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新注（下）》+伍三传不书之例与无经之传

《孟子·离娄下》云：“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 《诗》亡，《诗》亡然后 《春秋》作。晋之 《乘》，楚之 《梼杌》，鲁之 《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 《春秋》乎！” 《春秋繁露 ·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史记 ·孔子世家》云：“（孔子）为 《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春秋》以史为载体，“窃取”旧史之 “义”而 “加乎王心”，寄托王道理想，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以期拨乱反正。 《春秋》对于旧史，事有笔削，辞有因革，《春秋》之义，即蕴含其中。依据旧史，笔削见意，是《春秋》的根本特征。正因为孔子的思想和见解，寓于笔削之中，所以后世可以通过 《春秋》了解和评判孔子。从理论上说，笔削之于 《春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 《春秋》所笔者易见而所削者难知，故后世对三传涉及经文所 “不书”的内容 （也即所谓无经之传）多有误解甚或加以指责。有鉴于此，下面拟就三传解释《春秋》不书之例的内容作出较为详尽的列举，在此基础上论证这类无经之传存在的合理性。

一、三传所发不书之例

在以往的研究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学者对《左传》涉及 《春秋》不书的内容颇为注意，批评集中而且尖锐，而对 《公羊》、《谷梁》两传中类似的内容，则往往视而不见，或存而不论。笔者以为，无经之传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对此采取简单化的态度随意指责、否定，或者有意回避，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三传所载与经文无直接关系的条目，究竟是附赘悬疣，还是解经所应有的内容？三传提供的相关资料，应该是我们作出判断的根本依据。

（一）鲁君即位

春秋时期，鲁国共有十二位国君。《春秋》书其即位者八：桓、文、宣、成、襄、昭、定、哀。不书即位者四：隐、庄、闵、僖。三传对于 《春秋》不书四君即位，都有具体解释。

例一：

隐公元年 《经》：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传》：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

《谷梁传》：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

《左传》：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例二：

庄公元年 《经》：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传》：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则子何以不言即位？隐之也。孰隐？隐子也。

《谷梁传》：继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继弑君不言即位之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终，则子不忍即位也。

《左传》：元年春，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

例三：闵公元年 《经》：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传》：公何以不言即位？继弑君不言即位。孰继？继子般也。

《谷梁传》：继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左传》：元年春，不书即位，乱故也。

例四：

僖公元年 《经》：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传》：公何以不言即位？继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称子何？臣子一例也。

《谷梁传》：继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左传》：元年春，不称即位，公出故也。

如上所示，《公羊》、《谷梁》两传于四君之 “不言即位”，《左传》对四人 “不书即位”、“不称即位”，都有具体说明。尽管三传对以上诸君不书即位的解说不尽一致，但试图作出解释却是不约而同。《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云：“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非礼也。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 《谷梁传》定公元年云：“即位，君之大事也。”“君举必书”是史官记事的一条重要原则。虽观社之类的小事，史书也必加载录，何况是国君即位这样的大事？《春秋》不书四君即位，说明它不同于一般的史法。三传解释 《春秋》不书四君即位的原因，无疑是十分必要的。[1]

（二）天子诸侯等人丧葬

天子、诸侯、鲁君及夫人、公子丧葬，《春秋》或书或不书，三传对经文所不书者，也多有解说。

1.天子

隐公三年 《经》：三月庚戌，天王崩。

《公羊传》：何以不书葬？天子记崩不记葬，必其时也。诸侯记卒记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时也。

春秋诸王，经文书其崩者九人：平、桓、惠、襄、匡、定、简、灵、景。九人之中， 《春秋》书其葬者五人：桓、襄、匡、简、景。不书其葬者，有平、惠、定、灵四王。同是天王崩，为什么时而记崩记葬，时而记崩不记葬？《公羊传》认为天子记崩不记葬，是因为其丧葬有固定的日期，也就是《左传》隐公元年所说的 “天子七月而葬”。桓公十五年三月桓王崩，庄公三年五月始葬，历时七年，故 《左传》云：“葬桓王，缓也。”宣公二年十月匡王崩，三年正月葬；襄公元年九月简王崩，二年正月葬；昭公二十二年四月景王崩，同年六月葬。此三王之葬，均未及七月，为过速。文公八年八月襄王崩，九年二月葬，正合天子七月而葬之礼，经载叔孙得臣如京师葬襄王。《公羊传》云：“王者不书葬，此何以书？不及时书，过时书，我有往者则书。” 《春秋》书法，正是在 “书”与 “不书”的对比中得以显现。

2.鲁公及未逾年之君

例一：

《左传》隐公元年：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

例二：

隐公十一年 《经》：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羊传》：何以不书葬？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弑则何以不书葬？《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

《谷梁传》：公薨不地，故也。隐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罪下也。

《左传》：壬辰，羽父使贼弑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不书葬，不成丧也。

例三：

闵公二年 《经》：秋八月辛丑，公薨。

《谷梁传》：不地，故也。其不书葬，不以讨母葬子也。

例四：

庄公三十二年 《经》：冬十月乙未，子般卒。

《公羊传》：子般卒何以不书葬？未逾年之君也。有子则庙，庙则书葬；无子不庙，不庙则不书葬。

春秋十二公之中，桓、庄、僖、文、宣、成、襄、昭、定公九人，经文皆书其薨、葬。隐、闵二君遇弑，《春秋》也都书 “公薨”，而不书薨地，不书其葬，以区别于正常死亡之君。事实上，两君并非不葬。桓公虽主谋弑隐，但却害怕担当篡弑的罪名。《左传》云 “立桓公而讨寪氏，有死者”，说明桓公试图竭力掩饰弑君的罪行。既然如此，焉有不礼葬隐公之理？闵公之弑，谋出共仲、哀姜。事后共仲奔莒，旋即自杀，哀姜孙于邾，齐人取而杀之于夷。僖公嗣立，元凶得除，闵公之葬，亦当在情理之中。《春秋》不书二君之葬，明显不同于一般的史笔。《公羊》、《谷梁》以 “贼不讨”或 “不以讨母葬子”来解释经文含义，《左传》以为 “不成丧”，理解不尽相同，但都在探求隐、闵二君之葬不书于经的原因。这种努力，对于理解 《春秋》，显然并非多余。子般即位而遇弑，《春秋》书 “子般卒”而不书其葬，《公羊传》认为子般是未逾年之君，因 “无子不庙”而不书葬，意在解释 《春秋》书法。惠公之薨、葬均在春秋之前，而改葬在隐公元年。国君无论初葬抑或改葬，史书都应载录。隐公以桓公为太子，故让而不敢为丧主，与元年不称即位，母不称夫人都表示隐公摄政而有让桓之意。《左传》载其改葬之事，说明 《春秋》所以不书改葬之故，用意正在于此。

3.其他诸侯

例

僖公九年 《经》：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说卒。

《公羊传》：何以不书葬？为襄公讳也。

例二：

僖公二十三年 《经》：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卒。

《公羊传》：何以不书葬？盈乎讳也。

《谷梁传》：兹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

例三：

宣公十八年 《经》：甲戌，楚子旅卒。

《公羊传》：何以不书葬？吴、楚之君之书葬，辟其号也。

例四：

《左传》成公十年：秋，公如晋。晋人止公，使送葬。于是籴茷未反。冬，葬晋景公。公送葬，诸侯莫在。鲁人辱之，故不书，讳之也。

《春秋》书诸侯之卒，共有一百二十二例，经文书其葬者八十一，而不书葬者四十一。[2]

胡安国云：“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于礼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讨其贼而不葬者，有讳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号而不葬者。宋殇、齐昭，告乱书弑矣，而 《经》不书葬，是讨其贼而不葬者也；晋主夏盟，在景公时告丧书日矣，而 《经》不书葬，是讳其辱而不葬者也；鲁、宋盟会未尝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吴、楚之君书卒者十，亦有亲送于西门之外者矣，而《经》不书葬，是避其号而不葬者也；怠于礼而不往、弱其君而不会，无其事，阙其文，鲁史之旧也。讨其贼而不葬，讳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号而不葬，圣人所削 《春秋》之法也。故曰 ‘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 《春秋》乎”。[3]

这些所谓 “不葬”的条例，都关乎 《春秋》书法和微言大义。关于 “不葬”的具体情况，前人也多有论析。如汪克宽云：“滕、邾屡朝鲁，而滕七君书卒，三世不书葬；邾亦七君书卒，五世不葬。莒、宿书卒皆不葬，是皆怠于吊送，欺其微弱，非惟不使卿往，亦不使微者往会。”[4]

石光霁对这些事实的理解略同于汪氏，并云： “弱其君者，所以怠于礼。”[5]

“怠于礼”与 “弱其君”两者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国君遇弑而贼不讨，《春秋》不书葬，以罪臣下，以为不讨贼不足以为臣子。吴、楚之君，《春秋》书其卒者凡十人：宣公十八年，楚子旅卒；襄公十二年，吴子乘卒；十三年，楚子审卒；二十五年，吴子门于巢卒；二十八年，楚子昭卒；昭公元年，楚子麇卒；十五年，吴子夷末卒；二十六年，楚子居卒；定公十四年，吴子光卒；哀公六年，楚子轸卒。而十人之葬，无一见于 《春秋》。襄公二十九年，葬楚康王，鲁公亲往送葬至西门之外，《春秋》亦略而不书。《公羊传》所谓 “辟其号”，实际上体现了孔子 “正名”的思想。《左传》成公二年载孔子之言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礼记 ·坊记》：“子云：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 《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礼君不称天，大夫不称君，恐民之惑也。”啖助云：“吴、楚之君不书葬者，不可言葬 （吴）楚某王也。”[6]

《春秋》不称吴、楚、越王之丧，是 “恐民之惑”，故“辟其号”，其中含义极深。《谷梁传》昭公十三年云：“变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灭国不葬。”失德之君不书其葬，当含有 “治其罪”的意思。

4.鲁夫人

例一：

隐公二年 《经》：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传》：夫人子氏者何？隐公之母也。何以不书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将不终为君，故母亦不终为夫人也。

《谷梁传》：夫人者隐之妻也。卒而不书葬，夫人之义，从君者也。

例二：

隐公三年 《经》：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左传》：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

例三：

哀公十二年 《经》：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传》：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死不赴，故不称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

《春秋》书鲁夫人薨、卒，同时书其葬者，共有十人：庄公二十一年，夫人姜氏 （文姜）薨；僖公元年，夫人姜氏（哀姜）薨于夷；文公四年，夫人风氏 （成风）薨；十六年，夫人姜氏 （声姜）薨；宣公八年，夫人嬴氏 （敬嬴）薨；襄公二年，夫人姜氏 （齐姜）薨；四年，夫人姒氏 （定姒）薨；九年，夫人姜氏 （穆姜）薨；昭公十一年，夫人归氏 （齐归）薨；定公十五年，夫人姒氏 （定姒）卒。《春秋》书鲁夫人薨、卒而不书其葬者，也有三人。隐公摄位，有让桓之心，故经文书声子之卒而不称夫人，不书其葬。桓公之母，薨在隐公之时，桓公尚未为君，《春秋》特书 “夫人子氏薨”而又不书其葬。陈傅良云：“声子则曷为称君氏？隐不以夫人之礼丧其母也。于是隐将让桓，不以声子伉仲子也。隐不以夫人之礼丧其母，其曰君氏者，亦修 《春秋》之辞也。是故不曰子氏，且不言葬。曰子氏卒，且言葬，则疑于定姒。”[7]

《春秋》不书两夫人之葬，以显示隐公让桓之志，表现对隐、桓关系的看法，可谓用心良苦。孟子为昭公夫人，吴女。《春秋》记 “孟子卒”而不书其葬，亦有隐衷。 《礼记 ·坊记》：“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民，《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 ‘吴’，其死曰：‘孟子卒。’”《左传》哀公十二年孔颖达疏：“《鲁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吴，《春秋》无此文，《坊记》云然者，礼夫人初至，必书于策，若娶齐女，则云夫人姜氏至自齐，此孟子初至之时，亦当书曰夫人姬氏至自吴。同姓不得称姬，旧史所书，盖直云夫人至自吴，是去夫人之姓直书曰吴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礼明著，全去其文，故今经无其事。”孟子初至，《春秋》不书其姓，且不云至自吴，是出于隐讳之目的。经文不书孟子之葬，也同出一理。因为如果要记载孟子之葬的话，按成例应书 “葬我小君某姬”。这样一来，《鲁春秋》去夫人之姓，《春秋》不著夫人出自吴的苦心经营，都将徒劳无功。《公羊》、《谷梁》认为 《春秋》书 “孟子卒”是 “讳取同姓”。经文不书孟子之葬，则是为了 “讳”得更加彻底。

（三）征伐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诸侯以武力相征伐。此类事件，《春秋》有书有不书。三传对经文所不书者，也时有阐释。

例一：

《左传》隐公元年：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

例二：

《左传》隐公十一年：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宋不告命，故不书。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

例三：

庄公十八年 《经》：夏，公追戎于济西。

《公羊传》：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为中国追也。此未有伐中国者，则其言为中国追何？大其未至而豫御之也。

《谷梁传》：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迩于我也。

《左传》：夏，公追戎于济西。不言其来，讳之也。

例四：

《左传》僖公九年：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讨晋乱也。令不及鲁，故不书。

例五：

《左传》哀公元年：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槜李也。遂入越。⋯⋯三月，越及吴平。吴入越，不书，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

以上五例，一事与鲁有关，四事为其他国家互相征伐。祀与戎为国之大事。根据史官书法原则，有关本国的军事行动，鲁史自应载录。他国征战，鲁史是否也应记载呢？隐公元年杜预注云：“隐十一年传例曰：‘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史不书于策，故夫子亦不书于 《经》，《传》见其事，以明 《春秋》例也。”隐公十一年注云：“命者，国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辞，史乃书之于策。若所传闻行言，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而已，不得记于典策。”这些事件，不管是记于 “典策”，还是书于 “简牍”，都见于史官记载，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左传》作者在二百年之后尚能详知有关史实，即是明证。《国语·鲁语下》云：“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可见吴入越也见于鲁史载录并为孔子所知。《春秋》记诸侯征伐之事颇多。如隐公二年云 “夏五月，莒人入向”；“（十二月）郑人伐卫”；四年云“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夏）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同是诸侯征伐之事，同见于史册记载，《春秋》为什么有书与不书之别？有些事件不书于经，又是什么原因？《左传》通过归纳 《春秋》凡例，以 “告”与 “不告”来理解书与不书，说明书与不书，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割裂，以所不书知所书，以所书知所不书，是理解 《春秋》的重要方法。从 《春秋》记载的本身来看，对某些经文所不书的内容作出相应的补充、说明，也是必不可少的。庄公十八年称 “公追戎于济西”，仅仅记载了事件的部分内容，显得突兀，难以理解，故三传分别结合经文，探讨不言戎人来伐之义。

（四）会盟往来

《春秋》不书诸侯会盟及往来之事，传文有所阐释者，各有两例。先看会盟之事。

例一：

《左传》隐公元年：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于邾。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

例二：

宣公七年 《经》：冬，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于黑壤。

《左传》：晋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晋人止公于会，盟于黄父。公不与盟，以赂免。故黑壤之盟不书，讳之也。

会盟是春秋时期的大事，对各国政治、军事、外交影响极大，故为各国所重视。“会盟”二字，后世常常连用，是为混言，析言之则会与盟实为二事。诸侯之盟必有会，而会未必有盟。《左传》僖公七年载管仲之言称：“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 《春秋》记载诸侯会盟之事，数以百计。隐公元年 《经》云：“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杜注：“客、主无名，皆微者也。”鲁、宋之微者盟，《春秋》载之。同年公子豫与邾人、郑人盟，经文为何摈而不录？《左传》解释说，因为 “非公命”，故 “不书”，是将 《春秋》书法与一般的史笔区分开来，说明其中包含着对权臣的贬抑。《左传》文公十五年云：“凡诸侯会，公不与，不书，讳君恶也。”僖公元年云：“讳国恶，礼也。”黑壤之盟，鲁公为晋人止于会而不得与盟，是鲁君本人和鲁国的巨大耻辱，《春秋》书诸侯之会而不书其盟，正是讳 “君恶”、“国恶”的具体例证。昭公十三年 《经》云：“秋，公会刘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与盟。”杜注： “鲁不堪晋求，谗慝弘多，公不与盟，非国恶，故不讳。”观此知 《春秋》笔削确实不是无所用心。书与不书，相得益彰。

再来看诸侯往来之事。

例一：

《左传》隐公元年：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

例二：

文公二年 《经》：三月乙已，及晋处父盟。

《谷梁传》：不言公，处父伉也。为公讳也。何以知其与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晋？所耻也。出不书，反不致也。

《左传》：晋人以公不朝来讨。公如晋。夏四月己巳，晋人使阳处父盟公以耻之。书曰：“及晋处父盟。”以厌之也。适晋不书，讳之也。

隐公摄位，而桓公为太子。改葬惠公，隐公不临其丧，表示谦让不敢为丧主，以明让桓之志，故 《春秋》不载其事。卫侯来会葬，属于改葬惠公的一部分，故经文一并予以删削。文公二年与晋阳处父盟者，实为鲁公。《春秋》讳而不书，实为别出心裁。经文以不书见义，而传经者却不能不将史实说清楚，故三传都首先确认鲁公与盟这一事实。[8]

这样一来，自然而然就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既然鲁公与盟，会盟之地又在晋国，经文为何不记载文公如晋？所以《谷梁传》、《左传》又都不约而同地解释 《春秋》不书文公如晋的原因。由此看来，作为 《春秋》笔削的表现形式，“书”与 “不书”有时直接联系在一起。在此种情况下，要理解《春秋》所书的内容及其含义，就必须对经文所不书的事实有所了解。而且，《春秋》删削不书的一些史实，直接反映了作者对历史的认识，是体现其 “微言大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出入

三传有解释 《春秋》不书诸侯等人出入的例子。

例一：

《左传》僖公元年：元年春，不称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复入，不书，讳之也。讳国恶，礼也。

例二：

僖公十年 《经》：晋杀其大夫里克。

《公羊传》：里克弑奚齐、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则惠公曷为杀之？惠公曰：“尔既杀夫二孺子矣，又将图寡人。为尔君者，不亦病乎！”于是杀之。然则曷为不言惠公之入？晋之不言出入者，踊为文公讳也。齐小白入于齐，则曷为不为桓公讳？桓公之享国也长，美见乎天下，故不为之讳本恶也。文公之享国也短，美未见乎天下，故为之讳本恶也。

例三：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纳之（晋公子重耳），不书，不告入也。

例四：

《左传》襄公十年：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王右伯舆，王叔陈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复之，杀史狡以说焉。不入，遂处之。⋯⋯王叔奔晋。不书，不告也。

例五：

桓公十五年 《经》：秋九月，郑伯突入于栎。

《公羊传》：栎者何？郑之邑也。曷为不言入于郑？末言尔。曷为末言尔？祭仲亡矣。然则曷 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为君之微也。祭仲存则存矣，祭仲亡则亡矣。

以上所举，例一与鲁公出入有关。闵公二年，共仲弑鲁君，成季以僖公适邾。后共仲奔莒，僖公复入得立。僖公元年《春秋》不书新君即位，杜注云：“国乱，身出复入，故即位之礼有阙。”刘知几云：“案汲冢竹书 《晋春秋》及 《纪年》之载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见获，书其本国，皆无所隐。唯《鲁春秋》之记其国也则不然。何者？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奚独多乎！其所未喻八也。”[9]僖公出奔、复入，不管是否与其即位有关，按照史书通例，理应载录。经文隐其事而不书，实为特笔。《左传》认为 《春秋》不书僖公出而复入是 “讳国恶”，可谓的解。例二、例三分别为晋惠公、文公出奔而后入国即位之事。骊姬之乱，晋公子夷吾、重耳出奔，后来先后回国即位。这些事件，《春秋》都没有记载。齐无知之乱，公子小白奔莒，后入主齐国，是为桓公。公子纠奔鲁，后争国失败，为小白所杀。《春秋》庄公九年云：“夏，公伐齐，纳子纠。齐小白入于齐。”重耳、小白遭遇经历略同，齐桓、晋文为各国史书关注之重点，《春秋》为何只书小白入齐而不书重耳复归？《左传》以 “告”与 “不告”来加以区别，《公羊传》从解释 “不言惠公之入”开端，连类而及，说明 “晋之不言出入”，重点在于阐发 《春秋》何以不言文公之入，认为这是 “为文公讳”[10]。两传都认定 《春秋》不书文公入晋不同于一般史法，并且具有特殊的含义，这一点完全一致，可以互为印证。例四为王叔出奔。王叔陈生为周卿士，其出奔为周室重大变故，《左传》详载其事，认为这是 《春秋》不告不书的一个具体例证。例五为郑伯突入栎。傅隶朴云：“《公羊》以为 《经》书入栎，实即入郑，此时忽已出奔。《经》不言入郑，是就其轻者言 （末言尔），不书忽出奔，是因为忽之为君太弱 （微也），全赖祭仲而生存，祭仲一亡，他也便不能自保而奔亡了。据此，突之入栎，实逐忽而复位了。与史实大相违反。”[11]据 《史记 ·郑世家》，郑伯突入栎，郑昭公 （忽）并未出奔，后高渠弥与昭公出猎，射杀昭公于野。郑厉公 （突）居于栎凡十余年，中经郑昭公、子亹、郑子三君。郑子十四年，郑大夫甫假杀郑子及其二子而迎厉公突，突自栎复入即位。《左传》所载史实，与 《史记》大致相符。《公羊传》将 “入栎”与 “入郑”混为一谈，所以解释 “不言 （郑伯突）入于郑”及 “不言忽之出奔”均穿凿无谓，毫无必要。这是三传解释 《春秋》之所 “不书”的条目中少见的例外。

（六）其他

《春秋》不书的其他事件，三传也有予以解说者。

1.执止

《左传》昭公十六年：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晋，晋人止公。不书，讳之也。

杜注：公为晋人所执止，故讳不书。

《春秋》书诸侯执止，凡十二事。如僖公十九年，宋人执滕子婴齐；二十八年，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成公十五年，晋侯执曹伯，归于京师；昭公四年，楚人执徐子。 《春秋》书他国之事，有 “告”与 “不告”之别：告则书，不告则不书。因此，《春秋》所书，肯定不是此类事件的全部。而鲁国君主为他国所执，则无一见于经文。鲁公执止，除昭公十六年所载之外，尚有数例。僖公十七年 《经》：“夏，灭项。”又云：“秋，夫人姜氏会齐侯于卞。”又载：“九月，公至自会。”《左传》云：“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秋，声姜以公故会齐侯于卞。书曰： ‘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灭项、公至，与夫人会齐侯，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而齐人止公是联系这三件事的纽带。宣公五年 《经》：“五年春，公如齐。”又云：“秋九月，齐高固来逆叔姬。”《左传》：“五年春，公如齐，高固使齐侯止公，请叔姬焉。”观此知宣公如齐与高固来逆女之间也有因果关系，且叔姬适齐出于无奈。宣公七年 《经》：“冬，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于黑壤。”《左传》：“晋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晋人止公于会，盟于黄父。公不与盟，以赂免。故黑壤之盟不书，讳之也。”杜注：“慢盟主以取执止之辱，故讳之。”杨伯峻云：“成十六年沙随之会，晋侯不见成公，仍书于 《经》；昭十三年平丘之盟，昭公不与盟，亦书于 《经》。其所以不讳者，虽被摈，未被止也。被止则讳，故昭公十六年 《传》亦云：‘王正月，公在晋。晋人止公。不书，讳之也。’”[12]诸侯会盟，无国不记。《春秋》因讳鲁君被止而不书黑壤之盟，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成公十年 《经》：“秋七月，公如晋。”《左传》：“秋，公如晋。晋人止公，使送葬。于是籴茷未反。冬，葬晋景公。公送葬，诸侯莫在。鲁人辱之，故不书，讳之也。”因讳晋人止公而不书晋景公之葬，与上例有异曲同工之妙。成公十一年 《经》：“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晋。”又云：“晋侯使郤犫来聘。己丑，及郤犫盟。”又载：“夏，季孙行父如晋。” 《左传》：“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晋。晋人以公为贰于楚，故止公。公请受盟，而后使归。郤犫来聘，且莅盟。”又云：“夏，季文子如晋报聘，且莅盟也。”杜预注此年经文云：“正月公在晋，不书，讳见止。”鲁、晋两国使者互聘、莅盟，都与晋人止公有关。这些事件，关系国君安危，史书理应载录。就是从理解经文的角度看，这些事实也是至关重要的。《左传》行文，有时点出不书其事是 《春秋》有所 “讳”，有时仅记载事实而不云讳与不讳，解释 《春秋》“不书”之目的却同样十分清楚。

2.逆女

例一：

隐公七年 《经》：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

《谷梁传》：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无足道焉尔。

例二：

庄公二十五年 《经》：伯姬归于杞。

《谷梁传》：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无足道焉尔。

《春秋》隐公二年云： “九月，纪裂繻来逆女。”又云：“冬十月，伯姬归于纪。”同是鲁女出嫁，经文有时既书其归于某国，又书来逆，有时则仅记其归而不书来逆。古有亲迎之礼，有嫁必有逆，故 《谷梁传》分别解释叔姬、伯姬出嫁《春秋》不书来逆之原因。范宁对 《谷梁传》作出进一步的说明，认为 “逆者非卿”。

3.城作

例一：

《左传》隐公元年：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例二：

《左传》隐公元年：（冬十月）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

《春秋》书城二十有三。如，隐公七年云： “夏，城中丘。”九年云：“夏，城郎。”《春秋》书作二。僖公二十年云：“二十年春，新作南门。”定公二年云：“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城作为兴作大事，如果就事论事，各事之间也没有本质的区别， 《春秋》为什么有笔有削？隐公元年杜预注云：“非公命不书，三见者皆兴作大事[13]，各举以备文。”杜预申述了 《左传》解释 《春秋》不书之例的合理性，同时也说明：《左传》的解释只是示例，它对经文不书的史实并非每事必举。《左传》隐公时期 （尤其是隐公元年）发明 《春秋》不书之例特别集中，原因正在于此。

4.灾害

《左传》隐公元年：有蜚，不为灾，亦不书。

庄公二十九年 《经》云： “秋，有蜚。” 《左传》云：“秋，有蜚，为灾也。凡物不为灾不书。” 《春秋》所书与不书，对比之下，更为彰明较著。

通过上文的举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重要结论：第一，揭示 《春秋》不书的内容，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并非《左传》所独有，而是三传共同的解经方法。第二，三传都一致认定：孔子作 《春秋》，确实对史实进行了裁择删削，而且，经文所 “不书”、“不言”的一些事实，与孔子对历史的理解有割不断的联系，绝非无关宏旨。第三，三传解释经文不书的事实，总体上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因此，所谓 “无经之传”，不能简单否定。

二、《公》、《谷》书与不书对举之例

《公羊》、《谷梁》两传阐发 《春秋》之义，常常是 “书”与 “不书”、“言”与 “不言”、“志”与 “不志”、“道”与“不道”对举。在这里，笔与削、书与不书，被看成是互相依存、和谐统一的整体。兹分门别类，列举如次。

（一）鲁君即位

例一：桓公元年 《经》：正月，公即位。

《公羊传》：继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谷梁传》：继故不言即位，正也。继故不言即位之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终，则子弟不忍即位也。继故而言即位，则是与闻乎弑也。继故而言即位是为与闻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终，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无恩于先君也。

例二：

宣公元年 《经》：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传》：继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谷梁传》：继故而言即位，与闻乎故也。

（二）卒

1.外大夫

例一：

隐公三年 《经》：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公羊传》：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诸侯之主也。

《谷梁传》：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于天子之崩为鲁主，故隐而卒之。

例二：文公三年 《经》：夏五月，王子虎卒。

《公羊传》：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

《谷梁传》：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来会葬我卒之也。或曰：以其尝执重以守也。

例三：

定公四年 《经》：刘卷卒。

《公羊传》：刘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

《谷梁传》：此不卒而卒者，贤之也。寰内诸侯也。非列土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为诸侯主也。

2.外夫人、鲁女未嫁者

例一：

庄公二年 《经》：秋七月，齐王姬卒。

《公羊传》：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录焉尔。曷为录焉尔？我主之也。

例二：

庄公四年 《经》：三月，纪伯姬卒。

《谷梁传》：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适诸侯则尊同。以吾为之变卒之也。

例三：僖公九年 《经》：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传》：此未适人，何以卒？许嫁矣。妇人许嫁，字而笄之，死则以成人之丧治之。[14]

《谷梁传》：内女也。未适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许嫁，笄而字之，死则以成人之丧治之。

（三）葬

1.天王

例一：

庄公三年 《经》：五月，葬桓王。

《谷梁传》：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时也。何必焉？举天下而葬一人，其义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例二：

文公九年 《经》：辛丑，葬襄王。

《公羊传》：王者不书葬。此何以书？不及时书，过时书，我有往者则书。

《谷梁传》：天子志崩不志葬。举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辞也。

2.诸侯

例一：

桓公十八年 《经》：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传》：贼未讨，何以书葬？雠在外也。雠在外则何以书葬？君子辞也。[15]

《谷梁传》：君弑贼不讨，不书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责逾国而讨于是也。

例二：

宣公十二年 《经》：十有二年春，葬陈灵公。

《公羊传》：讨此贼者非臣子也，何以书葬？君子辞也。楚已讨之矣，臣子虽欲讨之而无所讨也。

例三：

襄公八年 《经》：夏，葬郑僖公。

《公羊传》：贼未讨，何以书葬？为中国讳也。

例四：(www.xing528.com)

襄公三十年 《经》：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传》：贼未讨，何以书葬？君子辞也。

例五：

昭公十三年 《经》：冬十月，葬蔡灵公。

《谷梁传》：变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灭国不葬。然且葬之，不与楚灭，且成诸侯之事也。

例六：

昭公十九年 《经》：冬，葬许悼公。

《公羊传》：贼未讨，何以书葬？不成于弑也。曷为不成于弑？止进药而药杀也。⋯⋯止进药而药杀，是以君子加弑焉尔，曰：“许世子弑其君买。”是君子之听止也。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辞也。

3.外夫人

例一：

庄公四年 《经》：六月乙丑，齐侯葬纪伯姬。

《公羊传》：外夫人不书葬。此何以书？隐之也。何隐尔？其国亡矣，徒葬于齐尔。此复雠也，曷为葬之？灭其可灭，葬其可葬。此其为可葬奈何？复雠者，非将杀之，逐之也。以为虽遇纪侯之殡亦将葬之也。

《谷梁传》：外夫人不书葬。此其书葬何也？吾女也。失国，故隐而葬之。

例二：

庄公三十年 《经》：八月癸亥，葬纪叔姬。

《公羊传》：外夫人不书葬。此何以书？隐之也。何隐尔？其国亡矣，徒葬乎叔尔。

《谷梁传》：“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讳出奔也。”

例三：

襄公三十年 《经》：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公羊传》：外夫人不书葬。此何以书？隐之也。何隐尔？宋灾，伯姬卒焉。

《谷梁传》：外夫人不书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灾，故隐而葬之也。

4.大夫

例一：

庄公二十七年 《经》：秋，公子友如陈，葬原仲。

《公羊传》：大夫不书葬。此何以书？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内难也。

《谷梁传》：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讳出奔也。

例二：

定公四年 《经》：葬刘文公。

《公羊传》：外大夫不书葬。此何以书？录我主也。

（四）祭祀

例一：

桓公八年 《经》：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传》：烝者何？冬祭也。⋯⋯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亟也。亟则黩。黩则不敬。

例二：

桓公十四年 《经》：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

《公羊传》：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尝也。曰：犹尝乎？御廪灾，不如勿尝而已矣。

《谷梁传》：御廪之灾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为唯未易灾之余而尝可也，志不敬也。

（五）纳币

例一：

庄公二十二年 《经》：冬，公如齐纳币。

《公羊传》：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亲纳币，非礼也。

例二：

文公二年 《经》：公子遂如齐纳币。

《公羊传》：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丧娶也。

例三：

成公八年 《经》：夏，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

《公羊传》：纳币不书。此何以书？录伯姬也。

（六）婚嫁

1.逆女

例一：

隐公二年 《经》：九月，纪履緰来逆女。

《公羊传》：外逆女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亲迎也。始不亲迎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

例二：

庄公二十四年 《经》：夏，公如齐逆女。

《谷梁传》：亲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亲迎于齐也。

例三：

襄公十五年 《经》：刘夏逆王后于齐。

《公羊传》：外逆女不书。此何以书？过我也。

2.媵

例一：

庄公十九年 《经》：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

《公羊传》：媵不书。此何以书？为其有遂事书。

《谷梁传》：媵，浅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

例二：

成公八年 《经》：卫人来媵。

《公羊传》：媵不书。此何以书？录伯姬也。[16]

《谷梁传》：媵，浅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尽其事也。[17]

（七）灾害

例一：

庄公十一年 《经》：秋，宋大水。

《公羊传》：何以书？记灾也。外灾不书。此何以书？及我也。[18]

《谷梁传》：外灾不书。此何以书？王者之后也。

例二：

文公三年 《经》：雨螽于宋。

《公羊传》：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王者之后记异也。

《谷梁传》：外灾不志。此其志何也？曰：灾甚也。

例三：

宣公十五年 《经》：冬，蝝生。

《公羊传》：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书。此何以书？幸之也。

例四：

宣公十六年 《经》：夏，成周宣榭灾。

《公羊传》：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

《谷梁传》：周灾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乐器之所藏目之也。

例五：

襄公九年 《经》：九年春，宋灾。

《公羊传》：外灾不书。此何以书？为王者之后记灾也。

《谷梁传》：外灾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

例六：

昭公九年 《经》：夏四月，陈火。

《谷梁传》：火不志。此何以志？闵陈而存之也。

（八）异常

例一：

僖公十四年 《经》：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公羊传》：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天下记异也。

例二：

僖公十六年 《经》：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

《公羊传》：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王者之后记异也。[19]

例三：

成公五年 《经》：梁山崩。

《公羊传》：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天下记异也。

例四：

昭公十八年 《经》：夏五月壬午，宋、卫、陈、郑灾。

《公羊传》：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异其同日而俱灾也。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天下记异也。

（九）外相如

例一：

桓公五年 《经》：夏，齐侯、郑伯如纪。

《公羊传》：外相如不书。此何以书？离不言会也。

例二：

桓公五年 《经》：冬，州公如曹。

《公羊传》：外相如不书。此何以书？过我也。

《谷梁传》：外相如不书。此其书何也？过我也。

例三：

襄公五年 《经》：叔孙豹、鄫世子巫如晋。

《公羊传》：外相如不书。此何以书？为叔孙豹率而与之俱也。

《谷梁传》：外不言如。而言如，为我事往也。

（十）取邑

例一：

隐公四年 《经》：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

《公羊传》：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疾始取邑也。

例二：

隐公六年 《经》：冬，宋人取长葛。

《公羊传》：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久也。

《谷梁传》：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

例三：

庄公元年 《经》：齐师迁纪郱、鄑、郚。

《公羊传》：迁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则曷为不言取之也？为桓公讳也。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大之也。何大尔？自是始灭也。

例四：

庄公三十年 《经》：秋七月，齐人降鄣。

《公羊传》：鄣者何？纪之遗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则曷为不言取之？为桓公讳也。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尽也。

例五：宣公元年 《经》：六月，齐人取济西田。

《公羊传》：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所以赂齐也。曷为赂齐？为弑子赤之赂也。[20]

《谷梁传》：内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为赂齐也。

例六：

昭公二十五年 《经》：十有二月，齐侯取郓。

《公羊传》：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为公取之也。

《谷梁传》：取，易辞也。内不言取。以其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十一）其他

1.外平

宣公十五年 《经》：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公羊传》：外平不书。此何以书？大其平乎已也。

《谷梁传》：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2.入郛

文公十五年 《经》：齐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公羊传》：郛者何？恢郭也。入郛书乎？曰：不书。入郛不书，此何以书？动我也。

3.外释

僖公二十一年 《经》：释宋公。

《公羊传》：执未有言释之者，此其言释之何？公与为尔也。公与为尔奈何？公与议尔也。

《谷梁传》：外释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与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与楚专释也。

4.修旧

例一：

庄公二十九年 《经》：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厩。

《公羊传》：新延厩者何？修旧也。修旧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凶年不修。

例二：

定公二年 《经》：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

《公羊传》：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旧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不务乎公室也。

5.疾

昭公二十三年 《经》：冬，公如晋。至河，公有疾，乃复。

《谷梁传》：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释不得入乎晋也。

6.狩

桓公四年 《经》：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羊传》，狩者何？田狩也。⋯⋯常事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远也。

上文所举之例，内容涉及鲁君即位、天王诸侯夫人大夫崩薨卒葬、祭祀、婚嫁、灾异、兴作、田猎、疾病、他国诸侯往来、结盟、征伐等。在这些条目中，《公羊》、《谷梁》两传都将 “不书”与 “书”、“不言”与 “言”、“不志”与 “志”、“不道”与 “道”并举。在作者看来，《春秋》之所书，因其不书而显，《春秋》所不书，因其书而明。书与不书，错互成文，各尽其用，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某类事不书，而其中某事书，必有深意；反之，某类事书，而其中某事不书，也不能视同寻常。《春秋》的 “微言大义”，正是在笔与削、书与不书之中得以显现。因此，两传非常注意从书与不书对比的角度来理解和思考问题：《春秋》继弑君不言即位，桓、宣二公何以书即位？与此相类似的情况有：大夫、外夫人、鲁女未嫁者不书卒，而尹氏、王子虎、刘卷、齐王姬、纪伯姬、子叔姬、伯姬书卒；天子志崩不志葬，君弑贼不讨不书葬，灭国不葬，外夫人、大夫不书葬，而桓、襄二王书葬，鲁桓公、陈灵公、郑僖公、蔡景公、灵公、许悼公、纪伯姬、叔姬、宋共姬、陈原仲、刘文公书葬；常事不书，而桓公八年、十四年书烝，桓公四年书狩；纳币不书，而公及公子遂如齐、宋公孙寿来纳币书；外逆女、媵不书，而纪履裂、鲁庄公、刘夏逆女书，公子结媵陈人之妇及卫、晋、齐三国来媵书；外灾异不书，而宋大水及火、齐大灾、蝝生、雨螽于宋、成周宣榭灾、陈火、沙鹿崩、梁山崩、霣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宋卫陈郑火书；外相如不书，而齐侯、郑伯如纪、州公如曹、鄫世子如晋书；外取邑不书，而莒人、宋人、齐人取邑书；外平、入郛、外释、修旧、疾不书，而宋人及楚人平书，齐人入郛书，释宋公、新延厩、新作雉门及两观、公有疾书。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正是两传关注之重点。两传不仅确认了为数甚夥的 《春秋》所不书的事件类型，而且以此为前提 （也有少数条目省略了前提），认定 《春秋》某处某事系孔子特笔，具有特殊的含义，从而展开阐发。赵汸云：“孔子作 《春秋》，以寓其拨乱之志，而国史有恒体，无辞可以寄文。于是有书，有不书，以互显其义。其所书者则笔之，不书者则削之。 《史记》世家论孔子为 《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正谓此也。⋯⋯而夫子于 《春秋》独有 ‘知我’、‘罪我’之言者，亦以其假笔削以寓拨乱之权，事与删 《诗》定 《书》异也。自左氏不明此义，为其徒者遂不知圣人有不书之法。《公羊》、《谷梁》每设不书之问，盖其所承犹得学《春秋》之要，而无所考据，不能推见全经。”[21]

《公羊》、《谷梁》阐明 “不书之法”，是否得 “学 《春秋》之要”，姑置不论，但它们以《春秋》之所书明其所不书，以其所不书明其所书，认定 《春秋》所 “不书”的内容与经义有关，却无可置疑。在这一点上，《公羊》、《谷梁》与 《左传》如出一辙。虽然它们对每个具体事件的解说未必都准确可信，甚至难免有谬误之处，但从总体上说却是必要的和合理的。

三、不书之例与无经之传

三传归纳 《春秋》书法的内容，概括同类事物，举个别以明一般，其意义并不限于具体事件的解说，而具有发凡起例的功用。它们解释 《春秋》所不书的条目也是如此。利用三传所发凡例，联系相关事件，举一隅以反三隅，也为后人正确理解 《左传》中的一些无经之传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一）征伐

《左传》隐公十一年云：“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宋不告命，故不书。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杜注将史之所记分为承告与传闻两种不同的类型，谓分别载于典策与简牍。其实无论是典策抑或是简牍，既已记录，就都成了史书的组成部分。孔子笔削旧史以成 《春秋》，斟酌益损，自有主见，史书于策者，不必尽取，书于简牍者，不必尽弃，取舍裁夺，或书或不书，体现出独特的书法。《左传》云 “宋不告命，故不书”，是在解释《春秋》不书此事之原因 （旧史记事之法有时与 《春秋》书法有某种联系，但不能彼此等同，即使是孔子袭用旧史书法或某些具体记载，也都包含了孔子的见解，而 《左传》所注意者在 《春秋》而非旧史）。郑伐宋败宋师在左氏著书前二百余年，《传》能述其因果，并详月日，当本于旧史记载。《春秋》不书此事，正反映了它与旧史的殊异。

《春秋》所书征伐之事甚多，不书者也不一而足。告与不告，是 《春秋》决定某事书或不书的一个重要因素。《左传》文公十四年云有关祸福之事，不告不书，是为了 “惩不敬”。诸侯相征，告则书，不告则不书，也应当含有 “惩不敬”的意思在内。《左传》僖公九年云：“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及高梁而还，讨晋乱也。令不及鲁，故不书。”杜注：“前已发不书例，今复重发，嫌霸者异于凡诸侯。”《左传》哀公元年云：“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报槜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嚭以行成。⋯⋯三月，越及吴平。吴入越，不书，吴不告庆，越不告败也。”杜注：“嫌夷狄不与华同，故复发传。”这两条注文表明，《左传》隐公十一年所发 《春秋》不告不书之例，也适用于传文所载其他征伐之事，故传文对此类事不一一作出解说。齐讨晋乱、吴入越两事，《左传》另作说明，反倒是比较特殊的情况。这一点，杜预在隐公元年注文中说得更为明晰。《左传》隐公元年云：“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注云：“隐十一年传例曰： ‘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史不书于策，故夫子亦不书于经，传见其事，以明 《春秋》例也。他皆放此。”《左传》书见 《经》所不书之事，是为了 “明 《春秋》例”。“他皆放此”，意思是说 《左传》所载同类事件，也应作同样的理解。《左传》隐公五年云：“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杜注：“晋内相攻伐，不告乱，故不书。”《左传》记曲沃伐翼之事，而无解释书法之文，杜注以为不书其事是因为 “不告乱”，可以看作是据 《左传》凡例举一反三的具体例证。

《左传》襄公四年云：“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纥救鄫，侵邾，败于狐骀。国人逆丧者皆髽。鲁于是乎始髽。国人诵之曰：‘臧之狐裘，败我于狐骀。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杜注：“败不书，鲁人讳之。”与小国战而大败，鲁人以为耻，孔子亦从而讳之。《左传》载其事，以见 《春秋》隐讳之义。《公羊传》庄公九年概括 《春秋》书法云：“内不言败。”《谷梁传》桓公十二年、十七年、僖公二十二年均称 “内讳败”。襄公四年鲁败而 《春秋》不书，亦其一例。《公》、《谷》两传所发内讳败之例，可补 《左传》之不足。《左传》襄公十年云：“秋七月，楚子囊、郑子耳伐我西鄙。”杜注：“于鲁无所耻，讳而不书，其义未闻。”杜氏此注，据 《左传》所载史实，对 《春秋》不书楚、郑伐鲁表示不解，也是将 《左传》所叙经文不载之事，看作是《春秋》删削不书的事实。

如前所举，《春秋》对于征伐之事，有不告而不书者，有为本国讳而不书者，也有因其他原因而不书者，《左传》载列其事，是为了说明 《春秋》笔削之义。《左传》所载其他同类事件，也应作同样的理解。此类事件有：隐公五年，郑人侵卫牧，卫人以燕师伐郑，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郑伯侵陈；九年，北戎侵郑，郑人大败戎师；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随；八年，曲沃伯灭翼；楚子伐随；九年，楚败邓师；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十二年，楚伐绞，大败之；十三年，楚屈瑕伐罗，罗与卢戎大败之；庄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十九年，楚大败巴人，伐黄败黄师；二十六年，虢人侵晋；闵公元年，晋灭耿、霍、魏；僖公二十五年，晋侯降原；文公九年，楚侵陈，陈人败之；宣公六年，楚人伐郑；襄公二十六年，楚侵郑；昭公二十二年，晋灭鼓；三十一年，吴人侵楚，伐夷，侵潜、六。[22]

（二）弑杀出入等

《左传》文公十四年云：“十四年春，顷王崩。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惩不敬也。”杜注： “奔亡，祸也。归复，福也。”孔疏云：“因崩薨而言祸福，则祸亦崩薨之类，福是反祸者也。福莫大于享国有家，祸莫甚于亡家丧国，祸亦崩薨之类相次之物。且奔亡归复，其事多矣，虽有出入之例，未见不告之义，此传于崩薨之末言之，故知奔亡是祸，归复是福也。”杜注、孔疏均认为祸福应包括 “奔亡”与 “归复”，应无问题。实际上一切有关国家治乱安危的重大事件，也都属于祸福的范围。《左传》不告不书的凡例，对这些事件也都适用。

《春秋》书弑二十五，书杀其大夫三十六，而同类事件也有不书者。《左传》释 《春秋》书法，有不告不书之例，杜注有时也根据 《左传》凡例随文作出说明。

僖公五年 《经》云：“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左传》云：“晋侯使以杀大子申生之故来告。”杜注：“释 《经》必须告乃书。”晋太子申生自杀在四年，而 《经》书以五年春。《左传》的解释兼有 《春秋》从告与不告不书这两层意思。《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云：“（二月）戊申，（重耳）使杀怀公于高梁。不书，亦不告也。”与此类似的事件，《春秋》不书者还有：桓公七年，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十七年，郑高渠弥弑昭公；十八年，辛伯与王杀周公黑肩；庄公三十年，申公斗班杀楚公子子元；宣公四年，楚灭若敖氏；成公五年，宋公杀公子围；昭公七年，襄、顷之族杀单献公而立成公；十二年，成、景之族杀甘悼公；十四年，楚子杀斗成然，而灭养氏之族；二十八年，晋灭祁氏、羊舌氏。同为弑杀之事，《春秋》或书或不书，区别即在于告与不告。《左传》将《春秋》不书之事列出，可以考见孔子笔削之迹。

《春秋》对诸侯、大夫 “奔亡”“归复”之事，多有记载。《左传》成公十八年云：“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复其位曰复归。诸侯纳之曰归。以恶曰复入。”这是对诸侯复归的总体概括。《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云：“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纳之 （重耳），不书，不告入也。”庄公九年 《经》云：“齐小白入于齐。”《孟子·离娄下》云：“晋之 《乘》、楚之《梼杌》、鲁之 《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可见齐桓、晋文为各国史书关注之重点。他们两人同为春秋时霸主，都有出奔复入的经历，为什么 《春秋》书小白之入而不书重耳？《左传》认为重耳之入因不告而不书，《公羊传》则云 “为文公讳”[23]。两传对 《春秋》不书文公之入的解释虽然各异，但试图作出解释则同。这是诸侯出奔复入得立而 《春秋》不书的具体例证。

宣公十年 《经》云： “齐崔氏出奔卫。” 《左传》云：“夏，齐惠公卒。崔杼有宠于惠公，高国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卫。书曰 ‘崔氏’，非其罪也，且以族告，不以名。凡诸侯之大夫违，告于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庙，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则告，不然则否。”杜注：“典策之法，告者皆当书以名，今齐特告以族，夫子因而存之，以示无罪。又言 ‘且告以族不以名’者，明 《春秋》有因而用之，不皆改旧史。”《春秋》书崔氏出奔之事，是因告而书且书辞从告之例。《传》云 “所有玉帛之使者则告，不然则否”。用以说明此类事件有告与不告之分，以明 《春秋》书与不书之别。成公十二年 《经》云：“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晋。”《左传》成公十一年云：“周公楚恶惠、襄之逼也，且与伯与争政，不胜，怒而出。及阳樊，王使刘子复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复出奔晋。”十二年又云：“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难来告。书曰：‘周公出奔晋。’凡自周无出，周公自出故也。”杜注：“天子无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为王所复，而自绝于周，故书出以非之。”《春秋》载周公奔晋，也是因告而书，周公之奔实在十一年夏，而 《经》书十二年春，且书 “出”为孔子特笔，故 《左传》特作说明。

有关诸侯、大夫 “奔亡”、“归复”之事，《春秋》 “不书”之例既明，其所不书之具体内容，《左传》往往只书其事而不一一作出说明。如隐公六年，嘉父逆晋侯于随，纳诸鄂；桓公十年，虢公出奔虞；虞公出奔共池；庄公十四年，傅瑕杀郑子而纳厉公；僖公九年，齐、秦纳晋惠公；成公十年，郑伯奔而复归；[24]昭公十二年，原人逐周原伯绞，绞奔郊等。

诸侯之女归于京师，《春秋》也有书有不书。桓公九年《经》云：“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左传》云：“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凡诸侯之女行，唯王后书。”杜注：“为书妇人行例也。适诸侯，虽告鲁，犹不书。”《左传》庄公十八年云：“虢公、晋侯、郑伯使原庄公逆王后于陈。陈妫归于京师，实惠后。”杜注：“不书，不告。”诸侯之女出嫁为王后，《春秋》或书或不书，区别也在于告与不告，与其他 “祸福”之事同出一例。

[1] 定公元年《经》云：“元年春，王。”《谷梁传》云：“不言即位，丧在外也。”按：《公羊传》云：“定何以无正月？⋯⋯定无正月者，即位后也。”《春秋》定公元年不书即位，是因定公即位不在正月而在六月之故。两传相较，当以《公羊》为优。《谷梁传》所释，不如《公羊》明晰。

[2] 《春秋》书弑、杀者不计在内。

[3] 胡安国：《春秋传》卷一。

[4] 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卷一。

[5] 石光霁：《春秋书法钩元》卷四“凶礼”。

[6] 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三“诸侯葬”。

[7] 陈傅良：《春秋后传》卷一“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8] 《公羊传》云：“此晋阳处父也，何以不氏？讳与大夫盟也。”亦以与盟者为鲁公。

[9] 刘知几：《史通·惑经》。

[10] 《公羊传》僖公十年。

[11] 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桓公十五年》。

[1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宣公七年》。

[13] 指隐公元年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冬十月公子豫及邾人郑人盟于翼、新作南门。

[14] 此条省略了“未适人不卒”这一前提。文公十二年《经》云：“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公羊传》解说与此略同。

[15] 此条省略了“君弑贼不讨不书葬”这一前提。后文前提省略者不一一注明。

[16] 成公九年《经》云：“晋人来媵。”十年《经》云：“齐人来媵。”《公羊传》解说略同。十年《传》云：“媵不书。此何以书？录伯姬也。三国来媵，非礼也。曷为皆以录伯姬之辞言之？妇人以众多为侈也。”

[17] 成公九年《经》云：“晋人来媵。”《谷梁传》解说同。

[18] 庄公二十年《经》云：“夏，齐大灾。”《公羊传》解说与此略同。

[19] 文公三年《经》云：“雨螽于宋。”《公羊传》解说与此同。

[20] 哀公八年《经》云：“夏，齐人取讙及阐。”《公羊传》解说与此同。

[21] 赵汸：《春秋属辞》卷八“假笔削以行权”第二。

[22] 与主要事件有明显因果关系者此不列出。下文弑杀出入等准此。

[23] 《公羊传》僖公十年云：“晋之不言出入者，踊为文公讳也。齐小白入于齐，则曷为不为桓公讳？桓公之享国也长，美见乎天下，故不为之讳本恶也。文公之享国也短，美未见乎天下，故为之讳本恶也。

[24] 杜注：“郑伯归不书，郑不告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