯头衔，都为一牒，报选司。若有伪滥，先用缺，然后准式处分。”[50]还鼓励对假荫者进行举报，“应选者有知人之诈冒而纠得三人以上者，优以授之”[51]，“每告一家，赏钱五十千，钱出荫人及与荫家”[52]。敦煌文书中就提到过一起假荫纠告案，据P.2979《唐开元二十四年（736）九月岐州郿县尉勋牒判集》载：
（前缺）
7.吏议无偏，欲抑此人，何明国典。员状重上州司户，请乞据实为
8.申尚书户部，请裁垂下。[53]
从残存内容可知：郿县有一位名观的人用父荫参选，被人向县里举报其荫为假，县里审核后认为所告无凭，按照程序将观的状书上报到岐州。不料，举报人又到岐州举报，于是岐州便命郿县来人到州衙解释情况，虽然来人解释得合情合理，但是岐州官衙为慎重起见，仍要郿县重新审理案件。郿县县尉依令重审后，仍维持原判，再次将状上报到岐州司户，并请将此事记录在案，以备户部查阅。这虽是一起诬告，却可清楚地看到，在开、天之际地方官吏对假荫问题是何等地重视。
（三）修复甲历
元和八年（813），吏部侍郎杨於陵针对甲历失坠问题提出建议，他说：“铨选之司，国家重务，根本所系，在于簿书。承前诸色甲敕等，缘岁月滋深，文字凋缺，假冒逾滥，难于辨明，因循废阙，为弊恐甚”[54]，因此应该重修甲历，具体来看，“大历以前，岁序稍远，选人甲历，磨勘渐稀。其贞元二十一年以后，敕旨尚新，未至讹谬……从大历十年至贞元二十年，都三十年，其间出身及仕宦之人要检覆者，多在此限之内，且据数修写，冀得精详，今冬选曹，便获深益。其大历十年向前甲敕，请待此一件修毕，续条贯补缉”[55]，这一由近及远逐次修复的建议，获得了宪宗的肯定。随后修复工作完成得也很有成效，直到太和九年（835），文宗还在敕令中说：“中书、门下、吏部，各有甲库，历名为‘三库’，以防伪滥。如闻近日诸处奏官，不经所司检寻，未免奸伪。”[56]说明此时“三库”已能正常地发挥勘检作用，这当是元和修复之功。
（四）加强审查
贞元四年（788），吏部面对铨选人数众多、假荫泛滥的情况，提出了加快地方审核的办法，获得了德宗的同意。具体方案是“诸州府县，于界内应有出身以上，便令依样通状。限敕牒到一月内毕，务令尽出，不得遗漏。其敕令度支急递送付州府，州司待纳状毕，以州印印状尾，表缝相连，星夜送观察使。使司定判官一人，专使勾当都封印，差官给驿递驴送省。至上都五百里内，十二月上旬到。千里外，中旬到。每远校一千里外，即加一旬。虽五千里外，一切正月下旬到。尽黔中、岭南应不合北选人，不纳文状限，其状直送吏曹，不用都司发。人到日，所司造姓攒勘合，即奸伪必露，冤抑可明”[57]。这一方案实质是要求地方官府快速搜集所辖区域选人的基本情况，再将文状以最快速度报至中央，赶在假荫者伪造材料之前存档，这样若再有假荫者以伪造状书参选，就会被轻而易举地识破。
宝历元年（825），礼部又对两馆生、斋郎提出严格磨勘的办法，“据旧敕，应补两馆生所用荫第，皆门地清华，勋贤胄裔。近者时有源流或异，支属全疏，罔冒门资，变易昭穆。今请如有此色，自本司磨勘得实，坐其家长。所用荫告身，用本司印印，郎官押署，更不在行用之限。保官具事由，申上中书门下，请诸司官典检，报不实，并请准法科处分。其太庙、郊社斋郎亦并准此处分”[58]。这实际上是从三方面对假荫加以限制：一、本司郎官要严格审查，并盖印署名；二、保人要向中书门下做书面担保；三、礼部内诸司官员都有检举揭发假荫的责任。如此一来，就在礼部内形成了对假荫联合纠察的负责制。此后，太和七年（833），又出台了严格两馆生、斋郎考试监察制度的敕令，“依令式试经毕，仍差都省郎中二人覆试，须责保任，不得辄许替代，苟涉情故，必加罪责”[59]。
以上种种措施，虽然在限制假荫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却无力从根本上扭转唐后期假荫日渐泛滥的大势。原因在于安史乱后，政府陷入财政危机，为便于征收两税，不得已而实行“据地造籍”的户籍制度，这使得国家对户口血缘关系管理松弛，导致了假荫查处的困难。文宗时发生的假国舅事件，是对这一情况的最好诠释。文宗生母萧氏自幼“因乱去乡里，自入王邸，不通家问，别时父母已丧，有母弟一人。文宗以母族鲜亲，惟舅独存，诏闽、越连率于故里求访。有户部茶纲役人萧洪，自言有姊流落……上以为复得元舅”[60]，封鄜坊节度使。“时有自左军出为鄜坊者，资钱未偿而卒于镇，乃征钱于洪”[61]，洪不予，因此得罪了左军中尉仇士良。不久，有闽人萧本因“太后有真母弟，孱弱不能自达，本就之，得其家代及内外族属名讳”[62]，遂“称太后弟，（仇）士良以本上闻，发洪诈假，自鄜坊追洪下狱，御史台按鞠，具服其伪”[63]。文宗本以为事情到此终了，但“开成二年（837），福建观察使唐扶奏，得泉州晋江县人萧弘状，自称是皇太后亲弟，送赴阙庭，诏送御史台按问，事皆伪妄，诏逐还本贯”[64]。开成四年（839）在刘从谏的强烈提议下，诏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司会审，结果水落石出，萧本、萧弘俱是诈伪。随后，文宗下诏感慨道：“奸滥之徒，探我情抱，因缘州里之近，附会祖先之名，觊幸我国恩，假托我外族……合当极法，尚为含忍，投之荒裔。萧本除名，长流爱州；萧弘配流儋州”[65]。此事让我们看到，由于户籍失实，假荫者只要缘州里之近，探知有荫家的“家代及内外族属名讳”，便有机会骗过审查获取门荫。萧洪等人若非事务处置失当，牵扯到了多方政治势力的博弈，是极难被识破的。
三、假荫的影响
假荫泛滥对门荫制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直接导致门荫官员素质不断降低，白居易就曾指出“每岁假文武而筮仕者众，冒资荫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员不充吏”[66]，在种种限制措施失败以后，唐政府不得不对门荫制度本身做出改变，即通过大量削减门荫的法定人数，来达到减弱假荫影响的目的。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入选千牛的条件更为严格
本来按唐前期例“凡千牛备身、备身左右及太子千牛皆取三品已上职事官子孙、四品清官子，仪容端正，武艺可称者充”[67]，但到贞元七年（791）对此做了改变。首先，千牛“其荫取嗣王、任常品四品已上清资官、宰辅及文武职事正二品已上官、御史大夫、诸司卿监、国子祭酒、京兆河南尹子孙主男……三品已上官，仍须兼三品已上阶”[68]，而若以四品清官左右丞、诸司侍郎及左右庶子等用荫，就必须前任为三品官并且还要保证在任现职之前未曾用荫。第二，千牛不但要仪容端庄、武艺出众，还要“年十一已上、十四已下，试读一小经”[69]通过方可入选。第三，千牛身有“庶孽、酗酒、腋疾等，并不应限”[70]。第四，“一荫之下，不得两人应补，并周亲有见任千牛，亦不在应限”[71]。第五，“所用荫若是摄、试、检、员外、兼官等，非正阙厘务者，并不在应补限。应用赠荫者，须承前历任清资，事兼门地，与格文相当者”[72]。相比较来看，贞元七年的改制，在用荫层次、用荫人数、文化素养、身体素质等多个方面对千牛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此后能被荫为千牛已是十分不易了。可到太和八年（834）还是削减了千牛人数，在“左右仗、千牛、仆寺、殿中省进马、左右金吾、仗长上共一百六十一员”[73]的基础上，又减掉了六十七人。
（二）挽郎、斋郎、两馆生人数减少
文宗太和元年（827）五月，礼部以“仕进多门，身名转滥，苟循往例，为弊滋深”[74]为由，奏请将挽郎的数量由原来的二百二十人减至一百一十人，获得了批准。太和八年，文宗又同意了礼部所提出的“明经、弘文馆生、太庙郊社斋郎、掌坐等，共五百五十二人，今六色共请减一百三十八人”[75]的建议。此时，挽郎、斋郎及两馆生的人数，都加在一起也不到五百人了。
（三）三卫人数锐减
太和三年（829），南郊赦文说“诸色出身，三卫最滥，假冒官荫，妄用优劳，其三卫宜三二年且不得补，待人数尽无始更补。委有司条流，严为限制，每所补注挟名替阙，如便可停废，亦制实闻奏”[76]，赦文延长三卫递补的周期，主要是为减少三卫人数做准备。仅一年之后，就下令“其资荫三卫，并请停废”[77]，首先裁汰了三卫中的纳资人部分。接着又在太和八年，下令“文简、武简、三卫，每年三铨都请留六十人为定”[78]，相较于唐前期“六番三卫，都四千九百六十三人”[79]的规模是大大减少了。即便如此，到武宗时仍强调三卫“逾滥莫甚于斯，入仕之门此徒最弊，自今已后但令武简，其文简并停”[80]。这样一来，三卫不但人数减少，而且被取消了参加吏部选的资格，地位进一步下降。
在上面讨论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再放开眼光，就不难发现假荫仅是导致门荫制度变化的直接原因，而远非根本。门荫制度是在唐后期官阙严重不足的大背景下，被迫做出的改变。唐后期由于多种原因，导致吏部官阙大量流失，直至无阙可注[87]。为缓解选人与官阙的矛盾，德宗至文宗时期多次省并官职，如文宗甫一即位，就“省教坊、翰林、总监冗食千二百余员”[88]。这样，由假荫充斥的门荫之途自然成为减省的重点。可以说，只要官阙数量不足，门荫人数就必然会受到限制。不唯唐朝，五代时总体来看仍是选人多官阙少[89]，所以五代门荫“仅限于太子千牛、进马、斋郎等职……后来太子千牛、太子进马又退了出来，只剩下太仆寺、殿中进马与斋郎用于门荫授官”[90]。直到北宋初，官阙才多了起来，于是宋太宗、真宗广开荫补之门，所荫名目繁多，不但可荫五服以内的亲属，甚至外亲、门客、仆从也都纳入了荫补之列[91]。这实际是把唐代大部分的假荫合法化，正是“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92]的表现，在造成严重的冗官后，庆历新政又提出“抑侥幸”，这似乎又回到了唐代减少门荫人数的轨道上，只不过这一循环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
四、结 语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品阶与血缘是分辨荫与假荫的两个关键因素。唐初以及德宗至文宗时期所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导致甲历失坠、户籍失实，给辨别品阶与血缘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假荫者趁此机会纷纷涌入仕途，直接拉低了官员的整体素质。唐政府虽然采取多种措施限制假荫，但却始终无法克服“据地造籍”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不得已而采取玉石俱焚的政策，通过改变门荫制度，大量缩减人数来控制假荫。而这又是在唐后期官阙数量严重不足的背景下进行的，只要这一背景条件不变，门荫人数就会被限制。五代亦然，直到宋初情况才得到改变。但当荫补泛滥之后，又回到了缩减人数的轨道上。唐宋时代这种看似回归的循环，实则包含了深刻的历史变迁，这是本文所无法包容，而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唐代特权阶层仕宦与社会流动研究”（编号：14CZS012）阶段性成果。
[2]研究门荫制度的论著非常丰富，涉及假荫问题的主要参见张泽咸：《唐代的门荫》，《文史》1986年第27辑，第55、56页；田廷柱：《唐代门荫制度考论》，《历史教学》1986年第3期，第10、11页；宁欣：《唐代门荫制与选官》，《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81页；［日］爱宕元：《唐代的官荫入仕——以卫官之路为中心》，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宋金文、马雷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57～267页；杨西云：《唐代门荫制》，《大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32页；杨西云：《唐代门荫制与科举制的消长关系》，《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61页。其中，爱宕元先生对假荫讨论较为深入，但观点颇值得商榷，详见后文。
[3]详见拙作《唐代门荫制度诸问题再探讨》，《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27～29页。
[4]（宋）王溥：《唐会要》卷八一《用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74页。
[5]（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历代制下》，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59页。
[6]《唐会要》卷五四《省号上·中书省》，第1090页。
[7]葛承雍：《唐代甲库考察》，《人文杂志》1987年第1期，第99页。
[8]宋家钰：《唐代的手实、户籍与计帐》，《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第17页；隋唐五代史编写组编：《隋唐五代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191、192页；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7～100页。
[9]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64、165页。
[10]《唐会要》卷八一《用荫》，第1774、1775页。
[11]《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历代制下》，第360页。
[12]（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一五《兵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53页。
[1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八《百官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42页。
[14]《新唐书》卷四五《选举志下》，第1174页。
[15]《唐会要》卷八二《甲库》，第1795页。
[16]《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四上》，第1281页。
[17]刘俊文笺解：《唐律疏义笺解》卷二五《诈伪·伪写官文书印》，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687页。
[18]《唐会要》卷五六《起居郎起居舍人》，第1127页。
[1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正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31页。
[20]《唐会要》卷四〇《臣下守法》，第845页。
[21]窦晓光：《唐代甲库档案工作考述》，《历史档案》1987年第3期，第130页。
[22]《唐会要》卷五八《尚书省诸司中·司勋员外郎》，第1183页。
[23]（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九〇《李怀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920页。按：李怀远生年不详，但《旧唐书》载“长安四年（704），以老辞职”，其时至少应有六十余岁，以此推算怀远生于贞观时，入仕当在永徽、显庆前后。
[24]《旧唐书》卷一〇八《韦见素传》，第3278页。
[25]《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广德元年十月条，第7152页。
[26]《资治通鉴》卷二二八，建中四年十月条，第7354页。
[27]《唐会要》卷七四《选部上·论选事》，第1587页。
[28]《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第3421页。(www.xing528.com)
[29]《唐会要》卷八五《籍帐》，第1849页。
[30]《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第3421页。
[31]（唐）杜牧：《樊川文集》第七《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7页。
[32]《唐会要》卷八五《定户等第》，第1847页。
[33]《唐会要》卷八四《杂录》，第1839页。
[34]《唐会要》卷七七《贡举下·弘文崇文生举》，第1659页。
[35]《唐会要》卷五九《尚书省诸司下·太庙斋郎》，第1206页。
[36]（宋）王钦若等撰，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六三一《铨选部·条制第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7292页。
[37]（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七一《太和三年南郊赦》，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98页。
[38]《唐会要》卷七一《十二卫》，第1524、1525页。
[39]《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第3420页。
[40]《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第3420、3421页。
[41]（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二一六《卜筮一·李老》，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656页。
[42]《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元年正月条，第6031页。按前引《唐会要》中温州司户参军柳雄事，略于此事相同，但判为徒。当是唐初“徒”“流”皆是处置假荫之法。
[43]《唐律疏义笺解》卷二五《诈伪·非正嫡诈承袭》，第1717页。
[44]《唐律疏义笺解》卷二五《诈伪·非正嫡诈承袭》，第1718页。
[45]《唐律疏义笺解》卷二五《诈伪·非正嫡诈承袭》，第1718页。
[46]《唐律疏义笺解》卷二五《诈伪·非正嫡诈承袭》，第1718页。
[47]《唐律疏义笺解》卷二五《诈伪·非正嫡诈承袭》，第1718页。
[48]《唐会要》卷四〇《君上慎恤》，第841页。
[49]《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历代制下》，第360页。
[50]《唐会要》卷七五《选部下·杂处置》，第1611页。
[51]《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历代制下》，第360页。
[52]《唐会要》卷八一《用荫》，第1774、1775页。
[53]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616页。
[54]《唐会要》卷八二《甲库》，第1793页。
[55]《唐会要》卷八二《甲库》，第1794页。
[56]《唐会要》卷八二《甲库》，第1795页。
[57]《唐会要》卷七四《选部上·论选事》，第1588页。
[58]《唐会要》卷五九《尚书省诸司下·太庙斋郎》，第1206、1207页。
[59]《唐大诏令集》卷二九《太和七年册皇太子德音》，第106页。
[60]《旧唐书》卷五二《后妃下·穆宗贞献皇后萧氏传》，第2201页。
[61]《旧唐书》卷五二《后妃下·穆宗贞献皇后萧氏传》，第2201页。
[62]《旧唐书》卷五二《后妃下·穆宗贞献皇后萧氏传》，第2201页。
[63]《旧唐书》卷五二《后妃下·穆宗贞献皇后萧氏传》，第2201页。
[64]《旧唐书》卷五二《后妃下·穆宗贞献皇后萧氏传》，第2201、2202页。
[65]《旧唐书》卷五二《后妃下·穆宗贞献皇后萧氏传》，第2202页。
[66]（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注：《白居易集笺校》卷六三《策林二·革吏部之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493页。
[67]（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54页。
[68]《唐会要》卷七一《十二卫》，第1523页。
[69]《唐会要》卷七一《十二卫》，第1523页。
[70]《唐会要》卷七一《十二卫》，第1523页。
[71]《唐会要》卷七一《十二卫》，第1523页。
[72]《唐会要》卷七一《十二卫》，第1523页。
[73]《册府元龟》卷六三一《铨选部·条制第三》，第7296页。
[74]《册府元龟》卷六三一《铨选部·条制第三》，第7292页。
[75]《册府元龟》卷六三一《铨选部·条制第三》，第7296页。
[76]《唐大诏令集》卷七一《太和三年南郊赦》，第398页。
[77]《唐会要》卷七一《十二卫》，第1524、1525页。
[78]《册府元龟》卷六三一《铨选部·条制第三》，第7296页。
[79]《唐会要》卷五九《尚书省诸司下·兵部侍郎》，第1211页。
[80]（宋）李昉：《文苑英华》卷四二九《会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66年，第2174页。
[81]《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同光二年三月条，第8917页。
[82]《太平广记》卷二七八《梦三·卢贞犹子》，第2209页。
[83]《册府元龟》卷六三三《铨选部·条制第五》，第7317页。
[84]《册府元龟》卷六三三《铨选部·条制第五》，第7313页。
[85]［日］爱宕元：《唐代的官荫入仕——以卫官之路为中心》，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第257～266页。另，爱宕元先生所举魏邈子为假荫之例，也是可以商榷的，《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收录有魏邈（元和082，第2006页）与妻赵氏（会昌045，第2243页）的墓志，但两方墓志所述颇有不同，魏邈墓志言曾祖宾，为陇州长史（从五品上）；赵氏墓志却言祖为宾，无有官职。因无法断定哪方墓志为是，所以也不能肯定魏邈子没有祖荫。
[86]（唐）魏徵：《隋书》卷七九《外戚·高祖外家吕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788页。
[87]宁欣：《唐代的选人与官阙》，《人文杂志》1991年第5期，第98、99页。
[88]《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宝历二年十二月条，第7853页。
[89]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7～90页。
[90]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第85页。
[91]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4页。
[92]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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