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否为 《春秋》之传？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在《左传》刚开始流行时就已经存在。刘歆 《移太常博士书》称当时博士 “谓 《左氏》为不传 《春秋》”[1]。后汉范升以为“《左氏》不主孔子，而出于丘明”[2]。晋王接云：“《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3]唐宋以后，其说寝多，至于近代，学者大多认为 《左传》非解经之书，而是一部独立的史学著作。但是，将 《左传》与 《春秋》细加对照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结论并不符合事实，而恰恰相反，《左传》实为 《春秋》之传。
一、《左传》依经立传
（一）《左传》的起讫时间
《左传》上限起自隐公元年，与 《春秋》完全一致，这是《左传》依经立传的一个重要证据。隐公元年 《传》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这段记载交代了隐公、桓公的出生及其相互关系，说明了隐公元年不称即位的原因，也为桓公弑君代立作了必要的补叙。这一史实发生在惠公时代，作者之所以将它编入隐公元年，原因就在于左氏是为《春秋》作传，释经之传必须附属于经文。
今本 《左传》终于悼公十三年。《左传》哀公十四年杜预注云：“孔子弟子既续书鲁策以系于经，丘明亦随而传之，终于哀公，以卒前事。其异事则皆略而不传，故此 《经》无《传》者多。”他认为哀公十四年 “西狩获麟”条之后的若干传文也是出于 《左传》作者之手，这可能是事实。但哀公十四年前后 《左传》传文的差异也不容抹煞。第一，如杜预所说，哀公十四年之后 “经无传者多”，且此后没有出现过解释经文书法凡例的文字，行文也不同于前面传文的解经口吻。第二，哀公十四年后记时颇为随便，春、夏、秋、冬四时多不完备。如哀公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都有夏而无春。第三，哀公十七年至悼公四年共十五年，而传文总共只有三十六条，平均每年只有两条多一点，与前面传文也有很大差异。第四，传文记载到鲁哀公二十七年，似乎是想终哀公之事，《传》云：“（哀公二十七）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孙有陉氏。因孙于邾，乃遂如越。国人施公孙有山氏。”《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哀公二十七年）八月，哀公如陉氏。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去如邹，遂如越。国人迎哀公复归，卒于有山氏。”《左传》载二十七年八月哀公如公孙有陉氏，而不载同年复归及卒于有山氏，不仅记一事有头无尾，且对哀公一生的记载也是功亏一篑，这说明续传者记事漫无章法。第五，悼公元年、二年、三年事，续传均无记载，传文最后一条记事开头载明为 “悼之四年”，而终于三家灭知伯事，知伯之灭在悼公十三年，与悼公四年相差近十年，传文未作任何说明而载入一条，非但不能顾及春夏秋冬四时，甚至连编年也置之脑后，显然出于后人随手附记。第六，孔子绝笔前后《左传》记载很明显有割裂的痕迹。获麟前 《春秋》书诸侯之大夫以地来奔者有三：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昭公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昭公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滥来奔”。《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合此三条而释之曰：“冬，邾黑肱以滥来奔。贱而书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虽贱，必书地，以名其人，终为不义，弗可灭已。⋯⋯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贱而必书。⋯⋯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左传》通计 《春秋》所载他国之大夫以地来奔者共三人，故在此一并加以评论，以明《春秋》之义。但 《春秋》哀公十四年 “西狩获麟”条后载“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杜预注：“射，小邾大夫。句绎，地名。《春秋》止于获麟，故射不在三叛人之数。”孔颖达 《正义》云：“此文与邾庶其、黑肱、莒牟夷文同，知射是小邾大夫，以句绎之地来奔鲁也。其事既同，其罪亦等，传称庶其等为三叛人，不通数此为四叛人者，以 《春秋》之经终于获麟，获麟以上褒贬是仲尼之意，此虽文与彼同而事非孔意，故不数也。”射以句绎来奔，《左传》不计入叛人之数，有三种可能。1.即如杜预、孔颖达所说，因为这一事件发生在获麟之后，虽然 《左传》也随手作传，但因非出自孔子手笔，左氏还是将它与 《春秋》本经严格分开。2.左氏对获麟后事本无传，此下传文为后人续补，《左传》获麟前后非出一人之手，故射不与三叛人等列。3.《左传》作者所见经文止于获麟条，此后当然也就谈不上依经立传了。不管事实上属于上述三种情况的哪一种，都说明 《左传》是为解释孔子 《春秋》而作。合上六端，可知哀公十六年以后的无经之传，有可能是 《左传》后经以终义，以卒前事，也有的可能出于后人附益，而且，这些传文的存在，在总体上并不影响 《左传》与 《春秋》的对应关系，不得据此谓 《左传》不传 《春秋》。
（二）《左传》的行文语气
《左传》虽以叙述史实为主，但它的行文却大多是解经口气。试看庄公元年至三年的传文。
庄公元年：
元年春，不称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
秋，筑王姬之馆于外，为外礼也。
庄公二年：
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
庄公三年：
三年春，溺会齐师伐卫，疾之也。
夏五月，葬桓王，缓也。
秋，纪季以酅入于齐，纪于是乎始判。
冬，公次于滑，将会郑伯，谋纪故也。郑伯辞以难。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
这些条目，就其内容而言，或说明 《春秋》经文的含义，或补充事件的前因后果，或总结 《春秋》凡例，完全是针对经文而发。就形式而论，也分明体现出 《左传》解经的特点：作者在复述经文之后，常常附上 “⋯⋯也”这样的判断句式，这表明 《左传》不是在述史而只能是依经立传。类似的情况在 《左传》中非常普遍，若是对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视而不见，而硬要否定 《左传》为 《春秋》之传，实难令人信服。
（三）《左传》的针对性
笔者曾将 《春秋》与 《左传》逐条加以对照统计，结果发现：截止于鲁哀公十四年 “西狩获麟”条，《左传》中直接解经的条目大约有1300条，与经文关系密切的有一百几十条，同解经关系不很直接的只有300条左右 （《春秋》分为数条的，《左传》往往合而释之，也有 《春秋》为一条而 《左传》分成几条解释的，为了统计方便，这里计算条目以经文为准）。这就是说，《左传》中补充、解释经文的内容占了全书条目的五分之四以上。
《左传》中有两处地方直接提到 《春秋》：一是成公十四年，一是昭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一年谈到 《春秋》记载的四件事，即 《春秋》书齐豹曰 “盗”及前文所举 “三叛人”之事，《左传》对此加以评论说：“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左传》成公十四年云：“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这两段文字，都是对 《春秋》总的评价，由此可见，《左传》全书着眼点全在于解释 《春秋》。
这里有两种情况需要略作说明。
历来否定 《左传》为 《春秋》之传的人，都抓住 《左传》中有经无传和有传无经两种情况作为立论的主要依据。如赵光贤说：“如果 《左传》本来是解释 《春秋》的书，那么 《春秋》所有的记事，《左传》也应该都有；反之，《春秋》所无的，《左传》也应该无。”[4]对于这两种情况，应该如何看待呢？让我们先来看有经无传的情况。《春秋》虽然简略，但有些条目颇为明了，《左传》意在解经，对经文中那些不需要补充说明的，自然也就无须赘言了。事实上，有经无传的情况在《公羊》、《谷梁》两传文中更为普遍。截止于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春秋》经文的总数为1870条。《左传》依经作传的条目在1300条以上，无传者约550条；《公羊传》全书共570条，有经无传的条目约有1300条；《谷梁传》全书共约750条，有经无传的条目也在1100条以上。
《春秋》自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公羊传》全年无传的有三十八年，它们是：桓公十七年，庄公十五年、二十一年，僖公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三十二年，文公十年，宣公二年、七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七年，成公四年、七年、十一年、十四年，襄公十四年、十七年、二十年、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昭公三年、六年、七年、十年、十四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三十年，定公三年、七年、十一年，哀公元年、十年、十一年。《谷梁传》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全年无传的也有十八年，它们是：僖公三十二年，文公十七年，宣公十三年、十四年，成公四年、十一年，襄公四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七年、二十二年、二十八年，昭公六年、十年、十六年，定公三年，哀公十年、十一年。而相比之下，《左传》只有庄公二十年与二十六年没有解经的文字。
既然 《公羊》、《谷梁》两传中 “有经无传”的现象更为突出，我们自然也就没有必要独独苛求 《左传》对每条经文都作出解释。
至于 《左传》中存在 “无经之传”，其实也不奇怪。《左传》的特点，是通过对 《春秋》所载史实的补充来帮助人们理解经文。历史事件的发生总有一个过程，而 《春秋》只是简单地记载了事情的结果，由于经文记载过于简略，人们往往无从了解某一事件出现的前因后果，也就无从判断其是非曲直。既然如此，《左传》就有必要交代一事的来龙去脉，对其中的某些细节作出补充说明。 《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云：“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 《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孔子作 《春秋》，有笔有削，抑扬褒贬，自出心裁，这是 《春秋》精髓之所在。有些内容虽不见于经文，但并非与经义无关，恰恰相反，它们是把握 《春秋》微旨之关键。因此，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将 《春秋》所 “约”所 “去”特别是 “不可以书见”者编次罗列，以便读者通过参照比较，理解 《春秋》之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这与“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本质上完全一样。《左传》释经有“不书”“不言”等例，作者意在说明孔子删削历史的意图，这实际上是左氏解释 《春秋》的一种特殊形式。
杜预云：“故 《传》或先 《经》以始事，或后 《经》以终义，或依 《经》以辩理，或错 《经》以合异，随义而发。”[5]《左传》解释 《春秋》的形式生动多变，不能看得过于拘泥。
（四）《左传》解经文字非后人所加
清人刘逢禄认为 《左传》中讲 “书法”、“凡例”的文字都是出于刘歆伪造，而郑兴 “亦有所附益”[6]，他甚至 “欲以《春秋》还之 《春秋》，《左氏》还之 《左氏》，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绝句之依附经文者，冀以存 《左氏》之本真”[7]。清人皮锡瑞、今人胡念贻、赵光贤等也都认为 《左传》中解经的文字为后人所增。
笔者以为，《左传》中解经的文字并非后人所加。古文《左传》虽然到刘歆才开始争立学官，但在这以前治 《左传》者却是大有人在。近人刘师培作 《左氏学行于西汉考》[8]，叙《左传》师承甚详，此不赘。《汉书·儒林传》谓：“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并叙述了 《左传》的传授系统，谓贾谊为“《左氏》立训故”，授赵人贯公，贯公授其子长卿，长卿授清河张禹 （非成帝师张禹），张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贾护，护授陈钦，陈钦授王莽，而刘歆从尹氏及翟方进受。其后 “言 《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可见，在刘歆以前和刘歆之后，治 《左传》之学者皆非止一家，刘歆治 《左传》虽然后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他并没有垄断《左传》，因此他不可能肆无忌惮地增饰 《左传》。
《楚元王传》云：“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 《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 《谷梁》义。”《传》称刘向、刘歆 “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论衡·案书篇》云：“刘子政玩弄 《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刘向编 《说苑》、 《新序》，事实也有取于 《左传》者。可见刘向虽好 《谷梁》而并非不知 《左传》。刘歆果作伪而欲欺其父，恐非易事。
刘歆 《移太常博士书》称：“《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指 《左传》、《逸礼》、《古文尚书》），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这段文字明确告诉我们：刘歆校理秘书时，古文 《左传》俱在，民间亦有治 《左传》之学者，且国家曾以 《左传》等书考学官所传之经传，反对立《左传》于学官者 “以 《左氏》为不传 《春秋》”，也证明他们对 《左传》不是一无所知。假如刘歆大胆作伪，又如何能瞒得过他们？书中又称：“此数家之事 （指 《左传》等），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如刘歆伪造、增益 《左传》，恐难逃欺君罔上的罪名！
关于刘歆伪造、窜改 《左传》之说，今人辨之已详，兹不赘述。
《左传》中讲书法凡例的文字，并非后人所加，而恰恰是《左传》释经的重要标志。
从形式上来说，《左传》解经与 《公羊》、《谷梁》有所不同。《公》、《谷》两传往往逐字逐句地阐释 《春秋》文义，而《左传》则偏重于补充 《春秋》所载的史实，这与 《公》、《谷》的解经方式相比，似乎稍隔一层，但换一个角度看，《左传》对人们了解 《春秋》却比 《公》、《谷》更为有用。《四库全书》著录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永瑢等所著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云：“（《左传》）所述事迹则皆征国史。不明事迹之始末，而臆断是非，虽圣人不能也。故说 《春秋》者，必以是书为根柢。”不仅 《左传》所载史实对后人了解《春秋》帮助极大，《左传》中还有大量归纳 《春秋》书法凡例的文字更是直接阐发经义的。最明显的如 “五十凡”、“君子曰”、“书”、“书曰”、“故书曰”、“先书”、“故先书”、“后书”、“追书”、“不书”、“未书”、“不先书”、“称”、“不称”、“言”、“不言”之类，都表明 《左传》是针对经文而发。《左传》归纳 《春秋》凡例，情况较为复杂，研究者也代不乏人，这里不想全面讨论它的得失，而只想举例说明 《左传》书法凡例非后人附益。《左传》中出现 “书”、“书曰”、“故书曰”、“先书”、“后书”共有一百七十次左右，发 “不书”之例者也大约有二十多次。这些文字，或冠于一条之首，或殿诸一节之末，或插入一事之中，有些条目则干脆全是解释《春秋》凡例。它们随文而发，不拘一格，大多各得其宜。如《左传》隐公元年共有十三条，而称“书”、“书曰”、“故名”、“故曰”、“不书”、“不言”、“故不言”的，竟达十一条之多，现根据原文次序编号排列如下：
1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2.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
3.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
4.（略郑伯克段事）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5.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6.八月，纪人伐夷。夷不告，故不书。
7.有蜚，不为灾，亦不书。
8.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9.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惠公之死也有宋师，大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
10.（公子豫）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
11.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
12.十二月，祭伯来，非王命也。
13.众父卒，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
如上所举，可知这一年的传文重点在于归纳 《春秋》凡例。
皮锡瑞云：
左氏于叙事中搀人书法，或首尾横决，文理难通。如“郑伯克段于鄢”传文“大叔出奔共”下接“书曰：‘郑伯克段于鄢’”，至“不言出奔，难之也”云云，乃曰：“遂置姜氏于城颍。”“遂”字上无所承，文理鹘突，若删去“书曰”十句，但云：“大叔出奔共，遂置姜氏于城颍”，则一气相承矣。其他“书曰”、“君子曰”亦多类此，为后人搀入无疑也。[9]
皮氏此论，初看似觉有理，实则似是而非。郑伯与大叔的矛盾，《左传》载至叔段出奔而了结，庄公置姜氏于城颍云云，不过是这一事件的余波，《左传》于两者之间安排解经的文字，我们实在找不出比这更合适的位置。皮氏从今文家的立场出发，先有 《左传》不解经的定见，随手抓住个别条目，指为后人搀入，又就此推而衍之，断定 《左传》解经的文字都是后人所加，这样的论证是缺乏说服力的。
在 《左传》隐公元年的记载中，特别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它解释 《春秋》 “不书”之例的文字，后人对此多所非难。蒋伯潜云：“若必举 《经》所不书之事，而一一说明其所以不书之意，则传 《尚书》者当释黄帝何以无典，传 《诗》者当释吴、楚何以无风矣。”[10]笔者以为，《左传》解经确有它的特殊之处，不能与它书作简单的类比。隐公元年 《传》说明经文所以 “不书”的情况共有十次，对此不能轻易否定：隐公为 《春秋》之始，而隐公元年也是 《左传》之始年，《左传》一向为儒者所注目，要想在众目睽睽之下塞进如此众多的解经文字，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五）《春秋》与 《左传》的分合
《春秋》与 《左传》原本各自别行，至杜预作注，始将两者合并。杜氏 《春秋序》自称 “分 《经》之年，与 《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左传》在形式上与 《春秋》相分离，很容易使人产生《左氏》不解经的联想。
胡念贻云：“在汉代，《春秋经》与 《左传》是分开的。杜预 ‘分 《经》之年与 《传》之年相附’，合在一起加以解释。”[11]他显然认为 《左传》作为三传之一地位的确定与杜预将 《春秋》与 《左传》人为地合并有关。
其实，《左传》与 《春秋》是别本单行还是合二而一，都不过是一种形式，问题的关键在于 《左传》作者下笔时胸中有无一部 《春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考 《汉志》之文，既曰 ‘古经十二篇’矣，不应复云 ‘经十一卷’（原注：《公羊》、《谷梁》二家）。观 《公》、《谷》二传皆十一卷，与经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为二传之经，故有是注。徐彦 《公羊传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汉儒谓之古学。’则所谓 ‘古经十二篇’，即 《左传》之经，故谓之古。”又云：“《左传》又自有经。”[12]
事实正是如此。考 《汉书·五行志》，《公羊》、《谷梁》、《左传》三传所依据的经文时有异同。如僖公十年 《左氏》、《谷梁经》云：“冬，大雨雪。”《汉志》称：“《公羊经》曰‘大雨雹’。”又如文公十三年 《左氏经》云： “大室屋坏。”《汉志》称：“《谷梁》、《公羊经》曰 ‘世室’。”又如宣公十六年 《公羊》、 《谷梁经》云： “夏，成周宣谢 （榭）灾。”《汉志》称：“《左氏经》曰 ‘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灾。”再如昭公九年 《公羊》、《谷梁经》云：“夏四月，陈火。”《汉志》称：“《左氏经》曰 ‘陈灾’。”这些都是 《左传》另有经文与之相配的铁证。
孔颖达云：“丘明作 《传》，不敢与圣言相乱，故与 《经》别行。何止丘明，《公羊》、《谷梁》及毛公、韩婴之为 《诗》作传，莫不皆尔。《经》、《传》异处，于省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别其 《经》、《传》，聚集而解之。”[13]皮锡瑞亦云：“案汉 《熹平石经》，《公羊》隐公一段，直载传文而无经文，是《公羊》经传亦自别行。⋯⋯ 《公羊》、《谷梁》、《左氏》之经传，皆自别行。《左氏》经传，至杜预始合之，《公》、《谷》经传，不知何人始合之也。《汉志》所列古经，即是 《左氏》之经。”[14]
事实证明，传文与 《春秋》相分，三家所同，不独 《左氏》为然；而三传与经文之分合，也不足以说明它们是否解经。
二、《左传》成书因传经而非作史
刘逢禄云：“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15]
皮锡瑞亦云：《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不必依傍圣经，可以独有千古。”[16]
胡念贻讲得更为明确：“如果从 《公羊传》和 《谷梁传》中把说经的部分抽出来，余下的叙事部分就无法独立了。《左传》则不然。《左传》本来是一部叙事较详的史书，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一部私家著作。”[17]
自来否定 《左传》解经的学者，大多要强调 《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历史著作。但是，当我们真正用 “史”的标准来衡量它时，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漏洞百出。《春秋》为编年的大事记，已对鲁史记作了大量的删削，而 《春秋》所载的许多重大事件，在 《左传》中甚至只字未提。下面我们就 《左传》的具体情况来检验 《左传》一书的性质，看它究竟是传还是史。
（一）史实的记载
1.君举必书
《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载：“二十三年夏，公如齐观社，非礼也。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举谓出行）。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18]
观社小事而必加载录，可见 “君举必书”是史官记事不可更改的一条原则。毫无疑问，国君的一切重大活动，史书都理应加以记载。但鲁公事迹见于 《春秋》而 《左传》不加记叙的就有一百多例。
鲁隐公摄位，《春秋》不书即位，庄公、闵公、僖公因国内动乱，经文也都不称即位，《左传》对上述诸公一一说明不称即位的原因，以发明 《春秋》“不书”之例，定公因即位时间不在正月，《左传》也详载其事，以说明定公于六月即位的原因。在鲁国正常即位的七位君主中，《左传》除载桓公即位以示例外，其他文、宣、成、襄、昭、哀六位君主即位都不加记载。
桓公、宣公二君之葬，明见于 《春秋》，《左传》也不载其事，隐公之葬不见于 《经》，《左传》不补载其事而释 《春秋》所以不书葬。
所有这些，假如我们用史的眼光来看待 《左传》，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的。
在鲁公举动见于 《春秋》而不载于 《左传》的一百多例中，有二十余例是鲁公至自盟会的记载。 《左传》桓公二年云：“公及戎盟于唐，修旧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庙也。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鲁公参加盟会前后如此郑重其事，远非观社、观鱼之类的小事可比，《左传》之所以舍大而录细，原因在于凡例已举，如没有特别需要补充的地方就不必再重复经文，这是《左传》为传体而非史法的一个明证。
2.诸侯盟会
《左传》僖公七年载管仲之言称：“且夫合诸侯，以崇德也。会而列奸，何以示后嗣？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记，非盛德也。”
诸侯盟会是春秋时期各国外交上的重要事件，参与盟会的国家理应载录其事。但 《左传》对盟会之事却多付阙如。
以庄公时代为例，《春秋》记载：庄公十九年，公子结及齐侯、宋公盟，二十二年，鲁及齐高傒盟于防；二十三年，公会齐侯，盟于扈；二十七年，公会齐侯于城濮。这些都不见于《左传》。左氏即使记录诸侯会盟之事，也大多不载与会之人（这类例子极多，详后文），相反，却往往详细交代会盟的前因后果，这也说明 《左传》着眼于解经。
3.行人往来
春秋时代，行人往还为列国所重。 《春秋》定公十四年载：“天王使石尚来归脤。”《谷梁传》曰：“石尚欲书春秋，谏曰：‘久矣周之不行礼于鲁也！请行脤。’贵复正也。”石尚欲书春秋，便请求出使行脤，可见周王使者所至，史书必加载录，而 《左传》竟不载这一条，说明它不是以记事为目的。
类似的情况有隐公九年天王使南季来聘，桓公八年天王使家父来聘，庄公元年天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等，《左传》都没有记载。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叔侯之言称：“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可知列国大夫相互聘问也在史书应该记载的范围之内，但 《左传》对这类事也往往不载，甚至连诸侯朝会鲁公也略而不书。如庄公二十三年祭叔来聘、荆人来聘、萧叔朝公，僖公五年杞伯姬来朝其子，定公十五年邾子来奔丧、滕子来会葬等等，《左传》都一字不提。
4.祀与戎
《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刘子之言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人对祭祀与战争二事极为重视。
郊、雩、烝、尝是一年之中通常要进行的祭祀活动。《春秋》“常事不书”，所以对这方面的记载颇为简略，而 《左传》对 《春秋》所记的又往往删削不载，偶尔加以记载也全都是以解经的形式出现的。
大雩在经文中共出现二十一次，最早的一次在桓公五年，《春秋》载：“（秋）大雩。”《左传》云：“秋，大雩。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过则书。”《左传》在此阐明了 “过则书”之例。《春秋》记载的其他二十次大雩，《左传》有十一次无传，它们是：僖公十一年、十三年，成公三年、七年，襄公十六年、十七年，昭公八年，定公元年、七年 （两次）、十二年。这些条目，当都在《左传》所谓 “过则书”之列。另外九次大雩，分别见于襄公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公三年、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 （两次），《左传》都以 “旱也”、“旱甚也”来解释经文，以区别于 “书不时”的条例。昭公二十五年经文载：“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左传》云：“秋，书再雩，旱甚也。”传文不载两次大雩的时间，却解释 《经》书再雩的原因，这是 《左传》重点不在记事而在解经的又一显证。
烝在 《春秋》中只有桓公八年出现两次：“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这两次烝祭都符合桓公五年传所说 “过则书”的条例，所以 《左传》不再重复经文。
尝在 《春秋》文中只桓公十四年出现一次：“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左传》称：“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书不害也。”
《春秋》载鲁郊祀的情况共有九次，其中只三次有传。僖公三十一年 《经》：“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左传》：“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非礼也。犹三望，亦非礼也。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望可也。”宣公三年 《经》：“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左传》：“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礼也。望，郊之属也。不郊，亦无望可也。”另外，襄公七年 《经》载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传》引孟献子之言释卜郊所以不从。此外成公七年 《经》载不郊三望，成公十年、襄公十一年两次载不郊，《左传》因凡例已举无须再补充说明而都不加记载。前面提到，《春秋》记载过时的祭祀 （包括郊、雩、烝、尝），《左传》概括为 “过则书”，而对经文同类情况的具体记载，一般都不重复经文，因此 《春秋》所载成公十七年九月用郊，定公十五年载夏五月郊，哀公元年夏四月郊，《左传》都没有重复记载。这些都说明 《左传》是在解经而非述史。
我们再来看 《左传》对军事行动的记载。
鲁君亲赴戎行之举，是重大的军事行动，按照 “君举必书”的记事原则，也理当录入史册，而 《左传》却往往略而不载。如庄公二十六年 《春秋》载，“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传文都没有载录。
《左传》隐公元年：“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鲁国军事行动非公命者 《春秋》不书，这已非一般的史笔，见于 《春秋》而 《左传》不载的却又有不少。帅师筑城、大狩之类且置之不论，鲁大夫 （有时经文不书为首之人）帅师与他国直接发生对抗性军事行动而 《左传》不录者就有十二次 （分别见于桓公八年，庄公二年、三十年，僖公十八年，宣公十一年，襄公十四年、十六年，哀公元年、三年、六年），其中襄公十四年鲁国有两次军事行动，一是叔孙豹会诸侯伐秦，一是莒人侵鲁东鄙，《左传》载前者而略后者；更为明显的例子是襄公十六年齐侯率师伐鲁北鄙，秋，齐侯复兴师伐鲁，《左传》载后者而略前者。且不论戎事应在史官载录范围之内，只说一年之中，同是重大战事，《左传》或载或缺，我们用史的眼光来看待它也无法理解。
5.其他
春秋时期周王崩者共十有二人，《左传》书其崩者有六：平、惠、襄、顷、灵、景。不书其崩者亦有桓、庄、僖、匡、定、简六王 （其中成公五年 《左传》载：“十一月己酉，定王崩。”杜预注：“《经》在虫牢盟上，《传》在下，月倒错。众家 《传》悉无此八字，或衍文。”据传不空载经文之例，此为衍文无疑）。十二王之葬，则几乎不见于 《左传》。《左传》书天王崩，也是为了解经。隐公三年经文云：“三月庚戌，天王崩。”传云：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周惠王崩于僖公七年，《春秋》从告，书于八年，称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传》释之曰：“冬，王人来告丧，难故也，是以缓。”文公八年 《经》：“秋八月戊申，天王崩。”《传》不书月日，但云：“秋，襄王崩。”杜注：“为公孙敖如周吊传。”文公十四年，顷王崩，因周室有乱，不赴，故经文不书。《左传》载之，以发明 《春秋》不赴不书之例。襄公二十八年 《经》云：“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传》云：“癸巳，天王崩。未来赴，亦未书，礼也。”又云：“王人来告丧，问崩日，以甲寅告，故书之，以征过也。”昭公二十二年景王崩，因王室有乱，故传文作详细补充。最有意思的是桓公十五年 《左传》释 《春秋》载 “天王使家父来求车”之用意，而不载桓王之崩、葬。
《春秋》所载诸侯之卒，《左传》加以补充说明的共八十七条，见于经文而左氏不录的也有五十八条，《春秋》所载诸侯之葬，《左传》有传者二十三条，无传者六十五条。有不少情况是同在一年之中诸侯之卒、葬不止一起，《左传》有的作出补充，有的则阙而不录。
鲁公子、卿大夫之卒见于 《春秋》者，左氏也有传与不传之分，传者共十七条，不传者十三条。 《春秋》定公五年载：“六月丙申，季孙意如卒。”又载：“秋七月壬子，叔孙不敢卒。”《左传》传前者而不录后者。
它如鲁夫人出国往还，公族女子归于他国及其卒葬等，《左传》也往往不载。
关于自然方面的情况，如有年、大有年、饥、大饥、无冰、不雨、雨木冰、大雨雹、大无麦禾、火灾、地震、日食、螟、螽、多麋等，这些事都与国计民生有着重大关系，而《左传》大多不载，这一切都说明 《左传》用传法而非史笔。
（二）《左传》性质与编年形式之由来
以上我们根据史书著述的几条标准论证了 《左传》是传而不是史，这一点，从 《左传》内容及其编年形式之由来同样可以得到证明。
目前学术界对 《左传》性质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甲：认为它是一部独立的史学著作，这在前面已经提到。
乙：谓史、传参半。法国马伯乐说：“《左传》者，由二书参合以成者也。其一为史，其一为传。二者各有残缺，而缺处不同，其别甚显。”[19]他把 《左传》分为两半，一部分为传，一部分为史，他还具体指出 《左传》中有 “传缺者”和“史缺者”两种情况。
丙：《左传》为 《春秋》之传。蒋伯潜说：“三传皆 《春秋》之传，皆所以释经者也。而其所以释经者异：《公羊》、《谷梁》重在义例，《左传》重在事实。”[20]
第一种意见完全否定 《左传》为 《春秋》作传，与实际情况距离较远，事实上无法成立。第二种说法看到了传和史这两种成分在 《左传》中都不容忽视，但将两者完全分开则不可取，因为 《左传》毕竟是一个整体。第三种观点讲清了 《左传》以史解经的特点，最符合实际情况：《左传》所述在史而其用意仍在解经。用这一观点来看 《左传》，全书无不嚭然贯通。《左传》之编年形式与 《春秋》完全一致，实为作者排比史料以逐年解经之重要证据。
前面已经提到，《左传》中完全解经的有1300条，与经文关系密切的100余条，与经文联系不很直接的只有300条左右。如果将 《左传》中解经的部分去掉，那么，全书五分之四以上的条目将不复存在。
《左传》一年之中所有条目完全解经的情况有五十一年（一年内传文其他条目都解经，有个别条目虽与经文有关，但不是直接解释本年之经的情况不计在内，传中有解释 《春秋》“不书”之例的也不计入，如果这两种情况计算在内，则将远远超过此数），他们分别是：隐公二年、四年，桓公五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庄公元年、二年、三年、五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十二年、十五年、十七年、三十一年，僖公元年、十九年、二十一年、二十六年、二十九年、三十年，文公二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宣公元年、五年、九年、十年、十八年，襄公元年、六年、八年、十六年、十八年，昭公十年、十七年、三十年，定公元年、四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哀公二年、七年、十二年。《春秋》自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属辞比事全系解经的达五十一年，共占《春秋》时间跨度的五分之一以上。如庄公元年至十年中，《左传》完全解经的竟占了八年，如果将这些文字全部删去，《左传》编年的形式亦将不复存在。
当然，我们这里讨论 《左传》与 《春秋》的关系，只是为了说明《左传》成书之原因乃是传经而非作史，丝毫没有贬低它本身价值的意思。相反，我们认为，《左传》除在经学中当有一席之地外，在史学和文学两个领域也都应有它重要的地位。
三、《春秋》、《左传》不能割裂
桓谭云：“《左氏传》于 《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 《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21]
胡宁曰：“《左氏》释经虽简，而博通诸史，叙事尤详，能令百世之下，颇见本末，其有功于 《春秋》为多。”[22]
章太炎先生亦尝云：“信哉，《经》之与 《传》，犹衣服表里相持，去 《传》则 《经》为虎豹之鞹，与犬羊无异矣。”[23]
《左传》根据史实对 《春秋》作了大量的补充，不仅可以使人们获得对 《春秋》所载历史事件更加切实具体的了解，而且对读者加深理解 《春秋》设辞之苦心、褒贬之寓意亦大有裨益；而一部孤立的《春秋》却只能贻人以“断烂朝报”之讥。
《经》不能离 《传》，这一点不难理解。而为了进一步搞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明确 《左传》的性质，我们还必须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传》不能离 《经》。
左氏解经，不外乎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发凡起例，一是综述其事。《左传》凡例部分无法离开经文而独立存在，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 《左传》叙事部分同样必须附丽于经，却很少有人论及。
这里先举两个例子。
《左传》宣公五年：“冬，来，反马也。”
谁来？从哪国来？离开经文我们不得而知。
《左传》桓公五年：“仍叔之子，弱也。”
离开经文，我们简直不知所云。
《左传》有很多省略的现象，都是蒙经文而省，与 《春秋》合看无不晓畅明白，离开经文则百思不得其解。《左传》记事省略的情况非常普遍，这里无法一一列举，只能以诸侯会盟为例加以说明。
《春秋》载诸侯会盟之事甚多，对与会的国家及会盟的人物、时间记载都比较详细，而对会盟的过程则略而不载。《左传》正好相反：它对会盟的前因后果及经过始末载之甚详，而对参与会盟的人物、时间却大多省去不录。
杨伯峻先生曾举出 《左传》省略二例，并指出：“桓谭说，《经》不能离开 《左传》，其实， 《左传》也不能离开《春秋经》。”[24]这是很有价值的见解。会盟见于 《春秋》而《左传》记载有省略的情况，至少在一百五十例以上，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不同的类型。
（一）省月日
例一：
隐公二年 《经》：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传》：戎请盟。秋，盟于唐。复修戎好也。
例二：
隐公三年 《经》：冬十有二月，齐侯、郑伯盟于石门。
《传》：冬，齐、郑盟于石门，寻卢之盟也。
例三：
隐公六年 《经》：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
《传》：夏，盟于艾，始平于齐也。
例四：
隐公八年 《经》：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
《传》：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
例五：
隐公八年 《经》：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
《传》：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以成纪好也。
（二）省会盟之人
例一：
僖公三年 《经》：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
《传》：秋，会于阳谷，谋伐楚也。
例二：
僖公五年 《经》：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www.xing528.com)
《传》：会于首止，会王大子郑，谋宁周也。
例三：
僖公八年 《经》：八年春王正月，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盟于洮。郑伯乞盟。
《传》：八年春，盟于洮，谋王室也。郑伯乞盟，请服也。
例四：
僖公十三年 《经》：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咸。
《传》：夏，会于咸，淮夷病杞故，且谋王室也。
例五：
僖公二十八年 《经》：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传》：冬，会于温，讨不服也。
（三）会盟之人略称 “诸侯”
例一：
僖公六年 《经》：夏，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围新城。
《传》：夏，诸侯伐郑，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围新密，郑所以不时城也。
例二：
文公三年 《经》：三年春，王正月，叔孙得臣会晋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伐沈，沈溃。
《传》：三年春，庄叔会诸侯之师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溃，凡民逃其上曰溃，在上曰逃。
例三：
宣公十年 《经》：晋人、宋人、卫人、曹人伐郑。
《传》：诸侯之师伐郑，取成而还。
例四：
成公十七年 《经》：冬，公会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人伐郑。
《传》：冬，诸侯伐郑。十月庚午，围郑。楚公子申救郑，师于汝上。十一月，诸侯还。
例五：
襄公五年 《经》：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齐世子光救陈。
《传》：冬，诸侯戍陈。子囊伐陈。十一月甲午，会于城棣以救之。
（四）会盟之人部分省略
例一：
桓公十二年 《经》：秋七月丁亥，公会宋公、燕人，盟于谷丘。
《传》：秋，公及宋公盟于句渎之丘 （杜注：句渎之丘，即谷丘也）。
例二：
僖公二十一年 《经》：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
《传》：二十一年春，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曰：“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
例三：
文公二年 《经》：夏六月，公孙敖会宋公、陈侯、郑伯、晋士縠，盟于垂陇。
《传》：公未至。六月，穆伯会诸侯及晋司空士縠盟于垂陇，晋讨卫故也。书士縠，堪其事也。陈侯为卫请成于晋，执孔达以说。
例四：
宣公七年 《经》：冬，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于黑壤。
《传》：郑及晋平，公子宋之谋也。故相郑伯以会。冬，盟于黑壤。王叔桓公临之，以谋不睦。
例五：
成公十八年 《经》：十有二月，仲孙蔑会晋侯、宋公、卫侯、邾子、齐崔杼同盟于虚朾。
《传》：十二月，孟献子会于虚打。谋救宋也。宋人辞诸侯而请师以围彭城。孟献子请于诸侯而先归会葬。
（五）省月日及会盟之人
例一：
隐公六年 《经》：夏五月辛酉，公及齐侯盟于艾。
《传》：夏，盟于艾，始平于齐也。
例二：
桓公三年 《经》：三年春正月，公会齐侯于嬴。
《传》：会于嬴，成昏于齐也。
例三：
桓公十二年 《经》：夏六月壬寅，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传》：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例四：
庄公十六年 《经》：冬十有二月，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传》：冬，同盟于幽，郑成也。
例五：
襄公二十年 《经》：夏六月庚申，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渊。
《传》：夏，盟于澶渊，齐成故也。
另外，《左传》对经文无须补充的部分，常常全部略而不录。如 《经》载桓公十一年 “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公会宋公于夫钟”，“冬十有二月公会宋公于阚”等等，《左传》都不著一言。
诸侯之会，“无国不记”（《左传》僖公七年），而参与会盟的人物和时间，又是这类事件的主要内容，《左传》记载多所阙略，说明它不能离开 《春秋》而独立存在。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在指责 《左传》的缺陷，恰恰相反，这正是左氏解经的高明之处。 《左传》释经，或省略，或补充，都极有针对性，下面我们再举几个 《左传》对 《春秋》简略部分作出补充的例子。
例一：
文公七年 《经》：秋八月，公会诸侯、晋大夫盟于扈。
《传》：秋八月，齐侯、宋公、卫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会晋赵盾于扈，晋侯立故也。公后至，故不书所会。凡会诸侯，不书所会，后也。后至，不书其国，辟不敏也。
例二：
文公十五年 《经》：冬十有一月，诸侯盟于扈。
《传》：冬十一月，晋侯、宋公、卫侯、蔡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盟于扈，寻新城之盟，且谋伐齐也。⋯⋯书曰：“诸侯盟于扈”，无能为故也。凡诸侯会，公不与，不书，讳君恶也。与而不书，后也。
例三：
成公六年 《经》：卫孙良夫帅师侵宋。
《传》：三月，晋伯宗、夏阳说、卫孙良夫、宁相、郑人、伊、雒之戎、陆浑蛮氏侵宋，以其辞会也。
例四：
昭公九年 《经》：九年春，叔弓会楚子于陈。
《传》：九年春，叔弓、宋华亥、郑游吉、卫赵黡会楚子于陈。
例五：
哀公十年 《经》：公会吴伐齐。
《传》：公会吴子、邾子、郯子伐齐南鄙，师于鄎。
略 《春秋》之所详而详其所略，是 《左传》叙事的一大特点，这两个方面有时在一条传文中同时体现出来。如：
例一：
成公二年 《经》：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传》：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婴齐、蔡侯、许男、秦右大夫说、宋华元、陈公孙宁、卫孙良夫、郑公子去疾及齐国之大夫盟于蜀。卿不书，匮盟也。⋯⋯蔡侯、许男不书，乘楚车也，谓之失位。
例二：
成公十三年 《经》：夏五月，公自京师，遂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传》：公及诸侯朝王，遂从刘康公、成肃公会晋侯伐秦。
例三：
成公十六年 《经》：公会尹子、晋侯、齐国佐、邾人伐郑。
《传》：七月，公会尹武公及诸侯伐郑。⋯⋯戊午，郑子罕宵军之，宋、齐、卫皆失军。
例四：
昭公四年 《经》：秋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吴。
《传》：秋七月，楚子以诸侯伐吴。宋大子、郑伯先归。宋华费遂、郑大夫从。
例五：
昭公五年 《经》：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传》：冬十月，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以报棘、栎、麻之役。
《左传》对 《春秋》记载简略的部分作出大量的补充，是为了使人们更好地理解经文，而对经文记载较详的部分多所省略，则是为了避免重复，这一切都说明 《左传》之目的在于解经而叙事不过是一种手段。
《经》、《传》合璧，正好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反之，如《经》离开 《传》，固然有许多地方难于了解；而 《传》离开《经》，同样也有很多地方令人困惑不解，至于那些发明 《春秋》书法义理的部分，就更是无的放矢了。皮锡瑞云：“《春秋》是经，《左氏》是传，离之双美，合之两伤。”[25]梁启超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说，这几句话正可反其意而用之：《春秋》、《左传》两书，合之双美，离则两伤。
四、关于 《左传》作者
讨论 《左传》作者问题，似乎与 《左传》是否解经关系不大，但事实上这两个问题是不能分开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经于孔子，与王柏欲攻 《毛诗》，先攻《毛诗》不传于子夏，其智一也。”[26]
《左传》为左丘明所作，司马迁、刘向、刘歆、桓谭、班固以及魏晋学者都深信不疑，甚至对 《左传》有微辞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如后汉范升就说：“《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唐宋以后，有些学者看到 《左传》记载了战国时期的一些史实，赵匡、程颐、朱熹、郑樵等先后对左丘明作《左传》这一传统说法提出怀疑。他们的论据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今本 《左传》哀公十四年之后还有若干条传文，特别是悼公四年后记三家共灭知伯，称赵襄子之谥，襄子卒在获麟之后七十八年，因此不可能出自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之手。
第二，《左传》中有 “庶长”、“不更”、“腊”、“乘马”等词语，要到战国时才出现。
第三，《左传》有些预言要到战国时才应验。
第四，瑞典学者高本汉认为 《左传》采用的不是鲁语。
在这四点中，前三条实际上可归结为对 《左传》有些材料的理解问题。《左传》中有极少数文字为后人掺入，痕迹颇为明显，这一点为很多学者所公认。事实上，《公羊》、《谷梁》两传中也有后人增益的文字，我们不能根据少量后人附益的文字来判定作者生活的年代。而除此以外的大部分证据都在两可之间，很难有什么大的说服力。关于这四条论据，胡念贻先生作 《〈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用两万多字的篇幅逐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探讨，最后论定 “《左传》作于春秋末年”[27]。笔者基本同意他的论述，完全赞成他所作的结论。这里再作几点补充。
1.《左传》作者是鲁国人
《左传》叙事与 《春秋》一样，对鲁君都省称 “公”，在鲁大夫、夫人名字前也不冠以国名，写到鲁国常用 “我”作代称，记他国之人至鲁皆曰“来”。这些特点有的前人已经提到，但不具体。《左传》中以 “我”代称鲁国的情况共有47次，其中隐公时3次，桓公1次，庄公3次 （闵公无），僖公4次，文公6次，宣公1次，成公6次，襄公 17次 （昭公无），定公2次，哀公4次。《左传》称他国之人至鲁曰 “来”共182次，其中隐公12次，桓公10次，庄公11次，闵公2次，僖公13次，文公29次，宣公7次，成公29次，襄公34次，昭公23次，定公3次，哀公9次。鲁君省称 “公”，鲁人姓氏前不冠以国名的情况更多，这里不再列举。这些材料都表明作者是鲁国人，他写书时的立足点在鲁国。高本汉用了很大的力气研究 《左传》中出现的助词，指出有几种助词的用法与 《论语》、《孟子》不同，试图以此来证明作者不是鲁国人。且不说他的结论正确与否，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有两点不太可取：第一，《论语》、《孟子》是口语，《左传》多叙事之文，两者有一定的距离，不能作简单的比较。第二，《左传》载列国之事，记晋、楚诸国事尤详，它记言、记事都不可能纯用鲁语。
2.作者是鲁史官
左氏非常熟悉历史，《左传》不仅对经文作了大量的补充，还修正了 《春秋》记事的一些失误，这不需多举例子（参见下文）。
3.《左传》作者为左丘明
《论语·公冶长》称：“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唐代赵匡说：“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窃比于我老彭。’又说伯夷等六人，云： ‘我则异于是。’并非同时人也。邱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28]
赵氏此论，颇多臆测，未足信从。 《论语 ·述而》云：“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与孔子称道左丘明的情形颇相类似。
从 《春秋》、《左传》的实际情况来看，两书的作者也只能是同时并且关系非常密切的人。《左传》总结 《春秋》书法凡例的地方很多，这里先从 《左传》发明 《春秋》“不书”之例的角度来探讨两书作者之间的关系。《春秋》“不书”的事件，内容相当广泛，有鲁公即位，鲁大夫帅师筑城，筑城门，诸侯互相攻伐，鲁国发生自然灾害，改葬鲁公，其他国家君主至鲁会葬，鲁大夫参与盟会 （以上所举，均见 《左传》隐公元年）等。同属 《春秋》“不书”之列的同类事件，情况也相当复杂：鲁国参与盟会而 《春秋》不加载录，有的是因为“非公命” （隐公元年），有的是因为 “公不与” （文公十五年），鲁公参与盟会而不书，则是因为 “后”（文公十五年）。从时间上看，《左传》最早也较多阐释 《春秋》“不书”之例是在隐公元年，它距离 《左传》作者生活的年代有两百多年。作者面对时间古今悬隔而又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却能一一指出那些事件是当时曾经发生过而 《春秋》作者没有采录的，并能对 《春秋》不载的这些历史事件作出补充说明，甚至还能分别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一一揭示 《春秋》所以不书的原因，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左传》的作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手中握有孔子作 《春秋》时所用的蓝本，了解 《春秋》史料的取舍范围，另外，还必须对 《春秋》的体例了如指掌。这两个条件，如果不是与孔子同时并且关系亲密的人是很难具备的。
《严氏春秋》引 《观周篇》云：“孔子将修 《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 《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29]《汉书·艺文志》亦云，孔子 “与左丘明观其史记”而作 《春秋》。《论语》中孔子与左丘明同耻的言论，正好证明了他们两人志同道合，关系异常密切，宜乎刘歆云 “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诸儒莫能置对也。
《左传》作者深通 《春秋》书例，书中归纳 《春秋》凡例之处数以百计，而这些凡例的准确性，甚至远远超过了 《公羊》、《谷梁》。杨伯峻先生说，讲 《春秋》体例，“《公羊》、《谷梁》两传也偶有说得对的”[30]，而 “《左传》直接解释经文的话”，则 “基本上是必要的”[31]。《公》、《谷》两传出自孔门传授，《左传》居然能与它们鼎足而三，甚至超越于两传之上，这绝非出于偶然。《左传》中有五十次提及孔子，其中约有三十次引用孔子的话补充、解释经文。如僖公二十八年《经》书 “天王狩于河阳”。《左传》称：“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其他如文公二年论臧文仲三不仁三不知，宣公二年论赵盾、董狐，九年论泄冶谏陈灵公，成公二年论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十七年论鲍庄子不能卫其足，襄公二十三年论臧武仲不容于鲁，二十五年论文辞之功用，昭公五年论叔孙昭子，七年论补过，十二年论叔向、论楚灵王，十三年论子产相郑伯会盟，十七年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二十年论齐豹之盗、论虞人守官、论为政宽猛相济并称子产为古之遗爱，二十八年论魏子之忠义，二十九年论晋先亡，定公九年论赵氏世有乱，十年载夹谷之会孔子之言论，十五年论赐之多言，哀公十一年论汪锜可以无殇、论冉有用矛入齐师、论胡簋甲兵之事、论田赋，十二年论十二月螽，十四年论麟。孔子的这些言论都不见于 《公羊》、《谷梁》两传，它们有的被用来直接解释经文，有的可补经文之不足，从比较多的角度反映了孔子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和看法，也从多侧面展示了孔子的历史观，对于解释 《春秋》，无疑有着某种权威性。而这些材料为 《左传》作者所独有，正说明左氏与孔子的关系非常亲密。我们根据这些材料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左氏与孔子常常在一起讲论史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五月甲辰，晋赵武至于宋。丙午，郑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释文》引沈云：“举，谓记录之也。”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 （一说二十二年），至襄公二十七年不过六七岁，因此他不可能是在事件发生的当时令史官加以记录，而只能是后来他读到这些史料 （很可能是在作 《春秋》的时候），觉得文辞可观，于是让人记录下来。那么，他又是让谁来完成记录工作的呢？ 《左传》作者最知情，看来是非其人莫属了。这是左氏与孔子同时的一个有力佐证。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汉书·艺文志》亦云：“（孔子）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又，《艺文志》六艺略载录 《左氏传》三十卷，自注云：“左丘明，鲁太史。”
归纳 《史记》、《汉书》两家之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左氏即左丘明，鲁人，为鲁太史，他与孔子同时 （其卒当在孔子之后），因惧弟子失 《春秋》本意而为之传。验之以《左传》提供的有关资料，以上各点皆信而有征，《左传》为左丘明所作，应属可信。
[1] 《汉书·刘歆传》。
[2] 《后汉书·范升传》。
[3] 《晋书·王接传》。
[4] 赵光贤：《〈左传〉编撰考》（上），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古史考辨》。
[5] 杜预：《春秋序》。
[6] 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
[7] 刘逢禄：《箴膏肓评》。
[8] 刘师培：《左盦集》卷二。
[9] 皮锡瑞：《经学通论四·春秋》：“论公谷传义左氏传事其事亦有不可据者不得以亲见国史而尽信之”。
[10] 蒋伯潜：《十三经概论·春秋经传概论·左传与经有出入》。
[11] 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载《文史》第十一辑。
[12]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类·春秋左传正义》。
[13] 孔颖达：《春秋序》疏。
[14] 皮锡瑞：《经学通论四·春秋》：“论汉志春秋古经即左氏经左氏经长于二传亦有当分别观之者”。
[15] 刘逢禄：《箴膏肓评》。
[16] 皮锡瑞：《经学通论四·春秋》：“论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必欲强合为一反致信传疑经”。
[17] 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载《文史》第十一辑。
[18] 《国语·鲁语上》亦载其事，文与此略同。
[19] 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引。
[20] 蒋伯潜：《十三经概论·春秋经传概论·三传之释经》。
[21] 严可均：《全后汉文》辑桓谭《新论》。
[22] 《春秋传说汇纂》卷首“纲领”。
[23] 章太炎：《章氏丛书续编·春秋疑义答问》卷一。
[24]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
[25] 皮锡瑞：《经学通论四·春秋》：“论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必欲强合为一反致信传疑经”。
[26]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类·春秋左传正义》。
[27] 胡念贻：《〈左传〉的真伪和写作时代问题考辨》，载《文史》第十一辑。
[28] 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29] 孔颖达：《春秋序》疏引沈文阿《义疏》。文又见《经典释文序录》、《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严氏名彭祖，宣帝时博士，以治《公羊春秋》名家，见《汉书·儒林传》。所引《观周篇》之文，出《孔子家语》，不可能出自王肃的伪撰。
[30]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
[3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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