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琛
巡幸是指天子离开京城到地方的视察活动，承担着传递国家意识形态、强化君权、考察政绩、德化天下、建构社会秩序的重要功能，对其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就唐代巡幸制度而言，杜文玉在巡幸起居制度，金澔在巡幸仪卫制度，高文文在巡狩制度，陈戍国、任爽、王美华在巡狩礼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因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天子巡幸中的迎谒制度还没有进入学界视野，也没有相关研究成果问世。就迎谒制度而言，现存唐史史料对迎谒制度的制度形式及运作机制缺乏详细的记载，相关记载散见在各种史料中，零星而分散，给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迎谒制度研究成果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宾礼考述方面[3]。宾礼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迎谒礼，对于自下而上的巡幸迎谒制度来说，参考价值并不大。笔者不揣浅薄，爬梳史料，对巡幸迎谒制度进行研究，庶几使相关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一、何为迎谒制度
“迎，逢也。”[4]段玉裁注：“逢，遇也。”[5]“谒，白也。”[6]颜师古注“上谒”为“若今通名也”[7]。段玉裁注“谒”为：“《广韵》曰：‘白，告也。’按谒者，若后人书刺自言爵里姓名并列所白事。”[8]可知，迎即迎接，谒即持名帖拜谒，迎谒也就是迎接谒见的意思。
迎谒制度渊源颇深，先秦有之，以郊迎的形式存在。《礼记》曰：
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劳，君亲拜迎于大门之内，而庙受，北面拜贶，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让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诸侯相接以敬让，则不相侵陵。卿为上摈，大夫为承摈，士为绍摈；君亲礼宾，宾私面，私觌；致饔饩，还圭璋，贿、赠、飨、食、燕，所以明宾客君臣之义也。[9]
这是郊迎外来宾客之礼。首先，国君遣士将宾客迎入境内。其次，国君遣大夫劳于城郊之外。周制以王城为中心，离都城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郊外也就是城郊之外。最后，国君与宾客行迎劳之礼。这种郊迎制度也存在于国君与士、大夫之间。秦、晋崤山（今河南洛宁县东）之战，秦国战败，秦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被俘，在文嬴斡旋下，晋襄公许归秦三将。“三将至，（秦）穆公素服郊迎”[10]。民间也有相关记载。苏秦早年不专营农业生产，逞口舌之利，出外游历多年，穷困潦倒，回到家后“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游说赵国成功后，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11]。
汉代迎谒制度得到了较大发展。“迎谒”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中，其文曰：
（陈）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弟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行未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见信至，即执缚之，载后车。[12]
“会诸侯于陈”说明天子巡幸，诸侯皆来拜谒。陈州在楚国西界，会于陈，韩信必郊迎，则说明天子过境，地方长官郊迎已经成为制度。对于“郊迎谒”的解释，颜师古曰“出其郊，远迎谒也”[13]，仍是郊迎的意思，但“迎谒”开始成为独立词语出现在史籍中，进而突破“郊迎”的藩篱，成为一种广泛意义的制度形式。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载：“（汉高祖）六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人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用陈平计，乃伪游云梦。十二月，会诸侯于陈，楚王信迎谒，因执之。”[14]《汉书》卷七一《疏广传》载：“宣帝幸太子宫，受迎谒应对，及置酒宴，奉觞上寿，辞礼闲雅，上甚欢悦。”[15]《后汉书》卷五一《任光传》载：“（任光）闻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称万岁，即时开门，与李忠、万修率官属迎谒。”[16]同是记载汉高祖伪游云梦山，擒杀韩信故事，《汉书·高帝纪》用的是“迎谒”而不是“郊迎谒”；汉宣帝幸太子宫受“迎谒”；信都郡官员任光、李忠、万修及僚属、民众“迎谒”刘秀。这些史料足以说明“迎谒”在汉代已成为广泛意义上的迎接谒见形式。
唐代是迎谒制度全面发展时期，迎谒范围较广，既有自上而下的迎谒，也有自下而上的迎谒。自上而下的迎谒主要是指唐天子对诸侯、蕃国主、蕃国使者、官员的迎谒活动。遣使迎劳诸侯、蕃国主及其使者，属于宾礼的范畴，《大唐开元礼·宾礼》有详细记载。对官员的迎谒也是以遣使迎劳的形式来完成的。
自下而上的迎谒范围较广，既有百姓、下属对上司的迎谒，也有百姓、官员对天子的迎谒。百姓、下属对上司迎谒例证较多。裴行俭护送泥涅师回波斯途中，路过西州，“人吏郊迎”[17]。裴行俭曾任西州都督府长史、安西大都护，西州“人吏郊迎”属百姓、下属对上司的迎谒。“颍王璬之至成都也，崔圆迎谒，拜于马首”[18]。崔圆时任“蜀郡长史、剑南节度副大使”，颍王李璬时任“剑南节度大使”，是崔圆的上司。颍王李璬至成都，崔圆行迎谒礼。李晟“至凤翔，托以巡边，至泾州，（田）希鉴迎谒，于坐执而诛之”[19]。李晟时任凤翔尹、凤翔陇右节度使，仍充陇右泾原节度，兼管内诸军及四镇、北庭行营兵马副元帅，田希鉴时任泾原节度使，治所在泾州（今甘肃泾川北），是李晟的下属。李晟至泾州，田希鉴要行迎谒礼。
百姓、官员对天子的迎谒分京内和京外两种情况。京内迎谒多以朝参礼进行，京外迎谒则复杂得多。就迎谒者来说，主要包括士庶群体、地方长官、朝廷百官、皇室成员等。就迎谒对象而言是天子，可以是即将称帝的君主，可以是在任皇帝，也可以是太上皇。就迎谒形式来说，有班迎、郊迎、得诣行在等。就迎谒礼来说，有伏于道左、夹道欢呼、捧足、控辔、拜舞等。这些都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二、士庶迎谒
士庶迎谒有正式迎谒与非正式迎谒两种。正式迎谒是指士庶群体参加官方组织的迎谒活动，这种迎谒活动往往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贞观十八年（644）十月，唐太宗下诏征高丽，其文曰：“御营非近州县学生、父老等，无烦迎谒。”[20]“无烦迎谒”是指“御营非近州县”的士庶群体有迎谒任务。皇帝开恩，免除了其迎谒任务，但“御营近州县”的士庶团体仍要参与迎谒。对此，《新唐书》记载为：“行在非近州县不得令学生、耆老迎谒。”[21]强制色彩极为浓厚。
参与正式迎谒的士庶群体范围较广，前引史料中的“父老”是这一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父老”一词由来已久，一般指古时职掌管理乡里事务的年长者，也指对老年人的尊称，在不同的语境中，有着不同的称谓，如耆寿、耆旧、耆老、耆宿、乡望、邑老、村老等。作为老年人，父老参与迎谒符合礼制要求。
《礼记》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22]《册府元龟》卷一一二《帝王部·巡幸一》载：“汉制曰：‘巡狩之制，以宣声教。’如此，则王者巡幸之礼，有自来矣。是故，省风俗、见高年，所过必给复，所至必赦宥。”[23]“存问百年”成为天子巡狩的重要目的，也是行巡幸之礼的重要内容。唐天子巡幸继承了这一古礼。总章二年（669）八月一日，“诏以十月幸凉州。时陇右虚耗，议者咸云车驾西巡不便，上闻之，召五品以上谓曰：‘帝王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此盖常礼。朕欲暂幸凉州，今闻在外咸谓非宜，何也？’宰臣以下，莫有对者。详刑大夫来公敏曰：‘陛下巡幸凉州，遐宣王略，求之故实，未亏令典。……’上曰：‘卿等既有此言，我止渡陇，存问父老，嵬狩即还。’”[24]唐高宗改巡狩凉州为止于渡陇，仍要行“存问父老”之礼。
“存问父老”往往是以父老献食、天子抚慰的形式完成的，献食是牛酒，抚慰是赐以绢帛。所谓牛酒是“牛与酒的并称，用于赏赐、慰劳和馈赠”[25]。《周礼注疏》卷一三《地官·牛人》载：“凡宾客之事，共其牢礼、积、膳之牛。（郑玄）注：牢礼飧饔也，积，所以给宾客之用。”[26]牛成为主人款待宾客之资，也是一种待客之礼。这一古礼在唐代有了很好的继承。开元十三年（725）八月，唐玄宗“发东都巡狩，庚午至濮州，河南百五里内父老皆献牛酒，还其牛，各赐帛一匹，遣之。”[27]献牛酒的主体是父老，范围延至河南五百里内。“还其牛”说明是现实中的牛，并非代指。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壬辰“封禅礼毕，大赦天下……丁酉，徐、曹、亳、汴、许、仙、豫等州父老献牛酒，还其牛酒，各赐帛二匹”[28]。献食的主体仍是父老，献物仍是牛酒，范围为徐、曹、亳、汴、许、仙、豫等州，规模也比较大。开元十三年的两次巡幸迎谒，天子均还其牛酒，赐以绢帛，完成“存问百年”的互动。
学生、僧尼、道士、致仕官等也是士庶迎谒的重要组成部分。前引唐太宗讨高丽诏：“御营非近州县学生、父老等，无烦迎谒。”[29]迎谒的主体不仅有父老，还有学生。开元十一年（723）正月幸潞州，以历试旧宅为飞龙宫诏曰：“今停跸潞州，劳以牛酒，其外州刺史及迎驾父老、道士、女道士、僧尼等远来至此，颇以艰辛，宜并令预会。”[30]民间迎谒的主体不仅有父老，还有男道士、女道士、僧人、尼姑等。开元二十二年（734）驾幸东都，宋璟“于路左迎谒，上遣荣王亲劳问之，自是频遣使送药饵”[31]。开元二十年（732）宋璟致仕在东都静养，开元二十二年参与迎谒，说明致仕官也是迎谒群体之一。
非正式迎谒是指士庶群体自愿或者自发参与的迎谒活动，既有群体迎谒，也有个体迎谒。就群体迎谒而言，百姓是重要的迎谒者。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攻打高丽，诸军所俘高丽民一万四千口，先集于幽州，将以赏给军士。唐太宗悯其父子夫妇离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钱布赎为民。当他抵幽州，高丽民迎于城东，“拜舞呼号，婉转于地，尘埃弥望”[32]。唐太宗的仁义之举，得到了高丽百姓的拥戴，有了高丽民迎谒太宗皇帝的壮举，这种迎谒是自发的或自愿的。至德二载（757）十月，唐肃宗入西京。“百姓出国门奉迎，二十里不绝，舞跃呼万岁，有泣者”[33]。天祐元年（904）正月，唐昭宗至华州，“民夹道呼万岁，上泣谓曰：勿呼万岁，朕不复为汝主矣！”[34]至德、天祐年间百姓均为迎谒的主体，且都是自愿或自发行为。
就个体迎谒而言，因迎谒目的不同，身份各异。大唐建国时，为分享胜利果实，于路迎谒唐高祖李渊者较多。窦轨迎谒于长春宫，伏挺迎谒于新林，长孙敞迎谒于新丰，韦云起迎谒于长乐宫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大唐立国的支柱。唐后期战乱不断，銮舆播迁，于路迎谒皇帝，有扈卫之意。天宝末，唐玄宗幸蜀，罗公远“于剑门奉迎銮辂，卫至成都，拂衣而去。及玄宗自蜀还京，方悟蜀当归之寄矣”[35]。迎谒者身份是道士，迎谒目的是护送玄宗至蜀。
三、地方官迎谒
《礼记》曰：“天子巡守诸侯待于竟。”[36]巡守即巡狩，竟通境。《白虎通义》曰：“王者巡狩，诸侯待于境者何？诸侯以守蕃为职也。”[37]这一礼仪范本在唐代礼制书写中得到了继承。《大唐开元礼》卷六二《巡狩礼》“銮驾出宫”条载：“所经州、县，刺史、县令先待于境。”[38]迎谒的主体是州、县的刺史、县令，参与迎谒的地方官范围是“所经州、县”。这一理想化的礼仪规范，与实际的巡幸活动有着较大的差异。开元十一年（723）正月，唐玄宗幸潞州，以历试旧宅为飞龙宫，诏曰：
朕巡狩晋阳，观风问俗，肆觐群后，存问百年，候于境者，抑为故事。今停跸潞州，劳以牛酒，其外州刺史及迎驾父老、道士、女道士、僧尼等，远来至此，颇以艰辛。宜并令预会刺史，赐物四十匹，父老以下，各赐物三匹。[39]
唐玄宗巡幸潞州诏书强调“候于境”的古礼，但仍有外州刺史远来迎谒，并非是所经州、县的刺史，迎谒的主体也并非是刺史、县令，而是组成了一个以地方官为中心，父老、道士、女道士、僧、尼等人参加的迎谒团队。
《唐六典》《大唐开元礼》对于皇帝巡幸，参与迎谒的地方官及迎谒形式进行了规定。《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条载：
凡车驾巡幸及还京，百官辞迎皆于城门外；留守宫内者，在殿门外。行从官每日起居，两京文武职事五品以上三日一奉表起居，三百里内刺史朝见。[40]
《大唐开元礼》卷三《杂制》载：
凡车驾巡幸，每月朔，两京文武官职事五品以上，表参起居。州界去行所在三百里内者，刺史遣使起居。若车驾从比州及州境过，刺史朝见，巡幸还去京三百里内，刺史遣使起居。[41]
《唐六典》《大唐开元礼·杂制》都规定地方官迎谒的形式是“刺史朝见”，参与迎谒的地方官略有不同。《唐六典》强调“三百里内”，《大唐开元礼·杂制》规定“比州及州过境”，都比《大唐开元礼·巡狩礼》中“所经州县”要宽泛得多。《唐六典》卷四记载的是开元七年（719）的唐令[42]，《大唐开元礼》成书于开元二十年（732），是对开元二十年及以前唐令的总结。尽管有时间上的差异及表述上的不同，但两者在皇帝巡幸的实际生活中都适用。
先天二年（713），唐玄宗讲武于新丰。“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诣行在。时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猎渭滨，即召见，帝曰：‘公知猎乎？’对曰：‘少所习也。’”[43]《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载：“（姚崇）俄除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讲武在新丰驿，召元之代郭元振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复迁紫微令。”[44]唐玄宗为强调式尊“故事”才将身为同州刺史的姚崇召至行在的。新丰在京兆府，与同州相邻属于比州，说明开元二十年唐令也适用。不过是强调式尊故事的情况下，才会将范围限制在“三百里”的虚数内，实际运行要灵活得多。
《唐六典》《大唐开元礼·杂制》都规定地方官迎谒的形式是“刺史朝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前引史料“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诣行在。时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猎渭滨，即召见”[45]。“得诣行在”是指参与迎谒，到行在所，并没有朝见。“密召崇”才得以朝见皇帝。开元四年（716）春，李朝隐出为滑州刺史，后转同州刺史。开元六年（718）唐玄宗“驾幸东都，路由同州，朝隐蒙旨召见赏慰，赐衣一副、绢百匹。寻迁河南尹，政甚清严，豪右屏迹”[46]。唐玄宗驾过同州，刺史李朝隐参与迎谒。“蒙旨召见”才得以朝见，说明李朝隐也是以“得诣行在”的形式迎谒唐玄宗的。《唐六典》卷九“通事舍人”条载：
通事舍人十六人，从六品上。通事舍人掌朝见引纳，及辞谢者于殿廷通奏。注曰：京官文武职事五品以上假、使，去皆奏辞，来皆奏见；其六品以下奉敕差使亦如之。外官五品以上假、使至京及经京过，若新授及驾行在三百里内过，并听辞、见。[47]
通事舍人主管驾行三百里内外官的辞、见通传，表明三百里内五品以上的外官是以“得诣行在”的形式迎谒巡幸天子的。
唐后期，“三百里内”或“车驾从比州及州境过”地方官迎谒的制度仍在坚持。朱泚之乱，唐德宗仓促出幸，“县令杜正元上府计事，闻大驾至，官吏惶恐，皆欲奔窜山谷。（苏）弁谕之曰：‘君上避狄，臣下当伏难死节。昔肃宗幸灵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皆潜遁，帝命斩之以徇，诸君知其事乎！’众心乃安。及车驾至，迎扈储备无阙，德宗嘉之，就加试大理司直”[48]。唐肃宗斩杀兴平、安定二太守，说明这种制度带有律令性质。苏弁所言则说明这种制度在德宗朝也适用。中和元年（881）春正月，唐僖宗幸蜀，“（西川节度使）陈敬瑄迎谒于鹿头关……上至绵州，东川节度使杨师立谒见”[49]。鹿头关在成都府“汉州德阳县万胜堆”[50]，“东川治梓州，北至绵州一百六十八里”[51]。绵州和梓州属于比州，距离也在三百里内，说明中和元年的迎谒对于开元七年、开元二十年的唐令都适用。
值得注意的是，唐后期銮舆播迁决定了地方长官迎谒的性质带有迎卫色彩，参与迎谒的地方官的范围也会随之扩大。宝应元年（762）冬十月吐蕃寇京，代宗仓皇行幸，“鱼朝恩领神策军自陕迎驾”[52]。兴元元年（784）二月，德宗迫幸梁州，山南节度使严震“遣大将张用诚将兵五千至盩厔以来迎卫”[53]。广明元年（880），义武节度使王处存闻长安失守，遣二千人，“间道诣兴元卫（僖宗）车驾”[54]。乾宁二年（895）八月，李克用“发骑军三千赴三桥屯驻，以备（昭宗）回銮”[55]。神策军迎驾代宗，山南军迎谒德宗，义武军迎谒僖宗，太原军迎谒昭宗，都是出于扈卫的需要迎谒皇帝的。同时，参与迎谒的地方官也超出了“三百里”或“比州及州过境”的范围。晋高祖天福二年（937）诏：“宜取今月二十七日巡幸汴州，诸道州府节度防御团练使刺史，不计远近，并不得辄离州城，来赴朝觐。”[56]五代时期出现的“不计远近”皆来朝觐的局面，是唐后期迎谒地方官范围不断扩大的结果。
四、朝廷百官迎谒
《唐六典》卷四“礼部侍郎”条载：“凡车驾巡幸及还京，百官辞迎皆于城门外；留守宫内者，在殿门外。”[57]“辞”是指“辞送”，“迎”是指“迎谒”。《新唐书》卷四八载：守宫署“掌供帐帘。祭祀、巡幸，则设王公百官之位。”[58]“王公百官之位”，即班位。孔颖达疏：“班，次也；朝，朝廷也。次，谓司士正朝仪之位次也。”[59]班即班次、班序，具体指按一定的资序排班。所以守宫署要陈设王公百官之位。可以说，朝廷百官迎谒巡幸天子是以排班的形式进行的，谓之班迎。
一般来说，班迎是对天子迎谒而言的，但有重大贡献的皇室成员及强藩重臣也会得到朝廷百官班迎的待遇。会昌三年（843）三月，太和公主回京，“百官班于章敬寺迎谒”[60]。太和公主和亲回鹘为唐王朝做出巨大贡献，唐武宗令百官班迎。“天复元年（901）十一月，朱全忠至长安，“宰相帅百官班迎于长乐坡；明日行，复班辞于临皋驿”[61]。天复元年朱全忠率军进入关中，控制了唐王朝的中央政权，宰相崔胤为讨好朱全忠才有班迎之举，这一举动得到了胡三省的批评，他说：“班迎、班辞，非藩臣所得当。”[62]
据仁井田陞考察，《唐六典》“礼部侍郎”条是开元七年的唐令[63]。这是对开元七年以前迎谒制度的总结。班迎制度由来已久，永淳二年（683）九月癸亥，唐高宗幸奉天宫。十一月丁未，自奉天宫至东都，“文武百官见于天津桥南路左”[64]。奉天宫在河南府登封县[65]，说明皇帝是在离京巡幸的情况下受到百官班迎的。《资治通鉴》卷二○二，永隆元年八月甲子条的“东都”注文：“东都北据邙山，南对伊阙，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跨洛为桥，曰天津桥。”[66]天津桥在洛阳城内，桥南地势开阔，历史上曾用于陈兵[67]，便于众多人员参与迎谒，“迎于城门外”的制度得以灵活运用。
开元七年以后，班迎制度仍得到坚持。广德元年（763）十二月，唐代宗返回至长安，“郭子仪帅城中百官及诸军迎于浐水东，伏地待罪”[68]。浐水东理想的迎谒地是长乐坡。它地处要冲，东出潼关，南向荆楚，交通便利，再加上附近有长乐驿，既方便驻足休憩，也方便摆开迎谒大军。天复三年（903）春正月，唐昭宗自凤翔还京，“次兴平，宰臣崔胤率百官迎谒。戊辰，次咸阳。己巳，入京师”[69]。唐代宗和唐昭宗是因为战乱被迫离京，返京的班迎不仅出于礼仪需要，而且出于扈卫需要，所以“迎于城门外”的制度得到了灵活运用。
五、皇室成员迎谒
唐代皇室成员迎谒主要有亲王迎谒、皇太子迎谒和皇帝迎谒三种，迎谒形式均是郊迎。亲王迎谒的记载仅一例，发生于唐高祖时期。《旧唐书》卷五五《刘武周传》载：“高祖亲幸蒲津关，太宗自柏壁轻骑谒高祖于行在所。”[70]蒲津关在“蒲州河东县县西四里”[71]，属同州。柏壁则“在正平县西南二十里”，属绛州[72]。秦王李世民自绛州去往同州迎谒唐高祖李渊，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皇太子迎谒记载仅一例，发生于唐太宗时期。贞观十九年（645）冬十月丙辰，皇太子李治自定州迎谒唐太宗李世民于临渝关。顾炎武说：“丙辰，皇太子迎谒于临渝关。关在今抚宁之东，则柳城又在其东。太宗之行迟，故十日而后至也。”[73]皇太子提前十日先到临渝关，唐太宗后到迎谒地。《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十九年冬十月丙辰条的临渝关注文：“临渝关在平州卢龙县城东百八十里。”[74]定州在河北道，在“京师东北二千九百六里，至东都一千二百里”[75]。平州在“京师东北二千六百五十里，至东都一千九百里”[76]。两州虽同为河北道，但相距较远。可见，皇太子要到很远的地方迎谒巡幸皇帝，以示重视。
皇帝迎谒太上皇的记载有两例，均发生于唐肃宗时期。至德二载（757）十一月，唐玄宗至凤翔郡。“肃宗遣精骑三千至扶风迎卫。十二月丙午，肃宗具法驾至咸阳望贤驿迎奉。……丁未，至京师，文武百僚、京城士庶夹道欢呼，靡不流涕”[77]。“望贤宫在咸阳县东数里，玄宗幸蜀还京，肃宗至望贤宫奉迎”[78]。咸阳县在京师“正东微南四十里”[79]，说明唐肃宗是在去京四十余里的地方迎谒唐玄宗的，郊迎距离较长，重视程度非常高。
乾元元年（758）十月甲寅，“上皇幸华清宫，上送于灞上……十一月丁丑……上皇至自华清宫，上迎于灞上”[80]。这里由辞送和迎谒两部分组成。肃宗辞、迎之地均在灞（霸）上。灞（霸）上即白鹿原，在万年县东南二十里[81]。灞（霸）上距京距离难考，但可以证明肃宗是在离京较远的地方行迎谒礼的。
六、巡幸迎谒礼
离京的迎谒礼与在京的朝参礼有共通之处，表现为朝拜天子的蹈舞礼、趋步礼等[82]。由于迎谒中有朝参的内容，伴随着迎谒者身份、迎谒形式、迎谒环境的多变，迎谒礼比朝参礼的内容要丰富得多。
（一）迎于道左
《资治通鉴大辞典》将“道左“解释为“道边，路旁”[83]。《诗经》曰：“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适我？中心好之，曷饮食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来游？中心好之，曷饮食之？”“道左”指道路的左边，“道周”指道路的右边，合乎道边、路旁的解释。但在古代典籍中，道左更多的是用来表示尊卑关系的方位。对此，道左有“道东”之说。《毛诗正义》卷六《国风·有杕之杜》载：“有杕之杜，生于道左。（毛亨）传：兴也。道左之阳，人所宜休息也。（郑玄）笺云：道左，道东也。”[84]郑玄认为“道左即道东”。《因话录》卷五载：“人道尚右，以右为尊。礼先宾客，故西让客，主人在东，盖自卑也。”[85]就迎谒客人来说，道左位是主人位，是卑位。胡三省还对道左具体方位进行阐发，他说：“郑玄曰：道左，道东也。余按古者乘车尚左，故迎拜于车下者皆拜于道左。盖自北而来者以道东为左，自南而来者以道西为左，自东西而来者亦随车之所向而分左右也。郑玄举一隅耳。”[86]
皇帝巡幸，迎谒道左，自古有之。西晋惠帝幸邺，司马颖“率群官迎谒道左”[87]。隋炀帝巡幸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88]。唐人因之，终唐一世皆有相关记载。贞观十二年（638）二月十日，唐太宗巡幸蒲州，“刺史赵元楷课父老服黄纱罩衣，迎谒路左”[89]。开元年间，唐玄宗驾幸东都，宋璟“于路左迎谒”[90]。建中年间，泾原兵变，唐德宗仓促出逃，“郭曙与家仆数十人于苑中猎射，闻跸，伏谒道左”[91]，说明“迎于道左”是唐代巡幸迎谒礼的一种。
（二）夹道欢呼
夹道欢呼也是唐代巡幸迎谒礼的一种。至德二载（757）十二月丙午，唐肃宗“具法驾至咸阳望贤驿迎奉。……丁未，至京师，文武百僚、京城士庶夹道欢呼，靡不流涕”[92]。唐肃宗在望贤宫已经完成了对唐玄宗的迎谒仪式，唐玄宗至京师，文武百僚、京城士庶二次迎谒，迎谒礼就有“夹道欢呼”。
兴元元年（784）七月十三日，唐德宗“至自兴元，浑瑊、韩游环、戴休颜以其兵扈从，晟与骆元光、尚可孤以其兵奉迎。时元从禁军及山南、陇州、凤翔之众，步骑凡十余万，旌旗连亘数十里，倾城士庶，夹道欢呼”[93]。天祐元年（904）正月甲子，唐昭宗至华州“民夹道呼万岁”[94]。唐德宗至自兴元，唐昭宗至华州的迎谒礼中都有“夹道欢呼”。
（三）拜舞礼
拜舞礼又称舞蹈礼、蹈舞礼，是“蹈舞”者“舞蹈，手舞足蹈之礼也”[95]。
《隋书》卷八《礼仪志三》云：
开皇中，乃诏太常卿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礼。及（开皇）九年平陈，元帅晋王，以驿上露布。兵部奏，请依新礼宣行。承诏集百官、四方客使等，并赴广阳门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内史令称有诏，在位者皆拜。宣讫，拜，蹈舞者三，又拜。郡县亦同。[96]
这样原本用于宣布露布的礼仪很快成为臣下对皇帝的朝参之礼。有唐一代，拜舞礼成为“最尊贵，也是最具特色的礼仪”[97]。它不仅是朝参礼还是迎谒礼，在皇帝巡幸期间广泛使用。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到达幽州，高丽民迎于城东，“拜舞呼号，婉转于地，尘埃弥望”[98]。至德二载（757）十月，唐肃宗返回从安史叛军手中收复的长安，“百姓出国门奉迎，二十里不绝，舞跃呼万岁”[99]。泾原兵变，唐德宗“至于奉天，丞、尉惶惧，拜舞于县门。其日，上幸县令宅，宰臣、近侍各居廨署”[100]。可见拜舞礼也是唐代巡幸迎谒礼的一种。
（四）捧足、控辔
捧足也是一种巡幸迎谒礼。胡三省说：“夷礼以拜跪捧足为敬。”[101]捧足礼被认为是“夷礼”，其实并非如此，唐代宫廷里早就流行捧足礼。《册府元龟》卷二七《帝王部·孝德》载：“中宗为皇太子，大足元年（701）从则天幸京师，时属凝寒，亲捧天后足，步从一里余。天后大悦，下制褒美，宣付史官。”[102]唐中宗“捧足而行”虽不是用于迎谒，但足可以说明捧足也是一种礼节。长庆四年（824）四月，宫内匠张韶等叛乱，穆宗幸左神策军避难。“左神策中尉河中马存亮闻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负上入军中，遣大将康艺全将骑卒入宫讨贼[103]。马存亮对唐穆宗行捧足礼，说明这种礼节在唐后期仍然沿用。
这种礼节也用于巡幸迎谒。至德二载（757）十二月，上皇自蜀至咸阳，肃宗“备法驾迎于望贤宫。上皇在宫南楼，上释黄袍，着紫袍，望楼下马，趋进，拜舞于楼下。上皇降楼，抚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呜咽不自胜”[104]。肃宗迎谒玄宗，行捧足礼。可见，捧足礼也是巡幸迎谒礼的一种。
控辔是针对皇帝乘马的迎谒礼。上元元年（760）六月，李辅国“诈言皇帝请太上皇按行宫中，至睿武门，射生官五百遮道，太上皇惊，几坠马，问何为者……力士复曰：‘辅国可御太上皇马！’辅国靴而走，与力士对执辔还西内，居甘露殿，侍卫才数十，皆尫老”[105]。唐玄宗迁西内，李辅国与高力士行控辔礼。这种迎谒礼对于巡幸迎谒也适用。乾元元年（758）十一月，玄宗幸华清宫还。肃宗“至灞上，迎候下马，趋进百余步，再拜舞蹈，前抱玄宗足。玄宗抚帝背，帝又控辔行数十步，有命乃止”[106]。肃宗迎谒玄宗“控辔行数十步”，可见“控辔”也是唐代巡幸迎谒礼的一种。
七、结 语
唐代巡幸迎谒制度是围绕“皇权至上”展开的。为保证皇帝权威，举办隆重的迎谒仪式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是遣使奉迎。奉迎者不仅可以充当导驾，还能满足扈卫的需要。其次是组织迎谒团队。地方官组织以刺史、县令为核心，父老、道士、僧尼、致仕官、学生等参加的迎谒团队；朝廷百官以班迎的形式来完成迎谒；皇室成员为主导的迎谒往往选择郊迎的形式，来增加迎谒的隆重性。再次是行迎谒礼。迎谒者基本以伏于道左、夹道欢呼、拜舞、捧足、控辔等形式完成迎谒。有时候为显示迎谒的隆重，几种礼节并用。最后是皇帝慰抚。面对百姓献牛酒之礼，皇帝会赐以绢帛进行抚慰。面对皇室成员及官员的迎谒礼，皇帝也会进行抚慰，推动迎谒礼顺利进行。
隆重的迎谒仪式不仅符合唐代礼制发展的要求，还满足了唐代皇帝的政治诉求。就礼制而言，“存问百年”与父老迎谒，“诸侯待于境”与地方官迎谒，符合巡狩礼的要求，是对古礼的继承和发展。以拜舞礼和趋步礼为核心的朝参礼不能满足巡幸迎谒的需要，进而发展出伏于道左、拜舞、夹道欢呼、捧足、控辔等多种礼仪形式。这些都是“君尊臣卑”的反映，对于维护皇权至上的权威有积极意义。就皇帝的政治诉求而言，“问百年”父老迎谒，满足了皇帝德化天下的诉求；从“刺史朝见”到“得诣行在”的变革，满足了皇帝考察政绩的诉求；参与迎谒地方官范围不拘于三百里或过境州、比州的规定，满足了皇帝供备及扈卫的诉求，班迎制度的坚持及皇室成员高规格的郊迎谒，是皇权至上的反映。这些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强化唐王朝的统治有积极意义。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注释】
[1]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般项目（编号：2018BLS008）阶段性成果。
[2]杜文玉：《五代起居制度的变化及其特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102～110页。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0～302页。杜文玉、谢西川：《唐代起居制度初探》，《江汉论坛》2010年第6期，第70～78页。杜文玉：《论唐大明宫延英殿的功能与地位——以中枢决策及国家政治为中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99、200页。［韩］金澔：《唐前期皇帝行幸的威仪》，《中国古中世史研究》第20辑，2008年，第431～453页。高文文：《唐代巡狩制度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4～57页。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5～261页。任爽：《唐代礼制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6页。王美华：《唐宋礼制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35页。
[3]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4～409页。杨阳：《唐代宾礼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5～31页。拜根兴：《石刻墓志与唐代东亚交流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21～233页。李丽艳：《唐代宾礼研究——以〈大唐开元礼〉为研究视角》，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7～24页。王贞平：《唐代宾礼研究——亚洲视域中的外交信息传递》，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第1～256页。
[4]（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卷二下，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0页。
[5]（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6]《说文解字》卷三上，第51页。
[7]（东汉）班固：《汉书》卷四九《袁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272页。
[8]《说文解字注》，第90页。
[9]（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六三《聘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675、3676页。
[10]（汉）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2页。
[11]（汉）刘向撰，何建章注释：《战国策》卷三《秦策一》，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6页。
[12]《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第2057页。
[13]《汉书》卷四○《陈平传》，第2044页。
[14]《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第59页。
[15]《汉书》卷七一《疏广传》，第3039页。
[1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五一《任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51页。
[17]（后晋）刘昫：《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02页。
[1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至德元年十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003页。
[19]《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第3671页。(www.xing528.com)
[20]（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三○《讨高丽诏》，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03页。
[2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东夷》，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90页。
[22]《礼记正义》卷一一《王制》，第2874、2875页。
[23]（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一一二《帝王部·巡幸》，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1327页。
[24]（宋）王溥：《唐会要》卷二七《行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02页。
[25]郑天挺、吴泽、杨志玖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491页。
[26]（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一三《地官·牛人》，（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559页。
[27]《册府元龟》卷三六《帝王部·封禅第二》，第399页。
[28]《册府元龟》卷八○《帝王部·庆赐第二》，第937页。
[29]《唐大诏令集》卷一三○《讨高丽诏》，第703页。
[30]《册府元龟》卷一七二《帝王部·求旧第二》，第2079页。
[31]《旧唐书》卷九六《宋璟传》，第3036页。
[32]《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十九年十一月辛未条，第6231页。
[33]《资治通鉴》卷二二○，至德二载十月丙寅条，第7042页。
[34]《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天祐元年春正月甲子条，第8627页。
[35]（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二二《神仙二十二·罗公远》，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50页。
[36]《礼记正义》卷四八《祭义》，第3473页。
[37]（汉）班固：《白虎通义》卷下《德论下·巡狩》，《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8、39页。
[38]（唐）萧嵩：《大唐开元礼》卷六二《皇帝巡狩·銮驾出宫》，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21页。
[39]《册府元龟》卷一七二《帝王部·求旧第二》，第2079页。
[40]（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4页。
[41]《大唐开元礼》卷三《杂制》，第32、33页。
[42]［日］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卷一八《仪制令》，栗劲等译，长春出版社，1989年，第403页。
[43]《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第4383页。
[44]《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第3023页。
[45]]《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第4383页。
[46]《旧唐书》卷一○○《李朝隐传》，第3126页。
[47]《唐六典》卷九《通事舍人》，第278页。
[48]《旧唐书》卷一八九下《苏弁传》，第4976页。
[49]《资治通鉴》卷二五四，中和元年春正月条，第8245页。
[50]（宋）郭允蹈：《蜀鉴》卷七《高崇文讨刘辟》，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86页。
[51]《资治通鉴》卷二五四，中和元年春正月辛未条胡注，第8245页。
[52]《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第273页。
[53]《资治通鉴》卷二三○，兴元元年二月条，第7408页。
[54]《资治通鉴》卷二五四，广明元年十二月条，第8243页。
[55]《旧唐书》卷二○上《昭宗》，第755、756页。
[56]《册府元龟》卷一一四《帝王部·巡幸》，第1364页。
[57]《唐六典》卷四《礼部侍郎》，第114页。
[58]《新唐书》卷四八《百官三》，第1250页。
[59]《礼记正义》卷一《曲礼上》，第2664页。
[60]《旧唐书》卷一八《武宗上》，第595页。
[61]《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十一月条，第8563页。
[62]《资治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十一月条胡注，第8563页。
[63]《唐令拾遗》卷一八《仪制令》，第403页。
[64]《册府元龟》卷一一三《帝王部·巡幸二》，第1351页。
[65]《新唐书》卷三八《地理志·河南府》，第1423页。
[66]《资治通鉴》卷二○二，永隆元年八月甲子条胡注，第6397页。
[67]《旧唐书》卷十《肃宗》载：“（至德二载，冬十月）壬戌，广平王入东京，陈兵天津桥南，士庶欢呼路侧。”见《旧唐书》卷十《肃宗》，第247页。
[68]《资治通鉴》卷二二三，广德元年十二月条，第7158页。
[69]《旧唐书》卷二○上《昭宗》，第775页。
[70]《旧唐书》卷五五《刘武周传》，第2254页。
[71]（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二《河东道·河中府》，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26页。
[72]《资治通鉴》卷一八八，武德二年十一月己卯条，第5872页。
[73]（清）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三一《柳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54、1755页。
[74]《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十九年冬十月丙辰条，第6231页。
[75]《旧唐书》卷三九《河北道·定州》，第1510页。
[76]《旧唐书》卷三九《河北道·平州》，第1519页。
[77]《旧唐书》卷九《玄宗下》，第235页。
[78]（宋）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卷四《望贤宫》，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70页。
[79]《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关内道·京兆府·咸阳》，第12页。
[80]《旧唐书》卷一○《肃宗》，第253、254页。
[81]（宋）宋敏求：《长安志》卷一一《县一·万年》，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260页。
[82]李斌城：《唐代上朝礼仪初探》，郑学檬、冷敏述主编《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2页。
[83]施丁、沈志华主编：《资治通鉴大辞典·上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8页。
[84]（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六《国风·有杕之杜》，（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77页。
[85]（唐）赵璘：《因话录》卷五《征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7页。
[86]《资治通鉴》卷二四○，元和十二年辛巳条胡注，第7743页。
[87]（唐）房玄龄：《晋书》卷四《惠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3页。
[88]（唐）魏徵：《隋书》卷六七《裴矩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80页。
[89]（宋）王溥：《唐会要》卷二一七《行幸》，第598页。
[90]《旧唐书》卷九六《宋璟传》，第3036页。
[91]（唐）赵元一：《奉天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92]《旧唐书》卷九《玄宗下》，第235页。
[93]《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第3670页。
[94]《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天祐元年春正月甲子条，第8627页。
[95]李斌城：《唐代上朝礼仪初探》，第122页。
[96]《隋书》卷八《礼仪志三》，第170页。
[97]李斌城：《唐代上朝礼仪初探》，第122页。
[98]《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十九年十一月辛未条，第6231页。
[99]《资治通鉴》卷二二○，至德二载十月丁卯条，第7042页。
[100]《奉天录》卷一，第3页。
[101]《资治通鉴》卷二二○，至德二载九月条胡注，第7034页。
[102]《册府元龟》卷二七《帝王部·孝德》，第297页。
[103]《资治通鉴》卷二四三，长庆四年夏四月条，第7836页。
[104]《资治通鉴》卷二二○，至德二载十二月丙午条，第7044页。
[105]《新唐书》卷二○八《李辅国传》，第5881页。
[106]《册府元龟》卷二七《帝王部·孝德》，第299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