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比较解经，异同与历史事实详解

《春秋》三传，注意之重点有所不同。《公羊》、《谷梁》较为重视诠释经文字句，推阐 《春秋》的 “微言大义”，而于相关史实，记载不够详备。《左传》虽然也重视阐发经义，但与《公羊》、《谷梁》相比，它更偏重于补充史实。后人对三传叙事之差别时有论及，并多以此来判定其是否传经，但对三传叙事的具体情况却很少予以剖析。这里试图在这方面作一些探讨。

一、三传以事解经之数量及其异同

（一）数量

《左传》与 《春秋》记载对应的条目，大约有1300条，其中绝大多数主要是通过补充事实来帮助人们理解 《春秋》。《公羊传》共约570条，《谷梁传》共约750条，两书多数条目涉及史实或与史实相关。两传比较具体地叙述事件以资解经者，《公羊传》有50余条，《谷梁传》有30余条。为了便于比照按核，兹将有关条目列举如次。

《公羊传》：隐公三年，宋庄公弑与夷；四年，鲁公子翚弑隐公；桓公十一年，宋执祭仲，使之出忽立突；庄公元年，齐侯杀桓公；四年，齐灭纪；六年，齐侯归卫宝之言；十二年，宋万弑闵公；十三年，柯之盟；二十四年，曹羁出奔；二十七年，公子庆父、公子牙、公子友诸人关系；三十二年，季友杀公子牙；闵公元年，邓扈乐杀子般；二年，郑弃其师；僖公元年，齐桓公杀姜氏；季友、公子庆父事；二年，晋师灭夏阳；三年，阳谷之会誓言；四年，齐人执袁涛途；九年，葵丘之会；十年，晋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晋杀其大夫里克；十八年，宋公伐齐；二十一年，楚人执宋公；二十二年，楚、宋战于泓；二十八年，晋侯伐卫，晋人执卫侯；三十三年，蹇叔谏秦穆公及弦高犒师事；文公十一年，长狄之事；十四年，晋人纳接菑；宣公六年，晋赵盾弑其君；十二年，晋、楚邲之战；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成公二年，逢丑父免齐侯；八年，晋侯使鲁归汶阳之田于齐；十五年，仲婴齐事；十六年，晋人执季孙行父；十七年，公孙婴齐事；襄公元年，宋华元围彭城；七年，郑伯被弑；二十七年，卫杀宁喜；二十九年，吴季札让国事；三十年，宋伯姬之死，澶渊之盟；昭公四年，楚执齐庆封；十三年，楚公子比弑灵王；二十年，曹公子喜时让国事；二十五年，齐侯唁公；三十一年，叔术事；定公四年，吴伐楚；八年，阳虎、季氏事；哀公三年，石曼姑事；六年，齐陈乞立公子阳生。

《谷梁传》：庄公九年，小白入齐；十七年，齐人歼于遂；僖公元年，公子友获莒挐；二年，晋假道灭夏阳灭虢举虞；三年，阳谷之会；九年，葵丘之盟；十年，晋杀里克；十二年，楚人灭黄；十九年，梁亡；二十二年，泓之战；三十三年，殽之战；文公六年，晋杀阳处父；十一年，长狄事；十四年，晋人纳捷菑；宣公二年，晋赵盾弑其君；九年，陈杀其大夫泄冶；十七年，公弟叔肸卒；成公元年，晋郤克等聘于齐；二年，齐侯使国佐如师；五年，梁山崩；襄公七年，郑伯被弑；二十三年，臧孙纥出奔；二十五年，吴子门于巢而卒；二十七年，卫侯之弟出奔；三十年，伯姬之死；昭公四年，楚子杀齐庆封；十八年，郑灾；十九年，许世子弑其君；二十九年，叔倪卒；三十一年，晋侯使荀栎唁公于乾侯；定公四年，伍子胥及蔡昭侯事；十年，颊谷之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来归脤；哀公十三年，黄池之会。

以上所举 《公羊》、《谷梁》叙述史实解经之例，已经初步证明了两书对历史事实的关注。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两书未能像 《左传》那样广泛系统地采用史实来解经，根本的原因并非 《公羊》、《谷梁》的作者主观上不愿意那样做，而是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未能准确充分地占有史料。关于此点，后文将详细分析论述。

（二）异同

严格地说，《左传》以事解经的条目，所述事实与 《公羊》、《谷梁》完全相同的几乎没有。如作大致的划分，三传所载相关事件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左传》与《公羊》、《谷梁》记载基本相同，或叙述事件的角度不尽相同而主要内容并无明显矛盾，可以相通。第二类，《左传》与《公羊》、《谷梁》存在明显不同，甚至格格不入。

《左传》与 《公羊》、《谷梁》基本相同或可以相通的条目有：《公羊传》、《谷梁传》载晋假道伐虢 （僖公二年），泓之战 （僖公二十二年），晋败秦于殽 （僖公三十三年）、宋伯姬事 （襄公三十年）。《公羊传》载郑弃其师 （闵公二年），公子庆父事 （僖公元年），晋里克杀奚齐、卓子、荀息 （僖公十年），取济西田 （僖公三十一年），晋赵盾弑其君 （宣公六年），晋侯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 （成公八年），卫侯之弟奔晋 （襄公二十七年）。《谷梁传》载齐人歼于遂 （庄公十七年），陈杀泄冶事 （宣公九年），梁山崩 （成公五年），楚子杀齐庆封 （昭公四年）。

《左传》与两传存在明显差异且难以调和者如： 《公羊传》、《谷梁传》载晋人纳接菑 （文公十四年），弑郑伯事 （襄公七年）。《公羊传》载纪侯大去其国 （庄公四年），齐人执陈袁涛途 （僖公四年），晋侯侵曹伐卫 （僖公二十八年），宋人及楚人平 （宣公十五年），曹伯归自京师 （成公十六年），晋人执季孙行父 （成公十六年），公孙婴齐卒 （成公十七年），栾盈复人于晋 （襄公二十三年）。《谷梁传》载公子友获莒挐（僖公元年），蔡侯东出奔楚 （昭公二十一年）。

《左传》与 《公羊》、《谷梁》在轻重详略上也存在差异。一般说来，《左传》以事解经的方法运用较广，因此，经文的许多条目只有 《左传》补充史实，而 《公羊》、《谷梁》则不见相应的记载，也有的 《公羊》、 《谷梁》虽有补充而不如《左传》详赡。但也有少数条目正好相反：或者 《公》、《谷》涉及有关事件而 《左传》无之，或者 《公》、《谷》叙述详于《左传》。两传补充史实而 《左传》无相应条目者如：《公羊传》、《谷梁传》载阳谷之会 （僖公三年），伍子胥事 （定公四年）。《公羊传》载曹羁出奔 （庄公二十四年），仲婴齐事 （成公十五年）。《谷梁传》载叔倪卒 （昭公二十九年），晋侯使荀栎来唁公 （昭公三十一年）。两传叙事详于 《左传》者如：《公羊传》、《谷梁传》载晋假道伐虢 （僖公二年），宋伯姬事（襄公三十年）。《公羊传》载柯之盟 （庄公十三年），楚人来献捷 （僖公二十一年）。《谷梁传》载齐人歼于遂 （庄公十七年），楚人灭黄 （僖公十二年），泓之战 （僖公二十二年），梁山崩 （成公五年），黄池之会 （哀公十三年）。

《公羊》、《谷梁》直接叙事解经者共80余条。这些条目从十几字、几十字至数百字不等 （最多者达600余字），与《左传》以事解经性质完全相同。此外，在更多的条目中，《公羊》、《谷梁》虽然没有叙述具体事件，但同样是以史实为依据来阐释经义的。此类条文触目皆是，无须列举。

二、三传以事解经之优劣

以事解经是三传共同采用的方法。三传许多条目对经文的阐释都以事实为基础，它们对史料的把握是否准确，运用是否恰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有关条目可信与否。

从总体上说，《公羊》、《谷梁》以事解经明显不如 《左传》，这不仅表现在运用史料的数量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史料的质量和运用史料所取得的客观效果方面。这里拟举出最主要的几点来加以论述。

（一）《公》、《谷》叙事多误

《公羊》、《谷梁》对史实的记述及理解多有谬误失实之处。如：

例一：

隐公元年 《经》：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公羊传》：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

《谷梁传》：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

《公羊》、《谷梁》都认为公叔段为郑伯所杀。而 《左传》载此事最终结局云：“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左传》隐公十一年载郑伯入许，谓许叔云：“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史记·卫康叔世家》云：“（卫）桓公二年，弟州吁骄奢，桓公绌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郑伯弟段攻其兄，不胜，亡，而州吁求与之友。⋯⋯州吁自立为卫君，为郑伯弟段欲伐郑，请宋、陈、蔡与俱，三国皆许州吁。”《左传》隐公元年云：“（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杜预注：“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犹晋侯在鄂，谓之鄂侯。”相关事实及 “共叔”之称呼都可证叔段并未被杀。据此知《公羊》、《谷梁》训 “克”为 “杀”、“能杀”，实因不明事实而曲解经文。

例二：

僖公十七年 《经》：夏，灭项。

《公羊传》：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桓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

《谷梁传》：孰灭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为贤者讳也。项，国也。不可灭而灭之乎？桓公知项之可灭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灭也。既灭人之国矣，何贤乎？君子恶恶疾其始，善善乐其终。桓公尝有存亡继绝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

宋黄仲炎曰：“（十七年）夏，灭项。鲁灭之也。案 《左氏》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故声姜以公故会齐侯于卞。据 《经》书：‘夏，灭项。’犹言 ‘夏，取邿；秋，取根牟’。则 《左氏》之说信矣。二传谓齐灭之而《经》为之讳者妄也。若齐实灭项而 《经》为之讳，遂以鲁灭之辞书，则鲁何罪哉？”[1]考之史实，揆诸情理，参以 《春秋》行文之例，灭项者应为鲁国而非齐国。

例三：

僖公十九年 《经》：己酉，邾娄人执鄫子，用之。

《公羊传》：恶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盖叩其鼻以血社也。

《谷梁传》：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

据 《左传》，“用之”指将鄫子用于祭祀。其文云：“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左传》载主使者为宋襄公，并说明用鄫子于何处及其目的，联系前后经传应属可信。司马子鱼的话，则更确凿无疑地说明了 “用”的具体含义。 “用”指杀人以祭，经传不乏其例。如，昭公十一年《经》云：“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师灭蔡，执蔡世子友以归，用之。”《谷梁传》云：“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与楚杀也。”《左传》云：“冬十一月，楚子灭蔡，用隐大子于冈山。申无宇曰： ‘不祥。五牲不相为用，况用诸侯乎？王必悔之。’”[2]《谷梁传》解释同类事物前后参差，实由不明事实所致。

例四：

文公十四年 《经》：冬，单伯如齐，齐人执单伯。齐人执子叔姬。

《公羊传》：单伯之罪何？道淫也。恶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则曷为不言齐人执单伯及子叔姬？内辞也。使若异罪然。

《谷梁传》：私罪也。单伯淫于齐，齐人执之。叔姬同罪也。

《公羊》、《谷梁》的理解，与事实相去甚远。《左传》云：“襄仲使告于王，请以王宠求昭姬于齐。曰：‘杀其子，焉用其母？请受而罪之。’冬，单伯如齐，请子叔姬，齐人执之。又执子叔姬。”傅隶朴云： “叔姬归齐昭公，生舍，昭公死，舍立，商人弑舍而自立，齐人不讨其弑君之罪，一心拥戴他，于是襄仲请求天王遣使代向齐国求让叔姬回鲁。齐人迁怒于王使，使执单伯以抗王命，并执子叔姬以辱鲁。据此事实，王室之微，鲁国之弱，齐之无道，均不言而喻。此左氏举事见义的笔法。⋯⋯赵鹏飞斥二传道：‘《公》、《谷》以淫目之，不达经文，不探事实，妄疵人矣！’”[3]

例五：

成公元年 《经》：秋，王师败绩于贸戎。

《公羊传》：孰败之？盖晋败之。或曰：贸戎败之。然则曷为不言晋败之？王者无敌，莫敢当也。

《谷梁传》：不言战，莫之敢敌也。为尊者讳敌不讳败，为亲者讳败不讳敌，尊尊亲亲之义也。然则孰败之？晋也。

《左传》云：“元年春，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单襄公如晋拜成。刘康公徼戎，将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背盟不祥，欺大国不义，神人弗助，将何以胜？’不听，遂伐茅戎。三月癸未，败绩于徐吾氏。⋯⋯秋，王人来告败。”周与戎存有嫌隙，由来已久。 《左传》文公十七年云：“秋，周甘歜败戎于邥垂，乘其饮酒也。”杜预注：“为成元年晋侯平戎于王张本。”文公十七年至成公元年历二十年，而周与戎积怨未消，故由晋国出面调停。其事已成，不料又旁生枝节，致使王师败绩。《左传》叙述事件因果、时间、地点、过程翔实可信，足证 《公》、《谷》之谬。

此外，《公羊传》、《谷梁传》叙事失实或对史实理解有误者随处可见。其明显者，如：《公羊》、《谷梁》隐公二年分别以夫人子氏为隐公之母、隐公之妻，隐公三年以尹氏 （《左传》作 “君氏”）为天子之大夫，桓公五年释陈侯鲍卒之日期有二，桓公十二年载郑师伐宋战于宋，庄公三年葬桓王，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僖公八年禘于太庙用致夫人，文公十二年子叔姬事，文公十四年纳接菑事，文公十五年以子叔姬为有罪。《公羊传》襄公二十三年载栾盈入于晋，昭公十一年楚执蔡世子用之，昭公十二年释伯于阳为公子阳生，昭公十九年许世子事，昭公二十五年秋再雩。《谷梁传》隐公元年以惠公仲子为惠公之母、孝公之妾，桓公六年子同事，庄公元年齐师迁纪郱鄑郚，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御寇事，僖公二十五年纳顿子事，襄公六年莒人灭缯，昭公二十一年蔡侯事，定公十二年堕郈事。

《公羊传》、《谷梁传》记述事件，多半与阐发 《春秋》之义联系在一起。事实一旦搞错，在此基础上推衍的所谓 “微言大义”，自不免破绽百出。

（二）《公》、《谷》含混空泛

《公羊》、《谷梁》涉及事件往往失之含混浮泛。如：

例一：

隐公元年 《经》：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传》：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地。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谷梁传》：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己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

例二：

桓公二年 《经》：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公羊传》：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无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无累者乎？曰：有。有则此何以书？贤也。何贤乎孔父？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其义形于色奈何？督将弑殇公，孔父生而存则殇公不可得而弑也，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殇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则人莫敢过而致难于其君者，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

《谷梁传》：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书尊及卑，《春秋》之义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于是乎先杀孔父，孔父闲也。何以知其先杀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称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称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

例三：

庄公十八年 《经》：夏，公追戎于济西。

《公羊传》：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为中国追也。此未有伐中国者，则其言为中国追何？大其未至而豫御之也。其言于济西何？大之也。

《谷梁传》：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迩于我也。于济西者，大之也。何大焉？为公之追之也。

例四：

闵公二年 《经》：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羊传》：公薨何以不地？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孰弑之？庆父也。杀公子牙，今将尔，季子不免。庆父弑二君，何以不诛？将而不免，遏恶也。既而不可及，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谷梁传》：不地，故也。其不书葬，不以讨母葬子也。

例五：

僖公五年 《经》：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

《公羊传》：曷为直称晋侯以杀？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

《谷梁传》：目晋侯斥杀，恶晋侯也。

如上所举，在例一中，《公羊传》反复申说隐长而卑，桓幼而贵，且云桓之所以贵，乃因其母贵，又云隐、桓 “其为尊卑也微”。但桓公与他的母亲到底是什么身份，桓公与隐公关系究竟如何，却始终未能说清。《谷梁传》以为隐公让桓不正，又云先君欲传位于桓公是 “邪心”，说法与 《公羊传》不同，也同样没有讲出所以然来。例二，《公羊传》以为 《春秋》贤孔父，又云孔父义形于色，《谷梁传》与 《公羊传》一样，谓 “及”有 “累”的意思，指从君而死，然两传不能详知事件过程，这些说法也显得空泛。例三，《公羊》、《谷梁》两传不知戎有伐鲁之事，而煞费苦心地解释公追戎于济西这后一半事实，同样浮泛不着边际。例四、例五，一为闵公被弑，一为晋侯杀其太子，《公羊》、《谷梁》对其事实均予确认，并据此加以发挥，解说 《春秋》之义，但事件过程既付阙如，说理也就显得空洞。这类例子，《公羊》、《谷梁》都略于事实，因此解经往往不得要领，甚至含糊其辞。《左传》据事直书，或在叙述史实的基础上稍加点拨，主要以事实说话，效果就好得多。《左传》解经胜于 《公羊》、《谷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三）《公》、《谷》针对性不强

《公羊》、《谷梁》以事解经的条目，在对应经文方面多不及 《左传》，叙事轻重失当，甚至完全没有必要的条目时有所见。如：隐公三年，《经》书 “宋公和卒”，《公羊》无传，而于 “葬宋缪公”条下详载宣公临终 （在鲁惠公四十年）谓缪公之言，并及庄公弑与夷 （桓公二年）事；隐公四年，《经》书 “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公羊》载弑隐公事，而隐公十一年 《经》书 “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羊》不及其事；桓公十八年，《经》书 “公薨于齐”，《公羊》无传，而于庄公元年 “夫人孙于齐”条下载夫人与弑桓公之事；庄公三十二年，《经》书 “子般卒”，《公羊》无传，而于闵公元年载子般之弑；闵公二年，《经》书 “公子庆父出奔莒”，《公羊》无传，而于僖公元年 “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犁”条下载公子庆父出奔及自杀事；僖公二年，《经》书 “虞师、晋师灭夏阳”，《公羊》、《谷梁》兼载取虢灭虞，而僖公五年 《经》书 “晋人执虞公”，《公》、《谷》不传其事；僖公二十一年，《经》书 “（楚子）执宋公以伐宋”，又书 “释宋公”，《公羊》不传其事，而于 “楚人使宜申来献捷”条下载此二事；僖公二十一年， 《经》书楚子执宋公，二十三年，《经》书 “宋公兹父卒”，《谷梁》不传其事，而于二十二年泓之战兼载此二事；宣公二年，《经》书 “晋赵盾弑其君夷獆”，《公羊》无传，而于宣公六年 “晋赵盾卫孙免侵陈”条下详载赵盾弑君事；成公十三年，《经》书 “曹伯庐卒于师”，《公羊》无传，而于昭公二十年 “曹公孙会自鄸出奔宋”载曹公子喜时让国事；定公四年，《经》书 “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公羊》、《谷梁》述伍子胥干阖闾及楚拘蔡昭公事。

《公羊传》、《谷梁传》的这些条目，都未能做到与 《春秋》相对应 （《左传》相关条目则没有这个问题）。而且，由于 《公羊》、《谷梁》将一些史料运用于说明与此关系并不紧密的经文，因而这些条目叙事的必要性也令人怀疑。如 《公羊传》隐公四年叙公子翚弑隐公事，以为 《春秋》不称翚为公子，是因其弑君而加贬；《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叙公子庆父、公子牙、公子友三人事，意在解释此年经文为何出现葬陈大夫的记载；《公羊传》僖公元年叙公子庆父事，是为了说明此年 《春秋》何以称莒大夫之名；《公羊传》宣公六年载赵盾弑君事，是为了说明赵盾既有弑君之名，此年何得复见；《公羊传》昭公二十年叙曹公子喜时让国事，是为了说明 《春秋》“为贤者讳”的书法；《公羊传》昭公三十一年叙叔术事，试图说明 “贤者子孙宜有地”；《公羊传》、《谷梁传》定公四年叙伍子胥及蔡昭公事，则是为了说明 “吴何以称子”。这类条目，由于两传对 《春秋》的理解失之牵强，所述事件也随之而失去意义。

三、三传以事解经差别之成因

三传以事解经的条目多寡有别，质量也有高下之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占有资料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言云：“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 《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载：“《左氏传》三十卷。”自注云：“左丘明，鲁太史。”

《史通》谓 《左氏》之义有三长，其文云：“案 《春秋》昭二年：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 《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于仲尼。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其长一也。又案哀三年，鲁司铎火，南宫敬叔命周人出御书，其时于鲁文籍最备。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梼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他国，每事皆详。其长二也。 《论语》：子曰，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夫以同圣之才，而膺授经之托，加以达者七十，弟子三千，远自四方，同在一国，于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采摭，实广闻见。其长三也。”[4]

从 《左传》叙事的实际情况看，作者显然有系统的历史资料作为依据。

沈玉成云：“《左传》全文，其中绝大部分的内容与经文完全对应，或解释经义，或补充史实。”[5]杜预曾将 《左传》与 《竹书纪年》作过对比，指出 “（《竹书纪年》）诸所记多与 《左传》符同，异于 《公羊》、《谷梁》”[6]。

刘知几云：“然自丘明之后，迄于魏灭，年将千祀，其书寝废。至晋太康年中，汲冢获书，全同 《左氏》。故束皙云：‘若使此书出于汉世，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挚虞、束皙引其义以相明，王接、荀取其文以相证，杜预申以注释，干宝藉为师范。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7]

《左传》针对经文，系统记载二百余年间各国之事，且能言之凿凿，事必有据，足证 《史记》所云左丘明 “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 《左氏春秋》”之为可信。

在史料把握方面，《公羊》、《谷梁》两传明显不如 《左传》。这从两传的行文即可窥见其大略。

有时，《公羊》、《谷梁》明言某些史料未能掌握，只能不知为不知。如：

例一：

隐公二年 《经》：纪子伯莒子盟于密。

《公羊传》：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

例二：(www.xing528.com)

隐公八年 《经》：冬十有二月，无侅卒。

《谷梁传》：无侅之名，未有闻焉。

例三：

桓公九年 《经》：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

《公羊传》：诸侯来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讥父老子代从政者，则未知其在齐与，曹与？

例四：

桓公十四年 《经》：夏五。

《公羊传》：夏五者何？未闻焉尔。

例五：

文公十四年 《经》：宋子哀来奔。

《公羊传》：宋子哀者何？无闻焉尔。

《谷梁传》：其曰子哀，失之也。[8]

另外，《公羊传》、《谷梁传》文公十一年叙长狄事，《公羊传》襄公二年载葬我小君齐姜、昭公三十一年黑弓以滥来奔，也都明言有 “未知”者。

有时，因不能确认有关内容是否属实，《公羊》、《谷梁》行文往往著一 “盖”字，以示传疑。如：

例一：

庄公三年 《经》：五月，葬桓王。

《公羊传》：此未有言崩者，何以书葬？盖改葬也。

例二：

僖公元年 《经》：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

《公羊传》：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孰亡之？盖狄灭之。

例三：

僖公二十五年 《经》：秋，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

《谷梁传》：围一事也，纳一事也。而遂言之，盖纳顿子者陈也。

例四：

定公四年 《经》：庚辰，吴入楚。

《公羊传》：吴何以不称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盖妻楚王之母也。

《谷梁传》：何以谓之吴也？狄之也。何谓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败人之绩而深为利，居人之国，故反其狄道也。

例五：

哀公十二年 《经》：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公羊传》：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称孟子何？讳娶同姓。盖吴女也。

上文所列之外，两传行文中用 “盖”字的条目还有许多。《公羊传》有：桓公二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庄公二十四年赤归于曹；二十六年曹杀其大夫；三十年齐人伐山戎；僖公二年城楚丘；八年郑伯乞盟；禘于太庙，用致夫人；十四年城缘陵；襄公五年叔孙豹、鄫世子巫如晋；十一年诸侯会萧鱼；昭公八年蒐于红；十一年大蒐于比蒲、楚师灭蔡执蔡世子用之；哀公四年蒲社灾。《谷梁传》有：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六年大阅；庄公二十四年郭公；僖公八年郑伯乞盟；定公十年颊谷之会。这些条目，两传都在有关内容前著一“盖”字，明示传疑。

与此相类似，《公羊传》有时用 “其诸”一词，表示存疑。如：

例一：

桓公六年 《经》：九月丁卯，子同生。

《公羊传》：子同生者孰谓？谓庄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无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诸以病桓与？

例二：

闵公元年 《经》：冬，齐仲孙来。

《公羊传》：子女子曰：以 《春秋》为 《春秋》，齐无仲孙，其诸吾仲孙与？

例三：

宣公五年 《经》：冬，齐高固及子叔姬来。

《公羊传》：何言乎高固之来？言叔姬之来而不言高固之来则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诸为其双双而俱至者与？

《谷梁传》也有以 “或者”表示存疑之例。

文公四年 《经》云：“夏，逆妇姜于齐。”《谷梁传》云：“其逆者谁也？亲逆而称妇。或者公与？”

有时因传闻异辞，疑莫能明，《公羊》、《谷梁》干脆不加取舍，诸说并存。如：

例一：

隐公二年 《经》：纪子伯莒子盟于密。

《谷梁传》：或曰：纪子伯莒子而与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纪子以伯先也。

例二：

庄公元年 《经》：齐师迁纪郱、鄑、郚。

《谷梁传》：纪，国也。郱、鄑、郚国也。或曰：迁纪于郱、鄑、郚。

例三：

僖公元年 《经》：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

《谷梁传》：其不言姜，以其杀二子贬之也。或曰：为齐桓讳杀同姓也。

例四：

成公元年 《经》：秋，王师败绩于贸戎。

《公羊传》：孰败之？盖晋败之。或曰：贸戎败之。

例五：

襄公十九年 《经》：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诸侯盟于祝阿。晋人执邾娄子。公至自伐齐。

《公羊传》：此同围齐也，何以致伐？未围齐也。未围齐则其言围齐何？抑齐也。曷为抑齐？为其亟伐也。或曰：为其骄蹇，使其世子处乎诸侯之上也。

除上文所列，两传诸说并存的例子还有不少。如两传称“或曰”的条目有：《公羊传》闵公二年齐高子来盟；僖公三十三年殽之战；成公十七年用郊。《谷梁传》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八年祭公来；庄公三十一年筑台于秦；文公三年王子虎卒；成公二年鞌之战；昭公十八年宋、卫、陈、郑灾；二十五年有鸜鹆来巢；定公六年城中城；九年得宝玉大弓。其他如，《谷梁传》隐公八年 “无侅卒”条称“或曰”、“或说曰”，庄公二年 “公子庆父帅师伐於余丘”条称 “其一曰”，三年 “桓王崩”条称 “传曰”、“或曰”，文公十二年 “子叔姬卒”条称“其一传曰”，十八年 “夫人姜氏归于齐”条称 “一曰”。

刘师培云：“观 《左传》记事无盖词，《谷梁》于郭公诸条始著盖词，《公羊》所著则以十余计。盖词而外，《公》、《谷》兼用或词。《公羊》所云 ‘其诸’与 ‘或者’同，亦有直言 ‘无闻’者。又宣夫人、公子喜时诸条，《左传》所载至详，《公羊》则均言 ‘未知’。宣二年勇士，《左传》明言灵辄，《公羊》则言勇士某，此即刘歆所谓传闻与亲见不同也。[9]

《谷梁传》庄公七年云： “《春秋》著以传著，疑以传疑。”这里讲 “疑以传疑”，实际上正可用来说明 《公羊》、《谷梁》对某些史料未能把握的无奈。《公羊》、《谷梁》所谓“无闻”、“未闻”、“未有闻”、“未知”，是承认不了解有关事实，“盖”、“或曰”、“一曰”、“其一曰”、“其一传曰”、“或说曰”之类，表明它们对某种判断没有把握。这类条目是如此之多，足以证明两传在占有史料方面存在缺憾。《春秋》文辞简约，记载史实，许多条目不详过程，只录结果，如法官之终审判决。而其原始资料，则如同办案之卷宗。想要说明法官判决的旨意及依据，当然不能信口开河，而应根据相关事实资料。文献不足，阙疑传疑，对于解经者来说，实属无可奈何之事。如果凭借想象，甚或任意歪曲、编造，其结果必然造成谬误。《公羊》、《谷梁》解经出现的一些失误，与不明事实有很大的关系。

（二）成书背景与流传形式

1.成书背景

《汉书·艺文志》云：“《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作 《春秋》“约其辞文”，又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据此，知孔子修 《春秋》，弟子传《春秋》，为免时难，不能无所顾忌，都有意回避了详尽的事实材料。左丘明作传，情况却大不相同。 《十二诸侯年表》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 《左氏春秋》。”离开事实，以空言说经，难免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左氏有感于孔门弟子退而异言，惧失 《春秋》之旨，故依据史实，“具论其语”而成 《左氏春秋》。《公羊》、《谷梁》偏重义理，《左传》详于史实，与它们的成书背景不同有关。三传运用史实的诸多不同，也与此有关。

2.流传形式

《左传》成书，即著竹帛，定型较早。《公羊》、《谷梁》在早期则以口说流行。《汉书·艺文志》云：“（《春秋》）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又云：“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十口相传，难免失真。《公羊》、《谷梁》口耳相传，情况也是如此。一方面，由于以口说流行，没有一个定本，经师在讲授时发挥余地较大，容易掺进一些增饰附会的东西；另一方面，原本正确的东西也容易在流传中渐渐失真。特别是在旧史散佚、没有相关文献可资参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桓谭 《新论》云：“《左氏传》遭战国寝废。后百余年，鲁人谷梁赤为 《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10]这一看法，应当符合实情。

现在两传以 “公羊”、“谷梁”命名，实际上它们在流传过程中都综合了各家之说。《公羊传》称 “子沈子”、“鲁子”、“司马子”、“子女子”、“高子”、“公扈子”、“子公羊子”、“北宫子”，《谷梁传》称 “谷梁子”、“尸子”、“沈子”，两传诸说并列的条文至少有数十条 （已详前文），对诸家之说加以取舍而未明言的当更多。兼综各家之说，加以比较、取舍，在某些具体的条目上可能会后来居上。但两传以口说流行，总的趋势是渐离本真。叶梦得曰：“《公羊》、《谷梁》，吾不知其所从受，然其书 《谷梁》间有称尸子、沈子，《公羊》称子沈子、子北宫子、子司马子、子女子、鲁子、高子等，必皆其所受学者也。是其渊源皆出孔子者邪，抑各以其所闻而自相传受者耶？然而 《谷梁》载尸子言初献六羽曰始厉乐矣，则非经意也。而 《公羊》载鲁子言晋文公会温为温近而践土远，故不言狩，高子言逆妇姜于齐为聚乎大夫故略之，北宫子言晋执戎蛮子为辟伯晋而京师楚，司马子言齐人伐山戎为操之急，子女子言齐仲孙为吾仲孙，其去经意皆远甚，则二氏其亦多门而莫知所从欤？使数子皆出乎孔子或孔子门人，必不如是驳矣。”叶氏还认为 《公羊》、《谷梁》因 “不得见鲁史，不知事之实，徒以义传之，以求合于事”，故解经多有 “乖违”[11]。孔子根据鲁史记作 《春秋》，约其文辞，去其繁重，隐其 “不可以书见”之内容，虽语焉不详，但当时典册俱在，七十子之徒生当其时，亲接夫子，了解有关史实，应非难事。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为 《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 《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 《春秋》，而罪丘者亦以 《春秋》。’”孔子亲授 《春秋》，基本事实当不至有大误。孔门弟子对孔子笔削之意虽不敢轻易评论，而对其笔削的依据似无不知之理。即或疏于按核，退而异辞，也不致背离事实太多。后来鲁史散佚，情形就不一样了。《公羊》、《谷梁》流传至今，史实谬误随处可见，上文已择其显者略加举证。古今学者谈及于此者，更是不可殚举。史实既失，解经基础便不可靠，阐释经义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偏差。宋张洽云：“啖、赵 [以] 为三传所记，本皆不谬，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妄加附益，转相传授，浸失本真，故事多迂诞，理或舛驳。其言信矣。”[12]事失所本，义离其真，两者互相影响，更陷入恶性循环之中。顾颉刚认为 “《公》、《谷》之义，诚多牵强”，他在列举大量例证之后指出：“凡此皆据一二字各逞私臆妄为解说，或无中生有，或颠倒史实，要皆为凭空撰语自圆其说者。《公羊》诞矣，《谷梁》尤甚焉。”[13]

四、结语

刘知几将 《左传》与 《公羊》、《谷梁》进行比较，以为“二传之义有五短”，有云：“如谷梁、公羊者，生于异国，长自后来，语地则与鲁产相违，论时则与宣尼不接。安得以传闻之说与亲见者争先乎？譬犹近世，汉之太史，晋之著作，撰成国典，时号正书。既而 《先贤》、《耆旧》、《语林》、《世说》，竞造异端，强书它事。夫以传自委巷，而将册府抗衡，访诸古老，而与同时并列，斯则难矣。彼二传之方 《左氏》，亦奚异于此哉？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谠言，王子朝告于诸侯，闵马父嘉其辨说。凡如此类，其数实多。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语，就加编次。亦犹近代 《史记》载乐毅、李斯之文，《汉书》录晁错、贾生之笔。寻其实也，岂是子长稿削，孟坚雌黄所构者哉？观二传所载，有异于此。其录人言也，语乃龃龉，文皆璅碎。夫如是者何哉？盖彼得史官之简书，此传流俗之口说，故使隆促各异，丰俭不同。其短二也。寻 《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行也。如二传者，记言载事，失彼菁华，寻源讨本，取诸胸臆。夫自我作故，无所准绳，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诸 《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案二传虽以释经为主，其缺漏不可殚论。如《经》云 ‘楚子麇卒’，而 《左传》云公子围所杀。及 《公》、《谷》作传，重述 《经》文，无所发明，依违而已。其短四也。《汉书》载成方遂诈称戾太子，至于阙下，隽不疑曰：昔卫蒯聩得罪于先君，将入国，太子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遂命执以属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学。案隽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 《论语》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夫子不为也。’何则？父子争国，枭獍为曹，礼法不容，名教同嫉。而 《公羊》释义，反以卫辄为贤，是违夫子之教，失圣人之旨，奖进恶徒，疑误后学。其短五也。”[14]刘氏论三传长短及其原因，语多中肯，可资参考。《左传》与 《公羊》、《谷梁》以事解经的区别，如数量多寡不一，叙事准确性有别，主要原因在于：《左传》依据简册，充分地占有了资料，故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公羊》、《谷梁》则因史料匮乏，显得力不从心；《左传》早著竹帛，成书于鲁史散佚之前，故能叙事从容，如形目前，《公羊》、《谷梁》始以口说流传，历久而渐失其真，又于鲁史既亡之后方始写定，因此不免捉襟见肘。由此可以判断，《公羊》、《谷梁》未能更多地补充史实，有关记载多有谬误，实出无奈。

[1] 黄仲炎：《春秋通说》卷六“僖公下”。

[2] 昭公十一年《公羊传》云：“恶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盖以筑防也。”解说迂曲而措辞闪烁，未可信从。

[3] 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文公十四年》。

[4] 《史通·申左》。

[5] 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第四章第一节“《左传》的流传及其有关问题”。

[6] 《春秋左传正义》卷六十“左传后序”。

[7] 《史通·申左》。

[8] 范宁注云：“言失其氏族，不知何人。”

[9] 刘师培：《左盦集》卷二“春秋三传先后考”。

[10] 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十四。

[11] 叶梦得：《春秋考》卷三：“统论”。

[12] 张洽：《春秋集注·纲领》。

[13] 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四“春秋三传论”。

[14] 刘知几：《史通·申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